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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罗杨|从法显到郑和时代中国人笔下的印度洋世界

 作者:佚名  来源:人类学之滇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7-10-29 18:40:50


前言


法国汉学家沙畹在《中国之旅行家》开篇说到:“中国之旅行家最能理会观察,昔日亚洲经行之大道,多数国家之地势、古物、风俗,今日昔得以昭示吾人者,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之旅行家。此辈或为外交使臣,或为负贩商贾,或为观礼僧徒,于东亚之外交政策、商业交际、宗教进化中,影响兹多。”自东晋时期著名僧人法显到明初伟大航海家郑和时代,从陆地或海上探索印度洋世界的中国人由少及多,他们从偶然冒险远游、间接听闻了解到大规模定期访问来获得对域外的知识。这些先驱者留下的著述是记录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认识世界以及中国文明与周边诸文明关系的宝贵历史见证。以下仅是一些探索印度洋世界的中国先驱者留下的主要著述:

 

从法显到郑和时代关于印度洋世界的主要中文著者及其著作表


著者

生、卒年

出国、回归时间

著作

成书年代

本文参考的校注版本及校注者

法显

342至418-423年间

399-412

《法显传》

416

 

《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章巽校注

玄奘

600-664

627-645

《大唐西域记》

646

《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季羡林等校注

义净

635-713

671-693

《南海寄归内法传》

691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王邦维校注

朱彧

北宋

未出洋

《萍洲可谈》

不详

《萍洲可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李伟国校注

周去非

1135-1189

未出洋

《岭外代答》

1178

《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杨武泉校注

赵汝适

1170–1231

未出洋

《诸蕃志》

1225

《诸番志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杨博文校注

陈大震

宋末元初

未出洋

《大德南海志》

不详

残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周达观

元代

1296-1297

《真腊风土记》

不详

《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夏鼐校注

汪大渊

1311~?年

1330-1334

1337-1339

《岛夷志略》

1349

 

《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苏继庼校注

周致中

元末明初

不详

《异域志》

明初

《异域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陆峻岭校注

马欢

明代

1413-1415

1421-1422

1431-1433

《瀛涯胜览》

1451

《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万明校注

巩珍

明代

1431-1433

《西洋番国志》

1434

《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向达校注

费信

明代

1409-1411

1412-1414

1415-1416

1431-1433

 

《星槎胜览》

1436

《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4年版,冯承钧校注

 

法显至郑和时代有关印度洋世界的中文著作,学界已有整理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西交通史研究风气逐渐兴起,沈曾植、陈垣、张星烺、向达、冯承钧、方豪等学者对中国历史上关于海外的记述进行了系统的考据。如王庸《宋明间关于亚洲南方沿海诸国地理之要籍》、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方豪《中西交通史》等论著力图从“考察中国文明和外族之间互相灌输、互相融合的历史,来发现中国文明演进的轨迹”。自20世纪下半叶起,苏继庼、章巽、谢方、夏鼐、王邦维、杨博文、杨武泉、万明等学者对这些古代著作分别加以校注(见上表),进行更为深入和专门的研究。此外,还有针对这些著作的一些专题性研究,如陈序经、姚楠、陈显泗、许肇琳等学者通过古代对于周边诸国的记述,分析中国历史上与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的互动关系、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等。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多部论文集中汇集了学者对明代及其之前中国人在印度洋活动的研究成果,如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葛剑雄《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远航的意义》;还有一些学者的专著和论文,如彭小平《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中国海外旅行与文化交流》、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中西交流研究》、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与明初郑和下西洋》等。


在参考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两方面就法显至郑和时代中国人对印度洋世界的探索和记录进行系统而综合的分析。一方面,系统介绍这些探索和记录印度洋世界的先驱人物,讨论他们的历史背景和成书经过,并比较这些人物的时代演变及其相互之间的继承和影响;另一方面,分析他们著作中对印度洋世界的描述,从整体上考察他们对印度洋世界的认识有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最后,基于对这些著者及其著作的分析,试图归结出中国古人对印度洋世界认识的一些特点及其变化。


一、中国古代探索和记录印度洋世界的先驱


中国历代探索和记录印度洋的先驱者,他们的人生经历各异,但他们不同的个人经验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不断扩大的考察、联系和了解。


1. 西行求法的高僧

在中国人探索印度洋的先驱者中,除了个别官方使者、商人等,就是为宗教信念而西行求法的佛教僧人。在佛教史上西行的僧人虽逾数百,但能够到达印度本土,又学有成就,最后回到中国传译经典、著书立说的只有法显、玄奘、义净三人。


