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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登州

 作者:佚名  来源:中沙文化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09-24 17:19:04



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师、

经堂教育开创人——胡登洲阿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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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莱亚斯,陕西省咸阳渭城湾胡家沟人,明代伊斯兰教学者、经师。胡登洲不仅开创了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更是把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相融入的典范,也可以说经堂教育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丰富了中国文化,也丰富了阿拉伯文化。



人物生平

胡登洲幼年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及儒家之书。长大后随同乡高阿訇潜修波斯语、阿拉伯语及伊斯兰经籍,精通认主学、教义学和教法学等。50岁时去京城经商,在陕西临潼遇见一位阿拉伯国家的贡使。胡登洲向其请教教义中许多疑难费解的,贡使一一作答,胡登洲获益匪浅。客居北京时,胡登洲从国学名士学习经史子集各部之书,对于性理之学,独有心得。他哂笑宋儒,说其言论不过是个“泥美人”而已。一日购得《毋噶麻忒》一部,胡登洲又师从阿拉伯国家贡使学习这部经典。这位贡使对胡登洲很有好感,向其尽传中国所无之经典。胡登洲由是学问大进。回到故乡后,胡登洲设馆开学,收徒约百余人。


公元1597年10月8日(明万历25年8月28日)归真后葬于渭城渭河岸边,

公元1662年渭河泛滥,墓茔遭浸,遂迁葬于胡家沟(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窑店村),留有著名的“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铭。



个人贡献


胡登洲鉴于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立志兴学,以倡导宗教教育,培养人材。他在继承前人传播宗教方式的基础上,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先在家中后移在清真寺设帐讲学,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办学初,“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他始用经堂语言讲解,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学习考察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开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之先河。经四代掌门人传授,授徒约数百人,百年以后造就人才之多宛若星辰。胡登洲不仅开创了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更是把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相融入的典范,也可以说经堂教育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丰富了中国文化,也丰富了阿拉伯文化。



技能传承


胡登洲亲传弟子有“冯、海二门父子祖孙得受宗旨”。冯氏名少川,陕西人,著有《纳直问》(Masa’il Naj),是以阿拉伯文所写的问答体教义著述。海氏名东阳,字文轩,西安人,后在宁夏地区有所发展,成为经学世家。他的再传弟子据传有兰州马、摆阿訇等人。一说从兰州马开始,才将他创建的教育形式移在清真寺专设的讲堂内进行,并且加以完善,后遂称“经堂教育”,也称“寺院教育”。胡登洲再传弟子在清代活跃于各地,比较著名的有山东常志美、陕西周良隽、云南马德新、河南张万东和杨泰恒、杨泰贞等。由于胡登洲及其传弟子几代人的努力,经堂教育在中国穆斯林居住地区普遍兴起,培养了大批宗教人才,从而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殁后葬于渭城渭河岸边。清康熙元年(1662)渭河泛滥,旋被迁葬于原上胡家沟。渭城里清真大寺旁,其墓至今犹存。



个人成就


发展经堂教育


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经胡登洲的倡导和实践,面貌为之一新,终于成为教内的一大事业。中国伊斯兰教系统的教义传授和宗教职业人士的培养,主要依靠经堂教育。胡登洲功不可没。有人把胡登洲誉为经堂教育的开山鼻祖,亦不算太过。


经堂教育的兴盛是明代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所谓经堂教育,指的是在清真寺内开办的以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和培养伊斯兰宗教职业人士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方式。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清真寺内开设的讲堂又称回文大学。由寺内开学阿訇收若干名学员,向他们讲授伊斯兰教经典以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学员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由坊内教亲捐赠。学员学期不固定,一般要五六年时间,直到开学阿訇认为可以毕业时为止。毕业时要举行“穿衣挂幛”仪式。此后,如有教坊愿意聘请,这些毕业学员即可充当阿訇了。



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背景


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从其传入的时候起就已存在。到了明代,由于胡登洲的提倡而蔚成大观。自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陕西著名经师胡登洲先在陕西开创经堂教育之先河以来,相继在山东、河南、河北、云南等地出现了由清真寺阿訇招收学生传习经典,以培养宗教人才和普及知识的经堂教育制度。各地经堂教育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各自的中心和特点。在西北地区以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的陕西学者,推行寺院宗教教育,多以阿拉伯文读本为主,攻读认主学为特点。以常志美为代表的山东及内地诸省,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兼授,多攻教法学。云南派创始人马复初,兼有陕西、山东两派特点。继经堂教育的发展之后,一些著名阿訇、经师、学者,为改变以往“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状况,相继开展了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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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以江南的南京和云南为中心,以汉语译述和阐发伊斯兰教义,弘扬伊斯兰学术文化,使教内外了解伊斯兰教。译着活动的前一阶段,以王岱舆、刘智、张中、马注、伍遵契为代表,译着内容多为教义、教法、典制、历史、哲学等。后一阶段以马复初、马联元等为代表,内容除教义、教法外,涉及阿拉伯语法、修辞学、地理、天文、历法等,并开始汉译《古兰经》。有的学者还用阿拉伯文书写,或汉阿两种文字并用。这些穆斯林学者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被称为“中阿兼通”、“学通四教”、“长攻儒者之学”的“回儒”。他们的译着“悉本尊经”,参考了不少苏菲典籍,大都采用了使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以儒诠经”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



