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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一号”与“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何国卫  来源:中国船检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11-19 20: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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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沉没的海上商船,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证。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有陆上和海上两条不同的路线,故有“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分(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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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汉代,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见于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在汉武帝时期中国船舶装载各种丝绸织物沿印度半岛远洋航海进行海外贸易活动,这条航路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记录。


古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佐证


海上丝绸之路是由物资、船舶、航海、港口和贸易五大要素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物资是基础,船舶是载体,航海是手段,港口是节点,贸易是目的。


海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载体,海船装载贸易货物航行在海上丝绸之路,沿各港口进行贸易活动,所以,海上古沉船的发现考古,使沉船时期的造船技术、航海水平、航线航路、货物贸易活动以及随之产生的人文交流都得以真实地展示,所以海上古沉船必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水下考古已发现许多中国的海上古沉船,大部分集中在宋、元、明时期,最为主要的有泉州湾宋代海船、宁波宋代海船、“南海一号”宋代海船、“华光礁1号”宋代海船、韩国新安出土的中国元代海船、浙江象山明代海船、汕头“南澳1号”明代海船和山东蓬莱1号、明代海船等8艘海上沉船。这些沉船都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水密舱壁结构,考古发掘中都有中国瓷器的发现,表明它们都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载体,其中“南海一号”乃是众多沉船中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载货最多的远洋贸易商船。


从“南海一号”沉船的体形、结构、建造工艺和用材等方面的先进造船技术特点的综合观察,不难判断出“南海一号”是我国古代的“福船”类型。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福船”实物,尽管船型分类“福船”的称谓始于明代,福船应该在宋代已经基本成型。


“南海一号”船载文物考古


“南海一号”船载文物主要是货物,船货又以瓷器和铁器为主,已发掘出土了近20000余套文物,其中有近19000余套是瓷器,随着发掘清理的深入,出土文物的数量不断地增加,截至2019年3月,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发掘出超过14万件各类船载文物。(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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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瓷器外,还有大量的金器、银器、铜钱等贵重物品,还发现了总重量达到100吨的铁锅、铁锭、铁条……,(图3)200多年后麦哲伦环球航行所用的船只,载重量也不过100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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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半年的持续清理发掘,各种新的发现不断增加,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南海一号”保护发掘项目领队孙健于2019年9月7日在中央电视1台《开讲了》栏目的演讲中说到:已“共十八万多件”“铁器130多吨”“近两百枚的银锭”。


瓷器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货物,“南海一号”的船货以陶瓷器数量最大。船载出口瓷器展现了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盛况。


船载瓷器虽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但它们都是具有盛放、存贮功能的日常生活器具,基本上都产自中国南方地区的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磁灶窑、义窑、罗东窑等窑口,尤以青白瓷和青瓷为多,并有一定数量的绿釉、黑釉和酱褐釉陶瓷产品。


景德镇窑以花口或芒口碗、花口盘和瓷盒为常见的青白瓷器,胎白壁薄,器物内部装饰印花或者刻画的叶脉、团花、婴戏等纹饰,非常精美;龙泉窑的青瓷在船货中占比较大,器类简单,主要是葵口或者菊瓣纹碗,也有一些盘和小碟等,流行刻画的莲花、荷叶纹或篦划纹装饰,简练生动;德化窑的青白瓷器类型最丰富,多装饰印花花卉纹。磁灶窑的陶瓷器包括酱釉、绿釉、黑釉和青釉等不同类型。部分绿釉瓷器的造型和纹饰模仿金属制品,显然是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


目前,对这些船货的组合、产地、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认识有待深入研究。


“南海一号”货物装载考古


“船内各舱室之间的船载货物品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船货构成较为丰富”。


“南海一号”的货物及其装载特点不仅在于载量大,还体现在满、实、重上,就是说,“南海一号”是满实地装载着重货出航。在沉船发掘现场观察到:货物装得满满的,几乎装到快近甲板了,连两边狭小的尾尖舱里也装满了瓷器(图4);装载中是尽了最大的可能去装载货物,货物塞得紧紧的,尽量不浪费每一个空间;装载的货物以沉重的瓷器为主,还有比瓷器更重的铁器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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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船船舱货物的装载完全可以用装得密密麻麻来形容,货物的装载不仅由横向水密舱壁分成各载货区域,还采用了纵向隔板和水平隔板分隔货物,这是第一次在古沉船上的重要发现。有的舱室又用薄隔板沿平行于船体轴线的方向分割成左、中、右3个小隔舱。除船艏的舱室暂未发现船货外,其他各舱室内均装载有大量货物。


