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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高娃 | 刘迎胜教授与丝绸之路研究

 作者: 乌云高娃  来源:南大元史  点击:  评论:0 时间:2021-09-08 08: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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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胜教授是国内较早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多年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尤其,以蒙元时期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为重点研究对象,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族群、物品交换、交通等诸多方面均有较深入的研究。
刘迎胜教授不仅研究领域广、视野开阔、思路活跃,而且,中外文论著非常多,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已出版《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丝绸之路》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丝绸之路》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3月1日),《小儿锦研究》(共三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1日),《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2014年6月22日),《蒙元史考论》(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1日),《话说丝绸之路》(安徽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版),《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等13部影响力较大的专著。发表论文《“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介》(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威尼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简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刊于《郑和与海洋》,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古代东西方交流中的马匹》(《光明日报》2018年1月15日14版)等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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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胜教授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缘起于他在1990-1992年受中国委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19901020日至1991291991年受中国委派,参加海上丝绸之路意大利威尼斯到中国广州路段考察活动。历时四个月,航行2.1万多公里。1991年春夏之际参加中亚草原丝绸之路考察,历时两个月,行程1.3万公里。1992710日至85日,再次受国家委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蒙古国政府联合举行的“阿尔泰/游牧丝绸之路”考察。历时一个月,行程4000余公里。这几次海上、陆路、草原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成为刘迎胜教授研究和撰写《丝绸之路》一书的契机。
刘迎胜教授所著的《丝绸之路》一书,在国内外影响力很大,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一带一路的倡议,丝绸之路研究迅速升温,刘迎胜教授的《丝绸之路》一书也被国内和台湾的出版社重新出版。20139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做重要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使国内丝绸之路研究迅速升温。2014622日中国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各地掀起丝绸之路研究热潮。同年9,刘迎胜教授的《丝绸之路》一书被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再版的《丝绸之路》一书,将1995年版的《丝绸之路》草原卷和海上卷合并成一书重新出版,遗憾的是再版的《丝绸之路》将1995年版的《丝绸之路》草原卷和海上卷书中的插图删掉。201712月台湾新雨出版社,以繁体中文出版刘迎胜教授的《丝绸之路》一书。
刘迎胜教授的《话说丝绸之路》(2016年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读者概述丝绸之路的全貌,是全面阐述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内涵的权威著作。是名家为大众文化普及、正确宣传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力作。

一、丝绸之路起源及名称
丝绸之路起源于古代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草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外文化交流、海外贸易提供重要的交流平台。
