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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磨难的阿拉伯语

 作者:国少华  来源: thatsarabic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09-16 17:10:43

历经磨难的阿拉伯语

国少华


语言是民族性的社会现象,与全民社团的具体环境密切相关。按着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它不仅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而发展,更要取决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成分、历史演进、信仰改变、社会变革、政权更迭、经济改革、科技进步等都会引起语言的变化,给语言打上民族、时代的烙印。语言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并决定了它会随着民族的兴盛而兴盛,随着民族的衰亡而衰亡。这是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上许多语言的兴亡、分裂与整合,已经验证了这条规律。比较典型的如拉丁语。拉丁语原是意大利占母河下游的几个居民集团所操的语言,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拉丁语首先传遍整个意大利,而后扩及西欧和南欧大部分地区以及非洲地中海沿岸的中部和西部。但是,随着罗马帝国势力的衰弱,拉丁语口语(又称通俗语)在不同的民族地区演变成不同的民族语言,如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现代罗曼诸语言,原来的通俗拉丁语不复存在。而古典拉丁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缩小,在中世纪时仅限于宗教和学术领域使用,不再有哪个民族将其作为自己的民族语言。因此,可以说,作为民族语言的拉丁语已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而消亡了。其他创建过辉煌文明的民族语言也有类似的历史,如发明了拼音文字字母的腓尼基人的腓尼基语,在两河流域地区称雄数世纪的亚述帝国的亚述语,代表古埃及语最后阶段的科卜特语等,不论这些语言在创建历史中做出过多么伟大的贡献,但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现在只能在文物古迹中寻找它们的踪影了。


 阿拉伯语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严峻的挑战,遭受过惨痛的磨难。首先,它在最初的传播过程中,曾面对发达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等,与希腊语、波斯语、阿拉马语、科卜特语、柏柏尔语等进行过长期激烈的斗争,但这些斗争的结果都是阿拉伯语获得了胜利。第二,走过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因内乱而分裂,因外辱而势衰,几近分崩离析的阿拉伯帝国屡遭外族入侵,西方列国自11世纪起组织十字军多次东征;在东方,13世纪蒙古铁蹄血溅巴格达;16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阿拉伯地区;19世纪起,西方殖民主义的魔爪又伸向阿拉伯国家,使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沦为殖民地。这些外族统治者无一不想摧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排斥阿拉伯语,以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取而代之。最后,在内因外力的作用下,阿拉伯帝国解体,一个庞大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分解成20多个大小不一的国家,虽然仍然是一个阿拉伯民族,但各自为政的统治、不同的历史渊源,加上殖民主义的插手,曾使标准阿拉伯语陷入困境,使各地方言活跃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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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拉伯语面对上述种种灾难挺了过来,不但没有消亡,而且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又焕发了青春。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它?是哪些因素使其没有重蹈那些消亡的历史语言之覆辙?


阿拉伯民族在经历了阿拔斯王朝的辉煌以后,屡遭外族侵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受到沉重打击,阿拉伯语的地位也江河日下。由于种种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宗教纷争或个人野心及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等,早在公元9世纪起,在帝国东、西方就出现了许多独立的或名义上隶属于阿拔斯哈里发的小王朝。如埃及的突伦王朝(الطولونيون at-Tūlūniyūn,868~905),在叙利亚北部建立的哈姆丹尼王朝(الحمدانيون al-Hamdāniyūn,929~991)等。到公元10世纪时,北非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欧贝杜拉和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929~1492)后裔阿卜杜勒·拉赫曼僭称哈里发,采用哈里发的礼仪和国徽,从而造成在伊斯兰教世界同时有三位被承认的互相敌对的哈里发的非常现象。而此时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已成为形式上的哈里发。被穆阿泰绥姆(المعتصم al-Mu ‘tasim,833~842在位)输入以对付权势过大的波斯人势力的突厥人势力坐大后,他们自由废立哈里发,长期左右阿拔斯朝的统治。当来自吉尔吉斯的突厥塞尔柱人攻入巴格达,定居于布哈拉后,哈里发更成了一种摆设。这时的阿拔斯王朝大厦的根基从根本上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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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木鲁克王朝


