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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风过此”并非“王三保”

 作者:佚名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7-08-25 13:28:47

《“因风过此”并非“王三保”》目录:

一、负责下西洋前期筹备的奉旨差官是郑和

二、明清超多重要证据证明“出使水程”是郑和

三、史料证明三次登陆台湾的是郑和

四、诏索郑和出使水程

㈠考析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郑和出使水程

㈡考析项德桢《项襄毅公年谱》中“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

五、诸多史籍否定“王三保

㈠《蒋志》也疑惑“王三保”

㈡《前闻记》铁证:宣德间”绝无“因风过此

㈢《闽游偶记》载:郑和……因风过此

㈣《褔建通志》否定《台湾府志》“王三保”

㈤《台湾府志》三次续修“作郑和”

㈥《重修凤山县志》与《凤山县采访册志》“作郑和”

㈦《台湾割据志》“作王三保者误矣”

㈧《台游日记》载:王三保……乃郑和,非王姓

六、简析台湾史籍中的“太监王三保”

㈠台湾“王船祭”与“崇王”情节

台湾方言:“太监王——三保”

 

摘要:郑和登陆台湾的事迹与传说,由于史籍中多有时间、地点、人名被误记或张冠李戴;也由于台湾与大陆方言习俗有差异等,故使得一个原本发生过、事实也存在的历史事件,因其误记或张冠李戴,从而变得“不可信”或“不存在”了。例如,兵部尚书项忠奉诏向职方主事刘大夏索要“郑和出使水程”资料一事,《殊域周咨录》说是“郑和(马三保)”;《项襄毅公年谱》则说是“王三保”,二者究竟是谁?大陆史籍中的这种“二元论”,也直接导致台湾“因风过此”、“采药植姜”等随之出现了“二元论”。这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困惑着两岸史学家

关于“诏索郑和出使水程”,究竟是“郑和出使水程还是“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一味地争辩“姓郑”还是“姓王”,或者简单论断孰是孰非,这都是片面和不客观的;同时也无法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因此,从历史的发端伊始寻找证据,用抽丝剥茧的方法甄别史料,应当是比较客观求实的方法。经过对明清史籍的反复查阅,有22部著作对“出使水程”作了记载,其中明代15部,清代7部;记载“王三保(宝)”的有13部,记载“郑和(三保)”的有8部,记载“中贵”的有1部。

针对22部史籍的作者,依据密切程度、相距时间、著作属性、资料来源、个人诚信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评”后,唯《殊域周咨录》作者严从简与《项襄毅公年谱》作者项德桢为胜出者。两人最大特点是:前者在一个直接掌管“下西洋水程”的部门里任职,占据着“官方文牍”的绝对优势,并具有“职业创作”的性质——“系官行人司时所撰”,真实可信度最高。后者为“诏索郑和出使水程”项忠之后裔,属“直系血缘”关系,但在撰写《项襄毅公年谱》之年(明万历廿四年),依旧未接触到“藏于库中”的第一手资料——“署中牍”,于是就出现了“查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之误。

查阅史籍可知,康熙廿七年,蒋毓英虽然较早地记述了“王三保……因风过此”,但未必就是认同。继蒋氏初修51年(乾隆五年,续修者刘良璧、余文仪、范咸便在各自的版本里做了“《通志》作郑和”之标注;稍后于“三志”,《重修凤山县志》与《凤山县采访册志》也做了《通志》作郑和”之标注。康熙五十二年吴桭臣《闽游偶记》详细记述了郑和……因风过此”。道光年间,福建陈寿祺、魏敬中在《重纂福建通志》里直接将“王三保舟下西洋”改为了“郑和舟下西洋”;日本历史学家与医学家川口长孺,在《台湾割据志》中也明确指出了“作王三保者误矣”。光绪年间蒋师辙在台游日记里,“排他性”地指出了王三保……乃郑和,非王姓”。这一切都说明,史学界很早就已经在否定“王三保出使水程”。

考析数百年前大陆与台湾的“太监王三保”之称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大陆及部分东南亚地区的断句习惯是“太监——王三保”,其词组是由“太监”(官职)和“王三保”(人名)两部分组成,明确是指王景弘;而台湾地区的断句习惯则是“太监王——三保”,其词组是由“太监王”(官职与尊称)和“三保”(人名)两部分组成,所指的是郑和。简言之,将下西洋(抵达台湾)的钦差大臣、正使太监郑和视“为天神”降临,尊以“太监王”相称,其实就是太监中最高长官称为——“太监之王”。“太监王”之称,既是郑和抵达台湾时的身份地位(钦差总兵、使者、内官监主管)的体现,同时也是当地方言的一种尊称。概其“太监王——三保”混作“太监——王三保”之误,乃是后人将(特定地区)官职尊称之“王”与姓氏(普通地区)之“王”混淆所致,正所谓王三保……非王姓”,“此王非彼王”也。

 

关键词郑和 王三保 登陆台湾 考析

 

“因风过此”并非“王三保”

乌鲁木齐铁路局退休职工 魏德新

郑和登陆台湾的事迹与传说,由于史籍中多有时间、地点、人名被误记或张冠李戴;也由于台湾与大陆方言习俗有差异等,故使得一个原本发生过、事实也存在的历史事件,因其误记或张冠李戴,从而变得“不可信”或“不存在”了。例如,兵部尚书项忠奉诏向职方主事刘大夏索要“郑和出使水程”资料一事,《殊域周咨录》说是“郑和(马三保)”;《项襄毅公年谱》则说是“王三保”,二者究竟是谁?大陆史籍中的这种“二元论”,也直接导致台湾“因风过此”、“采药植姜”等随之出现了“二元论”。这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困惑着两岸史学家所记各有不同,究为郑和抑为王三保,亦在未定之天”(张炳楠监修、李汝和主修:《重修台湾省通志·卷首下·大事记》,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中华民国五十七年[1968]六月卅日出版)如是,即为本文渴望释疑的问题。

就其上述这些疑惑,本文试图在先贤前辈已有的基础上补漏拾遗,添一砖半瓦。总其方法要旨为:尽可能多地检索阅读史料文献、对比分析后缕出相互间的差异、追本穷源找出事实真相;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点滴可取;不求锦上添花,只求抛砖引玉。更赘一句:愚对文仅为业余嗜好,故错谬荒唐处,望专家前辈见笑不见怪,不吝批评指教。

一、负责下西洋前期筹备的奉旨差官是郑和

朱棣夺位登基,除忧虑“南倭北虏”的腹背之患外,其最大心病隐痛莫过于纠结君权之“合法性”。因此,做一番“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张廷玉《明史》本纪第七·成祖三)的大事业,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无疑就成了头等大事。下西洋这等惊天大举,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这是朱棣处心积虑、酝酿已久的宏图大略。其勃勃雄心,他在建文四年(1402)九月颁布的“即位诏”里,就已经初露倪端。次年初,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实际操作,如派遣郑和、李兴(恺)、杨敏等人“前往东西洋等处勘验水程、校正海路、测绘海图;又在前往暹罗的同时,命福建、江浙、湖广、江西等地建造(改装)海船525艘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组合拳”,便是郑和下西洋的“热身海活动”。当然,永乐二年四月突发的倭寇入侵事件,的确是一个天赐良机,它使得郑和下西洋前期筹备提速进入了“实战演练”阶段。

在以下图表中,例析的重要事件为:勘验水程”、出使暹罗”、“奉敕招讨”、“路经台湾”。通过梳理这些重要事件可以看出,明代诸多的史籍都共同记载了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早在“下西洋”之前,郑和就已经是朱棣委任的“奉旨差官”(招讨使):

郑和下西洋之前动态一览表

序号

事件

时代

作者

书名

出处

发生年代

 

记载内容

1

出使

暹罗

 

林霈

敕封天后志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20页

 

 

 

 

 

 

 

 

 

 

 

 

 

 

