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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人民爱国的光辉历程(四)

 作者:张金勇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6-11-02 14:57:52

。译文改用通


俗易懂的白话文,只是偶尔带一点经堂语气。但补充了大量的


注解、附说和书眉提要文字,特色大增,总字数 

90万。译者自


己对三种译本的评价是:“甲种译解过文,不能通俗;而乙种经


堂语,又非教外人所能了解;拟再版丙种,译笔介乎甲、乙两种


之间,以便读者。”


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王静斋阿訇在译经方面形成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他的标准既不是严复所提倡的“信、达、雅”,也不


是近人主张的“信、达、俗”,他把“信”字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


他认为,要使译文做到“达”和“雅”(或俗),“必须文气衔接,


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而自己只能追求对原文结构和本意,永


远保持十足的忠实。因具此定义,所以译出来的文句,总是不


流利。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是文从字顺,气势流畅。至于是


不是与经文的原意相吻合,反倒认为次要。这是读者和我意见


不同的焦点。须知译经是把真主的语言,介绍给不识阿文的大众,


并非个人做文章,极尽富丽堂皇的能事”。他的朴实的译风跟他


朴实的作风一样,表里如一,文如其人。


《古兰经》的第四部全译本是刘锦标翻译的《可兰汉译附


传》,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在全译本中是继王静斋译

本之后的第二部穆斯林学者之译本。这个译本分“经”与“传”

两个主要部分:“经”是《古兰经》原文的直译,用五号字检排;

“传”是译者的引证、解释和发挥,其中包括旁征博采,言之有

据的资料、出自经注家的注疏,但译者个人的理解、发挥之处


也不少,均用小字号检排,


以便区分经文的原意和译者个人的解释、发挥。这个译本的


特点是语句半文言半白话,雅俗共赏。但是,译者在“附传”部


分,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理、易学解释《古兰经》,显得牵强


附会,非常离谱。还有一些奇谈怪论。当代伊斯兰学者、《古兰经》


翻译家林松先生认为这些是该译本中的杂质与糟粕,应该剔除。


《古兰经》第五部全译本是杨敬修(1870 

—1952年)阿訇


译的《古兰经大义》,1947年 

8月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刊行问


世。这个译本以严格直译而独具特色,给人以古朴、庄重之感。


中国现代穆斯林的译经活动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它


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中国翻译史上,


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从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的角度来讲,


它首次将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用汉文全面、完整地展

示给广大不懂阿拉伯文的中国穆斯林,使广大穆斯林有机会一

睹《古兰经》全貌,通读《古兰经》全文,从而改变了中国穆斯

林群众只会机械地诵读经文而不解其含义的局面。从此,学习《古

兰经》,理解《古兰经》从极少数阿訇、学者的“专利”转而变

成为大众所共享的精神食粮,《古兰经》终于从可望而不可即的


“象牙之塔”走向民间,走近大众,进入生活。由此,伊斯兰教

两个最基本的载体——经典和人结合起来了,经典通过人得到广

泛传播,人从经典获取了知识和灵感。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古兰经》的翻译丰富了儒家文

明的内涵,使儒家文明更加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现代穆斯

林通过译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儒家文明的重心。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兴华先生就此说道:


一种文明的重心,即一种文明在处理世间最基本的一些

关系方面占主流地位的选择……一种文明如果侧重点(重心)

选择得不妥,即不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那

种文明就会停滞衰退。因而从认识上和宏观上对主流观念,

主流行为的合乎客观需要的调整矫正,就具有促进文明进步

的意义。


他进而认为以《古兰经》为核心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对儒家文

明重心的矫正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重农轻商的矫正。人所

共知,在儒家文明中有“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无商不奸”

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长期阻碍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而伊斯兰教认为,商业是各种产业之间的桥梁,它促进流通、活

