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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回族学生与孙中山

 作者:佚名  来源:回族文学杂志社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7-05-02 10:59:55

    1905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正式成立。当时,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等任庶务;随后,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 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并决定在国内外建立支部和分会,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同时,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孙中山也十分重视留日学生的工作,积极在留日学生中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据当时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金应豫回忆:“孙中山曾在日本东京锦辉馆召集中国留学生讨论中国前途,他说:‘中国政治腐败,受到列强侵略,立宪不行,保皇也不行,非革命不足以生存。’当时听众心情非常激动,革命思想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播开来。”


    此后,金应豫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山西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不仅如此,就在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留日三十六名回族学生中有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同盟会。目前,我们所能证实的是,三十六名回族学生中至少有十四名同盟会会员,他们是四川的刘庆恩、杨光灿和龚选廉,直隶的黄镇磐,云南的保廷梁、赵钟奇、王廷治、孙永安,山西的金应豫、乔煦,陕西的马宗燧,湖北的马祖全和马志道,湖南的马应薰。以上同盟会会员中,多数是在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之前就加入同盟会的。比如,金应豫就是在听了孙中山的动员后加入的。据马彦虎考证:刘庆恩、杨光灿、龚选廉三名川籍会员均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属首批会员。当时云南学生李根源是同盟会创建人之一,也是同盟会云南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影响下,赵钟奇、保廷梁、孙永安、王廷治等均首批加入同盟会,后来成为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和护国首义的骨干。马应薰经廖仲恺介绍,曾经参加1905年8月20日由孙中山主持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可见他也是首批会员。山西回族学生乔煦于1905年10月与阎锡山、温寿泉、张瑜同日加入同盟会,并同时参加同盟会中的“铁血丈夫团”。


    而难以确认加入同盟会日期的人主要是黄镇磐、马祖全、马宗燧、马志道等。其中马志道出现在冯自由提供的《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人名册》中,当属于早期会员。其他的记载主要有:“黄镇磐,1873—1942,字石安,湖北武昌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奉孙中山之命,与廖仲恺——策划北方革命——为孙中山的法律顾问之一”;“马祖全,1884—1930,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期炮兵科学**,早年在日本曾参加革命,秘密组织同盟会”。黄镇磐与廖仲恺、孙中山等关系比较密切;马祖全可能是同盟会的湖北主盟人之一。因此,这两位回族学生入会时间也当较早。


    在加入同盟会的同时,民主革命的爱国思想对留日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当时设在东京的中国同盟会总部,以《民报》为阵地宣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并且组织同盟会员,经常深入到中国留学生集中的地方,与改良派短兵相接,针对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核心问题,开展面对面的辩论。


    马应薰的儿子曾回忆说:“在每次舌战中,我父亲总是争先恐后出场。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口才,协同全体同盟会会员,冲锋破阵。通过论战,他们从理论上击败了改良派,使大批留日知识分子从保皇派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投入同盟会,为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赢得了思想政治阵地。”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捍卫上,刘庆恩给当时的留日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1906年冬,一群四川留学生在宿舍里就革命与立宪问题进行争论,周先登虽理屈词穷,但仍然坚持主张君主立宪,纠缠不休。刘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周先登吓得抱头鼠窜而去。刘庆恩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博得一致好评。


    当辛亥武昌首义消息传到柏林时,留学德国的刘庆恩欣喜若狂,他撕毁清朝龙旗,自制两面三色旗交叉置于办公桌上,以示庆贺。当清廷驻德国使馆参赞前往进行干涉时,他毫无惧色地回答道:“裂龙旗者,我也,制三色旗者,我也。汝欲目我为革命党,我便是革命党,将奈何?”并拳殴参赞将其逐走。


    由于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留日回族学生也积极在民族内部进行动员。赵钟奇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便与同在日本留学的直隶回族黄镇磐、云南回族保廷梁、四川回族杨光灿等人联络,组织国内十四省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建立起革命团体“留东清真教育会”,并编辑出版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份进步刊物《醒回篇》,将之寄往云南等回族较多的地区广为散发。


    留东清真教育会的主要组织者赵钟奇和黄镇磐均是同盟会成员。据考证,该会三分之一以上成员在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时已经加入了同盟会。这说明,当时回族留日学生在追随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显然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同时,加入同盟会的回族学生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倾向。因此,我们可以说,留东清真教育会是一个由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回族学生组建的进步团体。尽管随着会员的归国,留东清真教育会自然解散,但其成员回国后,不少人在武昌首义、各地光复和护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武昌首义前,部分回族留日学生已经开始参与辛亥革命的准备工作。具体看,在参与各地和各类组织宣传工作中,有杰出表现者,如马祖全、赵钟奇、黄镇磐、马应薰、刘庆恩等人。


    马祖全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积极参与同盟会会员发展工作,毕业归国后,在陆军讲武堂做学监,因在新军中提倡革命精神,传播革命种子,受到排挤,后被安置在兵备处。1909年,赵钟奇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受同盟会的派遣,先到保定军官学校当教官,1911年转入新军,任团参谋长;后与革命党在江浙一带的重要首领同盟会会员陈其美联系,一起联络会党、举办报刊、宣传革命。黄镇磐毕业后,与同学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到吉林进行民主革命工作。马应薰毕业后,也曾经在廖仲恺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财务工作。当时,孙中山的战略方针是:在华南沿海地区首先发动起义,以便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为革命基地,然后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一举推翻清朝的统治。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马应薰长期往返于南洋群岛。在华侨中,他一方面为革命扩大宣传,一方面为革命筹集经费,采购军需武器。他不顾饥寒酷暑,生死安危,把在海外华侨中筹得的经费就地购买枪支弹药,再秘密运送到指定地点,为武装推翻腐败的清廷尽心尽力,曾为孙中山、黄克强、廖仲恺等领导人所嘉许。


    孙中山曾赞誉说:“使革命前途又得一绝大保障者,回民小马君也。”刘庆恩毕业之后仍回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工作。1909年因革命需要,孙中山特派人送信给刘庆恩,嘱其到德国克鲁伯兵工厂学**新技术,以备将来之用。刘庆恩应孙中山之命,借故向厂方申请出国学**新技术,厂方不知其底细,遂准其所请,派他去柏林考察。随后,他将夫人及一周岁之长女送回德阳孝泉老家,作好为革命牺牲的安排后,始赴柏林考察。刘庆恩在德国与蔡元培相遇,二人一见如故,过从甚密。时仅两年,辛亥革命即将爆发,孙中山曾电调刘庆恩回国参加武昌首义作战指挥,因事耽搁,未能成行。


    以上诸君均在辛亥革命前就积极从思想宣传、组织发展、技术学习和经费筹备等方面为其后的革命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赵钟奇、黄镇磐、马应薰、刘庆恩等均是追随在孙中山左右的。这意味着,当时部分回族青年已然成为了酝酿辛亥革命的重要组织者。


                 


    许宪隆:回族,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