1403

永乐元年差太监郑和等往暹罗国,至广州大星洋,遭风将覆,舟人请祷于神……

 

 

 

 

 

 

2

 

 

 

 

 

 

 

勘验

水程

 

 

 

 

 

 

 

 

 

 

 

 

 

 

郭氏

泉州《石湖郭氏针录簿》

海路针经,下册,第816页

永乐元年,钦差杨敏、李崔、郑和等,出使异域,奉旨前往东西二洋各处地方巡视海宇,经开御库,取出先朝遗书,依法而用。奈因古籍年久损坏,故复重整山形水势,各处澳……

泉州白崎郭氏《乘舟必览》

海路针经,下册,第1097页

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季(李恺、杨)敏等出使异域,川往东西二洋等处开输系政,牵星图样,山屿海岛,及水势深浅,日夜研究,以为往来之径,不致有误也。

海底簿

庄为玑《古刺桐港》上册,第80页

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出使异域,前往东西洋等处……务要选取山形水势,日夜不致误也。


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

福建集美航海学校收藏手抄本

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恺、杨敏等,出使异域,弓往东西二洋等处……务要选取能识山形水势,日夜无歧误也。

 

 

 

 

 

 

 

 

 

 

 

 

 

 

 

3

 

 

 

 

 

 

 

 

 

 

 

 

 

 

 

奉敕招讨

 

 

 

 

 

 

 

 

 

 

 

 

 

 

 

陈子龙

皇明经世文编

卷之三百三十二·倭志

永乐初太监郑和等赉赏谕诸海国、日本首先归附诏厚赉之。封其镇山。赐勘合百道。与之期。期十年一贡。

胡宗宪

筹海图编

 

经略二·卷十二·降宣谕

水乐初、命太监郑和等招抚诸番,日本独先纳贡,并擒献犯边贼二十余人,就命来使治以其国之法于邺地,令一人执炊,一人上,尽行蒸杀。

王宗载

四夷馆考

日本·之上,东方学会印本,第36页

靖难后,太监郑和等率舟师下西洋,日本遣人来贡,并擒献犯边贼二十余人使还,即付使人治之,缚置甑中蒸死。

张时彻

嘉靖《宁波府志》

卷二十二·海防

 

 

 

 

 

 

1404

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飞兴死之。寻寇苏淞诸处。是年,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招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犯边倭贼二十余人。

郑舜功

 

日本一鉴

 

穷河话海·卷六·流捕

永乐甲申(永乐二年),倭寇直隶、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郑和往谕日本王。

穷河话海·卷九·接使

永乐甲申(永乐二年),中官郑和使日本,惟时倭寇浙江、直隶地方,故遣郑和奉敕讨贼。

胡宗宪

 

筹海图编

卷六·苏松常镇

永乐二年四月,对马(壹)岐倭寇苏松。贼掠浙江穿山而来,转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

冯应京

皇明经世实用编


永乐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

王稗登

客越志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第484页

桃花渡为永乐中太监三保奴出西洋处……上铸三保名。

 

 

 

傅维鳞

明书

卷七十二

 

 

 

 

 

 

 

1404

永乐二年,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乃絷其渠魁以献。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续修四库全书·九边四夷·第596册

 

永乐二年……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招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犯边倭贼二十余人(倭贼即治以彼国之法,尽蒸杀之,时铜甑犹存,炉灶遗趾在芦头堰)。

 

 

 

 

 

 

4

 

 

 

 

 

 

路经

台湾

 

 

 

 

陈第

东番记

闵海赠言·卷二

永乐初,郑内监航海谕诸夷,独远窜不听约,于是家贻一铜铃,使颈之盖狗之也,至今犹传为宝。

张时彻

宁波府志

海防书·卷廿二

初,和入台,舟泊赤嵌,取水大井。赤嵌番社名,为今台南府治,其井尚存。

张燮

东西洋考

卷四

永乐初,郑中贵航海谕诸夷,东番独远窜不听约,家贻一铜铃……

 

 

 

万斯同

明史稿

卷三百二

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远避不至……家贻一铜铃……

王必昌

重修台湾县志

卷一•疆域志•沿革

中官郑和偏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远避不至……家贻一铜铃……

吴桭臣

闽游偶记

卷六

1407

郑和……因风过此。

近代

连横

台湾通史

卷一·开辟纪

太监郑和舟下西洋……独东番远避不至……家贻一铜铃……是为中国三略台湾之事。

依据上述这些范围广,保真度、可信度极高的历史证据,给出这样一个小小结论应当不为太过:负责下西洋前期筹备的奉旨差官是郑和。

二、明清超多重要证据证明“出使水程”是郑和

相对于“孤证不取”,“郑和出使水程”的证据实在太多。假定说,勘验水程”、出使暹罗”、“奉敕招讨”、“路经台湾”这一系列的“组合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出使水程”者是“郑和”,那么,不妨再看看下面这些重要证据:

朝代

作者

刊记年代

名类

出使水程

作者备注

摘录

 

 

 

 

 

 

 

 

 

 

 

 

 

 

 

 

 

明朝

 

朱棣

1409

 

诏书敕谕

 

 

 

 

 

 

 

 

 

 

 

 

 

 

 

 

 

郑和

 

郑和家谱家世资料

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

1421

星槎胜览

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漠斯等国公干……

1413

赢涯胜览序

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

 

 

 

 

郑和

1409

 

 

 

 

官方碑记

郑和在锡兰所立碑

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

1430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

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左少监张达等立。

1431

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

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

费信

1409

星槎胜览

昆山人。生于1384年。随郑和出使三次,随杨敏出使一次。

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官兵……往诸番国开读赏赐。

 

马欢

 

1416

 

瀛涯胜览 

 

回族,浙江会稽人,明代通事。随郑和下西洋三次。

永乐十一年……皇帝勑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

巩珍

1434

西洋番国志

应天府人。以总制之幕身份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郑和、王景弘等……前往海名,开诏颁赏,徧谕诸番。

袁忠彻

1451

古今识鉴

(1377-1459)因其父袁珙预言燕朱棣夺帝位之故,后遂被拜为太常寺丞。忠彻好学,幼传父术,博涉多闻,成祖时被召封为鸿胪寺序班、尚宝司少卿。

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

黄省曾

1520

西洋朝贡典录

(1490-1540)学者。多藏书,于书无所不览,详闻奥学,好谈经济,家有“前山书屋”,是其藏书楼。著述颇丰,涉及经学、史学、地理、农学等多方面。

西洋之迹,著自郑和。郑和永乐初为内侍。

郎  瑛

 

嘉靖

中期

七修类稿

(1487-1566)藏书家。藏书有经史文章,杂家之言、乡贤手迹等,每日坐于书斋中诵读,揽其要旨,撮取精华,辨同异,考谬误,著《七修类稿》55卷。

今人以为三保太监下洋,不知郑和旧名三保,皆靖难内臣有功者。

郑晓

1564

皇明四夷考

(1499-1566)海盐武原镇人。嘉靖二年进士(1523)。授职方主事、刑部尚书。《明史》:“谙悉掌故,博洽多闻,兼资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清代禁书。

郑和之泛海,与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尔。

严从简

1574

殊域周咨录

嘉靖卅八年进士。初授行人﹐後转工科﹑刑科给事中。书系官行人司在任时所撰。清代列为禁书。

诏索郑和出使水程。

王士性

1597

广志绎

 (1547-1598)临海城关人,人文地理学家。万历五年(1577)进士,先授确山知县,后擢山东参政、右佥都御史、南京鸿胪寺正卿等。喜游历,对风物山川详载并著。内容多是亲见所闻,颇有史料参考价值。

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

赵琦美

1615

奉天命三保下西洋

明代四折“内府之戏剧”。收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藏书中,见《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七六册,商务印书馆1958年影印本。

小官姓郑,名和,又名三保是也。

茅元仪

1621

武备志

(1594-1640)熟知兵法,曾为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被兵部尚书孙承宗重用。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乾隆时列为禁书。

