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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穆斯林贡贸关系探析

 作者:丁明俊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1-03 15:35:05


摘要:明朝与中亚及阿拉伯穆斯林贡贸关系的确立,是明朝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陈诚多次出使西域、中亚,再次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哈密卫的设立及明政府给予贡使丰厚的回赐,吸引哈密、吐鲁番及中亚撒马尔罕、哈烈、鲁迷及阿拉伯天方国贡使源源不断向明朝进贡。贡使入关后受到贵宾待遇,沿途有通事伴随,京城设有会同馆专门接待贡使,这种贡贸关系将陆上丝绸之路沿线中外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明朝;中亚阿拉伯穆斯林;贡贸关系

 

明朝建立初期,为了稳定民心、巩固统治、恢复社会经济发展、谋求和平安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明政府派遣众多使团,四出活动,通好他国,将中外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阶段。明政府非常重视与中亚穆斯林之间的友好关系,永乐年间,陈诚作为专职外交官,屡次奉命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明朝与中亚诸国的贡贸通道。陈诚归国不久,中亚、阿拉伯诸国如哈烈、撒马尔罕、鲁迷、天方等“各遣使贡文豹、西马、方物”。这种贡贸关系一经确立,一直延续到明末。由于明政府对朝贡使团采取“厚往薄来”政策,“回赐”之物品价值远远高于所贡物品,吸引大批朝贡使团慕名而来。同时朝贡使团可享受贵宾待遇,沿途安全受明政府保护,所经之地由地方官员安排食宿,京城设有会同馆专门接待朝贡人员。

 

一、明朝对外政策及陈诚《西域番国志》对中亚穆斯林的记述

朱元璋登基后,便立刻有计划地派出使节,与四邻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1]在朱元璋和他的继承者看来,天朝物产殷富,无所不有,不需要外国的货物,不需与外国贸易,认为外邦来朝是“慕义来归,赉予之物厚”[2],而“朝贡物不贵多,亦惟诚而已”,与外邦交往,“厚往薄来可也”。朱棣则认为,外邦朝贡是“慕义远来”,不可“侵其利”,对贡使赠送“宁厚无薄”[3]。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明朝与外国的贸易是出得多、进得少,有时根本不计成本而慷慨奉送,纳贡不是获利,而是适应政治需要的手段。于是外邦利用明朝的大方,“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日”,甚至许多中亚商贩为达到获利目的,不择手段,冒充某国使节,要求入贡。因此,中亚、西域等地商人、贡使“相望于道”,络绎不绝。

从永乐十一年(1413)至永乐二十二年,陈诚先后五次出使西域。陈诚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明成祖进呈《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前者为西使的日程记录,后者是对所历各地山川地貌、风俗人情的考察,因此《西域番国志》中反映中亚穆斯林民俗资料尤为丰富。陈诚曾出使访问哈烈、撒马尔罕、达失干、八剌黑等18个中亚城池。哈烈为今阿富汗的赫拉特城,明时经济文化非常发达,有居民10多万人,绝大部分为穆斯林。《西域番围志·哈烈》记载当地人宗教活动时说:“不祀鬼神,不立庙社,不逢宗祖,不建家堂,惟以坟墓祭祀而已。每月数次,望西礼拜,名纳玛思。若人烟辐辏之处,一所筑大土屋,名默息儿,凡礼拜之时,聚土屋下,列成班行,其中一人高叫数声,众人随班跪拜。若在道途,也随处礼拜。每岁十月并春二月为把斋月,白昼皆不饮食,至日暮方食。”“有通回回本教经义者,众皆敬之,名曰满刺,坐立列于众人之右()。虽国主亦皆尊之。凡有祠祭,惟满剌诵经而已。”[4]实际这里的“默息儿”,应该是清真寺“麦斯吉德”(Masjd)的阿拉伯语音译;满剌,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阿訇、新疆维吾尔人称的毛拉(即教职人员)。需要指出的是,明人普遍将伊斯兰教与回回人联系在一起,将回回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通称“回回教”或“回回教门”。因此,明代的回回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穆斯林概念基本一致,但与回族概念尚有差别。凡信仰伊斯兰教者,无论国内或国外,通称为回回,它所包含的民族非常众多,语言文化各异。

