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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速写:革命八年之后

 作者:佚名  来源:非虚构写作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05-04 21:17:08

来源:  发布时间:2019-05-03 06:31  

2010年末,突尼斯青年小贩布瓦吉吉因遭执法人员粗暴对待愤而自焚,触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并成为北非多国社会运动的导火索。最近,苏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局势再度引发关注。几天前,本文作者来到突尼斯,实地感受这个八年前掀动起阿拉伯世界变革浪潮的国家,人民的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他们又如何看待那场革命?


 

练习成人


“在突尼斯,没有任何人的生活,不管上层还是下层,比革命前变得更好。但是……”


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这天,我正跟随一家旅行团到达突尼斯南部重镇托泽尔。看到斯里兰卡发生爆炸的消息,我对身边的突尼斯青年穆尔和库萨说,来突尼斯之前也很担心这里,恐袭与ISIS。穆尔看向我,几乎斩钉截铁道,突尼斯会有一些极端分子,但绝对没有ISIS。库萨悄然望我一眼,很小声补充,至少我们现在安全。


此前一天,我来到突尼斯巴尔杜国家博物馆,这里四年前发生恐怖袭击,二十二名参观者因此丧生。在馆内纪念墙前,一位佩戴博物馆工作证的男士经过我身边。我问,当时他有没有在现场?他说自己正好外出执勤了。我指着入口道,从大门到馆内大厅,道路、空间看起来长远,开阔,恐怖分子怎么会轻易得逞——他拧起眉毛,“谁想得到呢! 在这里……”


刚抵达突尼斯时我入住了突尼斯市中心一家民宿。房东海达是位35岁的女教师,5月即将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出发前我曾表达对安全的忧虑,她回复:“我知道有许多人,尤其是来自亚洲的人很担心突尼斯,因为媒介的原因,不过他们到了突尼斯后就会改变想法。”


当晚海达带我去超市购物,买了两条法棍、一桶牛奶、一组酸奶、一袋蔬菜、一包卫生巾和两卷卫生纸,结账时不到10第纳尔(人民币约30元)。我感叹突尼斯物价低廉,但海达说,现在的物价比过去贵,经济比以前要坏。“那你们怎么看那场革命?”海达正言道:“我想突尼斯人非常骄傲他们在这场革命中的行动,他们校正了历史,甚至改变了北非的政治地图,而且是以最和平与公民化的方式。虽然现在经济困难,但这是突尼斯人为争取自由和政治变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相信目前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将来一定会更好。”


第二天,在去迦太基遗址的火车上,我遇到两位迦太基高等商学院的学生莎玛和玛丽亚。两位女孩怕我迷路,特意提前下车陪我前往。回来后我短信致谢莎玛并问她俩,如何看待那场“茉莉花”?等了很久一直没有回复。第二天,我意外收到莎玛的邮件,她向我道歉,解释昨天回家太晚,并且也想更加郑重的回答我,所以没有复以短信。她写道,“实际上突尼斯人民受益于民主,今天他们可以练习表达意见的权利,选择对自己最好的未来,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今天的突尼斯人更自觉也更迫切,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物价波动等经济问题,对人们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旅行团导游大约五十来岁,似饱经世事。他对我的问题回报以职业式热情,“更好了!”他大声道,“因为我们有了自由,不用再期待别人,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


我的旅行团邻座瑞妮是北欧某国驻突尼斯使馆工作人员。她说,自己所了解的突尼斯人对革命的意见很分裂。革命使得某些情况变好,比如有了自由;也使得某些情况变糟,比如许多人没有工作。她感觉清洁工、出租司机等下层劳动者更倾向于革命之前的突尼斯。


瑞妮的观察很快得到印证。在托泽尔一处景点门口,招徕骆驼生意的一位68岁老人,听到我的问题后连呼“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钱、钱、钱”,他不停重复,朝下竖起大拇指,“以前很稳定,现在的总统,不好。”离开突尼斯那天候机时,两位家政大妈也对我做出同样动作,大拇指朝下的摇头,革命“不好,不好”。


突尼斯市旧城区麦地那卖切糕的青年小贩阿姆河德,边为我手写自己的脸书账号,边快速回应,“我想回到革命前的突尼斯,现在东西太贵了”,他迎向我的目光,“以前只要一个第纳尔的,现在需要三个第纳尔!”


