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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多元文化中的回族文化

 作者:纳文汇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6-09-17 14:26:38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各民族异彩纷呈的文化又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所以说,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国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的汇聚和总和。

回族文化是回族人民在自身的发展中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回族文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它与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当然,这一问题的提出并不新颖,也不时髦,在此之前就有不少学者、专家的著述涉及此问题,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之所以再次提出,一是因为我觉得之前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和观点不尽系统,或缺乏链接;二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经济的全球化日趋明显,势不可挡。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发展或消亡?它们与主流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它的全球意义是什么?它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作出回答。本文就此作一浅谈。

 

 

我们知道,作为回族文化的创造主体和载体─—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它创造了极其丰富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炫目的光彩。

回族的形成离不开伊斯兰教的传入。中国回族最早的先民是唐宋时期进入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贡使,时称“蕃客”或“胡商”。他们进入中国后并客居下来,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因此,在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首先是从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外国侨民“蕃客”2和“胡商”中开始的。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蕃客”和“胡商”因与通商、通使有关,所以他们大都居住在沿海的通商口岸或都市,如广州、扬州、泉州和长安,同族聚居。由于穆斯林聚居地的形成和人口的逐渐增多,于是出现了“蕃坊”这一称谓。朱或的《萍州可谈》这样记载:“广州蕃客,海外诸国之所居信。置蕃长一人,管理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覆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谴……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从中可以知道“蕃坊”这一词既是穆斯林聚居区的称谓,又是一种政教合一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职权等情况。在蕃坊内一般都建有清真寺,蕃坊内的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和阿拉伯社会的传统习俗在蕃坊内进行着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因此伊斯兰教在唐宋时期是客居中国穆斯林的信仰,它的存在范围仅限于蕃坊内的蕃客、胡商等回族先民中,没有也不可能融入中国主流文化体系,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伊斯兰教并无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伊斯兰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直接传承和保存了阿拉伯社会的形态在蕃坊内存在和传播,其功能是直接为蕃坊内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市井生活的需要服务。由于蕃坊内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及其所传承的文化的封闭性,因而一方面伊斯兰教对中国社会及其主流文化并未产生大的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主流文化对伊斯兰教的渗入和影响也微不足道。[1]

元代,随着蒙古族的西征,大批西亚、中亚回回的军士、工匠、商人进入中国,他们与原居住在中国的穆斯林结合,势力逐渐壮大。由于元统治者政治和征战的需要,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军士、工匠被派遣到全国各地,驻守在沿路交通要道、河川平坝,落籍屯垦,“上马则备战,下马则屯聚牧养”,[2]过着“屯垦”的生活。他们的身份既是士兵,又是农民,战时他们参加战斗,平时他们屯垦守边,制造兵器,自产自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他们与当地的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往来,“娶汉女而居”,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同时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传入当地,伊斯兰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随着穆斯林民族与当地民族进一步融合,以伊斯兰教为其信仰,以伊斯兰文化为其核心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形成了。所以说,回族不是在中国原有的土著民族或原始氏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化而形成的,也不是外来的民族,而是外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新型民族。元明时期,由于回族穆斯林在为元王朝统一中国和巩固政权中立下汗马功劳,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从全国来看,回回人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许多回回人在军队中任高官,这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条件。另外,元朝廷对伊斯兰教持较宽容的态度,使得伊斯兰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发展。当时,凡有回族人聚居的地方都建有清真寺,清真寺逐渐成为回族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乃至政治生活的中心。明初,回族穆斯林的政治活动与明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分不开,回族穆斯林在为明统治阶级政治和战略目标服务的同时,自身及其信仰的宗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但是,中国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并没有伴随回族的形成发展而得到同步发展。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或外来文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土壤上,它的发展和繁荣必然要受到中国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自身的局限。在经历了元代和明代前期,进入明中期后,中国的伊斯兰教逐渐步入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进入明代后,在政治上回回人的地位远不及元代。明统治阶级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明令禁止“胡衣,胡语,胡姓”,以及“蒙古色目人氏,即居中国,许与中国人为婚,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宫为奴”。[3]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汉化的速度,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接受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和社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回回民族一经形成,就具有 “大分散,小聚居”的地域特征,这种特点决定了回族人民长期处于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受汉文化长期的无孔不入的渗透和熏陶,回族穆斯林已经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其母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仅仅只用于宗教活动或在日常生活中保留少量词汇。回族穆斯林的姓氏也逐渐改成了汉姓。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条件和重要的特征之一。回族穆斯林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普遍使用汉语汉文,是因为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回族之于汉族,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孤舟,回族先民要生产生活,要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与汉族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只有学习汉文,使用汉语,才能适应这种需要,才能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加之回汉通婚,加速了回族先民使用汉语汉文的速度。可见回族使用汉语汉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想保持一种共同的回回语或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文字是不可能的。[4]随着回族母语、服饰、姓氏等的日趋汉化,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亦日益淡化。

此外,伊斯兰教的传教方式不同于其他宗教,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它并不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行为或有意识的公开的传教,而是一种个体行为,通过家庭试的、父传子承式的小规模的在内部进行,即从最基本的群众和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开始,和平地、缓慢地渐渐开展。[5]在明代之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表现形态)还停留在“礼俗”方面,更多地表现在宗教生活和日常行为上,缺乏深层次的教义、教理的传播,从理论上和思想观念上去征服更多的人。这种不张扬、不扩张的传教方式,一方面使得伊斯兰教没有构成对统治阶级和主流文化的威胁而得以生存,另一方面则因为缺乏教义、教理的传播,未能造就和产生一批精通伊斯兰教义、教理,又谙熟汉文化的伊斯兰学者来弘扬和阐释伊斯兰教的真谛,致使伊斯兰教在明中期后出现了“经学匮乏,学人寥落”的局面。一般回族穆斯林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正所谓“倘有教门之家,尚存三分回回气氛。如无教门子弟,纯变为汉教矣”。

有清一代,与元明两朝不同,在清王朝开国的功臣中几乎没有回回人,清统治者对回回民族及其伊斯兰教接触了解甚少。回族人民一开始就处于政治上被歧视、受压迫的困境,他们同其他民族一样,不满清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英勇地投入到抗清斗争中。到了清中后期,清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对不同的民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勇于反抗的回族穆斯林采取了更加歧视、限制的政策。到了清后期,这种歧视和限制发展为更加严厉的打击、迫害,甚至屠杀。对回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服饰礼仪、节日庆典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