陈诚对哈烈地方伊斯兰教苏非派德尔维什(Darwish)活动也有记载。“德尔维什”在汉文记载中又称“迭里威失”“迭里迷失”,意为“托钵僧”或“苦行僧”,这些人手柱拐杖,以个人行乞苦修为主。《西域番国志》记载:“有等弃家业、去生理,蓬头跣足、弊衣、披羊皮、手持拐杖、身挂牛羊骨节,多为异状,不避寒暑,行乞于途,遇人则口语喃喃,似可怜悯,若甚难立身者,或聚处人家坟墓,或居岩穴,名为修行,名日迭里迷失。”[5]这段资料对中亚伊斯兰教苏非派的记载较为准确。

撒马尔罕是历史上丝绸之路中亚重镇、帖木儿帝国首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以南270公里。13世纪以后,这里先后建立花刺子模国和帖木儿帝国,两国统治者则倾举国之力,大兴土木,最终使撒马尔罕成为中亚地区一颗璀璨明珠。由于这里还是通向中国、印度、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必经要道,因此四方商贾云集,各种文化交融,一派国际化都市景象。陈诚看到撒马尔罕“城内人烟俱多,街巷纵横,店肆稠密,西南番客多聚于此。货物虽众,皆非本地所产,多自诸番至者”。当地居民绝大多数为穆斯林,“城东北隅有土屋一所,为回回拜天之处,规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镂尤工,四面回廊宽敞,中堂设讲经之所。经文皆用羊皮包裹,文字书以泥金”[6]

 

二、设立哈密卫,以加强对贡使入关管理

哈密位于吐鲁番以东,地扼天山南北,是丝绸之路通往河西走廊连接中原和西域交通的咽喉之地。元亡以后,漠北割据,中亚、西亚的贡使、商旅、公文以及买卖交易几乎完全集中在这条孔道上,西域、中亚、阿拉伯各地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这条商道的畅通。哈密这一经济战略地位使吐鲁番统治者和残元瓦剌首领都竭力想从明朝手中夺取哈密。明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哈密的管辖,于永乐二年(1404)册封元后裔安克帖木尔为哈密忠顺王,两年后建立哈密卫。“朝廷设哈密卫当诸夷通路,每岁回回进贡者至此,必令小憩以馆谷之,或遇番寇劫掠,则人马亦可以接护”[7]。《明史·西域传》记载:“初,成祖之封忠顺王也,以哈密为西域要道,欲其迎护朝使,统治诸番,为西陲屏蔽。”当时哈密常驻有三个民族,即回回、委兀儿、哈剌灰,“皆务耕织,不尚战斗”。

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传人哈密,但当地委兀儿人仍保持佛教信仰,回回是逐步从中亚、吐鲁番等地迁居哈密的穆斯林和改奉伊斯兰教的当地居民,哈剌灰主要是留居哈密的瓦剌蒙古人,是洪武至永乐年间从安定卫迁徙而去的[8]。弘治七年(1494)“以回回都督佥事写亦虎仙及失伯颜答管回回,委兀儿知院阿南答及指挥使苦木管委兀儿,哈剌灰千户拜迭力迷失、平章革失帖木儿及舍人迭力迷失虎力管哈剌灰”[9]。明朝中期,居住哈密的合刺灰人明显受伊斯兰教影响,开始伊斯兰化,如上引文中“拜迭力迷失”是穆斯林常用名。据清代学者撰《新疆图志》记载,“哈密其民三种杂居,而缠为土著。……畏吾尔,哈剌灰同奉摩哈默德教,衣服亦同。初以白布束头,故称‘白帽回’,后有用杂色者,称‘红帽回’,各族久无分别”[10]

哈密回回多次勾联吐鲁番速坛()攻占哈密,部分委兀儿与哈剌灰被迫迁居肃州,“自成化年间,吐鲁番速坛阿力虏哈密王母、金印”,至正德、嘉靖年间,吐鲁番王满速儿多次带兵侵占哈密,并进至甘肃一些地方抢掠,迫使明朝闭关绝贡。先前进入内地的撒马尔罕、天方国贡使因归路受阻,不得不长期在各地居住,明担心这些人做内应,“俱一体迁发两广安置”。但绝大部分留居河南、陕西、甘肃各地的中亚穆斯林贡使、商人后来融入当地穆斯林中,成为明朝永久居民。