法显,东晋沙门,生于今山西省临汾县。他自幼出家,献身佛教,但后因感“慨律藏残缺”或僧伽制度缺乏戒律规范,决心“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以六十岁左右高龄,在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通过河西走廊,踰葱岭之险,取道今印度河流域而入恒河流域”,回程则“渡海至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然后航海东归,中途在今苏门答腊或爪哇作短暂停留,继续北航,一路饱受风涛之苦,终于到达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法显从爪哇浮海东归乘坐的是“可有二百余人”、“五十日粮”的“商人大舶”,冯承钧先生根据《法显传》考证,当时往来南海的船舶已经很熟悉并懂得利用信风,从广州到爪哇之间也频有商船往来。412年法显回国后,应人之请,自述其“心动汗流”的旅程,为后世留下《法显传》。


玄奘为唐代高僧,俗姓陈,名袆,今河南偃师人,出身于儒学世家。他在幼时虽已通晓儒家经典,仍从其兄在少时出家。他因众师对佛教经义论述不一,理解不明,誓去印度求取真经;627年,玄奘在三十岁左右从陆路经中亚抵达印度,四处谒访名师,求取佛教经典,近二十年后才在645年循陆路返回长安。玄奘回国后仅一年便写出《大唐西域记》呈交唐太宗。他虽未像法显那样涉足南海,但在书中记录了南海六国的情况。据冯承钧先生考订,这六国大体对应今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以及苏门答腊或爪哇,但玄奘在书中描述此六国“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风俗壤界,声问可知”。季羡林先生认为,唐初是中印交通史上来往最密切的高峰,政治、商贸、宗教、科技的人员交流不绝于途。玄奘对中印文化交流贡献甚大,这股密切交流之风也使玄奘的西行相比法显的“心动汗流”顺畅许多,使他得到沿途所经诸国王侯的极大礼遇和帮助。


义净是比玄奘稍晚的唐代高僧。他出生在今济南长清县(一说是河北涿县人)的士人家庭,七岁出家。义净在三十七岁时因感于当时佛教经、律繁广,说法各异,无所适从,决计用印度的“正统”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根据王邦维先生撰写的《义净与<南海寄归内法传>》一文,义净在671年从广州出发,首先抵达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室利佛逝当时已是南海中最重要的交通、贸易中心之一,他在当地停留半年才继续西行抵达印度。义净回国的路线与去程一样,但他在室利佛逝停留的时间更长,从687直至691年。但在689年他曾为征求墨纸、雇佣书手抄写佛经而跟随外国商船短暂回到广州几个月,并有四位中国僧人跟随他回到室利佛逝。693年,义净最终回到中国时已六十一岁。与法显、玄奘回国后才开始著书记录海外行纪不同,义净在室利佛逝的时候已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


在法显的书中佛教僧人又被称为“道人”,此处的“道”显然不指道教,而是当时献身佛教的僧人追求的济世之“道”。魏晋之后中国的南北分立和隋唐时期中外佛教的交流,造成国内僧众认识和行为上的混乱。法显、玄奘、义净恰是认为道在“他处”,才会远行。这种冒险西行求法的精神和勇气为后来中国人向域外探索、了解的活动开启了先河。


    法显、玄奘、义净的求法经历反映出东晋至唐时中国与印度洋的联系和交通情况。首先,三人出洋的时间越来越长,法显在外十三年(一说十五年),玄奘西行十八年,义净则历经二十余载。其次,他们游历的范围从印度逐渐扩大到印度、南海并重。法显陆去海还,主要活动范围在印度,回程时在南海中的狮子国驻锡两年,后经苏门答腊或爪哇,但在当地仅停留五月就随商人大舶向广州进发。上文提到,玄奘对南海六国的记录只是通过口耳相传的途径,并未涉足;但义净在短暂中途回国前后在室利佛逝待了十余年,“南海情形净(义净)必详悉”。第三,三人出发、返回的港口以及交通路线的变化:法显从长安出发,自山东半岛登陆;玄奘因是陆去陆还,西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长安;而海去海还的义净,与法显不同,他的出洋港口从山东半岛下移到广州。另据季羡林先生考订,初唐以前,陆路是中印交通方面的最重要道路,海路来往比较少。到了初唐,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走海路的僧侣日益增多,如义净《大唐求法高僧传》中载西行求法的僧人共六十,取海道者过半数。在法显的旅途中,除随行同伴外并未遇见其他汉地同胞,只在狮子国无畏山一玉像旁见商人以晋地白绢扇供养,竟使他泪下满目;但到义净时,他在室利佛逝见到玄奘的徒弟、已在此居住多时的中国僧人大乘灯,后又在印度那烂陀寺见到很多中国僧人,甚至常常结伴远足登高。他们的不同经历,说明在印度、南海的中国僧人日益增多。


