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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见证了运河繁荣的明代伊斯兰教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物

 作者: 马保全  来源:回回国子学  点击:  评论:0 时间:2020-06-28 20:25:17



一件见证了运河繁荣的明代伊斯兰教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物

——济宁东大寺明代天顺三年碑刻

马保全



山东济宁是运河一大重要枢纽地。在济宁运河旁,矗立着一座威严的清真古寺——济宁顺河东大寺,寺内珍藏着大量明、清、民国一直至今的伊斯兰教碑刻。其中一方碑刻阳面(简称A面)有20行阿拉伯语、波斯文记事内容;阴面(简称B面)有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镌刻的100多个姓名——这正是本文所说的那方刻有“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汉字内容的珍贵碑刻。

运河潺潺,诉说着那一个个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古寺巍巍,见证着大运河的前世今生;石碑耸立,记录着明代大运河沿线穆斯林的多元繁荣。现将石碑阿拉伯语、波斯语内容译出,并佐以简短考证,把这段碑刻中的历史展现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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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碑刻A面的内容翻译

碑刻译文如下:(括号中内容系译者根据前后文意思添加)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安拉,众信士……众穆斯林,众信士……

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是主宰,安拉是独一无匹敌的;我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奴仆和使者。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安拉是独一的是没有匹敌的,权力归于安拉,赞颂归于安拉,安拉掌管生死,安拉是长存的,(安拉)是超越万物全能的。赞颂复活死者的安拉,赞颂万物的继承者安拉,赞颂永恒的安拉,赞颂永生的、维持万物的安拉,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主宰——安拉。

这座清真寺建筑,是我们的毛拉奥斯曼之子塔瓦卡里……等人建设的,清高的安拉……时间在(伊斯兰教教历)八百六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就是□□第一年。清高的安拉恩赐在他们(指参与建寺者)心中热爱穆斯林的信仰……

我们的毛拉、伊玛目沙哈德丁,我们的毛拉卡玛伦丁,我们的毛拉勒兹亚丁,我们的毛拉阿里•沙,我们的毛拉白德鲁丁,我们的毛拉阿卜杜·拉希姆,我们的毛拉达尔维什,我们的毛拉汗八里人舍尔班(都为清真寺的建设付出了努力),祈求安拉慈悯他们。穆巴拉克沙……我们的毛拉……我们的毛拉英勇的伊玛目、最好的人我们的毛拉萨德丁·本·哈吉(也都为清真寺的建设付出了努力)……安拉护佑你们,直到复生日。

我们的毛拉海推布□之子穆罕默德,我们的毛拉塔瓦卡里,穆安津,我们的毛拉伊斯玛依·本·舍尔班……你们(也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的毛拉印度人之子谢赫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教历)八百六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我们的毛拉穆罕默德达尔维什,我们的毛拉伊玛目伊斯哈格,我们的毛拉海推布穆罕默德,我们的毛拉穆安津塔瓦卡里、亚哈雅(其后内容缺失)




二:碑刻B面的内容翻译、解读、研究

B面主要内容是100多个汉语人名——决大多数汉语名上面均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人名对应,落款内容有两行,第一行是:

“本教指挥حسن马俊 扬州指挥ياحيا谢钦 州庠生عبد许洪 临清詹正”(往下内容损毁)

第二行是“时天顺三年夏五月庚寅日立石 古任针绍勒حاجي孙”(往下内容损毁)

其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都是相应人物的伊斯兰教教名:“حسن马俊”是“哈桑·马俊”;“ياحيا谢钦”“雅哈亚·谢钦”;“عبد许洪”是“阿卜杜·许洪”;“حاجي孙……”是“哈只·孙”。在镌刻的人名第一行中间,有汉文“李茂、许唤、王荣、马瑄”几个人名,在四个汉文人名上方刻分别对应有有阿语的“伊玛目伊斯哈格,海推布穆罕默德,穆安津塔瓦卡里,穆安津亚哈雅”字样,说明这四人是该清真寺当时的主要教职人员。有关B面的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名字透漏出重要的历史信息将在下文详述。



三:对碑文的解读、研究

1碑文中有关清真寺的修建年代。

A面所记载的修建日期是伊斯兰教教历八百六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这一年是公历1457年,也就是明天顺元年。这与碑文记载的“□□第一年”记载相吻合。但在B面,以汉文明确记载了是明天顺三年,也就是公元1459年。A、B两面的时间差距两年。这两年可能正是建设清真寺的时间,或者是清真寺建好两年之后,刻碑留念。

2.碑文中有关清真寺的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等专职人员。

A面记载了:“我们的毛拉伊玛目伊斯哈格,我们的毛拉海推布穆罕默德,我们的毛拉穆安津塔瓦卡里、亚哈雅”等内容。B一面也以阿拉伯语记载了同样的人名、职务信息:“伊玛目伊斯哈格,海推布穆罕默德,穆安津塔瓦卡里,穆安津亚哈雅”,同时配以四人的汉语名:李茂、许唤、王荣、马瑄。这是明代济宁东大寺有关三掌教制的记载——同时碑文中还出现了两位穆安津,这是特殊之处。



