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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回族经堂教育与发展特点研究

 作者:潘世杰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6-12-13 19:58:06



    概 要:回族“经堂教育”是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参照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麦德莱赛”清真寺传统教育模式结合中国儒家传统私塾及书院体制而创立的中国式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制度,也是伊斯兰教育在中国本土化的主要特征。在发展过程中,回族经堂教育流派纷呈。河南经堂教育结合中原文化,取众家之长,自成一体,在“舍学”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赵派、谢派、李派等几个不同的流派,河南经堂教育具有“汉阿”并重,经书双修,重视女学等教育特点,对中原经堂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关 词:河南回族  经堂教育 发展特点

一、回族经堂教育与经学

回族“经堂教育”是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参照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麦德莱赛”清真寺传统教育模式结合中国儒家传统私塾及书院体制而创立的中国式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制度,也是伊斯兰教育在中国本土化的主要特征。回族清真寺学校之所以取名经堂与中国儒学及书院体系不无关系。“经者道之常”,“经,径也”,“经学”原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后由于汉代以来独尊儒术而特指研究儒家经典,是一种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受儒家“经学”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国回族穆斯林习惯把伊斯兰教经典知识也称为“经学”,把伊斯兰教经典所使用的语言——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称为“经文”,把《古兰经》注解亦称为“经注”,把研习经典称为“念经”,把在清真寺接受过经堂教育的人称为“念经人”。同时,把汉字和汉语书籍称为“书”,以示区分。


回族经堂教育由于一般都在清真寺内举办,所以过去亦称“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回族经堂教育的经学教材也正好是十三本经,与儒学经典“十三经”[i]之说与其说是不谋而合,不如说是参照借鉴,足见回族经堂教育的经学模式与儒家经学系统的关系。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回族经堂教育在当时社会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育与国际伊斯兰教育的接轨,也是中国伊斯兰教育与儒家传统经学教育体制的接轨与交融,和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学术教育传承形式。经堂教育不仅培养了大批伊斯兰教经学大师,也培养了大批“学通四教”和“经汉两佳”的“儒回学者”,为促进“回儒对话”及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为明朝嘉靖年间陕西伊斯兰教经学家胡登州(1522~1597)所兴起。胡登州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陕西省咸阳人,被穆斯林尊称为“胡太师巴巴”。据清代赵灿《经学系传谱》载,胡登州“系长安城北渭城湾人氏。”他有感于教内“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之现状,“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开始在家设帐讲学,各地负荆前来学习者日增,后转移到清真寺内,大量招收学生,使用汉语“经堂语”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义、教法等方面的经典著作,并在课程设置、讲课方法、管理结构、考核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学教育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础。


经堂教育的经学教材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两大类,内容不仅涉及到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经注学、道德伦理学等方面的内容,也涉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法学、修辞学和古典文学。由于中国地缘辽阔,人文环境不同,各地穆斯林的需求不同,经堂教育侧重点也不尽相同,逐渐呈现出不同流派,各具特色。回族经堂教育虽然各地不尽相同,但基本教材一般为十三本,或十四本。根据经师的专长和学生的兴趣,不一定只讲十三本,经堂教育学校的师父会根据自己的特长及学生的特长而有所增减。


据河南回族经学家庞士谦(1902—1958)的研究资料,清末至民国时期经堂教育所采用的教材有十四本之多。庞士谦河南孟州市桑坡村人,四岁即被父亲送到清真寺学经,在中原各地接受过二十多年经学教育,对河南、西北乃至全国的经堂教育的课程颇有研究,他总结当时的经堂教育的经学教材有十四本之多,其中阿拉伯语的八部,波斯语六部。


阿拉伯语教材八部中四部都是语法、修辞工具书,即:《连五本》、《遭五·米素巴哈》作者是波斯著名学者艾布·法塔赫·纳司尔丁·穆斯图勒孜(1143~1213年)、《满俩》又称《舍拉哈·卡非耶》、《白亚尼》又名《台洛黑素·米夫特哈》另外四部,教法学方面一部,即《伟嘎业》伊斯兰教哈奈斐学派的教法著作,作者是麦哈木德(?~1346年),《古兰经》经注学方面的有两部:《哲俩来尼》是《古兰经》简注,第二部是《戛最》,作者为波斯大法官阿卜杜拉·伊本欧玛尔。教义学方面的一部,即《凯俩目》原名《阿戛依杜·奈赛斐》或《阿戛依杜·伊斯俩目》。圣训方面两部,《虎托布》和《艾尔白欧》。