关于丝绸之路的起源问题,刘迎胜教授指出:丝绸之路起源于各人类文明中心之间的互相吸引。公元前三四千纪,在旧大陆的不同地点还分别独立发展起几个文明中心,从西向东列数,即北非尼罗河中下游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西亚伊拉克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巴基斯坦印度河中游的古文明。中国代表着东亚文明中心,与上述三个文明中心而言,相对处于封闭的位置,相互间的交通较为不便。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东部的文明中心,地大物博、人口密集,古代东西方之间虽然交通困难,但是,毕竟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相互知晓,进而互相吸引。可以说,丝绸之路起源于文明的差异性。日本与其他西太平洋诸岛、东南亚诸岛,因面积和人口有限,不能形成影响人类的文明中心。古代不同文明中心之间的交流主要是东西人类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文化的起源有着多元性,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他们的南方邻居定居农耕民族,存在者天然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他们数千年来倚仗奔驰的骏马,一直扮演着联系东西文明的中介人角色。
蚕桑丝绸业是古代中国独有的产业部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丽的丝绸是受世界人民喜爱的中国产品。丝绸之路就是在以丝绸为主要交换物品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背景下出现的连接东西方的商贸之路。早在远古的时代,中国内地的居民就已经同西域的居民建立了物质、文化的交换关系。考古学者在新疆哈密七角井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经专家确定距今已有一万年。并在那里发现红色的珊瑚,应出自沿海地区,它是当时东西交通的物证。先秦时代西域从中原取得丝绸,而作为交换,中原从西域取玉。古代西域赴中原供玉的人,估计是从和田沿和田河而下,至塔里木河、孔雀河、罗布泊、玉门到达河西走廊。
波斯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兴起,使东到中亚西达地中海的土地连成一片,大大便利了人类东西交通,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丝绸之路是指东起我国,西至西非欧洲的古代商路。其中从中亚至地中海的部分可称为中间部分。考古学家曾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西亚古代遗址中发现过天青石(又称为青金石)。经过研究发现,这种天青石是产于阿富汗的丛山之中的一种半宝石,这证明中亚通往西亚的民间商路早已存在。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建立和驿路系统的完善,使地中海东岸地区到中亚的交通变得更为便利,这就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条件。
亚历山大的东征是东西交往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第一次使欧洲人与内陆亚州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北方游牧民族在贯通东西交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背民族匈奴的崛起及其西迁,为草原丝绸之路与西方相连接创造了条件。秦汉之际,匈奴统治了西域,中西陆路交通处于匈奴控制之下。匈奴与月氏的西迁,使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接触,其势力范围扩大到欧洲,成为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中介人。乌孙也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民族之一。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空前的密切起来。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如果说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建立使从地中海到中亚的商路贯通,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使这条商路延伸到欧洲大陆的话,那么,月氏、乌孙的西迁和张骞的出使又使这条交通线向东伸及中原,到这时我们可以说丝绸之路已经全线贯通了。
学界关于丝绸之路名称的最早提出,普遍认为是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ef gegründeterstudie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silk road)一词。刘迎胜教授也认为丝绸之路的名称始于李希霍芬Seidenstrassen.(silk road)的提法。李希霍芬提出把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die Seiden-trasse),于是“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很快传播开来,为世界各国学者和人民所接受,沿用至今。并逐渐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代名词。但是,鱼宏亮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莲娜·伊菲莫夫娜·库兹米娜的研究,对李希霍芬第一次使用丝绸之路的观点提出了置疑。叶莲娜·伊菲莫夫娜·库兹米娜认为早于李希霍芬在公元4世纪早期的马赛林(Ammianus  Marcellinus)的《历史》第23册中,第一次出现过丝绸之路的名字,李希霍芬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属于再发现。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1987年至1997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实施“丝绸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十年规划,其全称为“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当初制定这个规划时是否以丝绸之路命名有所争议。有些国家的学者提出,古代东西方之间海上商路所转运的大宗商品多是香料和瓷器等物品,因此,海上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商路应该称为“香料之路”或“瓷器之路”。