2. 望洋兴笔的士大夫

由唐转宋,对印度洋的记述从以僧人为主体变为士大夫为主。宋代海外贸易迅速兴起并空前繁荣,海外商人和周边诸国来华贸易或朝贡的人数大为增加,这种中外交往给予沿海地区的中国士人官员以了解印度洋世界的现实机会。宋代记述印度洋世界的代表作,朱彧的《萍洲可谈》、周去非《领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均是由边境的士人和港口市舶司官员根据耳闻,著述而成。直到元代,才有士大夫开始出洋远游,在海外或归来后留下关于印度洋的亲身记载,其中的代表作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和周致中的《异域志》


朱彧曾担任中国东南沿海的市舶司官员,《萍洲可谈》是朱彧随父亲宦游时所见所闻的记录。书中记载了广州市舶司的典章制度、民风土俗等,以及中国人在外“住蕃”和蕃商在中国聚居的“蕃坊”。此外,朱彧通过来华的商人之口,对印度洋世界也有一定了解。例如,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在当时南海诸国中最盛,是转易货物,远贾幅凑的中心,华人要西至大食,也需在三佛齐休整,三佛齐与广州、泉州之间,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航线。此外,书中还专门记录了印度洋世界的奇异物产。


周去非为温州永嘉人,出身士人之家。他在二十九岁中进士后前往南海之滨的广西钦州担任“教授”,乘机通过船舶上的商贾或译者之口收录海外资料,写成《外代答》一书。“教授”是宋代地方官学中的职务,除传道授业外,还参与地方文化活动,甚至直接管理地方政务,是当地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人物。自唐代设立执掌蕃商交易的市舶司以来,宋代在闽、广、浙等地均设市舶司,海外贸易日渐兴盛,但对海外知识的贫乏却刺激着这位“教授”。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入国问俗,礼也”,并述其志,做一位“训方氏”。训方氏是夏朝的一种职官,负责“掌道四方政事,舆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周去非作《外代答》即是因为与诸学士大夫叙谈时被问以绝域之事,疲于应酬,才写书代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文人圈子对域外的好奇之甚,也表明宋代社会对于印度洋世界了解的需求大大增加。


赵汝适是宋皇室宗亲,《诸蕃志》是他担任福建路市舶兼泉州市舶时所著。宋代泉州因海外贸易的繁盛而成为“天子南库”,该地市舶司主要“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赵汝适正是利用其职务,阅诸番图,询诸贾胡,分《志国》与《志物》两卷记录下他们的国名风土与山泽蓄产。赵汝适有承接周去非的一面,他也申明“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但另一方面,他更关心的是蛮夷与中国的交往历史,感叹“蛮夷通财中国古矣”,在序中从《禹贡》的五服写起,将海外环水万国、珍异之产市于中国者一一记下,并认为应该大略不出此范围了。赵汝适认为本朝朝贡互市与他朝有所区别,是为“宽民力而助国朝,其与贵异物窮侈心者不可同日而语”。这与宋高宗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胜过取之于民”的看法上下呼应。宋朝统治者以他国之力以养中国的观念,必定会对赵汝适这样生活在南方对外贸易港口的士人官员、对他们所持有的中国与诸蕃关系的认识产生影响。


从海外而来的朝贡以及中外土特产的互市对政府和民间都有实际价值,因此,无论是《萍洲可谈》、《岭外代答》,还是《诸蕃志》,都尽可能地搜罗海外诸国的信息,记录下他们与华夏不同的奇风异产。但三位作者收集海外信息的途径以及所涉猎范围有所差异,这也反映出宋代与印度洋关系的发展。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提及“商人云”:“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大集府中”,可见他可能是通过来华的舶商番客之口,或是在广州亲见而知晓域外情况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则明言自己“尝闻之舶商”,但并未言明舶商是何国人,或许出洋的华商和来华的番商兼有。作为市舶司官员的赵汝适信息来源更为广泛,“有得自传闻,有参考蕃图,更有杂采旧籍”。据陈得芝先生考证,宋代外国使节、商人来华大多数是走海路,中国沿海一带商人前往海外各国贸易者也大大增多,因此,他们三人了解海外信息的途径不断扩大。就三本书所谈及的域外范围而言,《萍洲可谈》中朱彧主要立足于广州,南海诸国也仅描述了三佛齐;《岭外代答》则“记下了多达四十余国之名,记述了其中二十余国之位置、国情与通达线路,无抄袭前人之迹”。“所记涵盖之地域,北至安南,南至占婆(今爪哇),东至女人国(在今印尼),西出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等海洋沿岸而达木兰皮(今摩洛哥),涉地甚为广远”。到《诸番志》中,“所记国家五十有八,东自今日本、菲律宾;南止印度尼西亚各群岛;西达非洲,及意大利之西西里岛;北至中亚及小亚细亚,地域之广,为同时期中之同类著作所不逮”。三书所记域外范围的扩大,表明中国对印度洋世界的认识不断推进。