臣为内竖郑和,亦不辱使命焉。

查继佐

1672

罪惟录

(1601-1676)崇祯六年举人。明亡后随鲁王监国绍兴,授兵部职方,曾在浙东率军抗击清军。原书名《明书》,为明朝-南明史纪传体私修史书,成书后隐藏夹壁265年,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

郑和初名三保,云南人……

 

 

 

 

 

 

 

 

清代

 

吴桭臣

1711

闽游偶记

 

 

 

 

 

 

 

 

郑和

(1664年-?)其父吴兆骞流放宁古塔,生于戌所,终生不仕。善藏书,著文考据有“信而有征”之誉。

郑和旧名三保,故云三保太监下西洋,因风过此。

张廷玉

1739

明史

(1672-1755)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时曾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主持编纂的《明史》,前后历时94年,为我国纪传断代史中最“完善者”。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

陈寿祺

1871

重篆福建通志

(1771-1834),儒学家。嘉庆四年进士,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父母殁后不出仕,主讲鳌峰、清源书院多年,有《左海全集》。

改《台湾府志》“王三保舟下西洋”为“郑和舟下西洋”。

蒋师辙

1904

台游日记

1847-1904)江苏上元人。光绪十八年初,应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聘抵台,著《台游日记》记录此行。

三保太监者,乃郑和,非王姓。

董康

1928

曲海总目提要

(1867-1947)江苏武进人。1889年中举人,后中进士,任刑部主事、郎中。1900年,擢刑部提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等。康熙原本《乐府考略》、《传奇汇考》编辑成书。

永乐中。遣太监郑和下西洋。收录各国珍宝无算。时人谓之三宝太监。剧内马三保口中叙出下西洋事。

上述这些重要证据的作者,其中绝大部分身份非常特别:他们有朱棣皇帝、郑和本人,以及亲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马欢、巩珍;有直接与朱棣讨论郑和“领兵何如”的相术家、尚宝司少卿袁忠彻;有熟知兵法,曾为兵部右侍郎、尚书做幕僚,后因战功擢升副总兵、辑著《武备志》的茅元仪;有编著《皇明四夷考》,谙悉掌故,博洽多闻,兼资文武”,任职方主事、刑部尚书郑晓;有编著《七修类稿》,善于提要旨、取精华、辨同异、鉴版本、考谬误的大藏书家郎瑛;有为保存历史真实,冒着杀头风险,私自编撰《明书》(刊行时改名《罪惟录》)的查继佐;有著文考据“信而有征”的吴桭臣等。与此同时,最具权威的官方史籍《明史》,以及出场“文官武将,全部用的是真人真名”的纪实“内府之戏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等,均可视为不可多得的重要证据。至此,不妨再做一次假定:权当这些重要证据中确有一二“疑似伪作”,可是,这么多举不胜举、身份地位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是与郑和同朝共事者——难道他们统统都是“伪作者”?即使对所有重要证据都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但作为大明王朝的新皇帝,在登基之初的洪武三十五年(1402)十一月,就立刻将“遣太监郑和祭乳母冯氏(《明太宗实录》卷之十四)这种祭拜“新国母”之重任,“随便”指派给一个“还没有搞清姓名”的下属官员——除非这位新皇帝是个白痴!诚以为,凭藉一部分史实根本不敢、也不可能作假(如袁忠彻与成祖皇帝的对话)之事实,再加上记述者多为亲历亲为、唯真求实、穷考索据的贤达名仕,如此铜证铁据的“郑和出使水程”若不能采信,历史研究恐将无可信可取之证。

三、史料证明三次登陆台湾的是郑和

在2014年第4期《郑和研究》上,我曾发表了《简析郑和三次登陆台湾》。其初步结论是:“郑和登陆台湾”大致为三次,即永乐元年奉旨“勘验水程”为第一次,永乐二年“与日本交涉、招谕海外诸番”为第二次,永乐五年 “意外因风飘至”(第一次下西洋返回途中)是第三次:

第次

年    代

登陆地点

出使任务与目的

登陆原因

出使者

 

元年(1403)

澎湖赤嵌

奉旨东西洋勘验水程

途中停泊取水

郑和、李兴、杨敏等

二年(1404)

与日本交涉、招谕海外诸番

郑和

五年(1407)

台南大井头

第一次下西洋返回途中

意外因风飘至

参照图表可知,第一次“勘验水程”郑和等奉旨前往东西洋较正牵星图样,海岛、山屿、水势”。这次行动,相对于两年后(永乐三年)的下西洋,实属一次事先不能外泄的秘密勘验。郑和此行应该是非常低调的,也绝不可能大张旗鼓登陆台湾腹地,仅仅只是勘验途中停泊赤嵌汲水”而已。作为第二次和第三次,前者是奉敕讨贼”路过,后者是因风飘至”,这两次都是公开性的活动,故史料记载也相对多一些。仔细分析这三次登陆台湾,第一次“勘验水程”,史料明确记载是“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第二次是“郑和奉敕讨贼”的同时,造访东番不遇(远窜不听约),“于是家贻一铜铃”;第三次是“郑和……因风过此”,“飘至台湾……越数旬,三宝取药草数种”,其“凤山植姜”、“投药疗病”等活动,均发生在这次滞留“越数旬”期间。由此可以推论:既然三次登陆台湾都是“郑和”,那么,“太监王三保舟遭飓风入台”就不能成立。

据史料记载,随郑和一同参与前期筹备(赤嵌取水)的还有“李兴(恺)、杨敏等”——假设在“等”里有“王三保”,(在郑和因故不能领旨出行的情况下)按照官员级别顺延排序,接替者也应当是李兴(恺)和杨敏。因为在官序吏制等级森严的明代,绝不可能从“等”里冒出一个“超前越位”者,更何况目前还没有史料能够证明“等”里有“王三保”。

当然,要探明本次出使究竟是不是“王三保”,也应当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假定郑和“因故”没有出使,是王景弘独自率领船队出行,说“王三保出使水程”也未必不可。但是,按照官序和民间习俗,只要郑和“侪王景弘”同行,就必须称作“郑和出使水程”。这有如随行官员侯显,虽然“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但也不能称作“侯显下西洋”是同理。

四、诏索郑和出使水程

关于“诏索郑和出使水程”,究竟是“郑和出使水程还是“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两岸史学界一向都存在着分歧。应当说,一味地争辩“姓郑”还是“姓王”,或者简单论断孰是孰非,这都是片面和不客观的;同时也无法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因此,从历史的发端伊始寻找证据,用抽丝剥茧的方法甄别史料,应当是比较客观求实的方法。

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尽力找出“出使水程”的源头,当属解锁之钥匙。故经过对明清史籍的反复查阅,据不完全统计,有22部著作对“出使水程”作了记载,其中明代15部,清代7部;记载“王三保(宝)”的有13部,记载“郑和(三保)”的有8部,记载“中贵”的有1部:

明清“诏索郑和(王三保)出使水程”一览表

朝代

作    者

编刊

年代

书   名

出使

水程

卷目 页数 备注

 

 

 

 

 

 

 

明代

 

 

严从简

1574

殊域周咨录

郑  和

中外交通史籍策刊,第307页

项德桢

1596

项襄毅公年谱

三  保

万历二十四年项皋谟序刊本

雷  礼(1505-1581)


国朝列卿纪

王三保

卷四十八

陆树声(1509-1605)

1573

长水日抄

王三保

小引,1573年之后编次而成

李绍文

1574

皇明世说新语

三  保

八卷,第627-628页

李  贽(1527-1602)

1611

续藏书

王三保

张建业《李贽文集》第4卷,第369页

焦  竑(1540-1620)

1618

玉堂丛语

王三保

识鉴之五

邓  球(1559年进士)


皇明泳化颊编列傅目

王三保

人物卷之五十三

李廷机(1542-1616)


皇明名臣言行录

王三保

卷四第十七

顾起元(1565-1628)

