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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芳丨中国经堂教育形成的历史与社会背景

 作者:马新芳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20-11-18 22: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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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300多年以来, 始终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相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伊斯兰教发展道路。中国穆斯林始终把自身的发展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穆斯林坚持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契合,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胡登洲太师开创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把伊斯兰教传承传播与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以儒诠经,逐步发展成为陕西学派并传播到山东、云南、江苏、湖北、宁夏等全国各地。陕西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发祥地,曾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做出历史性的贡献。经堂教育在中国伊斯兰教传播传承500多年,为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陕西经堂教育形成的地缘背景

    陕西经堂教育源于关中咸阳原之上,厚实的咸阳原孕育了中华民族厚重而又辉煌的历史与文化。也催生了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

    秦代。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汉代,班超和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和妹妹班昭、儿子班勇三代史学家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汉书》。就是这位班超,从这里出发出使西域。续张骞通西域之后,再次打通西域,班超父子维护西域稳定近四十年,为中国的版图成型和民族团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汉代在咸阳原上建了五陵邑(城市),迁徙汇集了当代富豪、英才。五陵邑人口近百万。李白《少年行》里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白居易《琵琶行》里的“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就是描写当时五陵邑的繁华景象。宋代以后称五陵邑为“咸阳县”,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是西域番商、贡使往来频繁之地,这其中有许多是人是阿拉伯、波斯人。

    宋代,一批阿拉伯天文学人才被引进到中国,土耳其天文学家马依泽于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间应召来华主修天文历法,两年后修成《建隆应天历》,太祖非常满意,钦定他为“司天监监正”的官职,并且诰封他为侯爵。从此马依泽就定居在了今咸阳原泾阳县永乐镇李尚书塔旁,成为中国回族马氏的始祖之一。马依泽的后代人口众多,人才辈出,登进士、探花者多达十余人,曾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名门望族。

    元代,公元十一世纪中叶,赛典赤·瞻思丁的先祖、所非尔国王带领臣民五千余人从中亚来到中国。定居陕西咸阳。13世纪初,蒙古军攻占中亚布哈拉后,所非尔第五世孙乌马儿(赛典赤)随成吉思汗征战,由于英勇善战,被成吉思汗封为都招讨大元帅,镇守于其先祖已居住了140多年的咸阳城。后被元帝封为咸阳王。曾先后担任陕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省长),赛典赤家族在历史厚重的咸阳原上繁衍生息,成为当地穆斯林名门望族。习近平主席赞扬赛典赤:“13世纪晚期,祖籍布哈拉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曾担任中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他兴修水利、开办学校、发展经济,受到当地人民爱戴。”

    明代,木姓回族先民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咸阳从事食茶、盐等商品贸易。在咸阳原胡家沟东面的木家沟的古碑记载了木氏由河西走廊迁至咸阳的经过:“公讳士元,字前川。原籍甘肃武威郡人,因办理茶务。居陕西泾阳(咸阳)之时多。泾阳为茶务总区,每岁一至,或连年不归。后明末路阻,归籍无日,遂娶咸阳穆氏,家于咸阳之渭城里焉。”成为当地的大户人家。历代从丝路沿线迁徙而来的回族先民与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着美好家园,谱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光辉篇章。

    今天站在咸阳原上的秦王宫遗址向东望去,东边北塬边沿下面曾有苏家寨、马家堡、沙家沟、海家沟、古家沟、米家台、木家沟、拜家堡、南舍村、北舍村、三义村、三家沟、刘家沟、纪家道、赛家沟、牛羊村、聂家沟、窑店、马坊、胡家沟、新丰、陈家沟、穆家沟、沙道、孙家、王家巷、胡家沟、薛冯村、毛王沟。陈家沟、西毛村、黄家沟、解家沟、陈家台、冶家台、摆旗寨、黑旗村、红旗村、西营盘等众多回民村庄遗址尽收眼底。隐约可见窑店冶家台、胡家沟、苏家沟、木家沟等清真寺遗址。依稀感觉到当年回族村庄袅袅炊烟和清真寺的邦克声。《秦陇回务纪略》记载:“省城节署左右前后以北一带,教门烟户数千家,几居城之半,教堂经楼高矗云天,气势雄壮。绅富三分之一,乐业安居,自成风俗。”当年的关中平原一派和睦和谐的气氛。