胡登洲早年学习汉文和儒学,年过五旬时,得阿拉伯贡使指点,征集西方伊斯兰教经书,潜心学习经史百家,赴麦加朝觐归国,途中,游历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状况。归国后深感“经文匮乏,学人寥落,即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慨然以发扬正道为已任,立志兴学”。开始在自己家中设招收门徒,后转移至清真寺内,将伊斯兰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经典,用经堂语,即古汉语、阿语、波斯语单词混合而成的独特表达形式,口译和讲解伊斯兰经典,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毕业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国伊斯兰经常教育的基础。



胡太师之后,其亲传弟子和再传弟了们将经堂教育制度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代,经堂教育遍布中国东西南北各地,并逐渐形成了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陕西学派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各省及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省,此学派注重“认主学”、《古兰经》注,不学汉文,提倡“精而专”;山东派遍及山东、河北及东北各省,此派提倡阿、汉、波并重,注重“博而熟”。此后,本属陕西学派的云南,经马复初阿訇吸收陕西、山东两学派的优点和长处,改良经堂教育,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云南学派,提倡阿、汉经书并授、兼学波斯文、“诸科分进”的教学方针,极大地推进了经堂教育的发展。



由于经堂教育的倡兴,“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于是,“学人寥落”的状况开始扭转,“传译不明”的忧虑得到解,“阐扬无自”的苦恼有所减轻,“经文匮乏”的困难正在逐步解决。经堂教育倡兴至今,培养和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一代又一代“阿訇”、“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成为400多年来振兴和弘扬伊斯兰文化、维护教门本色不变而前赴后继的中坚。同时,也正是经堂教育的倡兴和发展,为汉文译著、以儒诠经活动的开展奠定了人才条件,为伊斯兰教的学说化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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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说化是伊斯兰经籍译释,即“经学”的产生为标志的。李兴华先生提出,伊斯兰经籍译释没有专一的形式,口头语言、动作示范、暗示提示、书面形式都有。就书面形式而言,既有汉文写成的“汉经”,也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写成的经书。有的著述,为了拒绝汉语世界对之阅读,还采用阿、波文交叉写成。门宦家的译释经书均不公开刻版问世,仅靠手抄在很有限的信众中密传。门宦经学不论采取什么样的译释方式,它们都共同载负着门宦家所着意宣传的本门本派和本家本宗的独特信仰精神;

三是汉文译著经学,即指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伊斯兰学者用汉文对伊斯兰原文(主要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籍的译释。与经堂经学不同,汉文译著经学或者整本全译,或者是围绕一个主题,在几部或几十部有关原文经籍中“提供大纲,撮其紧要”,进行意译、编译、“借文转译”,翻译时都须做到“训文解字,必摹对推敲,使两义恰合,然后下笔。”就诠释这一侧面而论,经堂释经讲求简明扼要,只要授者当下解释清楚、受者当下听得明白就行,而译著诠释经典,往往须“援引诸家”,对译出的经文特别是关系基本教旨的经文,进行多方面、多体例的注释。如刘智的《天文典礼》,在正文外,有解、大注、小注、实义、广义、考证、集鉴、问答、附论等九种注释体例,“集鉴、考证儒者之语,余皆天方各经传中采辑而成”。译经、释经大多数被刻版印刷,公诸于世,不分教内教外、经生非经生,凡知汉文者皆幸阅读,这也是与经堂译经解经的不同之处。



由经堂教育初步形成、经汉文译著发展成熟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即伊斯兰教义学),着在中国,伊斯兰教已摆脱了“礼俗”层面的局限而跃迁为“学理”的阶段,完成了学说化的过程。中国伊斯兰教学说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不仅仅表现为经堂教育和译著译经释经中采用汉语和汉文,更重要的也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是,经学大师们大胆地、积极地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译经、释经中以中国传统思想阐明伊斯兰学理,以当时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的架构来创建伊斯兰教义学的体系,使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大环境的整体文化氛围相适应,使伊斯兰具有了明显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从而也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获得了理论的根基,从低谷走上勃兴之道。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从经堂教育倡兴到汉文译著译经释经发展的明清之际,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