1618

客座赘言

郑  和

卷一·宝船厂

过庭训 (?-1628)


明分省人物考

王三保

卷八十

冯梦龙(1574-1646)

1626

智囊全集

王三保

上智部总叙•远犹•刘大夏·二条卷二

刘永澄(1576-1612)


刘练江先生集

王三保

卷三·古可为浩叹(1736-1795刊本)

张  岱(1597-1689)


快园道古

中  贵

卷之三·经济部


傅维鳞(1608-1667)

1653

明书

王三保

卷一百,第2006页

 

 

 

清代

 

姚之骃(1721年进士)


元明事类钞

王三保

卷八·匿籍

宋宗元(1738年举人)


正经

王三宝


褚人获(1635-1682)


坚瓠集

郑  和

卷之一·三保太监

张  英(1637-1708)


御定渊鉴类函

王三保

卷二百七十五•人部·三十四•阴徳二

史洁珵(1662-1722)

1670

德育古鉴

郑三保

救济类上·第二部分

觉罗乌尔通阿

1852

居官日省录

三  保

卷之二·事迹

何  求

乾隆

闽都别记

三  保

第275回第56页

图表简要说明:一般说,统计数值的采纳应用,是以统计为基础,以分析作为重点;至少不能简单地将“数量”认为是决定因素。因此,对于本表所展开的统计分析,大体是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综合分析。

针对22部史籍的作者,依据密切程度(与郑和的相关度)、相距时间(与郑和下西洋时间距离)、著作属性(个人或官方)、资料来源(直接和间接)、个人诚信(社会声誉)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评”后,唯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与项德桢(《项襄毅公年谱》)为胜出者。两人最大特点是:前者在一个直接掌管“下西洋水程”的部门里任职,占据着“官方文牍”的绝对优势,并具有“职业创作”的性质——“系官行人司时所撰”,真实可信度最高。后者为“诏索郑和出使水程”项忠之后裔,属“直系血缘”关系,但在撰写《项襄毅公年谱》之年(明万历廿四年),依旧未接触到“藏于库中”的第一手资料——“署中牍”,于是就出现了“查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之误。由于《项襄毅公年谱》为民间家族谱牒,有公开与可交流之属性,故明清两代记述“王三保出使水程”者,估计大多数都引自项氏家谱。如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所撰写的《项襄毅公传》,其中“诏索郑和出使水程”的内容,就直接注明是引自项氏家谱。

基于明清“出使水程”的历史记述与“综合考评”来分析,探究“姓郑”还是“姓王”的突破口,唯严从简与项德桢莫属。也只有从这两个关键的源头人物(记述)切入,才能比较客观正确、实事求是地诠释“出使水程”的真正“姓氏”。

㈠考析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郑和出使水程

明朝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往来十分密切,太祖朱元璋就曾派使臣出访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三佛齐、古里、撒马儿罕等许多国家,并根据边防外交之需而设立了行人司,负责掌管边防外交事务。可以说,明朝行人司的的出现,与“空前未有的外交盛事”密不可分:“明成祖永乐年间,陈诚的驼队三赴中亚,郑和的舰队七下西洋,通使的国家多达三十余国,这是空前未有的外交盛事。由于开展对外工作的需要,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便设置行人司……向外国和边远地区委派的使者,主要就是从行人中选派的。重要使团的首领,则由更高一级的政府要员或太监充任。行人司是明王朝建立的一个专门从事对外工作的人材库。”([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中外交通史籍策刊·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2版,第2页)具体来说,行人司主要负责“传旨、册封等事。凡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则遣其行人出使”(《行人司·百度百科》http://t.cn/RMrf2vn等事务,明朝管理边防外交的重要官署机构,严从简就是在这样一个直接掌管“下西洋水程”的部门里任职。

严从简,浙江嘉兴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初授行人﹐後转工科﹑刑科右给事中。隆庆元年(1567)遭陷害谪婺源县丞﹐历扬州同知﹐免官还乡。《殊域周咨录》据书名可知其性质:“殊域”是指“边疆异域”;“周咨”大致为“多方征求意见”,延伸有“进呈上阅”和“初稿”之意;“录”则是“实录手册”或“汇编”之意,至少也在“记录”之列。

一般说来,作者的官职身份与其著书立说并非都是直接关系,但是《殊域周咨录》与严从简的官职身份十分密切,可称作是“职业创作”——“系官行人司时所撰”,约成书于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即郑和下西洋活动终止后百年之余。“书中资料,大都根据档案资料和同代人的文献入录,不但信而有据,而且有不少材料在别的书中已很难见到。”([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中外交通史籍策刊·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2版,第3页)据《维基百科·殊域周咨录》介绍:

在行人司任职的严从简,接触许多外来使臣,得知海外国家和边疆国家的状况,又掌握大量内部文件和记录,为他撰写此书打下基础。他撰写此书时参考了大量前人的著作,但他认为历史记录可从书中查到,但中外来往的内部文件则是外间难以见到,因此他厚今薄古,偏重记述当代的事件……(《维基百科·殊域周咨录》http://suo.im/4c6Hzi

作为“郑和出使水程”,恰恰就是“当代的事件”之一。概其内容,《殊域周咨录》是一部关于明朝边疆历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工具书;也是明代从事边海防外事的官员独自编纂的一部“当代边海防外事实录”。据作者序言可知,编辑此书目的是为当时和后来从事边海防外事的同僚官员提供参考和借鉴,故此书可信度非常高,尤其是“当代的事件”的可信度则更高:

严从简在行人司工作多年,接触过大量四夷外国的资料,见过和听过很多出使异域的使臣归来后写见闻报告,因此他通晓和掌握了许多有关边疆与外国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为了对将来从事边务和外事工作的官员提供参考和借鉴,他立志把这些资料编写成书。([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中外交通史籍策刊·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2版,第2页)

由于“身在其位”的便利优势,作者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相当多。书中关涉郑和(三保)的有近20条之多(3000余字),详细记述了“我太宗文皇帝,遣太监郑和下海”、“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号”,抵达“占城国”等国,最远至“天方国”之万里行程;还记述了郑和在锡兰与苏门答剌“与其下谋……生擒亚烈苦柰儿”、“擒假子送京伏法”等海外战役,内容几乎囊括了郑和下西洋之全程。与此同时,对于真正的“王三保”——王景弘(王贵通),书中也专门作了记述。其中在第七卷有关“占城”的内容里,作者先是记述了“复遣中官王贵通赍赐往劳之”,接下来又在“七年,命中官郑和等往赐其国(占城”这一段之后,对“三保之称”作了解释,认为“又三保之称不知系是郑和旧名……故耶”,并清楚地标明出自郎锳《七修稿》。依据作者提示,将这一段与郎锳《七修稿》中“三保”记述两相对照:“永乐丁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今人以为三保太监下洋,不知郑和旧名三保,皆靖难内臣有功者。”(明·郎锳:《七修类稿·国事类·三保太监》卷十二)至此,“三保”者是谁、出使水程”为何人,已是洞若观火、明若水晶,何须再辩。就此也可想见,仅仅是“按语附言”都下如此大的力气,丝毫不马虎敷衍倘若还认为作者郑和出使水程”记载有误,这恐怕是对作者最大的不公不平。

依据“书中叙事较为详细,遇有歧说则并列有关史料,不轻易排斥异说。又注明材料出处,给后人研究提供方便”(《百度百科·殊域周咨录http://t.cn/RMrffMQ的记述风格,以及“所用资料取自明王朝历年颁发的敕书、各国间交往大事和相互来往使节所作的文字记录,以及行人司所藏文书档案”(《百度百科·殊域周咨录http://t.cn/RMrffMQ等资料来源而论,《殊域周咨录》记载可信度、准确度当属唯一独有。同时,若再参照《郑和航海图》(郑和下西洋水程)、《海底簿》、《顺风相送》、《指南之法》、《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水流表》等史料,永乐宣德年间,从“勘验水程”始,自“终停水程”止,“出使水程”者铁定是郑和(马三保),而非“王三保”。

