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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赛典赤研究综述

 作者:常小军  来源:南大元史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12-03 21:08:09

 

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赛典赤研究综述

常小军

赛典赤·赡思丁是元代著名的回回政治家,归元后曾任成吉思汗帐前侍卫,太宗时曾任达鲁花赤、燕京路断事官等职务;世祖时曾任陕西、四川等行省平章政事;至元十一年(1274)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近三十年国内关于赛典赤的研究论文有一百多篇,笔者试就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作一综合概括。由于学力所限,难免有所遗漏,敬请方家指正。

一、身世

赛典赤《元史》有传,但是关于他的身世记载却很简单,特别是归顺元朝以前的事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归顺元朝后的记载也多不详细。《元史·赛典赤传》有很多疏漏的地方。随着对赛典赤研究的高涨,关于其身世成为是赛典赤研究的一个重点。

近年研究赛典赤身世的文章很多,关于赛典赤的身世、入华时间,却颇有争议,存在几个说法。赛典赤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样归附成吉思汗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现在对赛典赤来华问题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说法:李清升《赛典赤赡思丁“西域附元”说质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认为,赛典赤·赡思丁归元地点是在国内陕西关中地区而非西域不花剌;而邱树森《赛典赤家族入华时间考》(《中国回族研究》1991年1期)则认为,成吉思汗西征,赡思丁的祖父“赛典赤”在布哈拉“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1224年,赡思丁的父亲苦马鲁丁带着赡思丁随蒙古军东来中国,而祖父赛典赤及千骑都留在布哈拉了。赡思丁是在其父隐退后才袭父职入仕的。马世祥《赛典赤·瞻思丁与阿儿思兰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该文认为赛典赤的来源不明,阿儿思兰汗的下落不清,根据最新文献,就赛典赤的身世做了论述,认为赛氏即哈剌鲁部主阿儿思兰汗。也就是说,哈剌鲁部主阿儿思兰汗就是东来中国之前的赛典赤·赡思丁。杨毓骧、温琪宏的《赛典赤·瞻思丁与哈剌鲁部主阿儿思兰汗》(《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就纳为信(《元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世家》(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4.6)一书观点)提出的“赛、阿同人论”观点,提出置疑,认为赛典赤与阿儿思兰汗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当时同为回回人的两个名人。马经的《关于赛典赤·赡思丁身世事迹的碑志谱牒》(《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 ) 关于赛典赤的身世记载很多,但是中间有一些差异和不解之处。本文通过大量的家谱、碑铭、史传资料并结合当代研究,对赛氏的先世后裔做了分析说明,解释了产生差异的原因,同时提出希望随着新的发现对赛典赤的研究会有更深的发展。

此外还有纳为信《赛典赤家谱与中亚古代历史》(《伊斯兰文化研究》1996 年第1期)、纳为信《〈咸阳族谱〉回回文部分汉译并跋》(济南穆斯林》2004 年第1 期)、纳为信《赛典赤·赡思丁波斯身世考略》(《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李清升《所非尔入宋与赛典赤归元考略——谱牒与史志记载的比较研究》(《回族研究2004年 2期))等。

归元以后涉及赛典赤身世的论文主要有纳为信的《<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序论》(《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就赛典赤家谱可以肯定的方面和不可信的方面做了说明,同时提出家谱为人们了解认识赛典赤家族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提供了线索,也对赛典赤家族的来源提供线索。马颖生《孤本<咸阳家乘>(<大理马姓家谱>研究)》(《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就赛典赤的家谱之一孤本《咸阳家乘》的价值以及与其另一家谱《马氏家乘》的异同做了论述,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李清升在《赛典赤赴滇时间考》(《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中,就赛典赤到云南的具体时间做了考证。认为赛典赤于元世祖至元年间赴滇任职 ,因史籍记载等因素 ,其赴滇时间有至元十年(1273年)和十一年(1274年)之说。作者考证了史料 ,并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 ,得出赛典赤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赴滇任职的结论。