元代海上交通频繁,非前代所能及,冯承钧先生认为元代“交通之事”中有四件重大者:杨庭璧出使马八儿、俱蓝等国,史弼等征爪哇,周达观随使诏谕真腊,以及汪大渊附舶历游南海,但有著述遗留于今者只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此外,元末明初周致中的《异域录》也有对印度洋的记述。


周达观为浙江温州永嘉人,1295年奉命随使前往当时被称为“真腊”的柬埔寨,次年到达该国,居住一年始返。与前代僧人乘“商人大舶”不同,周达观此行是随元朝使团前往,所乘是朝廷派出的使船,随行的还有蒙古官员。他根据随行见闻所写的《真腊风土记》,对当时柬埔寨风土人情、名物制度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是中国关于异域的行纪中第一部专门记述一国的著作。书中还首次记载了在海外定居的华人,如“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周达观号草庭逸民,本名“达可”,从真腊返回后改名“达观”,一是取其“遍观”异域风土之义,其次表明他随遇而安,对不如意的事情采取通达心态,这也是江浙“南人”知识精英在元代的一种处境和心态。汉族士大夫在元朝的官僚体制中地位相对卑下,儒学在元代成为与佛教、道教、阴阳学等共存的“宗教”,多元宗教或多种知识体系的并存有助于汉族士大夫从仅以儒家学说治国的单纯理想中解脱出来。元代的开放、包容和多样性,使周达观对“华夷之辨”有了新的认识。从他的叙述中可见,华夏是包纳“天下”的一系列同心圆的中心,但并非唯一中心。真腊、暹罗、爪哇等也分别是另一系列同心圆的中心,它们的世界“圈子”同样包纳了华夏。在各个同心圆体系中,各圈层距离中心的等级,暗含着文野程度的差别,如真腊的华人在印度文明的体系中反倒成为被当地人鄙夷的“不知礼”的“蛮夷”。这种世界观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海外情况更高层次的认识。


汪大渊为元代江西南昌人。根据苏继庼先生考订,汪大渊曾两次航海,1330年,他在二十岁左右由泉州第一次出海,历时五年,航海范围以印度洋为主;1337年再次从泉州出海,所游范围仅在南海诸国并于1339年返国。回国后十年,他开始写作《岛夷志略》,并在其故乡南昌作为单行本付梓,后被纳入《清源续志》。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说:“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由此推知,他确曾依附于各种商船游历海外。张翥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虽然庄周有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但在此传统之外,“博古君子,求之异书,亦所不废”,汪大渊既继承周去非、赵汝适、周达观等对于海外知识的追求,又更推进一步。他所记录的“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与周达观一样,都是他耳目亲闻亲见。他所游历和记录的印度洋国家的数量也超越了从法显以来的所有中国人,但有学者认为其记述中有传闻的成分。他自认为能知“方外事”,“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异闻,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反映了元帝国时期中国人空前广阔的世界和天下观。


周致中,元末明初江陵人,根据陆峻岭先生考订,他在元朝做过知院,是一位小有名望之士,“奉使外番者六,熟知四夷人物风俗”,但在元明典籍中尚未发现关于他出使情况的详细记载。《异域志》记录了二百一十个国家和民族,所记范围东起朝鲜、日本,西抵西亚、非洲,南至东南亚、南亚诸国,编为一百五十七条,其中有六十四条内容未见于前代史书。书中主要记述这些国家的风俗和物产,其材料来源或是作者亲身见闻,或是采录自《酉阳杂俎》、《岭外代答》、《诸番志》中的相关条目。从周致中所写的书前序言中可见,一方面他已意识到“天下”之广博,“六合邈矣,人居寰宇中,以藕孔即未至”,犹如“毫末之于马体”;另一方面,他又有忧患的“国家”意识,“若干城之不饬,何事周知域外,第相怵说为”。所以,其友人形容他“既有游揽之思,又有封疆之虑”,这可谓是元末士人看待域外的双重心态。


周达观、汪大渊、周致中三位著者的出洋经历及其著作反映出元代中国与印度洋关系的发展变化。周达观、周致中都是“奉使出洋”,陈得芝先生认为唐、宋的汉族王朝统治者一般只满足与海外各国通贡市,而元朝统治者对南海诸国进行多次大规模海外远征,并频繁遣使到海外各国“诏谕”,这是元代中国与南海各国关系的新特点。元代的航海知识和技术比前代更为进步,例如,记载航海使用罗盘针位始于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元人对海外各地的地理知识也远较前代更为丰富,如陈得芝先生认为,从《大德南海志》到《岛夷志略》,作者们对各处大小港口的地形、停泊条件、各地物产、贸易等都积累了很多知识,这对明初郑和的航行有很大作用。在元代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印度洋各国的货物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十分丰富,例如,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除多处提到真腊人的日常器用,其中“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地下所铺者,明州之草席”;“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制作也”,书中专辟一章“欲得唐货”,说明当地民众对中国出口货物的喜爱。


