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创新回族学研究的平台,全方位展示回族文化的窗口!

经略编译 | 欧洲与伊斯兰:曾经沧海难为水

 作者:林梓  来源:经略网刊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7-11-29 20:02:36


欧洲与伊斯兰:曾经沧海难为水




文/马亚·汉努恩、索菲·斯帕恩

译/林梓  校/孙宇晨

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在西欧的历史比很多人所想的更要久远,而且纠结。承认这一点帮助我们想象一个未来,穆斯林可以被视作欧洲公共生活的平等的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永远的、充满威胁的外乡人。

 

原文链接: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5/05/when-europe-loved-islam-interwar-weimar-republic-wilmersdorf-mosque/


在这片土地禁止罩袍之前,欧洲的贵族们曾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阿卜杜拉和穆罕默德,时兴去当地清真寺。


 

威尔默斯多夫清真寺(WilmersdorfMosque坐落于柏林西南的布林那街,有着高耸的尖塔和球根状的莫卧儿式穹顶。从外面来看,跟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修建起来的时候大体上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组织机构,如同环绕它的城市,已经大不相同。



威尔默斯多夫清真寺(WilmersdorfMosque

 

今天,清真寺是一块僻静之地,主要作为信息中心:考察旅行中的学生娃们有时会过来;寺内有多种信仰的分支机构。一个小型的穆斯林社区每到周五都会来祷告。当年的威尔默斯多夫清真寺是魏玛共和国内精神反文化运动的心脏,如今已经相去甚远。

 

艾哈迈迪亚(Ahmadiyya)布道者们修建了这个清真寺,他们来自英属印度的旁遮普地区。在上世纪20年代的柏林,他们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主办讲座,挖掘当时的哲学问题。讨论的话题包括:生活与教条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欧洲的未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一战过后,各个年龄段的德国人对基督教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幻灭,他们与此幻灭作斗争,并且寻找现代的、理性的和精神上的新的宗教选择。他们来参加这类讲座,许多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今天的德国,这一画面显得奇怪,右翼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号召禁止面纱和尖塔,超过一半的德国人表示他们把伊斯兰视作威胁。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柏林因为一个繁荣的穆斯林知识界而自豪,这不仅包括来自南亚和中东的移民和学生,还包括来自各界皈依伊斯兰教的德国人。在当时,对进步思想的左翼来说,伊斯兰代表了一种反文化的、甚至是异域风情的精神性的形式。想一想1970年代佛教在加利福利亚的情况。

 

对伊斯兰教表现出如此的开放甚至痴迷,德国并不是例外。20世纪早期见证了第一代的穆斯林社区和组织机构在西欧出现,随后英国和荷兰有人皈依伊斯兰教。事实上,这段历史已被遗忘——如今却有特别的意义,随着伊斯兰和欧洲的关系越发让人警惕,甚至彻底地敌对。

 

即使是关于伊斯兰在欧洲的最细致的讨论——考虑到了将欧洲的穆斯林群体边缘化的结构性因素的那些讨论——仍然多半把伊斯兰教当作一种棘手的新现象、一种异于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东西。但是回顾20世纪的早期的历史经验——主要是随着一战爆发第一波穆斯林移民到欧洲之后的一段时间——反映出的却是曾几何时,欧洲和伊斯兰形成了一段以“民众显示出好奇,政府表现出偏袒”为特征的非凡关系。在那个时候,欧洲的民众们就在尝试接触这种异域的东方宗教,其政府则对穆斯林提供特殊照顾以讨好他们,具体表现乍看起来令人吃惊:世俗的法国政府花费巨资来建造气派不凡的清真寺;德国则想要展示出他们比法国和英国对待穆斯林的态度更好。检视这段历史,是要提醒人们,伊斯兰和欧洲并不是刚有交往,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总呈现今天的面貌,在未来也不一定要像现在这样。

 

一些伊斯兰教的皈依者如雨果·马库斯(Hugo Marcus,一位同性恋犹太哲学家)的事迹显示,在一战后的岁月里不仅仅只是伊斯兰教出现在欧洲这么简单,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在关于欧洲未来走向的讨论中占有重要位置。马库斯1880年出生,迁往柏林去学习哲学,帮助运营威尔默斯多夫清真寺。在1925年,他给来自南亚的年轻穆斯林上课,之后皈依了伊斯兰教。改了穆斯林名字叫哈米德,马库斯为清真寺的出版物《穆斯林评论》(Moslemische Revue)写文章,旁征博引当时正流行的哲学家们——歌德、尼采、斯宾诺莎、康德的观点——辩称伊斯兰教是塑造“新人”的必要部分。“新人”这一概念曾用来描述一种理想的未来公民,是当时哲学上一个流行的概念,从社会主义者到法西斯主义者,人人都拿起来用,是苏维埃和国家社会主义形象塑造的中心。对于马库斯来说,伊斯兰教,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一神教的继承者,是“未来之人”心中缺失的那一个部分。

