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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科学史中的阿拉伯贡献

 作者:周放  来源:中国科学报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11-24 22: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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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至今西方学术界虽然从未中断过对阿拉伯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是否已做到了真正合理和公正,仍然存疑。就以对中世纪历史的阐述来说,不合理的说法随处可见。表面上看,西方学者批评“中世纪黑暗说”似乎很有道理,说它“过时了”。确实,此说的提出,距离今日少说也有三四百年了。在这么长久的时间内,历史研究的推进,以及新史料的挖掘,都会改变后人的历史看法。但是,并非所有的旧说都会“过时”。“中世纪黑暗说”恰巧正属于此例范畴。西方人论述“中世纪不黑暗”更是有理有据,但最后写的“中世纪科学史”却是排斥阿拉伯人贡献的历史。

早在十八世纪,就已有“黑暗的中世纪”这样的历史概念了。《资本论》第一卷中曾出现过“昏暗的中世纪”这样的提法。但这类概念从上世纪初就开始被学界彻底摈弃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 1870—1937)出版了《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一书,动摇了“中世纪黑暗说”,推动了西方史学界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此书已被译成中文,就国内有关西方中世纪史的著述而言,余生亦晚,再也没有读到过早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书。

笔者犹记得读过出版得较早的历史书是中国老辈史学家何炳松的《中古欧洲史》,此书是何先生当年在国内大学授课的讲义,是根据西方学者的著作编译的,但无论是原著还是编译版都出版于上世纪20年代之后,故均已摈弃“中世纪黑暗说”。

因此,笔者对“黑暗说”的肯定与否定,皆不抱成见。但平心而论,笔者受“黑暗说”之否定的影响还是较大些,反而对“黑暗说”本身不够了解。可以说,它于笔者而言至多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国内根本找不到宣传“中世纪黑暗说”的历史书可阅读。而相反,对于“中世纪黑暗说”之否定,笔者的了解则具体得多,除了读过哈斯金斯的著作外,网上批评“中世纪黑暗说”的时新论文更是看不胜看。笔者不禁心生疑惑:对于一种过时“旧论”否定过头,其本身是否也是一种易引人反感的老生常谈呢?

保留“黑暗说”的价值之一

否定过头就连“文艺复兴”这一个历史概念也难以成立

事实上,关于“中世纪”,世人所熟知的一个历史概念乃是“文艺复兴”。大多数词典将该词解释为公元14—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对古典文学、艺术、哲学等学问的重新学习运动,也有词典将“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化停滞或倒退之后”作为历史背景纳入“文艺复兴”的词条释义。文艺复兴的拉丁语本义也始终指向“重生”“复活”等义。

然而,令人疑惑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只对“中世纪黑暗说”批评如潮,却似乎对“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偏爱有加,鲜少有人对它提出过非议。然而在笔者看来,“文艺复兴”这个历史概念所隐含的问题似乎更大。首先,它词不达意。文艺复兴岂止是古希腊之文学与艺术的复兴,从它对后世产生的更深刻影响来说,说它是古希腊之科学的复兴也不为过。其次,该词词义本身含有的“重生”和“复活”内涵,不就是指向停滞、堕落甚至死亡的黑暗吗?而且,它所蕴涵的是一种有点令人费解的“倒退史观”,如希腊神话所说的那样把人类的“黄金时代”或德国人所说的“轴心期”设定在遥远的古代,从而把革命性的历史飞跃只看成为“复古运动”。

不过,我们不能否认,“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毕竟是历史事实,它不是单纯的理论性概念,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都是如此解读“文艺复兴”一词的,这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无庸讳言,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希腊情结。在他们心目中,古希腊的灿烂文化就是光明。一旦失去希腊文化之光,人们就会坠入漫漫黑暗之中。所谓“中世纪黑暗说”,应当首要是世界文化史中的一个假说。“文艺复兴”这个历史概念本身就已预设了古希腊文化之光在欧洲历史上曾经中断过的事实。因此,我们对“中世纪黑暗说”不能批评或否定过头,彻底否定了这一事实,哪会有后来所谓的“文艺复兴”呢?

保留“黑暗说”的价值之二

为正确定位阿拉伯科学的历史价值留有余地

朱迪斯·M·本内特和C·沃伦·霍利斯特所著《欧洲中世纪史》把对“中世纪黑暗说”的批评推向年轻读者群。该书明确地告诫年轻人:黑暗说“早已过时”。可是,向对黑暗无甚概念的年轻人宣传此说“已过时”,定不是作者的目的,其真正目的极有可能是要向年轻学子们宣传这样一种令许多西方学者梦寐以求的思想: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方从来没有消亡过。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许多西方学者严格讲究学术规范,但他们也难免有失常之时,譬如他们竭力主张“古希腊文化在西方世界从未中断过”。这真的是事实吗?

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怀疑。

首先,正如上文所述,有关中世纪的两个历史概念本身几乎就可以否定这是事实。如果中世纪“不黑暗”(即所谓古希腊文化之光在西欧从未熄灭过),那么又怎么可能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光明失而复得呢?

