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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具体主张

 作者:冯今源  来源:​沐泽文化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12-26 16: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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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周恩来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具体主张


根据对中国宗教的这种整体认识与具体分析,周恩来提出了处理中国宗教事务的一系列具体主张。


第一,“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32]他说:“我们把宗教信仰问题常常看得太简单了,拿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的人,要求所有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思想认识是逐步改变的,而且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宗教信仰来说,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愿意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这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33]这就为我们确立了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基本原则。


第二,信教者与不信教者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例如选举权问题,他说:“我们要做到真正的选举,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富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的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34]


第三,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35]他强调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必须“正确地执行”、“实实在在地执行”[36];“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37]


第四,不搞反宗教运动,不到教堂里去作马列主义的宣传,不靠行政手段强迫人家不信仰宗教、人为地取消宗教、消灭宗教。他说:“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所以,怎么能够取消宗教呢?”[38]“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39]“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像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40]


第五,在政治上合作共存,在信仰上相互尊重。他对宗教界朋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认为,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之间有合作之道。这是我们衷心希望的。”“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在中国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两类人应该彼此相处得很好……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是有利的。”他特别强调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要给予尊重。他说:“要互相帮助,就要互相尊重……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41]“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比如我们对回族和新疆的各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的风俗习惯就要尊重。”[42]


第六,要实事求是地帮助宗教界克服困难,在改革中涉及宗教问题时必须特别慎重。新中国成立初期,教会学校在与外国断绝关系后,经费上有很大困难。周恩来指示各级政府,对教会学校“应该照顾”[43],帮他们渡过难关。1956年,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周恩来及时召集在京的民族上层人士,向他们宣传民主改革的意义、性质、目的、方式和具体政策。他强调说:“对藏区的寺庙应该采取更慎重的态度。我们从来都是主张尊重兄弟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在改革中牵扯到寺庙的耕地等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如果寺庙的经费发生困难,政府可予以救济。”[44]关于宗教改革问题,在50年代他明确指出:“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教,我们现在也还不能提出改革的口号,以免引起人家的反感。对伊斯兰教,对喇嘛教,都应该尊重。假如少数民族中有积极分子提出要改革,应该好言相劝,劝他们不要着急。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提,慢些改比快些改要妥当得多。”[45]“对于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加以修改……人家的风俗习惯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的。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46]他强调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必须谨慎,切忌因工作不当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他说:“我们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否则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局部性问题会变为全局性问题,即刻就会闯出乱子来。”[47]周恩来特别重视帮助宗教界办好宗教院校、培养宗教事业接班人问题。当时他认为,我国伊斯兰教“高级的经学院办得也还少了些。为宗教服务的人员还不够,还要扩大。我们已经请了埃及的教师来讲课,埃及是伊斯兰教研究经学的权威地方。今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别的国家愿意和我们交换教师、学生,我们也愿意考虑。我们对于信仰佛教的民族也要帮助。最重要的地方是西藏,那里是喇嘛教。”[48]


第七,积极引导宗教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健全自己,还宗教的本来面目,为新中国服务。他说,中国的宗教团体“要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宗教界本身要团结,要开展一个民族自觉运动,以增强我们的合作。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清算并且断绝同它们的旧关系,以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团体的问题,我们要做这样的解释:分清主观与客观,客观上是存在了的;分清少数与多数,事实上反动分子是极少数。宗教界内部要通过自我批评,把自己的工作与组织进行检讨和整理。这是个原则性的工作。我们搞清楚这些原则,把这件工作做好了,帝国主义就不能再利用宗教团体了。这也就是宗教界的自卫。”[49]“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50]基于这种原则立场,他提出:“我们不再请外国传教士来”;“不应该再向外国募捐。我们要有自己办教的准备。现在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向别人低头,不依赖别人。但是,我们也不盲目排外……对每一笔外款,要加以辨别,如果是有附带条件的援助,就不能接受。”[51]


第八,全党都要重视宗教问题,做好宗教界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认为,以政治为标准,联合宗教界的爱国民主人士,有利于扩大与巩固党的统一战线,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说:“我们主张,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52]统战工作不仅仅是做几个上层代表人物的工作,也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而是全党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统战政策是要全党贯彻的,尤其是党组更应注意。首先是政府中党组,其次是人民团体中党组。希望同志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要使全党同志了解,团结、带动非党群众同我们党一起前进,是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与统战工作相脱离。”[53]


第九,宗教工作要着眼于广大信教群众。他认为,宗教信仰问题是复杂性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既然宗教信仰是长期的,又有那么多信教的群众,我们就要做工作。”“应该做好宗教工作,正确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宗教徒。”[54]“中国基督教徒有将近一百万人”,“对基督教,一方面不能无原则地团结,另一方面不要脱离广大群众。这是政策问题,不是策略问题。大家认识要一致,要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分子,打击极少数反动分子,但也不能过急。要不疲倦地工作下去。只有懒惰的人才感到束手无措或推卸责任。基督教客观上是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也有不少天真的人曾被利用过。这就要我们有意识地做好工作,具体地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共同前进。”[55]“对于天主教徒也要做工作。”“不能否认天主教在中国劳动人民中以及资产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影响,它有几百万的群众,需要教育,也能教育。”[56]


第十,引导各族信教群众走民族繁荣、经济改革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57],发展经济,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他谆谆教导民族宗教界人士说:“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58]


第十一,宗教要在国家宪法、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传教是要受到若干限制的。”“宗教界的朋友们也应该遵守约束,不到街上去传教。这可以说是政府同宗教界之间的一个协议,一种默契。”[59]


第十二,“不能拿一个政策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要照顾到各地区、各民族的特点。“如维吾尔族人,觉得共产党好,有的要求加入共产党,但他的宗教信仰一时又不愿放弃,我们便可以允许他加入,在政治上鼓励他进步,在思想上帮助他改造,否则会影响他前进。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并不是失掉立场。对少数民族,首先要在政治上使他们求得解放,然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再帮助他们发展,稳步前进。”[60]


第十三,要深人研究宗教。毛泽东主席历来重视对宗教的研究。1961年1月23日,在同班禅大师谈话时,他明确提出:“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1963年12月30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写下一段重要批语,对于“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对于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的世界三大宗教“我们却没有知识”等现象,表示不满。周恩来完全赞同毛主席的这些意见,并立即遵照上述批示精神着手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他以其贯有的作风,不仅亲自领导筹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宗教研究机构,而且明确指出,我们不仅要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理论、现状,而且要深入地研究各种宗教的教理、教派、教义,要真正地懂得宗教。周总理的这些指示,迄今仍是我所科研人员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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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2页。


[2][5][21][22][25][29][35][37][40][42][4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5页、第267页、第63页、第63页、第270页、第256页、第155页、第40页、第20页、第270页、第20页。


[5][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70页、第52页、第541页。


[6][10][13][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页、第425页、第2页、第1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97页。


[14][15][16]:《列宁选集》第2卷,第376页、第375-385页、第375页。


[31]冯今源:《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