尽管吐鲁番与明朝为争夺哈密发生了许多不愉快之事,但哈密与吐鲁番对通贡是十分重视的,不断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与人数。当吐鲁番占据哈密或进犯明朝时,明朝政府就以断绝贡路,迫使吐鲁番就范:“彼绝贡路,彩段不去则彼无华衣,铁锅不去则彼无美食,大黄不去则人畜受暑热之灾。麝香不去则床榻盘虺蛇之害。彼日用之所不可无者,又不止此,一旦绝贡,一物不出,彼其不受害乎?”[11]因此每次冲突都是以吐鲁番“悔罪”而得以解决,使明与中亚贡贸关系得以恢复。

 

三、明朝与中亚及阿拉伯地区的贡贸往来

从《明史》及《明实录》等有关资料可以看出,明初西域中亚穆斯林前来朝贡次数非常多,朝贡使团也较为庞大,所贡物品以马为主。如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哈梅里回回阿老丁来贡马,诏赐文绮”。洪武二十五年,“哈梅里回回哈只阿里等来贡马四十六匹,骡十六只。诏赐使者白金、文绮有差”。永乐元年,“哈密安克安帖木儿遣使臣马哈木沙、浑都思等来朝,贡马百九十匹。先是,上遣使臣亦卜剌金等赍诏往哈密抚谕,且许其马入中国市易。至是,来朝贡马,其市易马四千七百四十匹,上命悉官偿其值,选良马十匹入御马监,余以给守边骑士”。

明朝初期,哈密贡使逐年增多,以永乐二十二年(1424)为例,这一年仅哈密派往明朝的朝贡使团达10批之多,几乎每月一次,所贡物品由马增至金银器、象、驼等。明朝回赐以银、彩币、绢为主。如最多一次赐钞六万一百五锭、彩币七十里表,绢千一十六匹,赐银百六十两。如此超值回赐,吸引了吐鲁番、撒马尔罕、哈烈、天方诸地面穆斯林也大批量加入朝贡行列。“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值,其获利数倍。”当时有许多贡使看到明朝富裕,不愿返回,明政府给予优待,并许以官职。如景泰元年“撒马儿罕地面进贡回回哈三,土鲁番进贡回回察乞儿并凉州回回沙即班等来归,命为头目,送南京锦衣卫安插,给赐钞、布、紵丝衣、鞋袜、牛羊、柴术、房屋、床榻等物”[12]。这些人在内地安家立业,逐渐融入回回民族中。也有些贡使提出到各地游历,如天方国使臣写亦陕西丁向礼部提出“使臣写亦陕西丁不图赏赐,乞要见过朝廷金面,游转地方,观看景致,直到海边”的请求。

会同馆  会同馆作为明朝涉外宾馆,具有国宾馆作用,专门为接待各国贡使而设,由礼部管辖。贡使至京后,下榻会同馆,朝庭筵请、赏赐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京城原设两会同馆,各有东西前后九照厢房,专以止宿各处夷使及王府公差内外官员”[13]。至成化年间,除贡使外,也有一些中亚、西域等地商人前来贸易,明政府准其在会同馆与民交易,这些商人以玉石、大黄、硇砂换取纱罗、布绢、瓷器、铜锡、药材,但不许沿途与民交易,更不许购买铁器、鞍辔等军需物资。一些商人、贡使或归路阻梗,或货物没有易完,有时一住就是四五年,这些人居住时间愈长,朝廷花费就愈大。嘉靖元年(1522),住在会同馆的“前项夷人一百六十八名,每五日钦赐下程一次,费银一百一十余两,每月六次,费银六百余两……延住月久,下程益多,旧例相沿,不为限节,委的靡费”。还有一些贡使如果“候赏不得,反生嗟怨”,引起礼部不满,严申旧例,勒期遣返。

