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创新回族学研究的平台,全方位展示回族文化的窗口!

蜀回人物 | 四川回族爱国名士蔡大愚与五四运动

 作者:佚名  来源:蜀回 蜀中回回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12-03 20:47:10

四川回族爱国名士蔡大愚与五四运动


文/图:苏杰


      100前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汇聚了各民族先进青年以及广大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从回族参与的情况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天津的马骏、刘清扬、郭隆真,山东的马云亭、朱春涛、朱春祥等。但由于资料限制,长期以来人们对京津、山东以外地区回民参与爱国革命运动的情况知之甚少。实际上,在四川也有这样一位回族爱国志士蔡大愚,他在五四期间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737.jpg

| 蔡大愚先生像。


      蔡大愚,字冰若、又字冰吾,1874年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回族家庭,清末留学于日本法政大学,加入了同盟会,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与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宋教仁、黄兴、蔡锷等人关系密切,是我国早期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积极呼唤民族觉醒并努力实践并促进民族觉醒的回族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之一,在教育普及、民主革命、民族宗教思想等领域都有所建树。1932年病逝于上海。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741.jpg

| 1932年3月31日《申报》登载“蔡大愚先生逝世”消息。


      作为教育家,蔡大愚曾在四川、上海、北京、兰州等地从事教育普及工作,先后担任四川嘉定中学教务长、上海中国公学教师,参与创办北京清真第五小学。民国成立后,蔡大愚接受湖南回族同胞、甘肃提学使马邻翼的邀请远赴兰州,于1913年至1917年执掌甘肃官立法政学堂和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兰州大学前身)。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744.jpg

| 甘肃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毕业照,前排中坐者为时任校长的蔡大愚先生。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747.jpg

| 时任甘肃官立法政学堂校长的蔡大愚先生签署的公函。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751.jpg


      在日本留学期间,蔡大愚开始接触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对卢梭、孟德斯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等均有所了解,成为他后来向往民主,追随孙中山,成为时代的先行者的重要思想渊源。1912年,他在北京参与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创立并任评议部干事;到甘肃后筹办国民党甘肃支部的工作,响应孙中山号召策划和领导了甘肃护法运动。1921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大本营谘议。


       蔡大愚通过著书立说阐明其思想。他曾为中国回族历史上的第一份刊物《醒回篇》作《留东清真教育会序》,鲜明地提出改良宗教、普及教育以振兴民族的思想观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他还在《正宗爱国报》发表“清真教育会之解释”系列文章,与回族学者杨敬修进行对话,阐明其通过“清真教育”培养人才的观点。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754.jpg


      兰州大学王希隆教授给予高度评价:“蔡大愚先生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以教育救国、以民主革命、以振兴回族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757.jpg

| 蔡大愚撰《“清真教育会”之解释》。


      1918年,蔡大愚因策划与领导甘肃护法运动失败后返回四川。据现已95岁高龄的蔡大愚堂外甥马明辉讲述,回到成都的蔡大愚并未因甘肃护法运动失败而陷入低潮,他先是住在堂妹蔡开蓉(马明辉母亲)家中,还未及进行休整,就与堂弟蔡心如等一道,谋划以成都为据点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801.jpg

| 本文作者(后排右一)在成都市金牛区访谈蔡大愚堂外甥马明辉(前排左二),以及四川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原秘书长郭嵩明(前排左一)。


一、改组学生救国团


      1919年4月某日,蔡大愚以四川爱国会会长名义,与上海中华学生救国团主任甘海澜共同呈报了“改组学生救国团为四川爱国会”的报告。在4月13日召开的筹备会议上,蔡大愚被选为会长,其堂弟蔡心如被选为会计主任。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805.jpg

“改组学生救国团为四川爱国会”报告。


二、组建四川国民大会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很快传入四川,各地随之掀起轰轰烈烈的爱国革命运动热潮。5月26日,蔡大愚以四川爱国会的名义致电绅、商、学、农、工各界以及省议会、教育会、各会团、各报馆、各军代表等,并计划于5月28日午前在成都欣园筹商联合召开国民大会的办法。5月28日,各界人士如约在欣园召开国民大会筹备会,到会代表二百余人,推定临时主席蔡大愚、文天龙、汪澄波三君。蔡大愚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演说:“今日请各位来是为青岛问题,此事本是政府去做的,因为政府无力,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出来维持,为政府的后援。兄弟的主张,第一是抵制日货;第二是国民大会,一致进行,非外交得胜不止;第三要求政府惩办国贼。抵制日货一层要贯彻到底,望大家一律赞助云……。”