严从简“诏索郑和出使水程”这一段记述,收录在“琐古里”条目之下,其段落前还有:“(永乐)七年,遣中官和偕行人通西南夷……和等甲士自福州长乐县出五虎航大海西南行抵占城,正南行八昼夜抵剌加,以达西洋古里。分遍往支国阿舟、忽鲁谟斯等处”([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真腊》卷八“琐里、古里”)之记,顺延下来才与“成化间……诏索郑和出使水程”这一段相衔接续:

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真腊》卷八“琐里、古里”)

“琐古里”中这一自然小段,虽仅仅900余字,但却微缩了许多重要历史内容,俨然是郑和下西洋的一段航海纪行。这一段也是关涉郑和多项连续性活动的集中叙述,其中连下西洋的背景与前期准备都作了详细交代:“永乐元年……命有司造舰舶二百五十艘,备使西洋。([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真腊》卷八“琐里、古里”)如此背景清楚、数据具体、地点明确、时间详实的记载,若依旧言事件的“核心人物”有“张冠李戴”之嫌,显然是扭曲了历史原貌。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永乐遣中官……达西洋”,至成化间“诏郑和出使水程”,复至“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之记,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确凿无疑是指郑和。刘大夏当时所说“三保”,乃是宫中沿用之口语,乃如郑和同时代老臣袁忠彻所称:“郑和,即三保也”。常言说“君无戏言”也。回想当年,老臣袁忠彻与朱棣皇帝一问一答的对话:“‘以三保领兵何如?’……‘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难道是“戏君之言”?再有,即使在流行于明朝宫内、具真名写实的“内府之戏剧”里,“三保”也都是自报家门:“小官姓郑,名和,又名三保是也。”[明]奉天命三保下西洋》,载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第十八章《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几种文献》,第1181页概而言之,源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诏郑和出使水程”,何故突兀间冒出一个“王三保”来,分明是无中生有,凭空臆造。

可以肯定地说,在明代记述“出使水程”的作者当中,能够直接接触到并且是“掌管”着“署中牍”者,唯有严从简一人。除严从简外,能够间接地接触到“出使水程”者,概不超过一两人。郑一钧在《论郑和下西洋》里指出:“茅元仪生于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他的祖父茅坤是一位军事家,曾佐胡宗宪军幕。在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胡宗宪为浙江巡抚时,为防御倭寇,曾请郑若曾等人搜集海防材料,编辑《筹海图编》。茅坤在胡宗宪幕府里参加过《筹海图编》的编纂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的与海防及航海有关的资料,他又做过兵部的官,也可能见到兵部的档案。茅元仪秉承家学,在祖父所搜集海防及航海资料的基础上,编辑《武备志》一书,书中收录的郑和出使水程,应先由茅坤获得,如不是出自兵部档案,就是从胡宗宪那里得来的。”(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419页)在《武备志》里,茅元仪也明确指出,永乐年出使西洋水程者,是当时“亦不辱使命焉”的郑和。从这一至关重要的——朝廷郑和下西洋原始资料“唯一掌管者”特殊身份而言,在明清两代22部史籍作者当中,谁对“出使水程”最具有发言权,谁的记述最为真实准确,这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还应当说明一个真相,尽管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严从简“郑和出使水程”的记述是正确可信的,但为何会出现“盛名之下,和者极寡”的状况,在早期史籍中几乎是鲜有呼应。这其中除去“中外来往的内部文件则是外间难以见到”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将女直称为东北夷,在清代成为禁书,无刻本或抄本。”(《维基百科·殊域周咨录》http://suo.im/4c6Hzi一般来说,一些重要史料有一道封锁,已经是“难见天日”了。殊不见,“郑和出使水程”原始资料,除去明朝第一道“署中牍”封锁之外,更有清朝第二道封锁——“禁书”,可谓是反复被禁锢在“铜墙铁壁”之中。一直到民国十九年时,方有铅字本面世。由此可见,“郑和出使水程”之“真迹”,至少在明清两代是被沉底沙埋着,这应当是直接造成“郑和出使水程”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王三保”的真相所在。

㈡考析项德桢《项襄毅公年谱》中“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

同样还是“诏索郑和出使水程”这件事,項德桢所辑《项襄毅公年谱》记载的却是:查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由于项氏家谱这段记载被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收录在《续藏书·太子太保项襄毅公》传里,故在史学界影响颇大、传播甚广:

时朝廷好宝玩,中贵言宣德中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获奇珍异货无算。帝乃命中贵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时刘大夏为郎,公令都吏检故牍,刘公先检得,匿之。都吏检不得,复令他吏检。公诘都吏曰:署中牍焉得失刘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时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且亦万计。此一时弊政,牍即在,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邪?(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4卷《续藏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93页)

仔细读李贽所撰的项忠传,他特意注明该段引述出自《项襄毅公年谱》。李贽在项忠传之末,先是以“(项忠)《年谱》曰”引述了项忠在“土木之变”被瓦剌俘虏,一度喂马的史实,接后以“又曰”再度引述了年谱中关于“查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之事。由此可见,李贽在项忠传里关于“查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之事,转引自《项襄毅公年谱》。   

依据《殊域周咨录》所载:“遣中官郑和……达西洋……诏索郑和出使水程”,与《项襄毅公年谱》所载:“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查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两相比较,出使西洋水程者,究竟是郑和还是“王三保”,至此已无赘述必要了。

解析项忠年谱中出现的“王三保”,原因不外有三:其一,“宦官为皇帝私臣,奉圣旨行事,其出洋舟师的组织、船舶的制造、官军兵卒的征召,以至各样物资钱银的汇集,都是郑和及其僚属根据敕谕,迳行往内廷各官库或地方有司领取。回程时所获外国诸番的进献,或透过种种途径取得的珍宝方物,亦都直接由宦官处理。宦官这些活动……这些册牍属于内廷秘藏,不会流出宫外,所以朝廷各部衙门亦无记录,更无编制成册为史馆修纂国史采用。”陈学霖:《明代宦官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8第48期,第167页正是由于“宦官行事隐秘,只向皇帝负责”,其“郑和出使水程”事宜又多属皇帝直接下诏敕命,大多不经过文牍流程,故社会流传极少。其二,明代的兵部职方司“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燧之政,其要害重大”([明]魏焕编集:《皇明九边考·引》嘉靖刻本)。在项忠及后代所处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郑和水程”都属于兵部职方司掌控,隶属于军机国防外交方面的机密资料。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言》“宝船厂”条补充曰:“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明代泉州《石湖郭氏针录簿》抄本曰:“藏于库中”,由此可见,窥兵部职方司库中传册十分不易。宣德时,兵部尚书“诏索”都不可随意调取,其他人岂能轻易染指。项忠玄孙辈明项德桢所辑《项襄毅公年谱》(明万历廿四年〈1596〉项皋谟刻本),相距项忠离世与郑和下西洋终结,已分别是89至158年之久。可以推断,项忠后人此时还未接触到“诏索郑和出使水程”的第一手资料——“署中牍”。其三,李贽陆续编著《续焚书》大约在64岁(1590年)之后,他之所以非常慎重地采用“《年谱》曰……又曰”这样的引述,说明除项忠年谱之外,他也没有其他任何第一手资料。

五、诸多史籍否定“王三保

查阅史籍可知,康熙廿七年,蒋毓英虽然较早地记述了“王三保……因风过此”,但未必就是认同。继蒋氏初修51年(乾隆五年,续修者刘良璧、余文仪、范咸便在各自的版本里做了“《通志》作郑和”之标注;稍后于“三志”,《重修凤山县志》与《凤山县采访册志》也做了《通志》作郑和”之标注。康熙五十二年吴桭臣《闽游偶记》详细记述了郑和……因风过此”。道光年间,福建陈寿祺、魏敬中在《重纂福建通志》里直接将“王三保舟下西洋”改为了“郑和舟下西洋”;日本历史学家与医学家川口长孺,在《台湾割据志》中也明确指出了“作王三保者误矣”。光绪年间蒋师辙在台游日记里,“排他性”地指出了王三保……乃郑和,非王姓”。这一切都说明,史学界很早就已经在否定“王三保出使水程”。