其次,西方世界也不存在令古希腊文化永葆青春的历史条件。祈求任何一种文化长存不衰,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衰落是必然要发生的,再伟大的文化都有衰落之时,古希腊文化也不能例外。对欧洲史稍作了解便可知道,自从罗马帝国区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以来,西罗马已成为“拉丁世界”,至少在整个中世纪,希腊文教育在西方任何地方都没有延续和保持下来,除了仍然讲希腊语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地区外,西方的图书馆几乎没有希腊文的书籍;而且当时懂希腊文的学者也为数不多。我们完全可以说,古希腊文化在彼时彼刻的西方业已成为一种“绝学”。当然,还有继续使用希腊语的东罗马,在那里确实保存着不少的希腊文书籍,但大多数被搁置在图书馆深处的书架上,无人翻阅。所以说,古希腊文化即使在东罗马同样也成为了一种“绝学”。

第三,中世纪历史的关键问题不是“黑暗说”能否成立,而是“古希腊文化在西方世界确实从未中断过吗?”这两者紧密关联,前者若成立,后者的答案则是否定的。笔者主张应适当保留“黑暗说”。

对于研究中世纪史的学者来说,“黑暗说”至少具有某种提示作用,它提醒每一个初涉该领域的学者:中世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从一开始就被理解成是一个“文化史的黑暗时期”。人们确实曾一度把希腊古典文化之光熄灭之时视作这个时期的开端。但这个时期的长度曾被夸大了,将近有一千年以上的跨度,曾经在中世纪史的研究上留下了空白。

哈斯金斯的《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一书把文艺复兴向前足足推进了三个世纪之多。在他研究的激励下,人们发现还可以继续向前推进几个世纪:不仅有“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而且还有“十世纪奥托文艺复兴”以及“九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甚至还有更早的公元二世纪罗马皇帝哈德良和安东尼父子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文艺复兴。于是,西方拉丁人摸索着走出黑暗奔向光明的一个个历史事件就被串连起来,成为完整的中世纪历史。世界史的中世纪部分的“空白”很快就被填补了。经过迪昂(Pierre Duhem)、克拉格特(Marshall Clagett)和格兰特(Edward Grant)等人的努力,中世纪科学史也终于成形了。

但问题却在于,无论是哪种中世纪史,主角都是拉丁人,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民族(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等)。一般的中世纪史,由拉丁人唱主角似乎并无不可,但于中世纪科学史而言,再由拉丁人唱主角就违背历史常识了。

如果希腊文化果真在欧洲从未中断过,那么不仅文艺复兴是多余的,而且阿拉伯科学也是多余的。哪里还有后两者的历史地位呢?正因为希腊文化曾差一点在欧洲失传,阿拉伯科学文化至少在继承古希腊文化“绝学”这一点上是功不可没的。

保留“黑暗说”的价值之三

正视学术上的“反阿”倾向

姑且不论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单就学术问题而言,西方人(欧美)“反阿”的倾向问题比较明显。笔者曾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将这种倾向称为西方人有故意将阿拉伯人“侏儒化”(dwarfing)的倾向。此说法是从一位美国学者乔纳森的论述推理而来,这位美国学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后的学者,从启蒙运动到当今时代,都有这样一种倾向:他们不承认穆斯林所做的贡献,认为西方世界的思想与古希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他显然不认可“西方世界的思想与古希腊的思想一脉相承”的说法,至少他认为西方世界的思想与希腊思想之间有过断层现象,所以,他也是不会赞同完全否认“黑暗说”的。同时,他无意之中也点明了完全否认“黑暗说”的要害就是想抹杀或淡化阿拉伯人的历史贡献。因为如果西方世界的思想果真与希腊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话,那么还需要阿拉伯人的历史贡献吗?

至于西方人“侏儒化”阿拉伯人的事例,实在是很多的。上文提及的美国学者乔纳森曾列举了一个天文学的例子。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布马札(Albu mazar)在中世纪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毫不输于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但西方学者为了“侏儒化”阿拉伯人,有意识地更多强调托勒密的影响。这个例子的说服力强弱程度取决于读者对科学史的熟悉程度。一般读者恐怕大多欠缺科学史知识,倘若连“阿尔布马札”的大名也只是第一次听说,那么该例子对他就缺乏说服力。

笔者不妨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关于“牛顿第一定律”被发现问题。凡学过中学物理的读者,无人不知牛顿的“惯性定律”。当然,“惯性定律”的发明或发现权本应属于牛顿,严格地说不存在“被发现”的问题。但法国著名的现代物理学家彭家勒(J.H. Poincare,1854—1912)在上世纪初出版的《科学与假说》一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剥夺了希腊人的“发现权”。他认定这条定律不可能是经验事实,只能是先验真理。接着他追问道:“假若如此,希腊人为何没有认出它呢?他们怎么会相信,当产生运动的原因中止,运动也就停止呢?或者他们怎么会相信,每一物体若阻碍,将作最高贵的圆运动呢?” 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要想发现惯性定律,必须首先能突破亚里士多德的“力是产生运动之原因”的教条。