但是,更多国家的学者认为,古代东西方各国之间,除了商品交换以外,还包括文化交流,只有丝绸之路这一称谓,才能够涵盖古代东西方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所以,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最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采用,并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响应。从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产生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以及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为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成为过度阶段,为各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从产生代表着古代商贸之路到现如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发展前景,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历史、经济文化交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文化交流、中国历代王朝与中亚、西域的商业贸易活动均依赖于草原丝绸之路。从蒙古草原出发,穿越西伯利亚进入东欧、俄罗斯,此路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由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有时处于和平相处的阶段,有时处于战乱年代,草原丝绸之路时断时续,经常受到战乱的影响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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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胜教授在《丝绸之路》草原卷指出,草原丝绸之路的网络成为连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人民的纽带,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从黄河流域沿陆路一直西行,至河西走廊的尽头可分数道向西,一道取罗布泊西南方向、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西行达帕米尔高原;一道取罗布泊东北方向,经天山东南角,也达帕米尔高原。此两道或从红其拉甫山口进入克什米尔向南亚而行,或从帕米尔高原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再西行进入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沙漠绿洲地区,皆为沙漠绿洲之路。一道从河西走廊向西经哈密,再向西北进入天山以北草原,沿天山北麓行,越伊犁河、楚河和塔剌思河流域。由此可西越锡尔河进入阿姆河以北农耕区,或向南经今阿富汗向南亚行、或向西经今土库曼斯坦,穿过伊朗、伊拉克达地中海地区。从塔剌思河亦可向西北沿锡尔河而下,进入欧亚草原,向西到东欧。从中原可直接向北分数路进入蒙古草原。渡大漠而北,便进入蒙古高原。从蒙古高原可直接向北,达今贝加尔湖,向西沿今西伯利亚铁路所经的森林地带向西,一直到达东欧;亦可向西越杭爱山、沿阿尔泰山西行,再折向南进入天山北麓至伊犁河,再西行过碎叶川、塔剌思河,抵锡尔河,沿河而下至咸海,顺其北岸西行,过乌拉尔河、伏尔加河,直至黑河北岸。
在中国不同朝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时而征战,时而和平相处。中国王朝更替、统一或出现割据政权的消息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马蹄,传到更远的欧洲。草原丝绸之路也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时而畅通、时而受到阻隔。隋唐时期的繁荣使中原与西北边疆地区的联系变得空前密切。唐政府在漠北设置州府后,开辟了漠北通往内地的驿路,唐朝平定西突厥后,天山以北诸地之间的交通形成网络。自哈密至北庭有驿路可通。参天可汗道成为漠北与中原往来的主要通道。隋唐时期通向欧亚草原的道路非常通达。从新疆库车出发,一路西行,翻越天山至碎叶城,能够达大食国境内。
辽金时期由于西夏的阻隔,中原与西方的往来多取道漠北。13世纪上半叶,由中原北上,经漠北和林,再趋金山,折而南下至别失八里,然后沿天山北麓达阿力麻里。由此向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成吉思汗西征对这条道路进行修整。蒙古灭西夏、夺取金朝控制下的关中地区之后,重新开通了中原经河西、畏兀儿直达西域的丝绸之路。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海上丝绸之路
文明的接触与交流通常凭借一定的交通渠道,而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海路通道东端自中国沿海港口,从东南沿海港口起航,往南穿越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从北方沿海通过东海,则可前往日本、朝鲜。此海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刘迎胜教授在《丝绸之路》海上卷指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古代亚洲大陆居民主要的海上通道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以前,海上丝绸之路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渠道的角色。除了十字军东征和蒙古海外征服以外,东西海上丝绸之路基本上是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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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古代中国东面的太平洋的几个边缘海: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以及内陆流入大海的黑龙江、辽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海、澜沧江、怒江,为古代居于内陆的中国人提供了出海与邻国交往的天然通道。东南亚诸岛一直被中国人视为“蛮荒”之地,但却是古代西太平洋、北印度洋人类航海活动的天然落脚点。航海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这些岛屿又成为航海家导航、识途的重要标志物和取得补给的中继站。中国古代水手主要使用岛屿导航法,以岛屿为地理坐标,确定航线。华东沿海的古代居民隔黄海与日本、朝鲜取得联系,亦与东南亚的联系也较为密切。