㈠《蒋志》也疑惑王三保

《台湾府志》通常以编修和续修者姓氏作起头,简称为“六志”(蒋志、高志、周志、刘志、范志、余志),如浙江诸暨人蒋毓英主持初修的版本被称为《蒋志》;陕西榆林人高拱干主持续修的版本被称为《高志》等。《蒋志》始修于他首任台湾知府的清康熙廿三年(1684),刊刻于廿七年(1688),先于《福建通志》(1737年初修)53年。在官方史籍中,“王三保……因风过此”(台湾)的记载,最先出自《蒋志》:

宣德间,太监王三保舟下西洋,因风过此。([清]高拱乾纂辑:《台湾府志》卷一,载自[台湾文献丛刊 065种])

但是在同一部《台湾府志》里,估计蒋氏对于自己“王三保……因风过此”的记述也存有一定顾虑和疑惑,否则就不会在记述“王三保”的同时,前后出现两次“明三保太监”都没有“王”。可以认定,此“明三保太监”,绝不是“王三保”的同义词。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蒋氏的做法——他给自己的顾虑和疑惑保留了一个“存疑”:

药水——在凤山县淡水社,相传明三保太监曾投药水中,今土番百病,水洗立愈。(蒋毓英:《台湾府志·古迹》卷之十)

三保姜——相传岗山巅明三保太监曾植姜其上,至今常有姜成丛,樵夫偶然得之,结草为记,次日寻之,弗获故道。若得其姜,百病食之皆瘳。(蒋毓英:《台湾府志·古迹》卷之十)

针对蒋氏的“三事两主”,似乎还不能贸然评断此举为“马虎粗心”或“治学不严谨”,相反却能够证明他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可以推想,在蒋氏当时所掌握的原始资料中,“因风过此”之人必定是“王三保”;而“投药”、“植姜”之人则又是“明三保太监”。因此,他的判断可能有两种:其一是认为“三事两主”中必有一方为错;其二是认为“王三保”与“明三保太监”二者并存。于是,蒋氏对“三事两主”采用了“存疑”式的写实记述。依据实际,蒋氏应当归类为对“王三保”持怀疑态度者,否则他不会这么“马虎粗心”。

㈡《前闻记》铁证:宣德间”绝无“因风过此

永乐五年(1407)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返航,途中遭遇风暴“飘至台湾……越数旬”,这是无须争辩的历史事实。然而,有诸多种史籍却声称:“宣德间”、“宣德五年”,王三保因风泊此”、“因风过此”云云。事实上,在整个“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仅有一次(最后一次)——第七次下西洋(宣德五年奉召,宣德六年出洋,宣德八年返回南京这次下西洋,明代祝允明在《前闻记》里,对航行的日期、地点、事件、航线逐一而记:

八年(1433)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近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二十六日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六月一日开舡,三日到外罗山(即今理山岛群岛,又称广东群岛),九日见南澳山(广东东北部南澳岛),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位于广东河源市郊),六月十四日到头洋(在浙江省东北部海域),十五日到碗碟屿(浙江舟山),二十日过大小赤(上海南汇嘴东南,舟山群岛北端),二十一日进太仓(江苏浏河口),七月六日到京(南京),二十一日关赐奖衣宝钞。[明]巩珍著、向达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西洋番国志·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8月第1版,第57页。

此属“宣德五年”最详细的全程记录。其中丝毫没有任何“因风泊此”的蛛丝马迹。既然“宣德五年间”原本就不存在“因风,那么“王三保”又何来“泊此”?

㈢《闽游偶记》载:郑和……因风过此

有关宣德五年间”王三保因风泊此”之舛误,其实早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吴桭臣就已经作了“不言而喻”的纠正。吴桭臣(1664年—?),江苏吴江县人,生于宁古塔。其父吴兆骞,清顺治十四年(1657)因“科场案”流放宁古塔(今吉林宁安),一年后妻子葛氏前来,桭臣出生于此地。康熙二十年(1681)幸遇赎归,桭臣随父入关,终生不仕,著有《宁古塔纪略》、《闽游偶记》、《台湾舆地汇钞》。吴桭臣善藏书考据,做事一向低调严谨,故著文考据有“信而有征”之誉,并且从不直接反驳别人的错谬,而是用事实本身来“说话”。“郑和……因风过此”即为一例,记载有据有证,事事件件都能与其他史籍记载环环相扣:

明永乐丁亥(五年)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郑和旧名三保,故云三保太监下西洋,因风过此。(《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续编第9帙·《闽游偶记》六)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往返时间为永乐三年六月至永乐五年九月(1405年7月-1407年10月)。所谓宣德(五年)间,太监王三保舟下西洋,因风过此”,实乃为永乐五年郑和……因风过此”之误。当代学者也指出,永乐五年“因风过此”的真正原因是:

郑和七下西洋,除了第一次下西洋是在九月回到国内,其余六次均是在七月返回。很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下西洋,经验不足,发生了被风吹至台湾,“越数旬”归国之事,结果预定应七月返回,因在台湾耽误了数旬,回到国内便延迟到九月了。(《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及其影响》,载自《历史千年·名人杂谈》http://is.gd/MIiF0W

“因风过此”并非孤证。在明代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明成祖实录》和“明末清初人的有关明史的较好著作《国榷》里,有一外交事件可为佐证:

永乐五年十月辛丑(二十一日)……先占城因遣使朝贡,既还,至海上,飓风漂其舟至盘亨国,暹罗恃强凌湓亨,且索取占城使者,羁留不遣,事闻于朝。”(《明成祖实录》卷五十三,载自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833-834页)

十月辛丑(二十一日)……初,占城贡舟风漂至彭亨国,暹罗掠而留之,又夺苏门答刺国、满刺加国所赐印诰。(《国榷》卷十四,载自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834页)

上述“掠夺”事件,朝廷事后的“接待”日期为永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两则记载中的“先”与“初”来推断,“飓风”应当发生在“接待”之“先”前,即与郑和遇到的“因风”属同一次飓风。这起事件,成祖皇帝专门向占城诸国发了“敕谕”,真实性无可置疑。若依据《明成祖实录》和《国榷》做一个“时间”衔接:“永乐五年九月壬子(初二),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明成祖实录》卷五十二,载自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833页)——(十月之前)“飓风漂其舟”……在此期间,“因风漂至”究竟是谁,两部史籍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返航时(九月之前),南海海域的确有过“飓风”;史籍中“宣德间,太监王三保舟下西洋,因风过此”当属误记。

㈣《褔建通志》否定《台湾府志》王三保

《福建通志》,乾隆二年由郝玉麟、谢道承等修纂;乾隆三十三年由沈廷芳、吴嗣富等重修;道光九年至十五年由陈寿祺、魏敬中再修(刊于同治十年)。在《褔建通志》中,有关郑和(太监王三保)“因风泊此”这段记载,大多数文献基本是缺省“《台湾府志》:台湾古未隶版图”这前一句,只转载引述“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通志》作郑和)舟下西洋,因风泊此”这后一句,为不完整引述转载;若以此字面意思来解读,《褔建通志》仅仅是做了“作郑和”的一般性注解。实际上,《褔建通志》这一段原文的大意应当是指名道姓地否定了《台湾府志》所载“太监王三保”,直接改为了“《通志》作郑和”:

《台湾府志》:台湾古未隶版图。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通志》作郑和)舟下西洋,因风泊此。(陈寿祺纂:《福建通志·沿革》卷三,台北: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十月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初版,第232页,载自[中国省志汇编之九·清同治十年重刊本])