从突尼斯经开罗回国的航班上,我结识了突尼斯纪录片导演法特玛,她正与家人去开罗度假。她首先纠正我一个错误,突尼斯人没有在“革命”前加入“茉莉花“一词,那是外人给出的命名。然后她肯定道,革命很好,虽然突尼斯人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经济时期。“为何我碰到的多数下层劳动者并不认同,是不是只有他们的生活比以前坏,而中上阶层变得更好?” 我插话。


“不”,她断然回答,“在突尼斯,没有任何人的生活,不管上层还是下层,比革命前变得更好。但是,举个例子,一个小孩在成年前凡事都由父母安排,自己不必操心,成年后一切就要自己负责了,这当然很辛苦,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容易,不过成年后你可以不用再听父母的,自己做决定,自己做主,这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幸福。革命前的突尼斯人,就是那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我们现在有了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表达上的,而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自由,这是一种责任感。”


向我坚决否认ISIS的穆尔从事商业金融。谈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正来到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的边境歇比卡,山峦下是一个被洪水冲毁后逐步重建的村庄。他说,“突尼斯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认为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不做什么就不做。革命后因此养出了很多懒人,失业率才越来越高。我们还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自由,还要学习。”


在阿姆河德卖切糕的麦地那,我一度迷路。问道旁一位警察,起初他指着迷宫般的小巷告诉我如何寻找路口,见我茫然不敏,手一挥,“跟我走”。我们边走边谈,聊了很远。他留下自己的名字,拉哲卜,和电话号码。我没有问他,作为警察对那场革命持有的看法。


离境那天,盯着手机上即将失去信号的突尼斯电话,我向拉哲卜发出了一条短信。但直到飞机起飞,也没有收到回复。


在街头


似乎理解了街头,才能更深的理解突尼斯人,它同时构成了突尼斯人可见的外部生活与其后的内心世界。


“突尼斯城日和夜,


日夜无常,人心慌张,


恐惧、饥饿与死亡,


伴着骚乱与瘟疫之殇。”


这是14世纪突尼斯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中引用的诗句。伊本·赫勒敦被称为人类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当年黑死病蔓延突尼斯城,夺去了他的双亲的生命。


疫病也是我来突尼斯前的另一个隐忧。旅行团大巴车上蚊虫驱赶不去,见我担心,挪威人也是突尼斯媳妇的艾拉笑着请我放心,突尼斯没有疟疾。事实上,1950年代突尼斯就基本消灭了霍乱、伤寒等流行性疾病,公共卫生状况良好。


伊本·赫勒敦1332年出生于突尼斯城,他的塑像醒目矗立在突尼斯市旧城与新城交接的街头,我把在这里的最后一天留给寻访他的故居。故居在旧城东南方向,距著名的宰图纳大清真寺仅一百余米。


这是一个正午。故居一侧正好开着家旧书店,等候开门的档儿,我在书店外面的长凳上蹭坐。店主是个中年男人,见我发呆,他忽然递上来一串薄荷叶,歪头顽皮的笑。抬眼见斜对面端坐的老人,不知何时耳后也插了一支。不一会儿,巷口缓缓的又经过一个做工的青年男子,右耳边别一朵艳红花。


耳后插戴,据传为古迦太基异教遗风。罗马在征服迦太基后,这里被取名为“Africa“,今之“非洲“,指的就是突尼斯。地理形态上突尼斯融合了海洋、草原、沙漠等多样地貌,伊本·赫勒敦在著作中热烈歌颂沙漠地带的生活,对城市怀有鄙夷厌憎。


我途经的突尼斯城镇,无论大小远近,早晨、正午、黄昏,只要摆有桌椅,街头各种铺面就坐满了突尼斯男人。有时密密麻麻,阴影般覆住视线。他们喝茶,交谈,望着你的异族面孔,凝视,暂默。