此外还有杨怀中《赛典赤·赡思丁和他的家族》(《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8月)、杨万仁《回族姓名述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纳为信《<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绪论》(《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纳国昌的《咸阳王陵七百年》(《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等。

二、政绩

赛典赤做为元代初期的一位著名的回回政治家,先后在军队、中央、地方担任重要职务,资历深厚,政绩卓著,无论在何地任职,都深受人们的拥护。赛典赤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在地方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任职云南期间尤为突出。因此,对赛典赤政绩方面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其最辉煌的时期,即在云南任职的六年,此外还有一些是关于其任职中央及其他行省方面的研究。

1、任职云南

对赛典赤在云南任职情况的研究主要有晓钟、尤力《元代赛典赤治滇功绩》(《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论述了赛典赤在云南任职后进行改革,促进云南的发展,受到云南人民的爱戴。方铁的《论赛典赤治滇》(《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论述了赛典赤在云南的政绩,对云南的发展,局势的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在云南的政绩。同时又对赛的功绩作出了评价,作者认为他对云南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是一位杰出的回回政治家。诸锡斌的《赛典赤赡思丁与云南水利开发》(《云南农业大学学报1989年第第4期)叙述了赛典赤在云南任职时带领当地各族人民治理滇池水害,建立灌溉渠网,使滇池地区的农业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周玲在《元代云南行省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昭通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中论述了赛典赤在忽必烈的派遣下到云南进行改革,在云南建立了行省的过程。张永杰在《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个“省长”赛典赤》(《炎黄春秋》1999年03期)一文中就赛典赤云南任职的六年的所作所为做了论述,作者认为赛典赤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措施,对云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现代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启示。郝积善在《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抚滇的历史功绩及其影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增刊)一文中介绍了赛典赤在云南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设立行省、改革礼仪、传播伊斯兰教、发展经济文化、创办学校,对稳定西南地区和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方铁在《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中,对赛典赤在云南所实施的政策做了论述。赛典赤在云南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蒙古统治者的政策,是蒙元民族政策的反映。安抚云南的人民,同时又稳定形势。这其中既有“四等人制”下重点对汉族的压迫和防范,也有在信任边疆少数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土官制度。赛典赤在云南的统治具有积极意义。纳麟的《赛典赤民族政策的历史贡献与现代启示》(《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论述了赛典赤在云南所实施的政策。赛典赤的措施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民族政策也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此外相关文章还有李清升《赛典赤·赡思丁征梦槃甸》(《云南群众文艺》1980年第4期)、林送《一位杰出的穆斯林――赛典赤·赡思丁》(《阿拉伯世界研究》1981年6期)、纳国昌《赛典赤·瞻思丁》(《中国穆斯林》1983年2期)、龙永行《赛典赤的才干与忽必烈的知人》(《思想战线1984年第 1期)、龙永行《杰出的回族改革家赛典赤》(《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 02期)、汤开建《元代赛典赤家族对云南地区的开发和经营》(《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东湖的《元云南行省建置时间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 1期)、纳国昌的《云南回族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回族研究1992年第 2期 )、尤中的《元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思想战线1995年第 2期)、《纪念赛典赤立云南行省720 周年》(《伊斯兰文化研究》1996 年第1期)、马经《略述云南四位回族代表人物得政治思想》一 《赛典赤·赡思丁》(《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马曜在《赛典赤与元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序<赛典赤·瞻思丁>》(《思想战线》1998年第7期)、纳为信《赛典赤与滇池水利》(《史与志》2000年第2期)、马经的《回回入滇与省会初创》(《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纳为信《纪念元世祖忽必烈亲临云南750周年,缅怀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2003年中国蒙古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 年)、纳文汇的《民族平等的倡导者――赛典赤·赡思丁主滇时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民族时报》 2004/04/14)何锐的《赛典赤与盘龙江水患治理》(《云南政协报》2007/02/14)张嘉品的《云南行省的创建者赛典赤》(《云南日报》2002/06/05)杨林的《“心滇之心,事滇之事”的赛典赤》(《中国档案报》2000/08/14)张伟的《应明确决策责任人与工程责任人》(《中国青年报》2004/10/13)等。