作为道光年间重纂《福建通志》的陈寿祺(1771-1834福建侯官县人魏敬中(1778-1860,宁德县东洋里樟源村,今周宁县樟源村人),由于他们都是福建人,熟知台湾与郑和下西洋历史,故直接将《台湾府志》中的“王三保”改为了“郑和”:

此志(《重纂福建通志》),道光(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时由闽县陈寿祺纂、宁德魏敬中续纂。他们都是福建人,熟悉本省(那时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历史,把《台湾府志》中“太监王三保舟下西洋”改为“太监郑和舟下西洋”。(张桂林:《郑和船队到过台湾初步考叙》,载自《福建省情资料库·地方志之窗》http://t.cn/RMY4MOJ)

也正是由于陈魏二人熟悉闽台历史和方言,所以他俩才是真正了解台湾方言里“太监王三保”表述与大陆完全不同的作者之一。

㈤《台湾府志》三次续修“作郑和”

蒋毓英在《台湾府志》里宣德间,太监王三保舟下西洋,因风过此的观点,整整延续了57年,一直到乾隆六年(1741),才被时任福建连江、将乐、龙溪知县,后擢漳州同知的刘良璧(湖南衡阳人)率先做了纠正。随后,范咸于乾隆十二年(1747)、余文仪于乾隆廿九年(1764)也相继做了呼应。至此,《台湾府志》有三次续修都一致做了“作郑和的修注:

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通志》作郑和)舟下西洋,因风泊此。(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建置沿革》卷一;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封域·建置》卷一;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建置》卷一)

㈥《重修凤山县志》与《凤山县采访册志》“作郑和”

台湾凤山县东南抵高冈,西北临大海;东北界诸罗县、北界台湾县,南至沙马矶山,为清初台湾设府时三县之一。凤山县“三志”分别是《凤山县志》(陈文达)、《重修凤山县志》(王瑛曾)与《凤山县采访册志》(卢德嘉)。康熙五十八1719年,凤山知县李丕煜延请台湾府学贡生陈文达等编纂《凤山县志》,历时五个月完成,至翌年1720刊行,为最早县志。《凤山县志》对“遇风经此”作了记载:

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舟遇风经此。(陈文达:《凤山县志·建置》卷之一)

陈文达之后,王瑛曾于乾隆廿九年(1764)、卢德嘉光绪廿年(1894)纂辑的《重修凤山县志》和《凤山县采访册志》,都先后做了与续修《台湾府志》相同的修注:

《府旧志》:台湾古未隶中国版图。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通志》作郑和)舟下西洋,因风泊此。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舆地志·建置沿革·附录》卷一;]卢德嘉:《凤山县采访册志建置沿革》第29-30页,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146种]

㈦《台湾割据志》“作王三保者误矣”

川口长孺(1772-1835),世称“川口助九郎”,为日本江户时代晚期的历史学家与医学家。小时候跟随家里学医,后任水户藩彰考馆编修总裁之职。他也因汉学与诗人才华闻名于时。逝世于天保六年(1835),享年63岁。《台湾割据志》刊行于1822年,以中国年纪元,主要记载天启元年(1621)至雍正元年(1723)有关台湾的史事,又以台湾明郑时期为主轴,属编年体史籍。

在230种《台湾文献丛刊》当中,“这本川口长孺着《台湾割据志》,是《台湾文献丛刊》的第一种。”川口长孺:《台湾割据志·卷头言》,载自[台湾文献丛刊 001种]无论编撰者是否因这本著作的“特殊价值”将其排列为第一种,但至少符合“出刊原则”:“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观;前者赖有公开资料的风气,后者得凭个人独特的修养。”川口长孺:《台湾割据志·卷头言》,载自[台湾文献丛刊 001种]据介绍,《台湾割据志》:“书中所用资料,皆经注明出处。数据之彼此不同者,并作考异式之自注附于正文之下。书末附有《引用书目》,总计中、日文献共五七十部……作者在本书结尾云﹕‘根据诸书,必期确实’。”著一部书以洋洋570部文献作参考,称作者为史学巨匠也不过誉。(川口长孺:《台湾割据志·书籍简介》,载自[台湾文献丛刊 001种]在《台湾割据志》中,作者明确指出“作王三保者误矣”:

永乐初,郑和航海……(明史、闽书。郑成功传曰“宣德中,太鉴王三保舟下西洋,因风过之”。今按明史无王三保者;明史郑和传曰:“世所谓三保太监也”。然则作王三保者误矣)。(川口长孺:《台湾割据志》第4页,载自[台湾文献丛刊 001种]

㈧《台游日记》载:王三保……乃郑和,非王姓

历数近现代所有“郑和与台湾”之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清光绪年间任安徽无为州知州的蒋师辙,以150余字囊括最基本、最核心争议之命题,且又典出有籍、论而有据、一字点睛、直切命穴,焉不是先河首开。现今一些争论不休、模棱两可的问题,其实早在120年前,蒋氏就已经有了正确结论。光绪十八(1892)年,台游日记孤峰突兀、排他性地指明,其所谓太监王三保”者,乃是“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的郑和也。在这段精辟扼要的论述里,蒋氏还对《台湾志略》中“明太监王三保舟至台”、“投药”、“植姜”等记载,做了历史性纠正——“所谓三保太监者,乃郑和,非王姓”:

又引《台湾志略》云,明太监王三保舟至台,投药水中,令土番染疾者于水中洗澡即愈;三保植姜冈山上,至今尚有产者,有意求觅终不可得,得者可疗百病。按《明史·宦官传》所谓三保太监者,乃郑和,非王姓。从燕邸起兵有功,成祖始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命与王景宏等遍历诸番国。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国三十馀。([清]蒋师辙:《台游日记》卷三,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6种])

六、简析台湾史籍中的“太监王三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王”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漫游的时间非常悠久。上起春秋,君主公侯均被称作“王”。中自汉唐,皇族功臣亦被称作“王”。晚至明朝,太祖26子中有24位被封王(不含朱标与朱楠),堪称“封王盛世”。在古代,“王”也是对帝王使者和“官小功大者之美称”。由此可见,“崇王”乃历史遗存之习俗。

在中国民间,“王”被“作为尊称:有头名,第一的意思。”(蔡希芹:《中国称谓辞典》,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81页)及至今日,百余年前跟随白彦虎定居中亚、“自称是‘大清国人’、‘小清国人’”(魏德新:《东干人的中国情——中亚散记》,载自2001年01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七版》http://suo.im/1upDoM)的东干人,他们现在的“活化石语言”——“东干语”中,对“皇上”(总统)下面的部长,依旧是称作“大王”(头子)。在我国闽台粤滇等地区,旧时对地方最高长官、钦差大臣、朝廷要员等,多是以“王”相称。如吴三桂、郑成功、施琅,在朝廷还没有给他们封王时,百姓就已经在用“王”来相称,其中郑成功在封王之前就有“海上大王”之称。及至今日,大陆以“王”相称的情结依然随处可见,例如:赌王、拳王、球王、地王(地产大佬)、天王(歌王)等。

㈠台湾“王船祭”与“崇王”情节

纵横中国东南沿及海港台地区“崇王”情节,福建虽有对“王天君”行“三拜九叩”之祭,但却无法与台湾的“王船祭”相比。台湾“王船祭”历史之久、规模之巨、耗时之长、浓烈之最、形式之繁,当属独此一隅。当地的“王船祭”活动,至少要经过五大程序:和瘟祭(以和平方式与瘟神共处)——请王船(选龙骨)——造王船——祭王船(归大海)——送王船(烧王船),总耗时“长达一个月之久”。简析台湾“王船祭”活动,早在“十八世纪”之前就已经世代相传。考当时之原住民,尚处在“时为荒岛,倮人群居,不异鸟兽”之际。然而在“王船祭”活动中却有:“厂官爷”、“官将兵卒”、“正舵公、副舵公……总铺、水手、船上伙计”等较先进的“海军系列”词汇出现,这显然不是“十八世纪”之前台湾原住民的“作品”。因此,若言这些编制正规、组织严密、分工细腻的“海军系列”与“与郑和登陆台湾无关”,恐与事实不符

