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创新回族学研究的平台,全方位展示回族文化的窗口!

爪哇岛上的中华历史文化遗存

 作者:马海云  来源:郑和论坛  点击:  评论:0 时间:2020-05-06 20:52:31

微信图片_20200506205258.jpg

爪哇岛上的中华历史文化遗存

 

从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尼西亚一样和中华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历史交流和联系。几个世纪以来,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华人士在印尼受到万人敬仰。尤其在印尼经济政治中心的爪哇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印尼穆斯林成群结队瞻仰华裔苏菲穆斯林圣墓。这是自宋-元-明以来,福建、广东、云南等地东南沿海华人大量移居包括占城、马来半岛、文莱、苏门答腊和爪哇岛等地的自发历史文化沉淀。早在13世纪,马可波罗就在苏门答腊亚齐地区就见证了全港华人都是穆斯林的情景。诚如廖大珂先生曾言,今天的东南亚 , 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 , 华人崇尚儒家文化 , 两者似乎是泾渭分明。然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初期 , 情况并非如此。当年华人中穆斯林不在少数, 他们对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都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早期为穆斯林为主的海外华裔社群在南洋的存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和该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尤其是便利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伟业。首先在巨港华社穆斯林领袖施进卿的协助下,郑和成功剿匪并顺势设立宣慰司,任命施进卿及其家人管理巨港事务,连同马六甲和占城一道,成为明代南海航线的核心补给站。这种密集的政治、外交、经贸交流使得中国文献对于爪哇的记载日益详尽,如爪哇岛北岸的各个城镇如杜板、新村(或革尔昔)、苏儿把牙(泗水)等频繁出现在明朝史料中。《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咸宾录》中见证了南海群岛、尤其是爪哇岛的华人/唐人社会文化实践: 唐人持斋受戒”;日用食物洁净,皆投礼回回教门”。

 

20世纪中叶之前,作为荷兰的殖民地,爪哇的文化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将其与同样作为西方殖民地的印度(包括孟加拉)、泰米尔、科摩罗、阿拉伯等相提并论,认为来自北方中国的影响基本停留在物质文化层面,如输入的铜质器物、火药、丈量、造船、瓷器、钱币、丝绸、饮食等。然而,随着20世纪初爪哇岛马来-中文历史文献的发现,越来越多的印尼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多元的中国文化对爪哇岛(以及南海群岛)的巨大影响。这主要归功于印尼学者帕林敦安 (Ir. Magaradja Onggang Paridungan)的史料发掘、呈现和注解。他在20世纪初在印尼和荷兰跟随前荷兰殖民官员波特曼进行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并在后来获得前者从三宝垄、井里汶等地强行获得的华社史料,即后来学界所熟悉的《马来纪年》。根据学界的推测,这些史料最早出现于16世纪,随后不断被编辑、注释。从行文来看,《马来纪年》的作者和编辑熟识回儒文化,文本可以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小儿经”,其遣词造句完全符合中文和穆斯林文本的叙事风格。如文中出现的“安劳呼太阿俩”、以及将葡萄牙人称为“红毛夷”、将明朝穆斯林官员称为“哈只公”等。从背景来看,《马来纪年》是对郑和下西洋宏大官方叙述的民间商业、婚姻、宗教等活动和网络的民间细化和补充。

 

通过和爪哇宫廷叙事、史诗传说、苏菲道统等资料相互印证,帕林敦安对此纪年进行了注解和翻译,并于1964年出版了题为“1411-1564华人哈乃斐穆斯林在爪哇伊斯兰传播中的角色”的印尼文本,呈现出15-16世纪爪哇岛政治经济文化急剧变迁背景下的华人社群网络。《马来纪年》描绘出爪哇岛以及南洋华裔社群的崛起发展、壮大与郑和下西洋直接相关:随着郑和下西洋,巨港、占城、爪哇等地成为明朝的主要补给站。为了保障巨港和爪哇岛的补给以及管理华社的方便,郑和任命客居占城的彭德庆携带家小亲赴爪哇岛,彭德庆随后将在马尼拉的哈只龔用才(Gan Eng Cu)一家调到爪哇岛的核心港口杜板,担任杜板的“华社头领”,负责管理爪哇、巨港、三发(加里曼丹岛)等处哈乃斐华裔穆斯林社区。

 

这一史料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大陆的明史,矫正了爪哇岛甚至南海岛屿的伊斯兰史,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中国的多元文化和族群和爪哇、巨港、占城等地的地方交流史,反映出明朝下西洋的宏伟大业对爪哇岛族宗教-族群文化的影响。这一文本尤其印证了华裔穆斯林在爪哇岛伊斯兰化过程中的角色,即在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下,东南沿海的回儒式的苏菲伊斯兰实践如何影响和参与了爪哇岛从印度教向伊斯兰教的文化变迁进程。

 