2、其他地方任职

对赛典赤在其他政绩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杨志玖的《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五)(上)》(《回族研究》1994年第4期)提到赛典赤曾在陕西、四川、云南三省任职,论述了赛氏在各个行省任职时的丰功伟绩,称赞他不愧是一代名臣。韩敏在《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治理陕西》(《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中就赛典赤在陕西的贡献做了论述。他到陕西后兴办教育,安抚流亡百姓,实行屯田,发展农业,减轻百姓负担,积极支援伐宋统一战争。在陕西任职期间政绩斐然,深受元世祖的器重。纳为信、纳梅的《赛典赤与中国行省建制》(《今日民族》2000年第10期)以赛典赤建立云南行省为例论述了元代建立行省的情况。终元一代行省有10个。中国的行省始于元代,而元代的行省始于云南行省。这都是与赛典赤分不开的。

另外还有刘祯的《略述元代的回回》(《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纳为信的《纪念元世祖忽必烈亲临云南750周年,缅怀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2003年中国蒙古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陈得芝的《赛典赤赡思丁事迹补》(《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 2005年1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等。

3、社会经济文化

做为元初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赛典赤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还表现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他的能力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在中央任职,还是在军队或地方任职,他都兢兢业业,恪守奉公,既忠于朝廷,又体恤人民。

在社会经济方面主要有杨志玖的《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二)》(《回族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比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先后被诛杀,来突出赛典赤·赡思丁的政绩与声誉,他具有理财之长而获好评,得其善终。周廷贤的《赛典赤的改革与元代云南社会的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指出元代云南的发展与赛典赤的改革是分不开的,赛典赤的一系列改革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还有诸锡斌《我国杰出的少数民族水利家——赛典赤赡思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9年第 01期)、方慧《略论元朝在云南的经济法制措施》(《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等。

文化教育方面主要有缪坤和《理国主体文化的内涵及特点》(《思想战线1998年第 8期) ,作者论述了赛典赤任职云南后大力发展教育,兴办学校,传播儒学,提高全民的素质,改变了云南文化落后的状况,促进云南文化的发展。李清升在《赛典赤·赡思丁兴儒办学的历史功绩及其意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中,从教育这一方面论述了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兴儒办学,首建孔庙,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历史功绩和政治意义,对云南的发展影响重大,改变以往史学界的认识。还有姚继德《云南回族与波斯文化》(《回族研究》2000年第4期 )、侯峰《传播与交融》(《云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论文》,2001)。

三、后裔

赛典赤作为元代杰出的政治家,其家族是元代最显赫的色目家族之一。赛典赤有五子二十三孙,其后代不但在云南繁衍发展,更是遍布大江南北。

关于赛典赤后裔的文章主要有陈达生《泉州杜安沙碑与赛典赤·瞻思丁后裔关系考》(《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通过对《杜安沙碑》翻译分析,对比其他学者的研究,结合史料,指出杜安沙与著名的赛典赤·瞻思丁没有关系,与陈埭瞻思丁家族也无任何关系。泉州陈埭瞻思丁家族是否属著名的赛典赤·瞻思丁的后裔,尚有待于史料的新发现。杨志玖在《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三)》(《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中记述了赛典赤之孙、纳速剌丁之子赛典赤·伯颜的情况。伯颜在中书省任职十年作出了不凡的功绩,受到当时人们的共同称赞。赵华宇的《山东青州的赛典赤·赡思丁后裔》(《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 ) 介绍了赛典赤的后裔分布情况,通过青州赵氏所藏原青州赵氏祖茔碑碣,介绍了青州赵氏的来源情况,指出青州赵氏是赛长子纳速剌丁之子伯颜的后裔。庄景辉的《杜安沙碑与泉州丁氏回族关系考辩》(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1998 年 )以杜安沙碑为依据,结合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著《史集》中关于赛典赤的记载,提出节斋即碑文上的赛典赤杜安沙,一汉名一洋名。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是第一世,纳速刺丁是第二世,艾卜伯克乌马儿是第三世,而赛典赤杜安沙就是第四世”,赛典赤·赡思丁是其始祖。曹相《纳速剌丁与云南》(《 回族研究1999年第2期),叙述了纳速剌丁是继其父赛典赤之后又一位伟大的回族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继其父主政云南,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该得,巩固政权,收到人民尊敬。刘玉钊在《马注的家世及生平》(《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结合前辈研究成果及其他史料对马注的家世及生平作了概述,指出马注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十五世孙,系穆罕默德四十三代裔。