冒名朝贡  随着朝贡使团的增多,冒名撤马尔罕、天方者亦多,真伪难辨,甚至王号混乱。嘉靖十二年礼部尚书夏言奏曰:“查得吐鲁番自弘治、正德以来入贡十三次,天方国自正德以来人贡四次,每次称王号者多止一人,或二人、三人,其余多称头目、亲属。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国称王号者六七人……若今次吐鲁番则七十五王,天方国则二十七王,而近日续到撒马尔罕则五十三王。并而数之,则为百五六十王矣。”[14]而这些称王者,与旧文无相同,即有同者,地面又不同,致使礼部无所适从。再加朝贡人数逐年递增,赏赐日多,致使国库“积贮空虚,后将难继”。有些大臣认为,这些地区所贡物品“俱无用之物,而竭我帑藏以应彼求讨,是敝中国而事外夷,恐非计之得者也”。面对此类情况,特别是朝廷慷慨回赐,致使国库空虚,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迫使明朝调整贡贸政策,严格审查入关手续,对进人关内假冒撒马尔罕、天方者不必起送还国,分处腹里地方,暂住数年,另作议处;对还没入关者以礼阻回。同时严格限制朝贡人数:“今不为限制,则将求入贡,必复倍于前日,冒滥殊称,私窃名器,且以府库有限之财,填豁壑无穷之欲,恐非所以存纲而节财用也。”[15]有大臣向皇帝建议,如各国部落冒滥称王,则当揭发其奸情,责以大义,不容通贡;每国分为不同等级,“照例每十人准起送二人来京,其余存留在边,听候给赏”。并规定哈密许每年一贡,每贡300人,每10人起送一人到京。哈烈、吐鲁番、天方国、撒马尔罕等路经哈密来者,或三年五年一贡,起送不过三五十人,不许随带妇女,若多余者驱阻出关,对“珍禽异兽,严加拒绝”。贡品应以马、驼、玉石、镔铁刀、镔铁锉、各色小刀、金钢钻、梧桐碱、羚羊角、铁角皮、红绢道布、柳青撒哈剌禅衣、鞍子、撒袋、花手巾为主,而回赐也有定量。据《大明会典》记载,如大马每匹彩缎四表里,驼每只四表里,金钢钻上等每颗绢四疋。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食茶50斤,青花瓷器50付,铜锡汤瓶5个,各色纱罗、绫缎各15匹,绢30匹,颜料5斤,果品、沙糖、干姜各30斤,药饵30斤,乌梅30斤,皂白矾lO斤,不许过多。在会同馆开市5天,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弓箭外,其余缎匹沙罗等项不系黄紫颜色龙凤花样者,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会同馆,两平交易,但不许铺户与贡使在外私自交易。在接待规格上,“凡诸番国及四夷使臣、土官人等进贡,例有钦赐筵宴一次、二次。礼部预开筵宴日期,奏请大臣一员待宴,及行光禄寺备办,于会同馆管待,教坊司用乐,鸿胪寺令通事及鸣赞供事,仪制司领宴花,人一枝。若使臣数多,分二日宴。如遇禁屠斋戒,移后三四日举行。回还之日,差官伴送,沿途备办饭食,经过去处,茶饭管待”。

明中后期,虽然对贡使人数、次数多有限制,但接待规格并没有降低,并且宫廷有许多穆斯林太监专门为贡使饮食起居服务,说明朝廷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对中亚穆斯林的朝贡贸易。

回回青  从相关资料记载可以看出,从正德、嘉靖以后,吐鲁番所贡物品除传统的马匹、玉石、金钢钻之外,又新增回回青等物。回回青简称回青,是用来烧制瓷器的一种钴料,其价格昂贵,不易得到。正德以前,烧制瓷器一直用产自东南亚或东非的一种“苏麻离青”,后来用回青烧制瓷器,效果甚佳。西域贡使投其所需,携带大量回青向明朝进贡,受到明政府的厚赏,每斤回青偿银二两,于是许多贡使每次进贡携带30100斤回青,获利颇丰,以致后来出现假回青,如万历二十年(1592)吐鲁番头目阿都沙他儿等八名赴京进贡假回青被发现,但礼部仍以礼相待,赐宴如旧,礼部称:“验回回青非真,惟嘉其效顺,悯其爬涉,姑与收进。”[16]随回青需求量增加,单靠贡使进贡已无法满足需求,明廷派员去吐鲁番求购:“先是,奏回青出吐鲁番异域,去京师万余里,去嘉峪关数千里,买之甚难,因命甘肃巡抚田乐设法召买解进,以应烧造急用,不许迟误。”[17]