到公元13世纪,阿拔斯朝已经接近分崩离析。尽管在哈里发纳绥尔( الناصر لدين الله an-Nāsir,1180~1225在位)时,曾得到征服十字军的英雄萨拉哈·丁的承认,结束了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使政权重归逊尼派的穆斯林,但这也仅仅是阿拔斯王朝灭亡之前短暂的回光返照,无力拯救大局。不过这些小王朝的统治者基本上是阿拉伯血统,在伊拉克独揽大权的突厥人和外族奴隶们在埃及建立的马木鲁克王朝(المماليك al-Mamālīk,1250~1517),因长期居住于此,与阿拉伯人融合而阿拉伯化了,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所以不论各地斗争多么激烈,但始终坚持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以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从而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两大根本要素在这些地区得以保留,如西班牙安达卢斯和法蒂玛统治下的埃及。统治埃及、叙利亚的马木鲁克王朝还为发展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许多贡献。


蒙古成吉思汗(1155~约1227)崛起后,曾三次挥师西进。第一次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席卷呼罗珊、波斯等地后返回。第二次其孙旭烈兀掌权后1253年率军直逼巴格达。当蒙古铁骑呼啸而来时,脆弱不堪的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所率大军风卷残云般地摧毁了。信仰异教的蒙古军铁骑所到之处,烧杀劫掠,将伊斯兰文化的殿堂变成了废墟,将阿拉伯文的书籍焚烧殆尽,而且杀人无数,致使血流成河、尸骨成山。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蒙古占领的地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此前阿拉伯人腹背受敌,东有万马奔腾的蒙古铁骑,西有不甘失败的十字军,在两支异族和不同宗教的夹击下,伊斯兰教的命运岌岌可危。但是阿拉伯人与十字军鏖战约二百年(1095~1291),在名将萨拉哈·丁的率领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十字军元气大伤,以后欧洲基督徒们几经努力也没能挽救败局。从突厥奴隶军队起家的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英勇善战,是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第四任素丹拜伯尔斯智勇双全,1260年大败旭烈兀的军队,将蒙古大军阻挡在巴勒斯坦,未能进入埃及和北非。


阿拉伯人能取得这些胜利,除去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因素外,宗教和民族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力量与阿拉伯语凝聚起的反抗外族的力量是战胜侵略的巨大精神支柱。


以埃及为中心的马木鲁克王朝最终赶走十字军,挡住蒙古大军的西进,使埃及幸免于西亚阿拉伯地区所遭受的毁灭性破坏,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埃及和叙利亚保留了根据地,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及其政治制度得以存续,不仅使埃及开罗等地的伊斯兰殿堂继续辉煌,甚至还为其增添了光辉。[1]拜伯尔斯奖励各种公共工程,美化了许多清真寺,建立了许多宗教基金和慈善基金,任命了代表正统派四大教派的四位法官,组织埃及到麦加的朝觐团等。13~16世纪阿拉伯世界著名的学者大都生活于埃及和叙利亚(或生于此长于此,或迁居于此)。语言学家如《千言诗》(《ألفيّة》)的作者穆罕默德·伊本·马立克(محمد ابن مالك Muhammad Ibn Mālik,?~约1273),《阿拉伯语大词典》(《لسان العرب》)的编纂者哲马鲁丁·本·穆克拉姆(伊本·曼祖尔)(جمال الدين بن مكرّم Jamāl ad-Dīn Mukrram,伊历711年卒),传记作家舍姆斯·丁(شمس الدين Shams ad-Dīn,1211~1282),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诗人沙布·佐里夫(الشاب الظريف ash-Shābbu az-Zarīf,1263~1289)、蒲绥里(البوصيري al-Būsīrī,1263~1289),诗篇《先知的斗篷》(《البُرْدَة》)的作者、伊本·努巴泰(ابن نباتة Ibn Nubātah,1287~1366)等。在阿拉伯国家甚至世界上流传最广的阿拉伯传奇故事“安塔拉传奇”、“拜伯尔斯传奇”及不朽的《一千零一夜》都是在这个时代定型的。


马木鲁克为统治者专司公文书信而成立的“书写局”内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政治文人,因为当时对阿拉伯文行政文书的高度重视和严格要求,提高了阿拉伯语散文的艺术水平。当然过分重视骈韵和修辞也影响了其内容。


这些语言、文化上的成就与阿拔斯王朝前期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在一半阿拉伯领土生灵涂炭、阿拉伯语被封杀的时代,仍然是很值得庆幸的。这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火炬直至1517年奥斯曼人推翻了马木鲁克王朝、占领埃及后才逐渐暗淡。此后阿拉伯语被土耳其语挤出官方用语的舞台,其地位江河日下。