唐朝末年开始,中国把东南亚至印度洋中诸岛国划分为“东洋”和“西洋”。古代中国航海家赴东南亚有两条主要的航线,一条是从福建、广东沿海港口出发,渡东海达台湾或吕宋,顺菲律宾列岛而南,至婆罗洲。这条沿西太平洋诸岛的航线所经诸地称为“东洋”。另一条是从中国沿海出发,顺大陆海岸南行,过印度支那半岛,所经诸地称为“西洋”。东西洋之间的分界是南海。所以说,“东洋”和“西洋”主要指的是距中国不远的南海一带。
陆上丝绸之路是中西往来的最古老的通道,但是陆上交通费用巨大,而且,不能保障安全。因此,当航海技术发展起来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之间交往的主要通道。

四、丝绸之路沿线物品交换
丝绸之路沿线有农耕民族生活,也有游牧民族活动。还有沙漠绿洲国家和地区经商的民族。较大的绿洲部落在力量强大时,不仅会把自己的势力伸及相邻的其他绿洲,而且,会迫使北方为邻的游牧民族服从自己。游牧民族强大时,也会南下入侵绿洲地区。在和平时期,双方通过贸易交换产品,在战争时期则通过武力取得对方的财物。绿洲居民和游牧民常常把取得的对方的货物通过自己的运输渠道交换给其他民族,他们都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中间人。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最受欢迎的交换物品是丝绸。陆上丝绸之路是最古老的交通方式。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通过绢马贸易,交换各自所需物品。在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东西方物品交换的通道。中国古代先民从自然界了解到蚕能吐丝,并逐渐学会用蚕丝织成美丽的丝绸。西方人最早不了解丝绸是用何种材料编织出来的,以为是羊毛类物品。后来欧洲人才了解到丝绸是与一种小动物蚕有关系的。丝绸经过传入西域,以西域为中介,再向西传入欧洲或更远的西方国家。西域原本不出产丝绸,在丝织业发展起来以前,古代西域贵族所消费的丝绸主要依靠交换从内地取得。从上古时代起,丝织品就是我国中原地区向西北各族输出的主要产品。丝绸传入西域之后,很多西域国家不知道丝绸是以蚕吐丝的生丝为原料。直到13世纪蒙古西征时,蚕桑业在西域推广的很有限。在西域最早开始织造丝绸的是高昌和于阗。丝绸和丝织业从中原传入于阗之后,又以西域为中介向西传播,传入欧洲、东罗马和印度。使丝绸成为东西方物质交换的最主要的大宗商品。
丝绸之路沿线交换的物品还有中国的瓷器和西方的香料。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运输工具主要是马和骆驼,负载有限,瓷器笨重而易碎,更适合于利用海上通道船运。唐代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欧洲等地,很快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中国瓷器大量外销的这种趋势在宋以后继续发展,海外发现中国宋、元、明、清瓷器的地点和数量也越来越多,这种世界性的瓷器销售网络存在了几乎1000年之久。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大量东来,除了贩运丝绸、瓷器以外,中国茶叶的饮用价值被发现,成为新兴的出口商品。饮茶的风气迅速在英国兴起,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进口国,为了减少贸易逆差,英国人把茶叶引进种到英国所属的殖民地的印度,使当地茶叶产量急剧增长,后来印度、斯里兰卡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出口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远销海外,换来的外番货物最主要是香料。海外香料输入的历史十分久远。汉代文献已经提到外来的苏合香。南北朝时期日南的香木、天竺的香木、罽宾的郁金香、安息的苏合香、大秦的熏陆香被四方的贾贩们运抵中国。香料进口量的日增,使其从奢侈品逐渐成为市井日常的消费品。除了香料之外,纺织品、药物和玻璃、金银器等异域珍奇也传入了中国。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乌孙和大宛向汉朝献马。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用蒙古马。蒙古马虽然耐力好,但是矮小,而且奔跑速度不快。中亚的马是世界文明的良种马,高大俊美、速度快、耐力好。乌孙马在汉朝很受欢迎,被称为“天马”。后来输入更优秀的大宛马之后,乌孙马被称为“西极马”。中原与中亚建立丝马贸易关系,但是,大宛汗血宝马的引进数量毕竟有限,而以良种西域名马与蒙古土种马杂交可使后代改良性状。汉以后,汗血马仍然不断输入中原。“汗血马”在元明两代被称为“阿鲁骨马”,又名“小西马”,仍然是中亚各地进献的主要贡品之一。蒙元是域外良马进入中原的另一个重要时期。由于蒙古帝国疆域辽阔,元代对域外良马有更多的认识。元朝人除了知道中亚的汗血马(即“阿鲁骨马”,又名“小西马”)以外,还知道产于阿拉伯与地中海地区更好的脱必察马,即“大西马”。古代游牧民族所驯化的马匹不仅是古代亚欧大陆人跋山涉水往来的主要载畜,马匹本身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交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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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良马以外,骆驼和驴也是西域和中原交换的牲畜。随着大宛汗血马的输入,外来的农作物有苜蓿,作为营养价值极高的牲畜青饲料被引进种植。张骞在西域发现大宛名马的主要饲料是苜蓿,并向汉廷汇报此事。此后,汉朝使臣西行回来时,不少人带回苜蓿的种子,种在中原并加以推广。苜蓿不仅是营养价值高的牧草,还是绿肥作物,有培养地力的作用。苜蓿的引进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骞还从西域带回葡萄的种子,在中原开始栽培葡萄。
明清时期,“西洋布”也是东西方贸易往来、互相交换的大宗商品之一。“西洋布”、“西洋丝布”是印度南部出产的纺织品。据说质量要比东南亚真腊、暹罗、占城所产的布匹质量要好。此外,东南亚的象牙、东亚的人参等也是东西交换的商品。

五、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交换的商道,还是文化交流的交通网络。宗教、音乐舞蹈、西域饮食文化、科学技术、语言文字通过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族群的交流,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沿丝绸之路佛教东传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十六国时代之后,起源于西亚的摩尼教、祆教、景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向东发展,传入中国。