“明代陶瓷工艺能达到极其精美绝伦的境地,与终明一代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陶瓷之路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18]中亚穆斯林不远万里络绎不绝前来纳贡,除明朝回赐颇丰外,与中原物产丰富、用器精美也有很大关系。这些贡使除向明王朝求讨彩缎、绢及奢侈品外,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如定盘、定碗、茶壶、香炉、烛台、笔山、深腹罐等。据《回回馆来文》记载,“天方国使臣塔主丁,大明皇帝前进贡玉石一百五十斤,西马十匹,乞望收受,求讨罗缎、茶叶、瓷碗、瓷盘,望乞恩赐。奏得圣旨,知道”[19]。明政府为适应中亚及世界各地穆斯林民族文化心理需求,景德镇等明朝几大官窑烧制大量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装饰的青花瓷器,其中以正德年间最多。这些瓷器精品经过中亚穆斯林贡使,流传世界各地及阿拉伯地区。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有明代以阿拉伯文装饰的瓷器20余种,马来西亚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也收藏许多明代阿拉伯纹饰瓷器(199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40大庆时,有一批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极其珍贵的具有显明伊斯兰文化印记的明代瓷器被运来宁夏展出。2015年本人参观马来西亚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并拍摄一些明代瓷器)

通事  明朝大批中亚穆斯林进入内地,所操语言各异,并携带番文文书,明朝政府为朝贡穆斯林设有通事,即翻译人员。在贡使人关后,伴随他们从哈密到京城会同馆或返回时由京城至哈密的沿途专职翻译,同时兼有“引领朝议,译审真伪,因以宣示国家恩信,而慑服夷心”之职责。通事一职最初由元朝或明初入居中国的回回人担任,明史料称“汉回”,即汉化的回回,他们在中国已定居数十年或上百年,精通汉语,亦通阿拉伯或波斯语,因此不需专门学习,即可胜任通事一职。但后来情况有所变化,有人认为“缘汉回在中国甚多,士农工商,通与汉人相同,宜乎用夏变夷。然竟以彼教为是,丧用夷礼,不食猪禽……同类则相遇亲厚,视若至亲。今通事序班人等,俱系色目人,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今各国通事皆有定员,外夷色目人在中国亦得为通事者,盖访报考选之时,大抵取精通夷语者为之,初未问其族类也。”“及查回回馆署丞白杰,序班王风翔,丁忧通事锁守贵,侯缺通事撒文奇俱系汉回。”他们认为“缘汉回通事,实本非我族类,同恶相济,同类相亲,固理之必情,建议今后遇回夷入贡,伴送通事,亦用精通回语之人,不得差委汉回,致生奸弊”[20]

该建议为巡抚甘肃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赵载于嘉靖十八年所奏,并得到明世宗“准议”。这样一来,原来由回回人担任的通事改由汉人充任。于是四夷馆下设之回回馆担负起培养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翻译人材,教师可能为回回人,但学员应以汉人为主。从保留至今的明代回回馆所使用的教材《回回馆杂字》与会同馆《回回馆译语》来看,这两种本子实则为波斯语-汉语对音表。据刘迎胜教授研究:“《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有两种版本系统,一种是汉-波双语的,一种是纯汉字的。前者称为四夷馆本,后者称为会同馆本。两种本子是分别独立编成的。”[21]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推断《回回馆杂字》系四夷馆为培养翻译人材而专门编写的教材,而《回回馆译语》为会同馆通事所备用的翻译手册,这就可以解释《回回馆译语》为什么采用纯汉字标音。即便通事对波斯语不是很熟练,也能应付翻译。同时据刘迎胜教授研究,《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中包含有大量阿拉伯语借词和少量突厥、蒙古、汉语借词。以汉字注音看,当时回回馆中所教授的波斯语音与今天伊朗方音略有区别,更接近阿富汗的“达里语”和塔吉克语,即波斯语中亚方言”。至16世纪,吐鲁番和哈密写给明朝的文书用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史料中称“回回字文书”或“高昌话回回字番文”。