“南海一号”的船货装载有一定空间规律,如瓷器类船货均置放在船舱之中,铁器一般放置在甲板上以及部分船舱的上部,漆木器、小件金属器、钱币和朱砂等的散落空间,显示其原来装载于木船中后部或者船体上层建筑之中。


为有效利用空间和保障货物安全,船货的包装方式也颇为讲究,如瓷碗多以10或20件为一组,器物间隔垫草叶或秸秆,其外再以薄木板条或竹木条、竹篾捆扎;大型陶瓷容器往往装满了小件器物,形成“大套小”的包装;铁锅5口或10口为一组用竹篾和藤条打结成圆圈垫隔,成组捆扎后倒扣或侧向成摞码放;铁钉则根据长短大小,20或35枚尖端交错放好,然后以竹篾和藤条捆扎;漆器则采用竹篾、棕榈叶等编织的竹箧笥、草叶篮子等装置。“南海一号”沉船的中后部,发现竹篾编织的竹篮、竹笼、竹箧笥,里面套装有瓷罐、银铤、漆木器等。


瓷器是易碎货物,它是用稻草绳等捆扎叠合码放的,捆扎件的相互之间必有较大的空隙,尤其是坛坛罐罐的陶器之间的空隙更大,货物的包装直接影响到货物的积载。因此,“对瓷器的捆包,随瓷器种类和形制及大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以成摞为单位包装,器物之间往往垫隔草叶或秸秆,外表有用薄木板条和竹条、竹篾结合捆扎包装”。“沉船中后部发现有用竹篾编织竹篮、竹笼、竹箱、竹篋筒套装瓷罐、银碇、漆木器等船载物品的包装痕迹”。 


“船载货物中利用大容量器物套装多件小型器物的‘大套小’套装现象较为普遍,这种装货方式主要表现在陶瓷器货物的包装方面”。“在沉船内外发现较多白釉喇叭口小瓶均匀搭接成组码放的包装和装货工艺”。“一些不同质地的器物,存在一定的组合盛装现象”。


这座海底沉默八百年的沉船满载数万件珍贵器物,都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市场翘首期盼的货物,瓷器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的出口货物,“这条船在装载运输过程中,是尽了最大的可能去装载货物的,尽量不浪费每一个空间,这种情况也说明海外贸易的繁盛和海外贸易的利润之高……”。


船载瓷器货物的包装和存放方式是非常有价值的和有趣的考古课题,“南海一号”为研究提供了实证的材料,实为难得。


“南海一号”一直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据前所述,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位似乎是不够的了,应该说,“南海一号”不仅是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而且还是一艘船载物数量最多、品种最齐、装船最满、最能展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海上沉船,所以称“南海一号”是我国古代海上沉船的一颗海上明珠绝不为过。


“南海一号”与南宋海上丝绸之路


“南海一号”考古发掘的已知信息,清楚明白地展现了“南海一号”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五大要素紧密关联以及伴随着的人文交流,进而得出“南海一号”考古为南宋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重要佐证的结论。


1、“南海一号”的载货、出港、航线表明了海外贸易的目的


“南海一号”满载瓷器扬帆远航,充分表明了“南海一号”以中国瓷器为主要货物的海外贸易的目的。


从“南海一号”的船体结构和船货中瓷器情况分析,该船极大可能是从泉州港始发。据《诸蕃志》《岭外代答》等文献记载,南宋时期与泉州进行贸易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多达50余个,范围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沿海。这些地区都有可能是“南海一号”的潜在目的地,而对沉船上那些域外风格金器的产地研究或许能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


从目前清理出的瓷器来看,品种极为丰富,超过30多种,包括了福建德化、福建磁灶、浙江龙泉和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名窑的瓷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于福建泉州的德化窑和磁灶窑。据估计,德化窑的瓷器数量约占五分之一,且大多数可以鉴定为国家一级和二级文物。德化位于福建省中部,泉州市的西北部,制瓷业历史悠久,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有不少专家认为,“南海一号”应该是出发自刺桐港,即今天的泉州港。当然,也有可能初阳于广州。