 

艾哈迈迪亚的教团在欧洲还有另外一个清真寺——英国沃金的沙贾·汗清真寺(Shah Jahan Mosque)。寺庙在1889年由格特莱博·威廉(GottliebWilhelm)开办,他是一位通晓数国语言的英国裔匈牙利东方学家,根据大多数记录,他并没有皈依,而是作为一位翻译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服役,足迹遍布穆斯林世界。十年之后,这位古怪的创立者离世,寺庙因无人看管而人去楼空。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出生于印度的律师、艾哈迈迪亚布道者卡瓦贾·卡玛鲁丁(Khwaja Kamaluddin)接管房产,让它起死回生,转型成为沃金的教团。清真寺坐落在伦敦以南30英里,成功地吸引了来自伦敦市中修道院地区的上层和中层阶级人士皈依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同样对基督教和现代西方社会不满的人。爱尔兰贵族海德利勋爵(Lord Headley)正是当时的传奇皈依者之一。

 

第五代海德利男爵,出生时叫罗兰德·乔治·阿兰逊·阿兰逊-韦恩(Rowland George Allanson Allanson-Winn),在1913年皈依了伊斯兰教,改用穆斯林名字谢赫·拉赫麦图拉·阿拉·法鲁克(Shaikh Rahmatullah al-Farooq)。对于英国的皈依穆斯林,爵爷成了一个标杆;在20年代,他去麦加朝圣,其过程被广泛报道。在他的一生里,他还会写很多关于伊斯兰的书和文章,他认定,伊斯兰在英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个人层面,伊斯兰争取了一些寻求在现代世界与传统决裂的欧洲人,这似乎很明显。荷兰皮肤科医生,皮埃尔·亨里克斯·凡·德胡戈(Pieter Henricus van der Hoog),创立了一个化妆品公司,直到今天仍然为荷兰的女性提供面霜和面膜,在这段时间皈依了伊斯兰教,去麦加朝圣。臭名昭著的双面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父亲哈利·圣约翰·菲尔比,是英国的一个情报人员,在1930年于沙特阿拉伯皈依了伊斯兰教,改名为阿卜杜拉。这一时间另外一个皈依者,犹太作家利奥波德·维斯(Jewish writer Leopold Weiss),改名为默罕默德·阿萨德;其子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

 

但是20世纪早期的西欧国家政府同样展现出对伊斯兰教的容忍甚至偏袒,可能会令现代的读者们大吃一惊——虽然他们的动机比起他们国民的动机而言更加的玩世不恭。

 

在一战期间,英法依靠他们殖民地居民(很多人是穆斯林)在欧洲战场上作战,所以他们对这些部队的需求极为用心。部队配备了伊玛目,军队的穆斯林得到特别的清真补给:他们得到了蒸粗麦粉、咖啡和薄荷茶,用来代替一般士兵需要的猪肉和红酒(犹太人部队却并没有如此特殊待遇)。德国方面,在温斯多夫的战俘营里,这个国家的第一座清真寺建立起来,以安置俘虏的穆斯林士兵,同时展现给他们德国人比英法对待穆斯林的态度远为优越。他们希望此举能最终引发德国这俩对手殖民地的穆斯林起义。

 

战后,反殖民运动越发强调穆斯林身份,这让英法德政府越发感到困扰。特工们潜伏在咖啡馆里,他们发现在那里穆斯林学者们已经开始兜售一种泛伊斯兰教的反抗思想。其中就包括沙吉卜·阿斯兰(Shakib Arslan)这等人物,他是两次大战之间欧洲最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以日内瓦为活动中心,是当今黎巴嫩政治家瓦利德·贾姆布拉特(Walid Jumblatt)的祖父。

 

但是欧洲国家同时也在试图通过软实力的宣传来争取穆斯林。1926年,距离1905年法律中对世俗主义的承诺、或曰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已经二十多年了。法国政府反而依靠一些法律上的漏洞来资助巴黎大清真寺(Grande Mosquée de Paris)的建设——官方这种对穆斯林的偏袒让本国很多天主教徒感到愤怒。表面上,清真寺是给一战时为法国作战的穆斯林士兵的礼物:1922年清真寺奠基时,巴黎市政官员保罗·弗洛特(Paul Fleurot)自豪地指出,当1914年法国形势危急时,非裔穆斯林毫不犹豫地前来保卫国家。他在致辞中说:“当祖国有危险,穆斯林踊跃相应号召……许多人在保卫文明的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表示清真寺是法国感恩的象征,是一座献给为国捐躯的穆斯林士兵的纪念碑。