       蔡大愚的主张得到广大各界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5月30日,国民大会在成都南门岱庙召开第二次筹备大会。他在主席报告中对会议目的进行了阐释:“此次开会,必须争最后五分钟之热心,以雪前耻。其目的不仅争还青岛问题,并须划出日人在我国之强横势力云。”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808.jpg


       为迅速扩大舆论,蔡大愚等人组织印制了《四川国民大会警告》等大量宣传单,连夜起草了《四川国民大会章程》,于6月2日以四川国民大会主任名义呈交四川省会警察厅。他对当下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形势、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遭遇的不利局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大愚等忧国脉之倾危,怵神州之板荡,爰继上海及各省国民大会之后,发起一四川国民大会,现已组织成立,选定职员,进行会务,表全体之决心,为政府之后盾,誓死力争,期达到收回主权、保全领土之目的……。” 


       6月8日,四川国民大会在成都少城公园正式成立,盛况空前,极大鼓舞四川各界广大爱国群众,爱国运动在全川蓬勃发展起来。“昨八日,少城公园开国民大会,军、政、学、绅、商各界、各机关均派有代表到会。入口处有多数小学生散旗,每人入会场均持小旗一面。该会作旗二万张,分散不敷,后到者无旗亦可入会。大会由蔡大愚报告,其它演说者甚多,如张立正、张超然、徐书元、余绍谦、游盛祥……等等。到会各界折断洋伞、拌碎眼镜、扯毁草帽者,亦多表示决心永远不买日货。” 


       6月19日,蔡大愚以四川国民大会主任理事名义致函商务总会:“……至目前市面然已买之货,本我商人血本,不能认为敌人货物,万无消毁之理。如卤莽从事,是国未救,而商先害,在本会必不为,已屡言之。前函请限期销售或设会共拍卖场,以收回血本者,亦保良商,杜奸商之微意也。……”四川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许多省市都已转入低潮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不断地发展着,并坚持长达三年之久,成为四川人民反帝斗争历史中的重要一页。


       四川国民大会虽属民间自发团体,但表现出较高的组织纪律性,在机构建设、活动宣传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组织化程度,在四川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始至终得到了政府明确支持,与蔡大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领导作用密不可分。


三、出版《四川民决日报》


       1919年8月18日,蔡大愚以四川国民大会主任理事名义向四川省警察厅呈报了关于出版《四川民决日报》的申请:“前因外交失败,京沪学商奔走呼救,同人等发起国民大会与各省一致进行……现虽曹、章惩办,欧约拒绝签字,仇人已陷恐慌,而国权实际之挽回尚无何等大效。当此功告垂成,最后力要坚持到底之时,鼓舞民气,尤属必要。特据本会章程第六条丁款一项规定,组织白话报……。”该申请提交后不久即获得四川省警察厅批示。


四、与孙中山保持密切联系


       蔡大愚和孙中山是“交往已久的朋友和同志”,目前公开的两封孙中山写给蔡大愚的书信揭示了二人的密切关系。


       这两封书信集中于1919年5月至6月,从内容来看,从甘肃返回四川的蔡大愚进行民主革命活动的决心并未动摇,通过一系列革命活动的历练,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更加认同,追随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同时,蔡大愚无疑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在回到四川以后仍经常怀念在甘肃护法运动中牺牲的诸位同志,并向孙中山提出“抚恤陇上诸同志”的请求。


       在给蔡大愚回信的这段时间,孙中山已在被逼无奈之下辞去大元帅职务,返回上海家中安心著书。他在信中向蔡大愚阐述了其所著《孙文学说》的要旨,第一次向外界阐述了他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评论,即“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可见,孙中山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中看到了“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的现实可能性,也看到了国民力量的强大,大大鼓舞了他日后改组国民党乃至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的信心。


微信图片_20191203204813.jpg

| 孙中山致蔡大愚信函。


      蔡大愚出身于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家庭,既受过经堂教育的熏陶,又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改造,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文化教育、宗教改良等议题多有涉及,不仅在理论上倡导新思想、提出新观点,更是以实际行动宣传民主、提倡科学,做出了积极贡献。从甘肃回到四川后,面对五四运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时刻,他始终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关注社会现实,积极投身其中,始终都以渊博的学识、崇高的威望、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发挥了核心领导的作用。综观蔡大愚在四川亲自参与和领导的一系列爱国革命活动,明确指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民主、进步取向,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对于推动爱国革命运动在四川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本文作者苏杰,男,回族,1984年生,系四川隆昌人,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本文原题目为“回族爱国名士蔡大愚与五四运动初探”,已于《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三期发表,经作者精编后,由本公号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