这些地方性史料的发现,使得印尼著名学者斯拉梅穆加纳教授在1968年出版的 《爪哇-印度王国的覆灭和群岛伊斯兰王国的兴起》一书中鲜明地指出,爪哇岛上的华裔(而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泰米尔人、孟加拉人等)穆斯林社群是该岛伊斯兰化的重要推力。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澳大利亚、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学者对于爪哇乃至东南亚群岛的伊斯兰化过程论断也进行了响应的修正,即从早期的“西来说”深入“层积说”甚至“北来说”,即来自北方的中华穆斯林社群在爪哇岛、占城、马六甲、文莱等地宗教文化变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来纪年》在华裔穆斯林的记述方面就呈现出这样一幅在正史中看不到的网络:在郑和平定巨港的陈祖义匪患后,中国哈乃斐穆斯林社群在巨港、三发、加里曼丹、马来半岛、爪哇和菲律宾等岛屿生根发芽,为了统管南洋华社和提供航海供给,郑和任命占城的云南将门之后哈只彭德庆迁居爪哇、统管南洋各地的哈乃斐穆斯林社群,以便对明朝船队提供诸如码头维护、后勤供应、导航实施、文化交流等便利。

 

《马来纪年》中的很多人物和叙事可以在《明史》中得到印证,如《马来纪年》里提到“哈只公吴宾”在井里汶附近修建清真寺导航塔,这和《明史》中吴宾出使爪哇的时间基本吻合。此外,《马来纪年》也记述了井里汶附近三个华裔哈乃斐穆斯林村庄负责明朝船队的后勤补给,这和三宝垄在郑和下西洋前后崛起密切相关。澳大利亚学者韦德根据上述线索,通过研读和比较爪哇派往明朝的贡使,认定《马来纪年》中出现的Gan Eng Cu就是《明实录》记载的入华受封使者“龔用才”(闽南语发音为Giong Eng-cai)。上述记载表明,东南亚华裔(无论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在建构15世纪的中国-南海关系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不但代表明朝出使南海各国,如《明史》中出使爪哇的吴宾等,而且常常代表东南亚政权(如苏门答腊、爪哇、占城、马六甲等)出使明朝的“华人夷官”,如麻用良/马用良、亚烈、张显文、龚以善、麦尚职、回回哈只马合谟、张佛那马等。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明朝使者和爪哇“华人夷官”之间的个人、家族、宗教网络错综复杂,如《马来纪年》中提到的明朝官员马鸿福和爪哇使者(亚烈)马用良是亲戚。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这些政治、外交交流的背后,明朝的官员、使者和东南亚的华裔使者、蕃舶长等之间基于个人、家族、姻亲、宗族、道统关系编织了一个横跨南海的深层隐秘人文网络,而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宗教网络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正如《马来纪年》开宗明义提到:“很多哈乃斐穆斯林效力于明朝,由哈只三保公率领的明朝舰队主宰了南洋的海洋和陆地;哈乃斐穆斯林社区遍布马来半岛、爪哇和菲律宾。他们修建的清真寺遍布雅加达、井里汶、拉森、杜板、新村、邦义尔、惹班以及其他地方。”

 

《马来纪年》勾勒出华裔穆斯林社群在爪哇以及南洋诸岛的关系网络。其中提到的“哈乃斐”、“哈只三保公”、“哈只马欢“、”哈只费信”、“哈只公吴宾”、“哈只彭德庆”、“哈只龚用才”、“哈只马鸿福”、“虚位殡礼”等凸显出他们之间的宗教、婚姻、商业关系。如来自占城的滇籍苏菲大师彭德庆与来自马尼拉的龚用才之间的“侨务”工作关系;彭德庆女儿与驻满者伯夷官员马鸿福(其妻“占城姑姑”即彭瑞和姑姑,后殁于满者伯夷)的姻亲关系;具有满者伯夷血统的巨港华社头领钻龙(即拉登侯赛因)和彭瑞和(被爪哇穆斯林尊称为安佩尔贤者,即“苏南安佩尔”,其陵墓在泗水)的工作关系;钻龙与淡目王国创建者靳文(即拉登法塔赫)和井里汶王国摄政王金山的血亲和抚育关系;靳文和施二娘的养母子关系,以及和彭瑞和的师徒关系;彭瑞和和龚用才的工作、宗教和婚姻关系;井里汶大掌教陈英华与淡目王国将军的密切关系;陈英华侄儿与吴宾后裔的关系互动等。这些华裔身份涵盖了宗教大师、商人、王室成员、宣慰使、蕃舶长、使者(来往明朝)以及上述人员的家属等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郑和的航海事业。如《马来纪年》记载,郑和(在印度古里)去世后,爪哇岛哈乃斐穆斯林社群举行了“虚位”或“隐秘”(即麦体缺失)的殡礼,这不但从伊斯兰的文化角度和爪哇的地理角度印证了郑和殁于其他地方的历史事实,而且也表明了15世纪南海的华裔穆斯林社群和明朝远洋活动的直接联系。尤其是建于爪哇岛北岸的华裔哈乃斐宗教场所发挥了导航、补给等功能。华裔哈乃斐穆斯林清真寺的遍布(如雅加达、井里汶、拉森、杜板、新村等)几乎和明代的政治、经济、商贸交往对象高度一致。其中最早最有名、最具中国风格的中国哈乃斐穆斯林清真寺当属泗水的苏南安佩尔、淡目的塔式木制清真大寺等建筑,表明了上述地区在明朝和爪哇交流中的特殊地位。