这些面孔里见不到当地女性。相比闲漫、喜群的突尼斯男人,突尼斯女人是行动、内敏的。有次在街边购物,与店主一番鸡同鸭讲,正赶往上班途中的阿迈见状立即为我解围。听到我要去迦太基遗址,她说明天休假可以陪我,那里分散外人很难找。阿迈穿着现代职业女装。大部分突尼斯女性尤其是年轻姑娘都未着长袍头巾,剥离地理背景,她们看上去就是走在巴黎街头的绰约女郎。


曾为法属殖民地的突尼斯,阿拉伯人约占90%(含1%柏柏尔人),其次为犹太人、法国人等。突尼斯阿拉伯语有自己的语言特点,旅行社青年职员布克甚至对我强调,他们说的不是阿拉伯语,而是突尼斯语。阿拉伯语和法语是街头交流硬通货,在学校也属必修。虽然一位突尼斯小学教师告诉我,到了六年级也会教英语,但即使在首都和年轻人中,英语流利者也并不多见。这种感觉与在巴西,或者中国的街头,十分相似。


突尼斯街头很少见得到乞丐。国际记者、地缘政治分析家卡普兰1975年造访突尼斯时,发现突尼斯是一个管理良好的国家,道路通畅,有大量中产阶级,人们争论预算和食物津贴,而非邻国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激进意识形态。他在这里仅见到过几个乞丐。“突尼斯不是民主国家,但它是一个正直的国家,这部分要归功于迦太基和罗马的遗产。“卡普兰17年后重访突尼斯感慨。


今天,转型中的突尼斯,街头频繁可见警察身影。在最繁华的首都“香榭丽舍大道”布尔吉巴大街,去年10月这里曾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警车与警察三步一岗,分布极为密集,但气氛并不显得紧张。我几度趋前搭话,警员们笑容绽开,就像咖啡馆里坐着的普通突尼斯男人,就像拉哲卜。


在首都街头,我见到两位即将升入大学的突尼斯少年。一位是在我和出租司机问价时冷不丁现身“见义勇为”的迈迪,他正飞速踩着轮滑经过。帮我解决麻烦后,他把脸书账号和邮箱告诉我,嘱咐“你也可以发邮件,虽然我很少登陆,但我答应你,会定期进去看一眼。“


另一位是比谢尔。在宰图纳大清真寺附近,高个瘦削、神情忧郁的比谢尔正和母亲意见不合的一前一后走着。我本来是向他母亲问路,比谢尔听到,上来轻轻告诉我路口在哪儿,擎着烟的手指在空中停了停,“算了,你肯定找不着,我带你过去。”他领我往回走,丢下母亲愣在原地。母亲有点着急喊了他一声,似乎有事不能耽误。少年回身向不懂英语的母亲解释,母亲只好跟过来,我们彼此难为情的笑笑。比谢尔在首都读法语学校,很快将要升大学。我望着他,像端详另一位已隐入历史的少年,泛起无限思绪。


1920年代,突尼斯街头咖啡馆群坐的男子中,有位早逝的天才诗人沙比。沙比11岁起就被父亲送到宰图纳大清真寺学习。他厌恶那里的环境,常常走出寺内到喧闹的街头、到咖啡馆去,接触广阔天地。他为突尼斯写下许多痛切、灼热的诗句:“这是个黑暗的时代啊,/而我已穿过黑暗看到了黎明。”


1956年突尼斯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布尔吉巴大街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及家族长辈在街头咖啡馆里的情景。似乎理解了街头,才能更深的理解突尼斯人。它既是客厅,也是卧室;是公共区域,也是私人空间。它同时构成了突尼斯人可见的外部生活与其后的内心世界。


站在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伊本·赫勒敦旧宅,明亮高敞的中庭之下,我喜爱的阿拉伯古诗浮动在光线里,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前言中引用了它——


“假若你询问时光:


我叫什么名字?


它会告诉你:不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


它会告诉你:不知道。”


(注:本文采访人物姓名均为原名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