关于赛典赤后裔的文章还有陆峻岭、何高济《泉州杜安沙碑》(《考古》1980年第5期)、程德淦《云南纳家营访问记》(《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4期)、李寒江《赛典赤的子孙们——云南省通海县纳古回族乡纪实》(《民族文学1995年 03期)、《温州的畲族和回族》(《中国民族》2004年第04期)、金少萍的《滇东、滇东北马姓回族名称来由浅析》(《回族研究》2005年第4期)、李兴华《纳古镇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5年第4期)等。

                                   四、宗教

赛典赤作为一位回回人的优秀代表,其业绩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在宗教上他同样做出重要的贡献。

关于赛典赤宗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何高济、陆峻岭的《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赛典赤》(《元史论丛》第二辑)论述了元代影响最大的回教人物代表牙老瓦赤和赛典赤及其家族的事迹。其中对赛典赤家族从中外史料中引用大量资料,考证其先世自身及后裔。李荣昆的《伊斯兰教在云南的传播》(《中国穆斯林1990年第03期)对伊斯兰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作了论证,指出伊斯兰教主要是在元代随着赛典赤的入滇而传入,大规模发展的。周传斌在《广元伊斯兰教考略》(《回族研究》1996年4期)一文中,回顾了四川广元地区从元代到民国时期回族和伊斯兰教的由来、发展、特点,指出广元地区正是由于赛典赤的到来,才带来了回族和伊斯兰教。王建平在《元代穆斯林移民与云南社会》(《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中以大量的史实材料展现了元代时期迁徙云南的穆斯林定居点与其周围的云南土著民族社会的复杂关系和相互反应。阐述了云南穆斯林在赛典赤·赡思丁及其后裔的领导下,如何处理与非穆斯林邻居的关系以及他们为维护中亚伊斯兰教传统所作的努力。邹文杰、陈惠兰在《试论伊斯兰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贡献》(《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中分析伊斯兰教对我国的文化的影响,指出伊斯兰教信徒赛典赤在云南为官时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与郑和的关系

赛典赤晚年在云南任职,其后代大都留在了云南,构成云南回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和是云南人,他与赛典赤的关系是赛典赤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赛典赤与郑和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邱树森的《郑和先世与郑和》(《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通过研究指出郑和就是元代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并列出赛典赤――郑和家族的世系表。叙述郑和先世的历史贡献,指出正是基于赛典赤的后裔和郑和的才能,明成祖才会选中郑和下西洋。李清升的《从<故马公墓志铭>证郑和为赛典赤·赡思丁后裔》(《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根据云南晋宁月山郑和公园现存的《故马公墓志铭》碑记所反应的问题,结合文献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的考证,进一步证明明代航海家郑和是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马颖生的《郑和是赛典赤后裔说应该可信》(《 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通过几种史料和碑刻从正面以及侧面证明了李士厚关于郑和是赛典赤的后裔说法是正确的,史出有据,应该可信。郑自海的《南京<郑和家谱首序>的发现及南京<郑和家谱>的续修》(《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3期),介绍了南京的《郑和家谱》之基本情况、调查及遗失经过、重新发现及史料价值,新续的进程,重修的意义。

此外还有李士厚《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志诚《郑和家谱小考》(《阿拉伯世界研究》1985年4期)、晋林《郑和家世与生平》(《中国水运1995年第8期)、郑勉之《郑和家世考》(《中国穆斯林》1996年2期)、余嘉年《从<马哈只碑>看郑和的家世》(《云南政协报》2004/02/07)、杨怀中的《走进郑和》(《回族研究》2005年第1期)、吴跃农《听郑和后裔叙说家世》(《文史春秋2005年第07期 )等。