刘迎胜教授在《丝绸之路》一书中专门设一章节讨论“西亚宗教入华”问题。西亚的宗教传入中国有个过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宗教是随着沿丝绸之路东来贸易的商贾传入中国的。
摩尼教起源于波斯萨珊王朝,摩尼教吸收了琐罗亚斯特教、基督教、佛教、太阳神教以及诺替斯教的思想,但不是这些宗教简单的混合。摩尼教是一种二元论宗教,其核心是“二宗”、“三际”说。摩尼教在中国被称为明教或明尊教。《佛祖历代统记》记载,694年波斯人拂多诞等携二宗经入唐。这是中国史籍初次提到摩尼教,但实际上,摩尼教传入中国民间的时间可能早于此。唐政府对摩尼教采取禁止流行的政策。但是,回鹘人接受摩尼教对促进东西草原丝绸之路的交往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回鹘皈依摩尼教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九姓胡。往来于回鹘、西域和汉地的胡商中许多是摩尼教徒,他们控制了回鹘的对外商业活动,对回鹘贵族有极大的影响。安史之乱中,因回鹘平乱有功,唐朝对回鹘采取宽容的政策。唐政府优待回鹘的政策延极摩尼教,所以,对摩尼教也采取宽容政策,于是回鹘成为内地摩尼教的靠山。到了元代摩尼教成为官方承认的宗教。
祆教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波斯教、火祆教、拜火教等,又称琐罗亚斯特教。祆教又是雅利安人和伊朗、中亚、波斯土著居民原始信念的产物。祆教传入内地是在北朝时期。
景教又被称为波斯经教、秦教等,是我国唐代对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称呼,元代称为聂思脱里。基督教崇拜耶稣,而聂思脱里教崇拜耶稣之母玛利亚。东方教会反对崇拜圣母玛利亚,因此,聂思脱里向东方传教。聂思脱里教在唐代就传入中国。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景教在唐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的有利证据。唐朝末期,聂思脱里教在北方草原得到广泛的传播。蒙古高原上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部落有汪古部和克烈部。居于金山和也儿的石河地区的乃蛮部也信奉聂思脱里教,这应该是受畏兀儿人影响。聂思脱里教在辽代的契丹人和蒙古时期,对北方草原的游牧部族也有一定的影响。元代聂思脱里教传入内地与撒马尔罕人马薛里吉思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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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丝绸之路来华贸易并长期定居的番商中很早就有犹太商人。刘迎胜教授认为,唐代景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内地,同时,犹太教也应该传入中国。居留广州的犹太人应该是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华,海路来华的犹太人以外,唐朝还有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华的犹太人。到了元代回回人和犹太人商人享有特权,但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同,也有出现回回人、犹太人与元朝政府出现冲突的情况。刘迎胜教授根据《元史》、《史集》、《元典章》中的记载,指出元代蒙古人与犹太人、回回之间,因抹杀羊的习惯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回回、犹太商人来元朝经商可以利用驿站交通,驿站提供食宿等。驿站提供羊肉,回回和犹太人认为不洁,要求自己宰杀羊只取食,沿途驿站得到骚扰,很是不满。因此,忽必烈下令禁止回回商人自宰驿站羊只取食的行为。刘迎胜教授以《元典章》记载的“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为例,说明了这些回回商人就是犹太人。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与上述沿丝绸之路商贾传入中国的西亚摩尼教、景教、犹太教等不同。伊斯兰教是伴随大食帝国的武力扩张而传播的。我国西北地区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的居多。他们的伊斯兰化与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东传有关系。在外来宗教中伊斯兰教与佛教一样,对我国现代生活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征服了亚、非、欧广大地区,使伊斯兰教在西域和向东传播。到了元代伊斯兰教传播到全国各地,在回回人中流行。察合台汗国,从木八剌起,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随着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东部蒙古的贵族也出现逐步伊斯兰化的过程。这对西域伊斯兰化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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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东传以外,西域的饮食文化、音乐舞蹈、语言文化也在中国内地有一定的影响。刘迎胜教授根据《饮膳正要》的记载,探讨西域的饮食“秃秃麻食”等在元朝的影响,以及流行于中亚、西亚的饮料“舍里八”和蒸馏酒传入中国的过程。西域的胡笳、胡旋舞等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随着西亚的宗教摩尼教、祆教传入唐朝,伊斯兰教的东传,唐元时期,伊朗诸民族语言、波斯语等在唐元时期,成为官方教习的语言之一,在中国形成很大的影响。
总之,刘迎胜教授及其丝绸之路研究,在丝绸之路、伊斯兰文化、历史语言学、蒙元历史文化、中外关系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影响较深,为国内外丝绸之路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第三十九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