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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以“六和”开启中国伊斯兰教构建健康宗教关系之路 |端庄·学术

 作者:李林  来源:端庄文艺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4-07 19: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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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乃合

——以“六和”开启中国伊斯兰教构建健康宗教关系之路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并明确了宗教关系的内涵:“在我国,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健康宗教关系”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8年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促进宗教关系健康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伊斯兰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之一,在国家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等方面都有特殊作用。构建“健康宗教关系”,中国伊斯兰教责无旁贷。应从“六和”即心和、意和、政和、教和、身和、体和入手,处理好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等五种宗教关系。


一、以心和:政主教从、以教辅政,从前提上处理好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执政党与宗教的关系。


世界各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大致可归纳为:“政教合一”、“政教协约”、“政教分离”等数种模式。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比较特殊,属于“政主教从”,即宗教从属于国家,服从当权者的管理。“服从国家”,这是所有外来宗教进入本土化之路的必经一步。佛教是本土化最为成功的外来宗教,约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冲突集中体现在“沙门敬王之争”。几经冲突,在中国社会“政主教从”的现实面前,最终承认“不依国主 ,则法事难立,向政治权威妥协。早期道教的组织“方”和“治”,可“领户化民”,带有明显的政治与军事色彩,后来在中国特有的“普遍皇权”面前,只能“损之又损”,让渡世俗世界,退隐宗教世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同样面临过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紧张,但时间节点却不一致,伊斯兰教在蒙元时期,而基督教则在明末清初。其中关键在于,宗教信徒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之空前扩大,导致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张力加剧。


 时至今日,政主教从的传统仍具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乃是依靠“移殖”而非“宣教”。所谓“移殖”,特点有二。其一,伊斯兰教的“移殖”并非穆斯林有意对外宣教的结果,而是大食人来华贸易的自然结果。其二,伊斯兰教的“移殖”不是由于穆斯林的对外传教,而是穆斯林的信仰世袭。与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主要依靠外来传教士传教相比,伊斯兰教由“移殖”这个原初特征产生了一些派生特征,如“向内化”、“底层化”。表现为不主动向外传教,只在穆斯林内部流传。史学家陈垣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回教在中国不传教”、“回教不攻击儒教”是它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儒教或曰儒家学说,正是当时统治阶级赖以维系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社会“政主教从”的传统,来自政教双方的互动与共构,缺一不可。对“政主教从”传统的理解,往往只注意强调“政主”的一面,而对“教从”的一面重视不足。实际上,两者必须通过互动,方能共构,对彼此都有意义。就此而言,看似被动的“教从”亦有主动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如:以教辅政,以诚处世;以国法范行为,以礼法立私德;辅国保民,裕国裕民等。


有人提出,坚持无神论的政党与信仰有神论的宗教之间,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构成无法逾越的鸿沟,决定了两者的关系不可能和谐共存。然而,这种说法未能辩证地看待问题,只认识到了两者之异,而忽视了两者之同。无神论的信仰与有神论的信仰,同属信仰范畴。它们与物欲主义、道德沦丧、丧失信仰之间的差异更大,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仰,既包括无神论信仰,也包括有神论信仰。所谓信仰,意味着在人类视域所及之外永远都存在一个超越的领域。有神信仰、无神信仰的区别在于:有人认为,这个超越的领域存在于历史之中,以未来超越当下;也有人相信,此超越领域超出历史之外,以彼岸超越此世。但无论何种超越,此超越性本身却足以警醒世上人,重塑世界观。


二、以意和:教随人定、法顺时行,从认识上处理好国法与教法(教规)的关系。


教法的地位,通常由穆斯林在特定社会的身份确定,乃“教随人定”。教法的实行,根据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有所变通,有所损益,乃“法顺时行”。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的定位,实则与穆斯林群体的地位息息相关。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唐宋时期,它是化外之民的“习俗”;蒙元时期,它是管理穆斯林臣民的一套“通制”;明清以来,它是作为与儒家之礼相通的“礼法”。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期,它逐渐发展为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与习惯。这些变化与穆斯林从“化外之人”演变为“化内臣民”,乃至“国家公民”的历程相一致。


自2015年开始,国家宗教局推出“国法与教规”专题讨论。这一议题的推出,除了希望将国法与教规“衔接”起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以外,其深层含义还包括:宗教信仰者应正确认识教法与国法的关系,等等。实际上,是对国法与教规(教法)关系提出了与时代相应的更高要求,包括:要维护国法权威,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当教规与国法不一致时,要服从国家法律法规。