微信图片_20200506205306.jpg


尽管爪哇岛的伊斯兰化进程错综复杂,但是彭德庆及其后裔的宗教活动还是有迹可循:彭德庆从占城移居爪哇岛新村(革尔昔),积极协调不同华裔穆斯林社群与当地族群、西来穆斯林、满者伯夷王朝的政治、宗教、文化关系,以便为明朝航海提供可靠的供给服务。根据其曾孙的文本记述,彭德庆很可能制定了作为少数族群的华裔苏菲穆斯林的25条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根据《马来纪年》的说法,在哈只三保公、哈只彭德庆、哈只龚用才无常之后,彭德庆孙子彭瑞和,即印尼文书中的苏南安佩尔,他统领着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的三发等地,并管理着和中国失去联系的华裔哈乃斐穆斯林社群。尤其是在明代大海航结束之后,爪哇岛华裔社区成了文化孤岛和族群飞地,为了巩固日渐萧条的华裔穆斯林哈乃斐社区,彭瑞和开始战略性地转向沙斐尔法学派并以爪哇文解经传道,与其子苏南伯囊等建立了以今天的泗水安佩尔、格尔昔、杜板、井里汶、淡目为中心、辐射巨港、马杜拉岛的爪哇本地穆斯林社会。同时,巨港施进卿的女儿—施二娘在担任格尔昔蕃舶长期间,协助彭瑞和传播伊斯兰教,甚至培育出爪哇岛第一个穆斯林王国的创建者,即淡目苏丹国创始人陈文/靳文。淡目穆斯林王国势力涵盖部分西爪哇、中爪哇和部分东爪哇沿岸地区,海外辖地包括巨港和文莱。彭瑞和本人被爪哇穆斯林尊称为安佩尔贤者,即“苏南安佩尔”。

 

随着华裔-爪哇穆斯林社群的扩大,爪哇化的华裔穆斯林大师甚至分布到西爪哇以及香料群岛—马鲁古等地。由于爪哇岛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对生老病死的神秘人文关怀传统,再加上华裔穆斯林大师和平宽容的苏菲特质,他们在世时修建的清真寺或去世后后人修建的坟墓成为爪哇正统伊斯兰教的学习中心。时至今日,每天有成千上万人拜谒泗水苏南安佩尔、格尔昔等地圣墓。这些华裔先贤因为在爪哇和平传播包容的苏菲式回儒伊斯兰教教诲、建立伊斯兰伦理道德而受到印尼穆斯林的崇敬,如彭瑞和生前不许淡目王国首领陈文/靳文武力消灭满者伯夷王朝,其教义和陵墓成为印尼群岛伊斯兰的脊梁,也是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U)的重要历史文化资产,更是中华多元文化在爪哇的鲜活呈现。除了上述宗教圣贤,爪哇岛乃至南海群岛的华裔穆斯林陵墓也是见证宋元明以来东南沿海穆斯林华人圈在南海群岛的扩散及与当地族群的衔接。如上所述,满者伯夷王室陵群中的穆斯林坟墓很可能是来自占城的马鸿福的太太,即彭德庆的女儿、彭瑞和的姑姑,俗称占城姑娘/姑姑 (Champa Putri)。此外,文莱王室陵墓的蒲姓裔华穆斯林坟墓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宋代,很可能来自泉州。这些在当地王室墓群中的华裔穆斯林坟墓表明了华人和南海群岛王室的密切关系。再加上马六甲第二任苏丹的华裔血统、淡目苏丹国的华裔创建人身份、三宝垄王国的华裔摄政元老,都说明华裔穆斯林在东南亚构建的环南海的商业、宗教、道统网络,或宗教、家族、道统等不同关系谱系构成的第二文化岛链。这些网络涵盖了从东南沿海(尤其是闽、粤、滇)到占城、文莱、菲律宾、马六甲、巨港、爪哇到马鲁古香料群岛等地的广大南海群岛。

 

在新冠肺炎肆虐爪哇岛之际,印尼穆斯林对华裔先贤陵墓的敬仰隐含着巨大的健康危险。为此,“郑和论坛”主席马海云紧急订购10000个口罩发往爪哇岛,定向捐助给包括苏南安佩尔清真大寺、淡目清真大寺等人口密集的宗教和文化场所,以保护服务和管理这些中华文化历史古迹和宗教圣地的工作和服务人员的安全。

微信图片_202005062053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