二、经堂教育形成的社会氛围

    胡登洲太师在陕西关中创立经堂教育也有良好的社会氛围。关中之所以能成为经堂教育发源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和关中地区各民族关系和睦文化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奏折中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之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

    西安史志《咸宁县志》卷十 地理志记述关中渭水平原的回族伊斯兰教:“当渭水滨,土地平衍,尚节俭。沙河则皆回民,设条教、立义塾,涵濡既久,蒸蒸乎向化焉。” 《咸宁县志》这段记载是说在关中平原、渭河之滨,土地平整而广阔,这里民风淳朴,崇尚节俭。在沙河一带都居住的回族,他们遵守伊斯兰教教规教义,兴办义学与私塾,良好的教育滋润渗透于他们其中,淳朴的民风蒸蒸日上,归顺于正信正道。位于灞河东岸的沙河乡杏园头,曾经是杏树成林杏花飘香,夏季硕果累累,社会自然环境为经堂教育创造了条件。这里是胡登洲太师的一传弟子冯二巴巴的家乡。据史料记载,冯二巴巴在家乡陕西西安咸宁县杏园头设帐办经学,培育出一批经学人才,特别是他引领冯门子弟学习经学,使门中人才辈出,培养出了多名有影响的学者阿訇。

    《元史》、《陕西通史》的作者、明朝工部尚书冯从吾的故里是回族较为聚居的西安北乡冯村,对回族伊斯兰教较为熟悉,作为一代大儒,他对明末陕西伊斯兰教教育有着较为客观的评价,他为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撰写的《敕赐清真寺碑文》中是这样叙述的:“惟有这清真一教。印证了于孔孟之道的真传;其中有关人伦常规的法典,神妙地合乎正教;其真诚心意的道理,推而广之,可以用作于以平等公允为根本的齐整社会的教化。”这段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既反映了我国伊斯兰教兼容并蓄的胸襟,也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认可与肯定。

    正是陕西关中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与博大胸怀催生了经堂教育模式的形成。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太师(1522——1597),咸阳渭城湾人。胡登洲太师家业丰裕,富甲乡里。据《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文载,胡登洲幼时习儒学,他自幼刻苦攻读伊斯兰教经书,通晓经典教义,兼习儒学,长大后随其同乡、著名阿訇高某潜修波斯文、阿拉伯文及伊斯兰教经籍,遂精通伊斯兰教哲学、教义学和哈乃斐学派教法学。据康熙十六年(1677年)抄本《经学系传谱》载,胡登洲从事经营商贸,有次赴京做生意,行至西安临潼新丰镇一带,路遇一位从西域赴京朝贡的回回老人,遂相与讲经论道。并阅读了老人所带的自己从未见过的一些经典。两人一同赴京并结伴返回。他一直把老人送出嘉峪关,相别于“玄圃之麓”。一路之上的交谈领教使胡登洲学到了很多知识,受到很大的启发。他认为: 中国穆斯林生活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属于主流文化且根深蒂固。加之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中国穆斯林只有通过调适自身来与其相适应,才有可能在中国得以立足、生根、传播、发展。这对于长期使用汉语和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穆斯林来说,怎样调适,是一个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先贤胡登洲太师 “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立志兴学,倡导宗教教育,培养人才。适时探索、创立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就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给出的最好的答卷。探索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有效途径,使陕西成为经堂教育人才培养的中心。正如我国伊斯兰教界的那句老话所说:“八百里秦川,‘尔林’的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