这个新的更高要求可概括为“双重遵守”,即不仅要遵守教规教义,更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对中国穆斯林而言,不仅要遵从教法,活出穆斯林应有模样;更应遵纪守法,做好中国公民。政主教从的传统下,政治权威和宗教信仰通过互动,共构关系。政可主教,教亦辅政。在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伊斯兰宗教信仰与功修的社会定位乃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部分公民的宗教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


三、以政和:教非国教、政教分离,从组织上处理好社会与宗教的关系


目前社会上关于伊斯兰教的疑问,多集中于世俗化。由于对何谓“世俗化”缺乏明确的定义,有人将“世俗化”等同于“非宗教化”,而宗教则又被定性为“非世俗”。这样一来,必然陷入了自我循环的泥潭。因此,对何谓“世俗化”必须做出明确的定义。关于“世俗化”的定义不胜枚举,但一般认为,其基本含义包括政教分离。


习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对何为政教分离,理解不一。有人认为,政教分离意味着政治组织与宗教组织的分立,还有人认为,政治分离等同于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对立。事实上,政教分离的核心动力来自“非国教化”,即政府不支持特定宗教或教派,同时宗教不可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公共领域。


在正统的伊斯兰教义学里,成为穆斯林的必要条件包括:(1)内心承认、(2)口舌招认(3)身体力行(此第三条是否属必须条件,各教义学派尚存争议)。而宗教极端主义则蛊惑,顺从真主不仅包括上述三点,还包括“建立伊斯兰国家”这项政治要求。似乎建立伊斯兰国家,是成为穆斯林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无论何时何地,穆斯林都可以实践信仰,而不以是否身处伊斯兰国家为标准。宗教极端主义所谓“建立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绝非实践信仰的必要条件。


2017年正值欧洲宗教改革500周年。伊斯兰教是否可能出现一场类似的宗教改革呢?这个话题,举世关注。欧洲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在于启动了“反对国教”的程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反对罗马教廷,到反对宗教改革者主张的“国家教会”,直至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分立)”。因此,如果说,伊斯兰教需要一场类似的宗教改革的话,那么,这场改革的目标首先应设定为——为伊斯兰教“减负”,减去与其宗教主旨无关的某些政治内容。


伊斯兰教在中国从来都不是“国教”。“教非国教”,这是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历经千年形成的根本传统。同时,中国伊斯兰传统的“非国教”本土经验,亦具普遍意义,可为身处现代民族国家的其他穆斯林社会提供借鉴。宗教在社会中的定位,并非宗教本身决定,而是与国家等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关系密切。现代民族国家,“教非国教、政教分离”是大势所趋。因此,唯有树立“非国教的伊斯兰教”观念,方能理顺教团与社团、社区与社会的关系,还宗教以本来面目,进而促使我国伊斯兰教扎根中国社会,成为服务社会、建设社会、回报社会的一支积极力量。


四、以教和:普遍与特殊、源与流、初传与回传,从根本上处理好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


对中国伊斯兰教而言,处理好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并非泛指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其他宗教的关系,而是主要指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其他地方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可细分为以下三组关系,包括:


(1)普遍与特殊、普世与地方的问题。伊斯兰教先天内蕴着普世性与地方性的辩证关系。伊斯兰教是普世性的宗教,其普世性唯有通过地方性方能实现。普世性的伊斯兰信仰通过地方化的伊斯兰传统表现出来,这是世界各地伊斯兰教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一家独然。伊斯兰教是普世性宗教,其普世性必须经由特殊性方能落实,乃一中见多,多中蕴一。


(2)源与流、起源与发展的问题。中国伊斯兰教的起源与发展的关系。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但在中国开花、结果,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交融会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伊斯兰传统”。在宗教传承、宗教义理、宗教制度、宗教文化、宗教教育等方面都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早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人认为,伊斯兰教初兴于阿拉伯半岛,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对阿拉伯世界之伊斯兰教,必然亦步亦趋,奉为正统,尊若神明。实属言过其实。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当然怀念、向往伊斯兰教兴起之初的“黄金时代”,然而,逝者如斯,往不可追,今日阿拉伯半岛之伊斯兰教,远非昔日。反因沧桑动荡,颇多缺憾,理想中的伊斯兰教原貌并未保存下来。