四:碑刻人名中的重要历史信息

1.碑刻中大多数人名属于常见伊斯兰教教名,这些名字通用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仅依据这些名字,读者仅能知道是穆斯林,而无法判断族属。如:奥斯曼、塔瓦卡里等。碑刻中还出现了仅见于波斯语的名字,如:穆巴拉克·沙、阿里·沙等——这些都是波斯语中特有的姓名,用此名者是可以判断是波斯人、或其后裔,而非阿拉伯人或其后裔。

2.碑刻中出现了大量的“哈只”。哈只一词源自阿拉伯语“حاج”意为去麦加朝觐过的人。碑文中出现了7处“حاجي”。在波斯语中“حاج”与“حاجي”意义一致,只是使用方法不同。在使用“حاج”时,后面必须紧跟人名。如穆罕默德是一位哈只,应称为“حاج محمد”——“哈只·穆罕默德”。若不加对方姓名,直接称呼之,则称为:“حاجي”——“哈吉”。碑文中这7位朝觐者,均直接以“حاجي”之名镌刻,符合波斯语语法。但是令笔者无法理解的是:该碑署名的100多人中就有这么多朝觐的哈只,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左右,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如何实现的?

3.碑刻A面中出现的“达尔维什”。这个词是阿拉伯语、波斯语中对游方苏菲的称呼,也译为托钵僧,此词也被很多波斯人当做人名。

4.碑刻A面中出现的“汗八里人舍尔班”。原文写作“شعبان خنبالقي”,还可以译为“舍尔班·汗八里基”。其中舍尔班是阿拉伯语、波斯语中常见人名,兹不述。汗八里,是元代开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亚、西亚人对元大都(今北京)的称呼。汗八里一词,源自突厥语,其中的“汗”一词,即突厥语中的“khan”,意为汗、可汗;“八里”一词,是突厥语“baliq”的音译,意为城市、城池。济宁明代碑刻中出现的这个词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1.这位“汗八里人舍尔班”依然保留着较强的波斯语、阿拉伯语语言习惯。他将地名用于自己阿拉伯语、波斯语姓名中,这是阿拉伯语、波斯语母语人士的习惯,诸如当今中国回族这一汉语穆斯林民族是不会这么做的。其次是沿用百年前对北京的称呼,而不改称北京,这是对传统的延续。2.使用这个词,表现了回回人已经将中国视为祖国。众所周知,姓名中的内容对一个人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会不关心自己的名字。此人将汗八里写入名中,而且别人也是如此称呼他的——刻在了石碑之上,这说明他以中国的汗八里——北京而不是遥远的西亚、中亚作为自己的故乡,这无疑是回回民族形成,西域色目人华化过程中的一件“标本”。

5.碑刻A面中出现的“我们的毛拉印度人之子谢赫穆罕默德”。原文写“شيخ محمد ابن مولانا هندوي”,也可音译为“谢赫·穆罕默德·本·毛拉纳·信度威”。可以说明:1.此人是入华不久的回回人,依然保留着较强的非汉语语言习惯。参见前面有关“汗八里人舍尔班”解释的第一条。2. 此人祖籍与印度有某些关系,甚至他本人就来自印度。但不可依此名直接判断此人为印度人。原因是这个名字在阿拉伯国家的人名中也存在,久居阿拉伯地区的印度人的后裔也有保留自己祖籍作为姓名的习惯。所以此人可能是来华不久的印度人及其后裔,也可能是久居西亚、中亚的印度人的后裔来华。明代来华的印度人还有一些,最为著名是一个叫做“舍班”的印度古里人,他曾跟随郑和下西洋。明代资料记载:“舍班,古里国回回,入附授南京锦衣卫镇抚,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出使西域,以功迁到千户,赐姓沙,名班。”[1] 下西洋的印度古里人与济宁石碑中人,名字有重合部分,而且生活年代接近。但二人究竟有无关系,尚待进一步考证。顺提:这个舍班与济宁石碑中的“汗八里人舍尔班”,系同一个名字,都是阿拉伯语شعبان也就是“八月”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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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光阴荏苒,这方碑刻已在运河岸边矗立了五百多年。它以汉、阿、波三种文字无言地向我们诉说着那一段辉煌的历史——品读这段历史,让人了解到五百年前这次清真寺的修建中,得到了来自不同地域、归于不同民族、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穆斯林的鼎力支持。这些修建者中,既有祖祖辈辈久居中国的回回人——类似于今天回族人的参与;也有来华不久,仍保留着较强阿拉伯语、波斯语语言习惯,尚处于华化过程中的回回人的参加。这向我们昭示着山东济宁在运河沿岸的重要地位,以及当时非常频繁的人员——特别是穆斯林往来的盛况,从而由一个侧面,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运河文化。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硕士)





[1] 载于:明《南京锦衣卫选簿·卷三十三》。该资料系林松先生检索到。参见: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原载《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以及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16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