跃市场、引导消费、刺激生产,功不可没。《古兰经》把远行经

商行为看作是“……寻求真主的恩惠”,有时甚至与“圣战”相

提并论,同日而语正因为《古兰经》鼓励商业,重视流通,因而


广大中国穆斯林率先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潮流中,进而带动了周

边的许多民族。二是对重义轻利的矫正。长期以来,儒家文明

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是“重义轻利”,把满口仁义道德的人

奉为“君子”,而把从事商业的人贬为“小人”。而反映在《古

兰经》中的伊斯兰文明价值观则把义与利统一起来,协调起来,

不耻于言利,不耻于求利:对穆斯林而言,没有义利对立的困

扰和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追求正当的、合法的“利”,就

是“义”。穆斯林常常引用《古兰经》中关于两世兼顾的一段话

向真主祈祷:“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

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生活。”鱼与熊掌兼得的心理溢于言表,

见于行动。从而矫正了儒家文明中重义轻利的倾向。三是对重

公轻私的矫正。长期以来,儒家文明重公轻私,一味强调公,

而忽略私,其结果是公私不分,常常表现为公亦为私,私亦为公,

貌似护公,实则损公。因为公私不分明,私得不到保护,公也

常受侵犯,损公肥私现象,屡见不鲜、见怪不怪。而《古兰经》

所表达的伊斯兰文明价值观既强调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也确保

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凡无端没收、侵占私人财产或侵犯其他私

人利益的行为,被视为非法(《古兰经》)。这种观念或制度,

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经济社

会的发展。


总之,人类社会的进步,既要靠一地、一国人民的不懈努力,

也需要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只有开放、交流,才能不断丰富

人类文明的成果,从而造福各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穆斯林在人

类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一方面把以四大发明为

代表的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传播到伊斯兰世界乃至欧洲,从而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把以《古兰经》为代表的

伊斯兰文明带到中国,从而丰富了中华文明,某些方面还矫正

了中华文明的某些倾向。


5.派遣留学生

派遣留学生,与国外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学习异邦文明的优

秀成果,是提高本国本民族学术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中

国穆斯林出国留学开始于清光绪年间,兴盛于民国时代(20世

纪 

30年代)。在此之前,中国穆斯林只是以朝觐方式赴圣城麦加,

然后游历伊斯兰各国,或投于某个学者(或苏非派导师)门下

学习几年而已,没有正规的留学活动。正规的留学活动是在清

末光绪年间进行的。


首批中国穆斯林学子出国留学的国度是日本。来自直隶、山

西、山东、奉天、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

西、四川、云南等 

14个省的 

36名青年,满怀豪情,东渡日本,

寻求知识。他们分别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法政大学、

同文书院等。学习法学、经济学、医学、军事学等专业。他们

人在海外,却心系祖国,关注民族命运,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

在清廷驻日公使、广东籍穆斯林杨枢(1844 

—1917年)的支持

下,在东京组织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次年创办会刊《醒回

篇》,旨在唤醒穆斯林重视教育,提高素质,开风气之先河。


然而,对中国穆斯林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留学活动则是

20世纪 

30年代的赴埃及留学。埃及在当时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

中心,爱资哈尔大学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故中国穆斯林

向埃及,向爱资哈尔大学选派留学生是很自然的。


中国穆斯林向埃及派遣留学生的联络与组织工作,是由云南

回教俱进会率先进行和完成的。1930年 

8月,云南回教俱进会

及所属明德中学正式致函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请求接收中国穆斯

林优秀学子赴埃留学。爱资哈尔大学校长接到函件后,于同年

12月 

25日复函同意,接受中国穆斯林留学生。云南回教俱进会

随即责成明德中学拟定选派制度及考试办法,经过半年多的积极

准备,明德中学校长杨士敏给俱进会会长马骢提交了《本校请准


支部考送留埃学生》报告。经俱进会批准,明德中学于 

1931年

10月 

21正式进行公开书面考试,择优录取纳忠为公费生,张有

成、林仲明为自费生;上海伊斯兰师范优秀毕业生马坚由该校董

马晋卿资助旅费,由云南回教俱进会列入这一批(首批)留埃

学生团。这样,首批留埃学生共 

4人,明德中学修学主任沙儒

诚先生自告奋勇自备资费护送 

4名学生前往埃及,俱进会和明

德中学便聘任沙先生为留学生团指导员。


为保证选送学生的质量,明德中学对报考学生的资格和被

录取学生应遵守的规章制度,都作了明确规定。关于报考资格,

有四条规定:一、具有阿文、国文、英文、算术、史地、博物等

相当成绩者:二、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