巴黎大清真寺(Grande Mosquée de Paris

 

事实上,历史学家现在把清真寺看作殖民主义宣传,旨在让有钱的游客们能够体验一把法兰西在穆斯林世界的帝国威仪。在巴黎,北非的工人们住得离清真寺很远,而其祷告时间又和工厂的作息相冲突;澡堂和餐厅价格高企,除了少数法国和摩洛哥精英人士,这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清真寺坐落于第五区,在植物园对面,保留至今;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们来到这里,在咖啡厅享用一杯薄荷茶,来一块果仁蜜饼,或者去礼品商店买一块摩洛哥地毯,在巴黎的中心呼吸着“东方的气息”。

 

1935年,世俗的法国政府再一次给穆斯林人群搞特殊,在博比尼(Bobigny)(巴黎东北的小社区)修建了一个医院,专门给穆斯林使用。医院的修建旨在通过给穆斯林提供特殊待遇彰显平等这一共和理念:向病人们供应清真餐,而且建筑本身由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他们眼中的“北非”风格,设有祷告室和穆斯林公墓。同时,医院让穆斯林远离巴黎的公共病房,在当时,法国人担心北非的工人可能带来危险的性病——这显示欧洲人尽管对伊斯兰教意外地好奇,他们仍然通常是种族主义者。该医院是那个年代殖民政府策略的典范:为穆斯林居民提供服务,即赢得他们的好感,又保持政府对他们的掌控。

 

在二战前夕和战争过程中,各国拉拢穆斯林的努力有了新的紧迫感。在此期间,英国资助了伦敦的两座清真寺,同时纳粹试图说服特别是东欧的穆斯林,参加他们对抗苏联的斗争。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纳粹把他们自己打扮成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反共、反犹和反英帝国主义的宣传通过广播和传单广而告之(德军里组织起了穆斯林军团,但是很多士兵参军并非出于意识形态信仰,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欧洲政府和人民讨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这段时期,讽刺地预示着穆斯林在今日欧洲的待遇:对穆斯林的特别关注,而不是接纳的表现,通常由被感知到的对国家利益的威胁所驱动,其又起源于这一宗教政治上破坏性的潜质。这一推动力与近年来英国和荷兰突然出现的国家资助的伊玛目培训项目背后的逻辑并没有什么不同。

 

战争的创伤和时间的流逝,都在柏林的威尔默斯多夫清真寺上留下了痕迹。在二战的最后阶段,随着苏军挺进柏林,这里变成了战场。纳粹军队在它宁静的花园里挖战壕,在它高耸的尖塔上朝敌人开火。在战斗中,一座尖塔几乎被毁了,清真寺受损严重。虽然后来重建,清真寺再也没有能回到过去的繁荣。今天,前来的参拜者们虽然进退有序,却仅仅限于周五的祷告,但它的历史已成传奇,很少有人知晓。

 

战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某些欧洲人拥抱伊斯兰教的短暂历史也从记忆中淡去。个中原因仍然模糊:也许是因为60年代和70年代更大规模涌入的穆斯林劳工让穆斯林在相关国家越发成为一个显性的少数群体,而不是人口的一个微小部分,(穆斯林与西方社会的关系)随他们的到来而越发紧张。抑或是因为,自911事件以来,标志着西方社会和中东关系紧张的一连串现象通常让这一历史黯然失色。



欧洲穆斯林

 

然而,当我们在讨论伊斯兰教和西欧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的时候,回顾过去对于理解其千姿百态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国家政府基于争取穆斯林群体而给他们开小灶,反倒助长了欧洲人如今把伊斯兰视做“他者”的情绪的话,威尔默斯多夫清真寺代表另一种愿景,它意味着向那一个时代点头致意,而当时伊斯兰教没有让欧洲人联想到压迫、反智或者威胁。想象一下曾经在沃金和威尔默斯多夫清真寺举办的讲座,和台下多样化的听众。根据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参加过一次的某些记录,我们能够预想欧洲和伊斯兰之间以对话和流动性为特征的一种关系。

 

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在西欧的历史比很多人所想的更要久远,而且纠结。承认这一点帮助我们想象一个未来,穆斯林可以被视作欧洲公共生活的平等的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永远的、充满威胁的外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