其余教材就是波斯语部分。文学方面有《古洛斯坦》是波斯语哲理诗集,意为“花园”、“园圃”。哲学及教义学方面有《米尔萨德》和《艾什尔吐·来麦尔台》亦称《额慎》,汉译《昭元秘诀》。波斯语古兰经注解方面一部,即《侯赛尼》古兰经注。


值得说明的是,以上这十四本教材在经堂教育初期也不一定是固定的,赵灿在《经学系谱》中列出舍起灵开设的教材则超出了14本,比如《满推格》即《逻辑学》“此经别学之所不传”清末至民初,随着教育改革,教派发展,朝觐频繁等原因,已经又有新的经书进入到西北经堂教育的课程中,庞士谦还介绍了他当时近五十年新增加的一些经书,如《麦勒格》(教法经),《伊尔沙德》(教法及宗教道德修养方面的)《麦克土布》(教法及宗教道德)《托里格太》(宗教道德)的《沙米》(教法经)等。足见在清末及民初,经学教材已经发生了补充和变革。而云南学派早在马复初(1794-1874)和弟子马联元(1841-1895)时代开始已经实行了教学改革,删繁就简,自编了阿语教材,如《简明词法》、《简明语法》、《简明修辞学》、《简明逻辑》、《简明教法学》、《词法撮要》等阿拉伯语教材在云南各地广泛使用。


通用的这十四本教材,前八部为阿拉伯语,后六部为波斯语。这些课程并不包括波斯语语法教材,如《海瓦依·米诺哈吉》即波斯语法,而重视波斯语的山东学派则把这本教材列为必修课。也不包括清末云南学派自编的教材和河州学派后来新增的大部头教材。如果全部加在一起,传统回族经堂教育的经学教材应该有20多部。这20多部经学教材基本构架了中国回族经堂教育的传统教育体系。


经堂教育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各地因课程内容和教学特点的不同,逐渐形成了风格不同的学派。经堂教育自明末清初创立至民国时期,逐渐形成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云南学派、河州学派等四大流派,另外,也有学界把“以儒诠经”译著运动的汉学派——金陵学派列为经堂教育的一个流派。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学派对河南经堂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对河南经堂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河南经堂教育的早期发展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丝绸之路的腹地,东都洛阳的繁华,东京汴梁水陆交通的便利,吸引了不少来华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和使节。据载,中国与大食国(阿拉伯帝国)交往频繁,唐宋时期大食使臣来华朝贡有87次之多(其中唐代39,宋代48次),即大部分朝贡都是在河南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食穆斯林进士李彦升曾落籍汴州成为唐臣,可见河南也是穆斯林本土化最早的地区之一。元明以来,大批穆斯林迁居河南,河南逐渐为穆斯林的主要居住区之一,根据水静君研究员的考证,早在明代,河南的清真寺已经有135座之多。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回民聚集区增多。“其中(回民)聚居在千户以上者约有十处之多:开封、郑县、洛阳、桑坡(战前)、沁阳、博爱、堰城、驻马店、周口、淮(槐)店等。在过去,这十处皆开大学,招收各方学子。”如今,河南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区,2012年回族人口已经达到123万,清真寺973座


河南也是中国经堂教育开设最早的省份之一。经堂教育在陕西等各地传播之初,河南就有了经堂教育。开封作为文化历史名城和宋代古都,回族人口较多,也是河南经堂教育开设最早的地方,王静斋说“河南回教文化,早年在开封最盛。”[xiv]胡登洲的著名弟子冯、海二师曾来开封东大寺传播独班新制,遭到抵制。为坚持古老的连班制度,开封东大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立“古制连班永遵”碑,说明开封经堂教育历史悠久。据《经学系传谱》载,冯少川“先生设帐于汴,约三年”而冯少川不仅是胡登州的第一代门徒冯二先生的长子,也是胡登州的亲传弟子。“胡登州亲传弟子有海、冯二门父子祖孙得受宗旨,冯氏,名少川,陕西人,著有《纳直问》(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