在世界各地打捞的各个时期的古代沉船中,大多都有德化瓷倩影,如泉州湾后渚港的宋代沉船,南海的“哥德马尔森”号沉船,“南澳一号”明代沉船,韩国新安的南宋沉船,瑞典的“哥德堡”号沉船等。这些都体现出德化瓷在中国瓷器发展史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上所具有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载“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可知宋代海商有利用季风航行的习惯,由此推断沉没的具体时段有可能是东北季风盛行的年末。这与“南海一号”的航时航线也是相符的,是当时航海水平的真实反映。


2、船舶和航海是“南海一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


中国在宋元明时期的船舶和航海技术已高度完善、发展和成熟,从出土沉船和史料记载得到了证明,例如,水密舱壁、硬帆、平衡帆、平衡舵、升降舵等。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显示了其尖底、吃水深的适于航海的船型以及它的多重板船壳结构凸显造船工艺的先进等。宁波出土宋船装有“比国外大约要早七百年”对航海的贡献不可低估的舭龙骨(即减摇龙骨)。


宋元时期的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航迹推算成就了跨洋航海的实现,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水浮法的出现,为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成书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的《萍洲可谈》记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 这是中国利用指南针进行海上导航的最早文字记载,也是天文导航与地文导航配合的生动描述。


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叙述性的航路指南和航用海图。对海洋季风、潮汐规律的掌握和应用已很成熟。针对斜侧风的船舶操帆技术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准。


明代航船遇到正逆风时,已经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转动船帆和操舵相结合走“之”字形的打戗驶风技术。成书于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由茅元仪撰的《武备志》就记有“沙船能调戗使斗风” 的明确记载。


十五世纪明初永乐三年开始历时28年的郑和七下西洋航海壮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鼎极时期的表征。


可见,“南海一号”具备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的船舶和航海技术是不用质疑的。


3、人文交流得到充分反映


海外的贸易活动必将促进中国与海外的人文交流,更何况海外商人也来中国贸易,有的或是乘坐中国海船来的,所以贸易也是双向的。“南海一号”所带来的中外人文交流是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海洋文明的交流一定是历史发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样的交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南宋初年,就有海外商人乘着中国的福船运来了南亚、中东等地的香料、毛织品、玻璃器皿和象牙等珍贵货物,来到“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这一中国商品的集中地销售并大量地采买他们所喜爱的中国瓷器、丝绸,以及茶叶、漆器、铜铁制品等物。在多年的国际贸易中赚得满盆满钵富的流油。


“《宋会要辑稿·职官·市舶司》中明确记载的海外诸国向中国输入的金属货物,包括金、金箔、夹杂金、银、银子……”。而“南海一号”“集中出土一批金器,均为首饰、配饰类,出土的数量之多、形制之繁、制作之精、造型之独特则为南宋时期考古材料迄今为止所仅见”,其中一条金链状腰饰“共发现8件残段。”“目前发现的全部断链总长130.1厘米”。(图5)这些出土的金器反映了海外风格,可见海外商人身上佩戴的项链、耳环、戒指、臂钏、胸饰等黄金饰品无不显示着他雄厚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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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商人和居民所喜爱的中国瓷器等物,它们既有浓厚“中国风”韵味的流行新款式,也有应外商要求而制造的南亚、西亚风格特别定制款式。


“南海一号”所出德化瓷多器形别致,与中国传统瓷器器形、纹饰等区别较大,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为南宋时期“来样定做”的外销瓷。早在一千多年前,德化窑就已经生产专为满足国外买家需求的“定制款”外销瓷。如葵口折沿碟主要面向阿拉伯国家的客户需求,“南海一号”的德化瓷,成为宋代德化外销瓷兴盛的重要见证。


如上所述,“南海一号”是中国船民驾驶的中国海船,装载着中国瓷器为最主要的货物由泉州或广州港出航,运用了当时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并依靠高超的航海水平,扬帆远航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等地进行贸易活动,促进了中外人文交流。总之,“南海一号”考古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