3. 下西洋的参与者

明代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国人在海外远航规模最大和范围最为广阔的壮举,其参与者几乎在同时留下三本有关印度洋世界的撰述,即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和费信的《星槎胜览》。这是古代中国人探索和了解印度洋世界的空前未有的巨大成就。


马欢是明代浙江绍兴人。根据万明教授考订,他通晓阿拉伯语,以通事即翻译身份分别于1413年、1421年、1431年跟随郑和下西洋,访问过亚非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马欢第一次随郑和下西洋回国后即草成《瀛涯胜览》初稿,在郑和下西洋结束近二十年后终成定稿。他在《瀛涯胜览序》中写道“永乐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忝备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之所著不诬,而尤有大可奇诧者焉”。万明教授认为,宋代以来,对海外的记录多为传闻,即使是元代《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他所记有听之传闻的成分,不可能在两次出洋就跑了那么多地方。但马欢的书是他切实踏勘的结果,是亲历者的实录。


巩珍,南京人,最初是从军身份,后提拔为幕僚,仅在1431-1433年间参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巩珍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描述了下西洋途中的种种惊险经历,如“至于当洋正行之际,烈风陡起,怒涛如山,危险至极。舟人惊骇,仓忙无措,仰赖神灵显然临庇,宁帖无虞”;他“所至番邦二十余处”,“土产风俗,各不相类”,并惊叹于途中的“千载奇遇”。虽然这些诡怪异端有可疑,传译舛讹而未辨,但仍“依原记录”,“不更别饰”。


费信,江苏太仓人,他本是太仓卫戍军,因而从军。他跟随郑和在1409年、1415年、1431年间三次下西洋,在14121414年间随奉使少监杨敏等前往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一带,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恒河下游),是上述三人中远航印度洋次数最多的。马欢、巩珍、费信也是郑和庞大船队里从平民到士兵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反映了每次下西洋航行中约28,000名参与者的共同经验。


向达、万明等校注者均认为三部书中以马欢的《瀛涯胜览》最具原创性,巩珍《西洋番国志》和费信《星槎胜览》则有雷同沿袭之处。但无论如何,三人均是亲历诸邦,留下的是对于印度洋世界的第一手记录及关于郑和在海外朝贡外交成功的见证:“其(郑和)所赉恩颁谕赐之物至,则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赉,附随宝舟赴京朝贡。”


从东晋法显之后数百僧人先后冒险远去印度洋世界追求其佛家信仰和经典,到郑和所率领的巨大舰队在印度洋的七次远航和数万明朝军民参加的海外朝贡外交活动,古代中国人对于这一广阔外部世界表现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建立了日益频繁的联系,并逐渐加深了对当地文化的了解。法显到郑和时代关于印度洋的中文著述确切的记载和反映了这一长期历史趋势。


二、古代中文记载中的印度洋世界及其变化


无论东晋至唐朝时期西行僧人的自述,宋元时期士人官员对海外的记载,还是郑和下西洋参与者的游记,上述先行者关于印度洋的记录和看法都对后来者产生了影响,具有前后承接关系。但是,他们关于印度洋世界的著述也反映了当地历史和文化的长期变化以及中国人世界观的演变。


法显、玄奘和义净之间的承接关系恰如义净所承认:“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宝,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义净志游西域深受这两位前辈影响。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内容也为赵汝适《诸蕃志》和汪大渊《岛夷志略》所沿袭。《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元人周达观与《岭外代答》作者宋人周去非是同乡,显然也熟悉其书。他去真腊前也已熟读赵汝适的《诸蕃志》。此外,杨武泉先生指出,《岛夷志略》中天竺条云:该国“隶秦王之主”,但汪大渊的时代早已无秦王。这条记载实际出自《诸蕃志》天竺国条“隶大秦国”,而《诸蕃志》又源于《岭外代答》的大秦国条:“天竺国其属也”。所以,姚楠先生评价《岛夷志略》是“上乘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下接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的一部重要著作”。据陆峻岭先生考订,周致中《异域志》中有引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的内容,如焉耆国条、私诃条国条,此外,该书中很多条目采自《岭外代答》和《诸番志》,如木兰皮国条、注辇国条。马欢深受汪大渊《岛夷志略》影响。他坦白称“历涉诸邦,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姚楠先生认为,马欢正是在证实了汪大渊所记之翔实后,才受到启发撰写《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中也有很多条目源自汪书。这种前后相袭的记载不仅反映了印度洋世界历史的延续,也体现了中国人海外世界观中的一些持续的传统。


但是,从法显到郑和时代中文著述中关于印度洋世界的记载也描述了当地历史文化的变化,并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看法的演变。