另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旭烈兀在西亚疯狂摧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后还不到半个世纪,他的曾孙,蒙古的第七位伊尔汗合赞汗·马哈茂德(1295~1304在位)却在同一块土地上率军整体皈依了伊斯兰教逊尼派,他的胞弟与继任者完者都豪达班也改奉了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因此成为国教。[2]


在蒙古铁蹄的蹂躏和摧残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星星之火没有被扑灭,一直顽强地燃烧着,一旦时机成熟,就传播出去。阿拉伯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够保存实力并使蒙古统治者信服并皈依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文化重见天日,在穆斯林军队失败的地方,他们的宗教却战胜了蒙古人,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巨大的生命力。伊斯兰教的复兴自然带动了阿拉伯语一定程度的复兴,合赞汗就曾大力推行伊斯兰文化,创立流动大学和文化机构,使倍受打击的阿拉伯语在此又得到了些许发展。然而刚刚复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及有限的发展在第三次蒙古旋风刮起时又惨遭厄运。


第三次蒙古旋风是14世纪末兴起于撒马尔汗的帖木尔。帖木尔的蒙古铁蹄不仅踏遍两河流域,而且席卷叙利亚,十五世纪初,阿勒颇、大马士革等伊斯兰文化名称纷纷陷落,居民被杀,建筑被毁,城市被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帖木尔放弃了进攻埃及的计划,在回师进军中国途中死去,结束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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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


有历史学家将蒙古人攻入巴格达(1258年)时开始都纳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可能是出于他们有血统关系,而且帖木尔刚刚离开,奥斯曼人就挥师而来。到15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帝国已征服了东欧,占领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从此出现了又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奥斯曼人向西亚挺进时已是势不可挡,1516年进军叙利亚大获全胜后,次年攻入埃及,推翻了马木鲁克王朝,这时土耳其人才真正结束了阿拉伯人在原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版图上的统治。16世纪内,其势力囊括了除摩洛哥外的其他所有阿拉伯人的土地。从此,土耳其人在原拜占庭的基督教帝国和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领土上建立起了新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实行政教合一的政体,元首既称“素丹”,又称“哈里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奥斯曼帝国宣布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在统治机构、学校教育及书写行政文书等,一律只能使用土耳其语,强行推广土耳其语。


但是土耳其统治者本身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后来认识到取消阿拉伯语,就等于取消《古兰经》,会引起广大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于是最终做出了妥协,允许阿拉伯语在宗教活动和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确,只要伊斯兰教是国教,阿拉伯语不论怎么受土耳其语挤压,也不可能被封杀。


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教、与《古兰经》不可分割的关系,确实是执政者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不同宗教的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统治,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改变穆斯林的信仰或驱逐他们,从而使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一起消失。如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人收复了他们的领土后,强迫穆斯林改教,并接受洗礼。但是仍有许多阿拉伯人阳奉阴违,明里服从、暗中坚持伊斯兰教,最后统治者三次颁布法令规定留在西班牙的阿拉伯穆斯林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否则强迫使其离境。斗争进行了100余年,最后仍有50多万人宁愿被逐。自西班牙人攻下格林纳达(1492年)至17世纪20年代,共约有300万阿拉伯穆斯林被放逐或处死。至此,西班牙的基督教政权才得以稳固。[3]


这个例子从反面说明穆斯林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信仰。信仰伊斯兰教的哈里发采取的妥协态度是巩固其政权的明智举措。


同时,奥斯曼帝国版图太过辽阔,土耳其人统治边远地区鞭长莫及,为巩固其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土耳其对阿拉伯贵族和上层宗教人士采取了笼络的绥靖政策。他们设置“帕夏”(باشا Pāshā)头等爵位,封赠土耳其贵族高级文武官员担任各省总督,封赠省内的非土耳其籍的高级官员、权贵为“贝克”(بيك Bayk)二等爵位,担当省内的次等官员。


