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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典赤·赡思丁主滇时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

 作者:纳文汇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6-09-16 11:31:00


                                           

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治滇六年(1274-1279),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他的英名和辉煌的业绩仍为云南各族人民所缅怀。在其众多而不朽的成就中,他对云南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和边疆稳定的政治态度、策略以及具体的措施,可谓前无古人,独树一帜,体现出一个大政治家、军事家的高瞻远瞩和广阔胸襟,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浅析。

                

 

   南宋末期,宋、金对立,整个中国陷于分裂状态之中,而此时云南正处于大理国统治时期,大理国的白族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其他民族的贵族之间也纷争不已,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激烈。

   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的各部落,随即展开了向蒙古草原以外其他地区的征服活动。

   1253年(南宋理宗宝祐六年)9月,忽必烈率蒙古军渡过大渡河迅速攻占了大理。1254年春,忽必烈班师回北方,留下大将兀良合台统兵继续征服大理国境内的其他地区。

1254年秋,兀良合台率兵自西部的大理地区向东部的鄯阐府地区进攻,直逼押赤城(昆明),沿途不断遭到白族、彝族人民的奋力抗击。蒙古军最初攻城掠地之时,所到之处,对当地各族人民采取屠杀的政策。虽然在蒙古军强大的威力威慑下白、彝、纳西等族的贵族们纷纷投入了蒙古贵族的怀抱,为蒙古帝国征服和统治云南效力,但云南各族人民却不曾停止过反抗民族征服压迫的斗争。这种斗争自蒙古军队进入云南以来,此起彼伏,先后延续了十余年。[1]

  1264年,在镇压了白族和彝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之后,蒙古贵族更进一步收买拉拢地方民族上层来进行统治,把云南靠内地区以白族、彝族为主的地方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后,才进一步发动对边疆以傣族为主的地方招降活动,最终统一了全省。

  云南统一后,蒙古贵族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云南这个多民族的边疆省区逐渐采取了一系列适宜云南发展的政策措施,使蒙古帝国在云南的统治得以稳定下来。

  在统一了全国后,1271年,元朝建立。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元统治阶级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行中书省。元朝的中书省是总揽全国政务的机构,在地方设行省,即行使中书省的权力,故称行中书省。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政权组织系统,保证了元统治阶级政令的畅通和政治上的统一。云南行中书省的建立就成了大势所趋。

  西域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受命来云南建立行省。

  1274年(至元十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对赛典赤说:“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若卿者。”[2]赛典赤遂被任为云南平章政事。这年他已经63岁了。

  赛典赤·赡思丁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在来云南之前,他就出任过陕西和四川行省的平章政事,并且都有显著的成绩。在陕西三年,民户增加了9500多户,军户增加了1200多户,税收增加了钞6200多锭,粮食增加了9700多石,因此得到了朝庭的嘉奖。[3]

  赛典赤初到云南时,云南刚摆脱战乱,到处是战争的创伤。地方政府机构还没有明确的建制。云南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都元帅,其下设有万户、千户、百户等职,一切民政事务皆由武官管理。同时又有亲王、大理等处行六部。亲王、军人和行政部门之间,职权不分,矛盾尖锐。而云南各民族人民又刚从蒙古军队的铁骑下解脱出来,加之各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头人长期的割据统治,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各族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

 

  

 面对这种情况,赛典赤高瞻远瞩,以他政治家的胆略和智慧,采取了一系列符合云南实际,适宜云南各民族发展的策略和措施,表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和领导水平。

  首先在政治方面。赛典赤认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军政不分,军事管制的局面必须改变;要加强行政机关的权力,做到以行政统领军事,使政令得到统一。于是他向朝廷陈奏:“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今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经世祖允许后,就开始着手改变云南军、政不分的状况。他把宣慰司和元帅府纳入行中书省的管辖,使武官不再管民政,改变了军事管制的格局。

  明确了统治机构的职权后,赛典赤便接着进行行政区划的建制。他把原来的万户、千户、百户等军事管制性质的组织,改设为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路设总管,府设知户,州设知州,县设县令或县尹。规定了王府和行省之间的权限,王府只是对省府进行监督的机构。云南行省的治所从大理迁到了鄯阐府(昆明)。至此,云南的行政体制得到了更新,开始成为了我国的一个直属省级行政区划。这是中国及云南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赛典赤在云南政治史上的重大贡献。

  然而,像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来说,长期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头人、酋长分割统治,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加之历史的原因,各民族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阂或矛盾。如果仅仅只是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有所改变,没有全省各民族的团结支持,没有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云南社会的长期稳定,也就不可能有全国政治的统一。

  对此,赛典赤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全面推行一条民族平等政策。

  在改设路、府、州、县的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民族上层的作用,委任土著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充当各路、州、府、县的土官。如:“丽江等府一十二员,加封爵位;余府、州、县、司、甸九十六区,俱赐世职,共制滇南。[4]在《元史·选举志》和《元史·百官志》中都有重用少数民族土官的记载。如《元史·百官志》载:“诸蛮夷长官司,西南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如下州,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土人为之。除袭替土官外,急阙久住者,依例以相应人举用。”当时不仅长官司如此,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及、府、州、县都委用了不少的少数民族中的上层来担任土官。除中庆路(昆明)设流官外,其余各地大多用的是本民族的土官。如唐兀人(既党项羌)爱鲁先后被任命为宣抚使、宣慰使、副都元帅等职,汉族张立道任为中庆路总官,白族段实任为大理路总管,纳西族阿烈任为丽江路总管,彝族阿牟任为乌蒙路总管,哈尼族阿禾为元江万户等。不分民族重用少数民族干部,是赛典赤在云南推行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具体体现。用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任地方的行政长官,可以保留各民族中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因为当时云南各民族生产力的水平还不可能突破原有的生产方式,再加上民族的关系,如不依靠本民族的贵族来进行统治,要实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很困难的。

  赛典赤对云南的土著民族,采取的是有理、有节、有利和平等、宽容、礼让的态度。赛典赤初到云南时,镇守云南的宗王脱忽鲁认为是来夺他的权,于是征兵备战,严密防戒,企图阻止赛典赤的到来。赛典赤就派他的长子纳速剌丁去对脱忽鲁说:“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谴一吏来共议。”[5]宗王派了两名亲信去见赛典赤,赛典赤热情地接见他们,并和他们交谈得很投机,还授给了他们官衔。宗王听后消除了敌意,心悦诚服地欢迎赛典赤来滇主持政务,“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6]

  在建立云南行省时,有几个土吏没有得到重用,于是怀恨在心,跑到大都(今北京)去向元世祖控告赛典赤专权。元世祖不相信他们的话,对侍臣说:“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此辈何敢诬告!”[7]于是命把他们枷械起来押回云南,交由赛典赤惩处。赛典赤不但没有因此而报复他们,反而把他们的刑具脱了,对他们说:“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诉我专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赎吗?”[8]这些上告的土吏喜出望外,叩头拜谢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9]这充分体现了赛典赤政治家的气度。

在对待少数民族上层、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赛典赤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等、宽容,而是从关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赛典赤在任时,元江一带的一些民族上层不接受路、府、州、县的设置而叛乱,赛典赤率师前往征讨,但不是去镇压,而是以招降为主进行安抚。一次,萝磐甸(今红河元江)的土司抗命叛乱,他欲带兵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