1. 从佛门“中国”到“西洋”的海上世界观

从法显西行到郑和下西洋时代,中国人著述中对于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方位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变化是将作为原始佛教发源地的“中国”或印度等南亚古国转变为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之下“西洋”的一部分。


在《佛国记》中,法显沿袭古印度佛教徒的观念,称恒河中流一带的中印度为“中国”,以当时佛教文化“边地”而来的“边人”自居。当法显一行到达属于西、北天竺的毗荼国时,当地人惊叹:“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法?”当法显抵达佛祖生前住过的祇洹精舍时,他“自伤身在边地”。除了早期西行的中国僧人受佛教影响,采取以印度为中心的地理坐标系外,刘迎胜先生认为汉文古籍中还存在过以西亚为中心的地理坐标系。例如,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提到“大食”周边的海:“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刘先生推测这套地理坐标很可能来自与周去非打交道的大食海商。周去非还借助穆斯林世界的命名体系,与中国土生地名结合描绘海外世界:“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阇婆之东,东大洋海也,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愈东则尾揽之所泄,非复人世”。南大洋海指今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海域,东大洋海为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以东的大洋,即西太平洋,这些名称都是前代未有的新知。


宋元时期几部关于印度洋著作的著者都身处中国东南与海外世界的连接地带。自唐代设立执掌海舶蕃商交易之事的市舶司以来,宋代在闽、广、浙等地均设市舶司。广西一隅在北宋为西南海疆,号称“天涯”,气候物产异于中原,少数民族众多,中原人视为奇异之乡。但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这处“天涯”逐渐成为联接中国大陆与印度洋世界的中间地带。宋代并在泉州设置市舶司,成为番商、番舶出入的门户之地。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多次以泉州而不是以南宋都城临安作为定位海外诸国的参照,如“注辇国,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1349年,泉州路(又称清源)的地方长官见《清源前志》已散失,《后志》已是百年前所编,便发起修志。由于泉州是市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便让曾游历海外知悉蕃情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略》,作为泉州郡志的组成部分,汪大渊两次出洋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泉州。


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岛夷志略》进一步提出东洋与西洋的概念。东洋可能承袭自宋代的东大洋海,主要指今菲律宾、加里曼丹和爪哇岛以东的西太平洋。刘迎胜先生考证,西洋的名称始见于五代,当时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就曾在占城任“西洋转运使”,宋时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此处的西洋大致是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海域。《真腊风土记》中的西洋之名很可能沿袭前代,不过范围扩大到印度东南海域。万明认为,元初对“西洋”的认识有从中央政权的角度和从沿海地区的角度两套定位体系,而“西洋”一词出现重要变化则是在郑和下西洋时。马欢“往西洋诸蕃”、费信“历览西洋诸蕃之国”,巩珍所著的书名为《西洋番国志》,实际均指印度洋。郑和下西洋后,“西洋”一词广泛流行于明代社会,原为法显等早期僧人敬仰的佛门“中国”或印度等南亚古国仅成为明代西洋世界的一部分。


以上的论述证明从法显到郑和时代的中国人通过在印度洋的活动或与当地文化的接触,对于海外世界采取十分不同的世界观。从东晋到唐代西行求法的高僧受到原始佛教信仰的影响,在作为“中国”的印度与“边地”中国的坐标体系中行走,对大陆与海洋的定位以印度为中心。宋代的周去非、赵汝适等士人官员身处中华帝国与海外世界“接缝处”,在东来的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频繁接触的刺激下开始了解域外,在书中交织着穆斯林世界与华夏本土两套对海外世界的定位,原始佛教中心印度已退为西亚至中国海上商路中的一站。元代至郑和时期,由于元明以来中华帝国的强盛及其在海外航运活动和朝贡体系的扩张,中文著述中使用的“西洋”一词的涵盖面便随之扩大,包括了整个印度洋世界。