因此,阿拉伯的权贵、部落酋长都享有相当的自主权。帕夏所关心的是保证效忠素丹和向素丹纳税进贡,而对于当地生产建设、发展经济、教育并不关心。在奥斯曼政权统治时期,阿拉伯学校大都关闭,未关闭的也只能抱残守缺、毫无创见,阿拉伯语倍受打压,阿拉伯文字、科学文化活动基本停滞。土耳其人统治的几个世纪里,阿拉伯国家几乎没出现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学者和著作,这一时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经历的最为凋敝的时期,唯有伊斯兰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仍能够维持,因为伊斯兰教的宗教长老(谢赫الشيخ  ash-Shaykh)始终保持自成一体,不从政府领取薪俸,以当地的宗教产业瓦格夫(الوقف al-Waqf)为生,因而宗教教育也不受政府的干预。土耳其人为了笼络信仰什叶派的伊拉克上层人士,在伊拉克同时兴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清真寺,以吸引所有的阿拉伯穆斯林归顺土耳其奥斯曼政权。


另外,占领吉达、控制麦加与麦地那两圣地后,土耳其人将汉志政权仍交给从穆罕默德先知后裔中选出的麦加长老谢里夫(شريف Sharīf),并且如同马木鲁克王朝时一样,每年送去俸给和财物(纳忠,1997:416-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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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عبد الحميد الثانى ‘Abd al-Hamīd ath-Thānī,1876~1909在位)声称自己是“阿拉伯人的希望”、“全世界穆斯林的朋友”,鼓吹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拯救阿拉伯人,想借此调动阿拉伯人的力量去反抗西方势力的进入。他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引诱阿拉伯上层人士,一方面以“大伊斯兰政策”收买人心。他重视宗教组织,广建宗教学校,捐款重修两圣地,装饰各地的清真寺。这些政策在面对信奉基督教的西方殖民者入侵时,起到了一些作用,有些阿拉伯人还真幻想借助土耳其人的力量来抵挡西方殖民者的进攻。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内伊斯兰教虽然没有什么发展,但其国教地位使之能够保存下来;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尚能继续,而宗教活动与宗教教育都离不开阿拉伯语,更何况阿拉伯的教育和阿拉伯语的学习原本就是从《古兰经》开始的。因此,在伊斯兰教的庇护下,阿拉伯语也保存了下来,尽管它使用范围有限。由于采用土耳其的体制管理国家,政府、军队等许多官衔直接用土耳其语词,许多土耳其语词汇进入阿拉伯语中,对各地方言也有很大影响,阿拉伯语受到土耳其语的冲击是很大的。


只要能生存下来,就有振兴的希望。事实证明,当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败,无暇顾及那些实际已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时,阿拉伯语又随着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复兴重新焕发了青春。例如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的埃及和19世纪上半期黎巴嫩、叙利亚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


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势衰时,西方殖民者的势力乘虚进入阿拉伯国家。从19世纪3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初,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陆续沦为英、法、意等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或保护国(仅沙特、也门例外)。西方殖民者更加明目张胆地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新闻、教育等手段控制这些阿拉伯国家,向阿拉伯人民推销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他们中有的阻止使用阿拉伯语,如法国在北非地区、黎巴嫩、叙利亚等地;也有的提出终止使用标准阿拉伯语,鼓吹各阿拉伯国家使用各自的方言,并改用拉丁字母;还有不少殖民者通过建立学校、兴办报纸、传教等方法宣传西方文化。阿拉伯语因此受到过严重打击,特别是在上述地区。但是岌岌可危的阿拉伯语始终没有像其他许多殖民地的民族语言那样,被殖民者的语言所取代,应该承认,是民族的尊严加上内心的信仰抵挡住了殖民语言的侵袭和干扰,阿拉伯语虽然在各地区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但却没有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即使在阿拉伯民族屡遭外族入侵,阿拉伯国家被数度分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遭受重创时,伊斯兰教信仰所体现的精神心理文化,也未能被武力和强权轻易改变,而伊斯兰教世俗化、平民化的特点及传播的普遍性、影响的深刻性,使之能更加深入民心、深入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殖民者的经济渗透、新闻宣传、教育手段在向阿拉伯人灌输西方观念的同时,也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激发了阿拉伯人民族独立和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阿拉伯民族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斗争,直至二次世界大战后各阿拉伯国家陆续获得独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语才开始真正的复兴。


注释:

[1] 参见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9-281页。

[2] 参见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5,583-584页;刘开古:《阿拉伯语发展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61页。

[3] 参见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35-236页。

[4] 参见纳忠,《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7,498-499页。


节选自《国少华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