边吏侵克贡物  中亚贡使进入内地,一般由哈密卫验证入关,经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到达京城,沿途有通事伴随。明朝规定,不许地方官员与贡使私下交易:“凡我守疆之臣,一言不可与之潜通,一钱不可与之私易。”而一些官员,无视朝廷规定,与贡使私下交易,“私买违禁货物”,更有甚者,“边吏嗜贿,侵克多端”。如嘉靖十二年(1533),吐鲁番贡使马黑麻虎力奶翁、天方国贡使火者阿克力进入甘肃地面,住肃州东关,镇守太监陈浩“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马、玉石诸物”,而不给价。至京,贡使于兵部前遇见王洪,追讨被索诸物价钱,并告至礼部,王洪被礼部司审。据王洪供述:于嘉靖十年八月内,夷人奶翁等在肃州地面与军民人等交易,“是陈浩分付与伊买马等项,委实得过马五匹并玉石一块不知斤两,铁角皮二十张,舍力孙皮三十张,银鼠皮一百二十张,锁袱一段,撒哈剌一段,锁子葡萄大小共四斗,羊皮一疋。说到甘州,与伊银价。后洪只在肃州居住,不知陈太监到甘州曾否还伊银价”[22]。礼部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关涉国体,须大有处分,以服远人之心。于是命三法司、锦衣卫及给事中各遣官一员,赴甘肃会同地方官查处。结果,原物尽行追回,陈浩及王洪获罪。据甘肃官员举报,还有通事马骥、马忠,总兵都督同知姜奭、副总兵都指挥同知杨佑索取贡使马匹、玉石、皮革等项,而不给价。王洪事件暴露后,被牵连出,“浩、奭、佑狥货规利,取侮外夷,各降秩一级。载督率不严,夺俸一年”;“马骥、马忠本以边防巨猾,酿成衅端,宜遣戍瘴乡,以示警”[23]。自此后,边臣不敢私取番物,朝贡关系得以维持。

 

四、结语

中国与中亚穆斯林有长期交往的历史,元代大批中亚穆斯林移居中国各地,使穆斯林人口数量剧增,为明朝与中亚穆斯林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往奠定了基础。明朝与中亚穆斯林保持经常性的贡贸关系,促进了明朝对外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因明朝廷大量赏赐的需要,使明制瓷业达到一个很高水平,由官府扶植的一些地方纺织业、制造业也有了相应发展。但这种贡贸关系仅局限于朝廷,不许民间与中亚穆斯林进行自由贸易,即便允许,也是在为数不多的固定场所对交换物品多有限制的小范围之内进行。同时,这种贡贸关系不是建立在现代意义的平等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的。明朝廷对贡使的无度赏赐,致使国库空虚,达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因此这种扭曲的经济关系对促进

明朝经济增长也是极其有限的。

 

(作者简介:丁明俊,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


 



[1] 《明史西域四》。

[2]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54.

[3]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22.

[4] 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饭国志》,周连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5] 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饭国志》,周连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6] 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饭国志》82页,周连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7] 《明实录·孝宗》卷91.

[8] 曾文芳:《明代哈剌灰人的来源、组成和名称诸问题》,《西域研究》20022期。

[9] 《明实录·孝宗》卷93.

[10] 王树楠:《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1](明)杨一清:《杨一清集》655页,唐景绅,谢玉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12] 《明实录·英宗》卷199.

[13] 《明实录·孝宗》卷135.

 

[14] 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395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 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407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 《明实录·神宗》卷249.

[17] 《明实录·神宗》卷250.

[18] 马建春:《明代陶瓷与伊斯兰文化》,《西北民族研究》19941期。

[19] 胡振华,胡军编:《回回馆译语》109页,中央民族大学东干语研究所内部资料。

[20]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405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

[21] 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校释举例》,载《中亚学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22] 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39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

[23] 《明实录·世宗》,卷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