2. 从“佛国”到“回回教门”的海外宗教发展

《法显传》既是法显的游记,更是他追寻“佛国”心路历程的记录,所以该书亦名《佛国记》,佛教也影响了其他中国人对于印度洋地区的认识。但至身为穆斯林信徒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伊斯兰教的信仰对于中国人在印度洋世界的活动及其世界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显对所到印度等古国的描述以佛的生平事迹及其涅槃之后众生对佛的膜拜供养为基础展开。从他进入北天竺开始,到穿行西天竺,直至经狮子国返程,法显对途中每一个国家的记述都涉及它与佛的关联。例如,佛遗足迹在乌苌国,佛顶骨在那竭国;宿呵多国是佛割肉贸鸽处,迦耶城是弥家女奉佛乳糜处;佛在犍陀卫国以眼施人,在竺刹尸罗国以头施人等等。在法显的观念世界里,这些地方是佛舍利所在、佛祖云游讲经、佛本生故事的地理载体。唐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对佛国的考察更为理性,书中详细记载了僧人个人的生活规范以及寺院集体生活的规矩。例如,僧人在穿衣、进食、安居、澡浴等个人生活方面应遵循的戒律,在寺院中僧人们的受戒仪轨、尊师之道、僧尼丧制等。王邦维先生评价义净此书是“根据他自己求法写下的笔记整理出来的一份专题考察报告,为我们今天了解公元七世纪时印度佛教僧伽内部宗教生活的状况提供了几乎是最多最详细的信息”。可见唐代僧人对印度洋世界的认识已经从佛光笼罩的灵异世界过渡到现实世界中的佛国风貌。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中对“佛国”的描述,从前代仅以印度为中心的地域,扩大至更西端的“大秦”、“大食”,并与关于伊斯兰教的记载有所混淆。《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有关于“大秦国”和“麻嘉国”的同样记述:“(大秦国,王所居舍)屋下开地道至礼拜堂一里许,王少出,惟诵经礼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礼拜堂拜佛,从者五十人”;“麻嘉国自麻离拔国西去,陆行八十余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结甃成墙屋。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王,皆遣人持宝贝金银施舍,以锦绮盖其方丈。每年诸国前来就方丈礼拜,并他国官豪,不拘万里,皆至瞻礼。方丈后有佛墓,日夜常见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过。若人临命终时,取墓上土涂胸,即乘佛力超生云”。“麻霞勿”一说是穆罕默德,一说为麦加,但两者都指向伊斯兰教。当时中国人对更西边的伊斯兰文明的认识有限,仍将其纳入原有的以“佛”为特征的印度文明体系中。


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对佛教、伊斯兰等教派的认识更加细化。书中“三教”条目专门描述了真腊的宗教分类:“儒者称为班诘”,佛教僧侣呼为“苧姑”,“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周达观是用中国的儒、释、道来类比真腊国内的“三教”,他所描述的这三教,一说是婆罗门教、小乘佛教、伊斯兰教,一说是婆罗门教和佛教的不同派别。无论如何,该书的详细描述较之前代对“佛”的笼统称谓,已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在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马欢是一名伊斯兰教信徒,他的《瀛涯胜览》对于印度洋世界的描述除佛仍然受到注意外,更为注意各地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例如,《瀛涯胜览》中“古里国”条写道:“国王系南毗人氏,崇信释教”,“王有大头目掌管国事,俱是回回人。国人皆奉回回教门”。该书的爪哇国、满剌加国、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廝国条目中也有关于这些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最后描写了郑和船队远访“天方”即麦加的事件:“宣德五年,蒙圣廷命差内官太监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等见本国差人往天方国,就选差通事人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天方国王亦差使人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贡献于朝廷”。马欢在书中描述“回回祖师始于此国阐扬教法”,民风和美、悉尊教规,“诚为极乐世界”,并且还详细记录了天堂礼拜寺和司马仪祖师之墓的形制以及该国气候物产。


自《法显传》到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人对于印度洋的记述从最初对于天竺“佛光普照”的崇拜转向对佛教的区分,再进一步将佛教和伊斯兰教并置。这些著作对印度洋世界的宗教认识在不断推进。不同宗教中的神明,在这些书中时而被贬为“胡”,时而被奉为“神”,呈现出中国人对印度洋世界的多样认识。


3. 从佛国“鬼市”到印度洋世界的“互市”活动

虽然《法显传》的叙述是以印度等古国的佛教传说和信仰为中心展开,但书中也有关于贸易的零星记载。在后来关于印度洋的中文著述中,该地与中国“互市”的活动以及相关的物产等内容则越来越重要。


《法显传》在有关“狮子国”的记载中写道:“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置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所以,在西行求法高僧的世界观里,商贸往来如同“鬼市”,堙没在佛国的光明之中。法显回国途中,船遇风暴,船上来华经商的婆罗门商人无端将此劫难怪罪于“外道”法显,险些将他扔在海岛。而法显一心念佛,对这些婆罗门商人并无好感。


与此相反,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因海外贸易之兴而作,也服务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因此,两本著作都采用“志国”与“志物”分开叙述的体例,详细罗列出印度洋地区各国所产,及其“市于中国”的情形。《岛夷志略》在写作体例上受周去非、赵汝适影响,但将赵汝适志国与志物的分述变为将“土物”放在所经历的国度内,作为“国”的内容之一描述。该书对每国的叙述体例几乎都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俗为何、地产何物以及贸易之货。例如“日丽”条:“风俗尚节义”,“土产龟筒、鹤顶、降真、锡。贸易之货,用青瓷器、花布、粗碗、铁块、小印花布、五色布之属”。


