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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宗融

 作者:马雪霞  来源:古今回族名人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7-05-22 21:49:45


     教学相长,译著两得

   

    马宗融(1892~1949年),字仲昭,经名伊斯玛,四川成都人。祖居陕甘一带,清道光年间,移居四川成都。幼年曾就读于私垫,1907年,考入成都资属中学(招收资中、资阳、仁寿、井研、内江五县之资州所属生员),1913年进入德国西门子电机 厂在成都开设的德文学校学习德文,准备毕业后保送德同。可次年因欧战爆发,学校关门,只得辍学。1914年又到上海求学无果,遂在上海又逗留了年余,于1916年赴日本东京求学。1918年5月初,两三千留日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卖同的中日军事密约,在东京街头示威,马宗融积极参加了这一行动。日方派军警殴打,拘捕学生, 一些学生被拘禁三四天,留日学生愤极归国,提出“誓不东还”的口号。马宗融归国后,在上海加入“留学生救国团”,上街叫卖宣传反日爱国的《救国日报》。


    1919年,马宗融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到蒙达尼中学补习法语,后到印刷所、酒厂做工。1920年应聘为华法教育会办事员,后在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留下的常设办事处做书记员,并随中国公使到过罗马、伦敦等地。1921年辞职去里昂,进中法大学学习和工作。


    1925年,马宗融回上海,开始翻译法国文学作品。1925年12月在《东方杂志》发表所译第一篇小说《仓房里的男子》。此后,在该刊及《小说月报》陆续发表所译米尔博、法朗士等人的小说多篇,并为《小说月报》新辟的《近代名著百种》专栏译述了长篇小说《红与黑》(1927年12月10日)、《巴黎圣母院》(1927年12月10日),还本着“惟敷陈事实,力屏一偏之说”的态度,参考有关著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书库”撰写了一本概述法国大革命的“大要之大要”的小册子《法国革命史》(1930年10 月)。此外,他还翻译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剧本和布宁的回忆录,以及罗马尼亚作家依斯特拉谛的作品。


    1929年,他与后来以“罗淑”为笔名写小说惊动文坛的罗世弥同返里昂,并在那里结婚。1933年,马宗融携妻女回国,在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此后,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上发表散文及多篇关于非洲、澳洲风土人情的“风俗志”,并在《文学》《作家〉《译文》等刊发表译文、散文、杂文、论文和评介法国文学名家名著及文坛近况的文章,如《鱼与蟹》《流萤与被失落的镜》《狗》《面具》等等,他还深入浅出地写些文艺理论文章,为1935年《文学》月刊创刊两周年纪念特辑《文学百题》写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为《太白》半月刊的特辑《小品文和漫画》写了《人各一见的小品文》;还为《文学》月刊写了《浪漫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欧洲社会、政治、经济革命的进程,论述了欧洲浪漫主义推翻古典主义取而代之的文学革命运动。又为新生命书局的大众文库撰写了《伦敦》《罗马》两本小册子,用生动的语言,从人文地理的角度,介绍了这两个城市。1936年,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并签名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同年秋,携家赴桂林,任广西大学教授。


    在此期间,马宗融也向国人介绍了一些阿拉伯文学作品,他翻译了阿拉伯民间文学作品《鸟语》(1934年5月),他还是最早介绍并节译阿拉伯“悬诗”的人。他翻译的《埃及的阿拉伯文学发展的一瞥》和撰写的《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两篇论文,是我国较早介绍和评析阿拉伯文学的重要文章。他的译介,对于引起我国学者“对于阿拉伯文学去加以注意的兴趣”,具有积极的意义。


    另外,对于中国现代回族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的发端,马宗融先生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他是发起和倡导研究中国回族文学和文化的先驱者之一,更是促进和推动研究抗战时期回族文艺的第一人。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面对动员全中国人民投身抗击侵略者的形势,为了推动回汉人民的相互理解,加强团结, 以适应一致抗日的要求,马宗融写了《理解回教人的必要》《我为什么要提倡研究回教文化》《对〈国家至上〉演出后的希望》《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大声疾呼对回族生活和回族文艺、回族文化的关注及研究。他身体力行,先后发表了《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和《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等系统厚重的研究论文。他指出:“回教人民为构成中华民族的一环,我们若让这一环落了扣,或松损了,就是我们危害了整 个中华民族的健全,减少了我们抗战的力蛋。”他认为“一切隔阂都是从不理解来,要团结就要除隔阂”。为此,他提出“以两种观点去理解回教人:从社会学的观点我 们应该理解他们的信仰、生活、习惯、感情等等,至少要弄淸楚他们一样是中国人。从文艺观点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把握他们的生活,由之表现或诱导其教中人自己表现他们的生活。”他从不赞成那种“不许外教人手触天经以及一切有关回教的书籍”的“关门主义”,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同时,又认为表现回族生活的艺术园地是广阔的,提倡回族的和非回族的文艺家们去观察、了解、研究回族人的生活,收集表现回族生活这个“不为人注意或不敢注意”的题材,在回族文艺的园地里“培养出多量新鲜而异样的花。”由于马宗融的倡议、呼吁和发动,也由于回族文化工作者中的有识之士的响应,得到许多关心回族文化的非回族文化工作者的支持, 1939年1月起,他担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五位常任理事之一,3月倡议并发起组织“回教文化研究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宗融一家分别从上海和桂林回成都。他任四川大学教授,常在《新蜀报》《群众》《抗战文艺》等报刊发表杂文、散文和译作,宣传坚持抗战,抨击腐败现象,并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文化活动。1938年2月,妻子罗世弥因产褥热在成都去世。


    1939年1月,马宗融与李劫人、周文、朱光潜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都分会。此后,多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都分会理事或候补理事。同年夏, 他去到重庆,任复旦大学教授。1940年,在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兼任委员。


    马宗融结集的著译有:史著《法国革命史》、杂文集《拾荒》、通俗读物《伦敦》和《罗马》,译著短篇小说集《仓房里的男子》(米尔博著)、中篇小说《春潮》(屠格涅夫著)、寓言《蜜蜂与蚕儿》《两个狐狸》等。


    1946年秋,马宗融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该校任教。“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投身民主运动。1947年到台北,任台湾大学教授,与许寿裳、黎烈文、乔大壮等关系甚笃。1949年2月带病携子女乘船返回上海,4月10日逝于贫病之中。马宗融的朋友和同事们称他“为人性情真率,仗义勇为,热情盈满,朋友皆敬而爱之”。并这样评价他一生的工作:“宗融先生一生献身教育,从事译著,沟通回教文化,贡献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