解缆后,点召兵将,道士站在船梯门逐一点叫各部人员,每唱一名,在场的人就要应声喊“在”,表示没人摸鱼,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一个人便开不了船。点名是这样叫的:正大长、副大长、正舵公、副舵公、正阿班、副阿班(桅手,负责三桅的维修者)、大缭、二缭、头碇、二碇、一千、二千、三千、才副、直库、香公、总赶公、头目公、三板公、正出海、副出海、总铺、水手、船上伙计,各个到船,盐、糖、酱、醋、酒、米、柴、水,各具齐备,请船主叠帆起身。(《台湾民俗趣谈泼水开路扑船醮》,台湾台原出版社中华民国82[1993]出版,第187-188页)

既造龙骨,代表王船即将开工,而与王船有关的“总赶公”、“厂官爷”以及兵卒水手等等王爷的先遣部队,便得统统降临报到,开始执行任务,所以在为龙骨开光的同时,这些纸糊的大小官将兵卒,也要一一开光,附以神灵,以便进驻王船场服务。(黄文博:《台湾民俗趣谈龙骨祭》,台湾台原出版社中华民国82[1993]出版,第170页)

盐卅六包、米七十二包、柴七十二担、猪一只、鸡六只、鸭六只……(黄文博:《台湾民俗趣谈烧猪抓鸡烧王船》,台湾台原出版社中华民国82[1993]出版,第195页)

台澎地区的王船祭,大约在十八世纪以后,都放弃逐水出航的“游地河”,而改采火化升天的“游天河”了,虽说放了一把火烧了祂,但庞然大物的王船,如何从庙埕王船地护送到燃烧地,可是一段伤脑筋的路程。(黄文博:《台湾民俗趣谈王船出航推拖拉》,台湾台原出版社中华民国82[1993]出版,第190页)

在作法上,有的在王船底下装轮推动,有的在王船身上套绳肩扛,更有什么都不装,什么都不套,直接由善男信女一起下场死拖活拉上路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叫做:一样的王船,不一样的出航。(黄文博:《台湾民俗趣谈王船出航推拖拉》,台湾台原出版社中华民国82[1993]出版,第190-191页)

东港在送王船的前一天,抬着王船、神轿绕境,随行信众成千上万,所经之处万人空巷,绕境后将王船放在庙前供信众祭拜,午夜时送到海边。船上满载信众的供品。送王爷上船后即将王船火化,送王爷上天河。(何绵山:《中国民俗大系台湾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91页)

台湾地区历史悠久的“请王”活动,早在十八世纪时就已经流传“二百年来”。清末浙江人池志澄的《全台游记》、同治十年陈寿祺总纂的《福建通志》里,均记述了这种独特的“请王”活动:

次早过南门外,路值土人迎大王神,金鼓震地,香烟属天。问之,则曰:“大王池姓,闽赤岸人也;此间最着灵异”。余遂入庙展拜,慨想遗风。嗟呼!凡生有功德于民,没则祭以报功,义固然也。以我王事实虽不可考,二百年来,里社不没其馨香,其必当时有实德感人者深矣。余与王同一本,遂欷歔久之。([清]池志澄:《全台游记》)

台俗尚王醮(读音jiào,大意为道士设坛念经做法事),三年一举,取送瘟之义也。鸠金造木舟,设瘟王三座,纸为之。延道士设醮,或二日夜、三日夜不等,总以末日盛设筵席演戏,名曰“请王”。既毕,将瘟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财宝,无一不具,送船入水,顺流扬帆以去。或泊其岸,则其乡多厉,更禳之。每一醮动费数百金,省亦近百,虽穷乡僻壤,莫敢吝者。[清]陈寿祺总纂:《福建通志·台湾府·风俗》[同治十年重纂]卷五十八,第1188页,民国五十七年华文书局初版)

以台湾“崇王”之传统习俗而言,“太监王三保”的语义结构,就不能视为是大陆语义结构的同义词。追溯数百年前的台湾,当地人以对待帝王委派遣来的钦差大臣,一律“惊为天神”降临之情愫,如今的大陆与台湾人是无法想见的:

(郑和至台湾)俗至传为盛事,则其声势之熏灼,概可想见。台湾时为荒岛,倮人群居,不异鸟兽,忽睹中国衣冠,得不惊为天神!([清]蒋师辙:《台游日记》卷三,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006种])

三保当年曾到处,南洋诸国尽称神(浴儿)。[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番俗杂记》卷八,载自[台湾文献丛刊004种]

台湾方言:“太监王——三保”

将“惊为天神”的情感,用数百年后的“当代思维”去解读,结果必然是相去甚远。不可否认,因地域和时空、语言和习俗之不同,作为不同地区的“同一句话”就会出现较大差异。“太监王三保”出现的“二元论”,即是这种差异。中国古代汉语,语句间没有标点符号,内容主要依靠语气副词和起承转合来进行判断句读。由于每个人理解不同或词语的关联性等,闹出趣笑也是时有发生。民间所传“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就是这类趣笑之一。

句读之误,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可称之为“趣笑”,然而出现在史籍考证里却是误导。例如在《郑和家谱》里载:“公和奉命三使西洋……钦封公三保太监”(家谱记载无误,乃后人句读有误)。考析这句话里的“和”与“三保”,位置均放在“公”之前,这在墓志铭中被称作是“尊称前置”(家谱和墓碑中男性先祖不直呼其名,尊称一般是远祖“公”在名之前,近祖“公”在名之后)格式。就其“钦封公三保太监”而言,以古汉语句读实际是:“钦封公(尊称前置)三保(人名)太监(擢升内官监主管);以现代白话解读即为:“皇上加封了(我)三保公(内官监)太监之官职”。但“钦封公三保太监”这句话,一直以来都被后人误读为皇上给郑和钦封了“尊号”——“三保太监”,这即属于用当今语法解读古文所致。换言之,这句若是“尊称后置”——“钦封三保公太监”,这就绝对不会令后人产生“误读”了。

对“三保太监”另外一种误读,即是对“太监”这一实权官职的误解。明初及中叶,“太监”乃朝廷正规官职序列,具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明史·宦官》卷304,列传第192,官阶为正四品,与后来人们把“宦官”通称为“太监”的概念绝然不同。故郑和初以“内侍”委任内官监太监(内官监主管,官阶正四品),后来又擢升为“正使”、“总兵”、“司礼”太监等官职,这都是遵循着明朝官序在擢升晋职。正所谓:“内臣之专政外国,自(郑)和始。”([明]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之二十九上)郑和本名为“三保”,本名加官职可称“三保太监”。但说以俗名(三保)在前,官名(太监)在后的形式来钦封命名“三保太监”,这绝对不可能。若其与郑和同期入宫的云南人还有“狗儿”,难不成还要命名“狗儿太监”?

考析数百年前大陆与台湾的“太监王三保”之称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大陆及部分东南亚地区的断句习惯是“太监——王三保”,其词组是由“太监”(官职)和“王三保”(人名)两部分组成,明确是指王景弘;而台湾地区的断句习惯则是“太监王——三保”,其词组是由“太监王”(官职与尊称)和“三保”(人名)两部分组成,所指的是郑和。简言之,将下西洋(抵达台湾)的钦差大臣、正使太监郑和视“为天神”降临,尊以“太监王”相称,其实就是太监中最高长官尊称为——“太监之王”。“太监王”之称,既是郑和抵达台湾时的身份地位(钦差、使者、内官监主管)的尊称,同时也是当地方言习俗的一种表述。概其“太监王——三保”混作“太监——王三保”之误,乃是后人将官职尊称之“王”(特定地区)与姓氏之“王”(一般地区)混淆所致,正所谓王三保……非王姓”,“此王非彼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