六、评序

关于赛典赤研究的文章,论著有很多,因此就有很多关于这些文章的评价,序言等。主要有纳国昌的《钩沉史实  阐幽发微――云南回族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回族研究》2001年第2期),对云南回族历史人物赛典赤等人物的研究评价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概述。就赛典赤研究做出了概述,评价了赛典赤在云南所做贡献。马曜在《<赛典赤·赡思丁评传>序》(《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指出元代是云南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赛典赤的领导下,云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建立行省,发展农业,兴办教育。认为李清升对赛典赤的业绩介绍的很清晰,对其作品评价不错。另有纳为信《<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绪论》(《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马启成《忆勤奋耕耘的回族学者纳为信先生――兼评介先生的<元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世家>一书》(《中国穆斯林》2005年02期)等。

 

七、会议

赛典赤是蒙元史和云南政治史上最为后人称道的民本主义穆斯林政治家和改革家,在中外关系,特别是中伊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云南大学本着推动中国――伊朗之间的传统友好交往的宗旨,于2005年在昆明召开了首届赛典赤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姚继德的《赛典赤·赡思丁:中——伊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首届赛典赤·赡思丁研究国际会议综述》(《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就首届赛典赤·赡思丁研究国际会议的情况做了综述,共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中文、波斯文和英文论文35 篇、贺信2 封、讲话和致辞3 篇。会议紧紧围绕赛典赤·赡思丁的家世、谱牒、归元原因,他对中国伊斯兰教传播的特殊贡献,他在中—伊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地位、治滇的历史功绩、西方对赛典赤的研究、波斯文化与云南回族穆斯林的内在联系、波斯苏菲哲学对云南穆斯林的影响,以及中—伊两国现当代友好关系回顾与展望等主要议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研讨。同时还介绍了西方对赛典赤的研究状况。

中国方面主要论文有,纳为信《赛典赤·赡思丁波斯身世考略》,林松《从赛典赤开发云南的杰出贡献看波斯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纳麒《赛典赤民族政策的历史贡献与现代启示》,方铁《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理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马兴东《赛典赤治滇的历史功绩》,王子华《赛典赤与云南文明》,马经《赛典赤子孙与伊斯兰教在云南的早期传播》,纳文汇《赛典赤主滇期间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杨经德《赛典赤·赡思丁:中国回族穆斯林“爱国爱教”的光辉典范》等。

伊朗方面主要论文有,MaryamMoezzi《论赛典赤归元的原因》,Mohammad Rahimian《历史伟人赛典赤·赡思丁述评》,Gh. R. Sotoudeh 《赛典赤·赡思丁治滇生平一瞥》,RezaMurazadah 《赛典赤·赡思丁对中国伊斯兰教传播的巨大贡献》、《伊朗、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赛典赤·赡思丁》,A. Bagheri 《论赛典赤的宗教共存观及其在开发云南中的作用》,MohammadImami 《论赛典赤的历史品格:他在蒙元帝国朝廷中的地位及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作用》等。

赛典赤做为元初的一位著名的回回政治家,其影响不仅仅限于国内,在国外,特别是在伊朗也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对他研究的高涨,人们对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当然,关于赛典赤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之处,期待学界继续关注这一专题,进一步深化赛典赤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


①笔者在收集文章的过程中发现对赛典赤名字的翻译没有统一标准,有译为赡思丁,有译为瞻思丁。其名波斯文拉丁转写为Sayyid Ajall Omer Shamms al-Din,《元史》(中华书局 1976年)等元代史料均译作“赡思丁”。故笔者认为译作“赡思丁”更准确。但是对收集的文章题目中译为瞻思丁的并未改动。笔者文章中凡牵涉赛典赤全名的统一译为赛典赤·赡思丁,特此说明。


(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第21辑,引用请核对原文)


责编: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