中国穆斯林先辈从未将中国伊斯兰教视为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分支。伊斯兰教五功,堪称伊斯兰教“五大支柱”。凡具备条件的男女穆斯林一生皆应赴麦加朝觐一次。但古时交通不便,旅途艰难,有能力去麦加朝觐天房的穆斯林万中无一,怎么办?有种观点,从遵守儒家孝道,而提出变通之法:天房遐而父母近,孝敬父母,亦可视为完结先天之约。


(3)初传与回传、被影响与去影响的关系。在新时代,应大力弘扬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接续回儒传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成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深度融合。向世界推出独树一帜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化“被影响”为“去影响”。中国伊斯兰传统融会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之长,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不仅应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有责任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以中国伊斯兰传统具有普遍意义的本土经验,引领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潮流。


五、以身和:三教会通、五教同光,从格局上处理好国内不同宗教的关系。


中国宗教格局,传统上有“三教”之说。然“三教”亦可做内外之分。所谓“内三教”,即儒释道,其标志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外三教”,即佛基伊,因其皆由外部传入,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步实现由外而内的转化。中国传统社会在处理不同宗教关系方面独树一帜,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多元互补:出现了所谓“三教会通”、“三教融合”、“三教互补”之说。不仅将儒释道三种宗教融为一炉,而且认为它们的社会作用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


2、多元一体: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序言里,提出“权舆三教,钤键九流”的说法,认为《周易》足以包罗万象,囊括思想。大儒王阳明将儒释道比作“一厅三间”:“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二氏之用,皆我之用”。


3、多元一致: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应有四家。在儒释道三家之外,还有“仙学”一家。实际上,各大宗教都有各自一套修身养命的功夫。“仙学”一说,可谓将道教的一技之长提升到普遍意义层面。照此推论,各大宗教皆可做出类似概括,由自身的某种特长,发展出各大宗教皆有的普遍特征,比如:释教以悟,儒家以礼,道教以仙,回教以信,耶教以爱。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局限于“儒释道”三家,还应包括:以“回”为标志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以“耶”为标志的中国化基督教,进而开创我国宗教以“儒释道回耶”五教同光、五教共辉为特点的新时代宗教格局与宗教关系。


六、以体和:天道人道、敬近合之,从文化上处理好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


中国穆斯林与包括宗教徒在内的其他群体,生活在同一社会,一致遵守国家法律,同呼吸共命运,构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个宗教多元共存,但又自成一家。传统上,在思想层面,强调“隔教不隔理”。在日常交往中,则是“隔教不隔人”。


在春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庆里,我国穆斯林因信仰与风俗不同,没有形成一套完整庆祝习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信教群众在现实生活中,与过春节的不信教群体互不往来,隔阂对立。实际上,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不仅相互祝福,而且共享传统佳节带来的祥和团圆。


在桂林等地,回族形成了在春节守岁的习俗;宁夏的穆斯林则将春节理解为一个象征着团圆团聚的节日;而在陕西西安、新疆昌吉等地,春节虽然不是回民的传统节日,但回族美食却是当地老百姓过春节必备的。可以说,绝大部分穆斯林群众实际上早已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春节团圆喜庆的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节日,最近似乎演变为一个影响群众关系的“公共话题”,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争论不断。对此,我们主张,不能简单将差异视为消极,而是应认识到“不同”有其积极一面。求同存异,可以成为处理好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关系的最佳时机。风俗习惯,虽然司空见惯,但真正处理好,则需要文化阐释和理论高度。


以春节为例,春节来自中国传统历法,古尔邦节源于伊斯兰教宗教文化。一遵天时,一守天命。天时天命之别不可谓之小矣。但如何使各个民族丰富多样的传统相融会通,实现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多元一体,这是时代提出的问题。天时天命固然有别,然而分别之心,隔绝之意,当不可有。如何有差别而不分别,进而睦兄弟、合上下?须从“近”、“敬”二字入手,方能打通天时与天命。风俗有别,当首尽近人之谊,次论风俗之殊。礼敬之仪有别,然恭敬之意无二。众教所以相通者,诚敬而已。敬天拜主之礼有别,然一乎于敬。


总之,通过心和、意和、政和、教和、身和、体和等“六和”,处理好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宗教关系,为我国伊斯兰教开启构建健康宗教关系的和合之路。这一由和谐到和合的过程,即本文标题所说的“六和乃合”。


(本文由作者授权端庄刊发,原发表于《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43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