在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他更为仔细地分节收录了真腊的出产,其记录的标准无外乎三条:中国有真腊没有者、中国无真腊有者、或者二国兼有者。他在书中还专门记下了中国货物在真腊的销售情况:“其地向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及水银、银硃、纸札、硫黄、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黄草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箆箕、木梳、针。其粗重则如明州之席。甚欲得者则菽麦也,然不可将去耳”。他在真腊遇到了中国老乡,而其他中国人也多是到此地做生意:“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著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辩,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


周达观在真腊遇见的唐人并不多,且多是身份地下、孤身打拼的流寓之人,但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则有不同记载。如在该书“爪哇国”条中,“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廝村,番名曰革儿昔。原系沽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其各处番船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显然,郑和船队所见的华人已渐成较大的社区规模,并且主导着印度洋中某些区域的周转贸易。


三、小结:从法显到郑和时代中国人对印度洋的探索和认识


从法显西行到郑和下西洋,探索和记述印度洋世界的中国人不仅在数量上由少到多,在个人背景上愈益多样。他们的足迹范围也自东向西拓展,其著作从记述神异到日渐写实,其中的士大夫从间接听从贾人舟子之言到直接出洋验证所闻。据冯承钧先生考证,南北朝时,自法显后往来南海的沙门,行程可考见者约有十人,其中来自中国的不到一半,而义净《大唐求法高僧传》载西行求法的僧人约有六十,近半数来自中国。与朱彧、周去非、赵汝适等宋代士大夫不同,周达观和汪大渊出于对海外世界的好奇之心,跟随使团和船队附舶于海。周达观终生仅到真腊一次,汪大渊也只出洋两次。马欢、费信、巩珍则是郑和船队中具有固定职务的官方人员,其中马欢、费信出洋次数远胜过前人,并且代表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数以万计的普通军民,留下珍贵游记。


早期西行高僧们的目的地主要在印度。但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分上、下两卷记述“外国”,上卷主要是印度洋东面的国家,下卷涉及印度洋西面的大秦、大食诸国,并将它们与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归为一列,可见他对这一区域的认识有限。赵汝适在《诸番志》中叙述完大秦国、大食国等国的部分后,却转向了琉球、新罗这些中国人早已熟悉的东方邻国,而不是更为遥远的世界。周去非、赵汝适书中记录的外国均不过百,但苏继庼先生统计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收录的域外地名达二百二十个。虽然马欢在《瀛涯胜览》提及的国名不及汪大渊多,但是他与郑和的成千上万随从人员曾亲抵印度洋地区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中国士大夫对印度洋的认识经历了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周去非、赵汝适等虽未踏出国门,但他们笔下奇异的印度洋世界带动了周达观、汪大渊的亲身出行,马欢等人的对于印度洋世界的亲身记录再次印证汪大渊等前人所言不虚。


从法显至郑和时代,中国人对印度洋世界的探索和叙述也经历了从西行朝圣到招徕西洋朝贡的转变,由此也导致关于中国和与印度洋世界关系的重新定位和认识改变。在地理定位上,原来佛门信徒朝圣之旅中的天竺等“中国”与佛教文化边缘的华夏“边地”在郑和航海时代地位反转,成为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中的“西洋”。中文著作对印度洋的地理划分也因商贸航线的发展而不断细化,经历了借鉴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地理坐标体系到本土化的过程。


从法显等僧人的西行到郑和、马欢等伊斯兰教徒的下西洋,中国人在印度洋世界的朝圣活动实际上从东晋到明初都在延续,但马欢等人的记载显示了从东南亚到西亚国家宗教信仰和宗教化政治在十五世纪初的更加多元化发展。同时,有关印度洋地区的中文著述对宗教的书写从神话般地叙述转向对现实中宗教制度的描述。宗教和商贸在这些著作中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从完全围绕宗教的叙述变为“志国”和“志物”的体例,进而将“国”与“物”合一,对各国的土特产更加了解,以利于与互惠贸易的开展。


由于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于推行朝贡而非西行朝圣,其随员马欢等人的著作便在华夷之间的关系上采取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态度。但是,这些著作中也有从法显以来有关中国人著述中“以他者为上”的认识论。如同西行僧人赴印度求取真经,郑和下西洋也在使华夏文明宣教于海外诸蕃的同时,充分尊重各国固有的文明并给予发扬光大,这些颠倒都是对“夷夏”关系的另一种认识。


从法显西行到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对印度洋世界的探索达到了一个高峰,他们留下的著述也反映了中国人对海外世界认识的发展和演变。这些古代关于海外的著作成为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清末先进士大夫在国门重开后重新认识海外世界的参考。它们之中蕴含的丰富认识论,也为郭嵩焘、容闳、康有为、梁启超等对西方世界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探究,对中学与西学在“体”“用”上的争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原文正式发表于于 []陈忠平主编:《走向多元文化的全球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为阅读方便,删除了注释。


主编:何明

编辑:李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