按照彭家勒的说法,即使世界上聪慧程度常使后人钦佩的希腊人,也始终未能作出这样的突破。事实是否真的如其所说?彭家勒的同时代人和同胞、科学成就同样突出的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16—1916)似乎对此于心不甘。

作为中世纪西欧科学史研究的开创者,迪昂在古代西方力学史方面颇有建树,其中又以“冲力理论”的研究最引人注目。据说他曾依据第一手史料做了严密的手稿研究,也因此,他的研究结论应当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他对于“冲力理论”的学术研究通过巴特菲尔德(Herbrr Butterfielld)的几次通俗演讲而广为人知。从此, “冲力理论”的倡导者布里丹(Jean Buridan,1300—1358)便开始名扬天下,成为了牛顿力学理论的前驱。甚至连著名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也受到了这项科学史研究成果的影响,他也认为,“布里丹的主要声望就是他对运动和冲力思想的探讨。他是近代动力学的早期间接创立者之一。”

然而事实上,更应该受到赞誉的则是阿拉伯学者。因为最早提出和使用“倾向”(inclination)概念来表达类似于“惯性原理”思想的是在阿拉伯世界有“第二教师”之称的法拉比(al-Farabi,约870—950)及其学生伊本·西那(ibn-Sina,980—1037),还有完善了“倾向理论”的阿布勒·巴拉卡特(Abnl Barakat ,约卒于1164年)。

穆斯林学者的理论更值得关注,因为首先它是在布里丹的“冲力理论”之前提出的,前者几乎比后者要早将近三百年。其次,更为关键的是,穆斯林学者的“倾向理论”比布里丹的“冲力理论”更接近于牛顿的“惯性原理”。这一发现对本文论题至关重要,在此需要作一些论证。不过,在论证之前,我们还必须强调十四世纪的学术形势很不利于“冲力理论”。因为当时穆斯林科学家已然走在西方人之前,再想要指摘他们受“冲力理论”的影响已不可能了!

然而西方历史学家轻轻松松地推出公元6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菲罗波诺斯(John Philoponus,公元5世纪后期—6世纪初),称他才是“冲力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于是,不仅巴黎学派的经院哲学家布里丹,就连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也是受希腊人的影响。这样,似乎在时间先后顺序上完全合理了。至于在学理上把“冲力”等同于“惯性”的做法是否合理,却少有人过问。

然而恰恰在这里存在问题:“冲力说”中的“冲力”一般英文写作impetus,而在菲罗波诺斯那里,“冲力”被叫作 “注入的力”(virtus impressa),英文应写作impressed force。由此可见,无论是布里丹的“冲力”,还是更早的菲罗波诺斯的“注入的力”,都是被当作维持运动之原因的力提出来的,故他们都未能真正突破亚里士多德的教条。而穆斯林学者的“倾向”则已有所突破:它不是任何形式的“外力”,而是物质的基本属性,是指物质本身就具有的保持原来运动状态的倾向。而且,最近几年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在牛顿之外,能对“惯性原理”作出最佳阐述的可能仍是穆斯林学者。例如,伊本·海赛木(ibn al-Haitham,968—1029)。

对西方学者故意将阿拉伯人的学术能力“侏儒化”,不能仅停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层面上加以批评。

首先,欧洲人的“反阿”行为同“排犹”行为一样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这位二千多年前创建世界帝国的帝王不仅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推动者,而且也是一位把东方科学成果无偿占有的掠夺者的前驱。

据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叙述,他从伊斯法哈尼的《国王与先知传记》中读到过这样的记载: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巴比伦,十分忌妒巴比伦王国无比丰富的学术著作。在把重要的著作翻译成希腊文之后,原书一概付之一炬。同样的掠夺行为,在这位帝王占领了科学文化强于希腊的波斯之后再次上演,“他夺去了波斯人大量的书籍和知识,不计其数”。这段史实在阿拉伯著名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著名的《历史绪论》中有过记载。

其次,“反阿”有政治上和学术上两种表现形式。一般来说,人们比较重视政治上的“反阿”倾向,而往往会忽视学术上的“反阿”倾向。例如,至今西方学术界虽然从未中断过对阿拉伯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是否已做到了真正合理和公正,仍然存疑。就以对中世纪历史的阐述来说,不合理的说法随处可见。表面上看,西方学者批评“中世纪黑暗说”似乎很有道理,说它“过时了”。确实,此说的提出,距离今日少说也有三四百年了。在这么长久的时间内,历史研究的推进,以及新史料的挖掘,都会改变后人的历史看法。但是,并非所有的旧说都会“过时”。“中世纪黑暗说”恰巧正属于此例范畴。西方人论述“中世纪不黑暗”更是有理有据,但最后写的“中世纪科学史”却是排斥阿拉伯人贡献的历史。

多本著作指出,拉丁世界可以跳过阿拉伯世界直接与希腊人“一脉相承”。我们千万不能轻视西方学者这种“侏儒化”阿拉伯人的倾向。因此,保留“中世纪黑暗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西方学者更应以史为鉴。(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史研究:世界科学史视阈下的重新审视”〈16CSS007〉阶段研究成果,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韩天琪编辑整理)

责任编辑: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