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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阿訇与徐进博士关于政教关系的辩论(全)

 作者:laidaimu  来源:laidaimu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10-18 16:47:51

李云飞阿訇与徐进博士关于政教关系的辩论(全)

李云飞:“政教分离”如何被滥用
西方糟粕的东西,到了中国依然是糟粕的,这一点没什么悬念。但西方优良的东西,到了中国就南橘北枳,荒腔走板,让你丝毫看不出它曾经是个好东西。比如“政教分离”,这本是个体现自由与人权的现代政治学概念,但到了中国某些专家手里,却变作限制信教群众宗教自由,甚至是在中国社会去宗教化、消灭宗教的理论工具了。

  众所共知,“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本意是对宗教权力和国家、政府统治权力的分割,其目的在于保障宗教自由。它作为一个政治学术语,首见于托马斯·杰斐逊在1802年的一封阐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信函中。该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订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意即政府在所有宗教面前秉持中立,不把任何宗教立为国教,也不得制定任何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托马斯·杰斐逊将此解释为在政府与宗教之间设“一道分离之墙”,让它们各自“独立”。政府享有政权,宗教享有自由。这就是政教分离。但这样一个治国理政的好东西,在眼下中国却成了某些专家反宗教、反自由、反人权、歧视少数族裔的理论工具。

  在今年的“清真食品”立法问题上,反对者的理由就是“政教分离”。反对者分两类,一类是为宗教自由而反对,一类则是为维护“世俗政府”而反对。为宗教自由而反对者,担心政府干预宗教。为维护“世俗政府”而反对者,则担心宗教干预政府。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党国体制”下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因而“清真食品”立法的实质并非政府干预宗教,而是在政府对宗教的全方位“管理”中,出台一部维护信教群众权利的法律,而政府也要受其制约。当然这其中主要是经济上的考量。因此,为宗教自由而反对者,所反对的并非真是“政府干预宗教”,而是拒绝了一部在现有体制下维护他们权利的“清真食品保护法”。

  为维护“世俗政府”而反“清真食品”立法者,其实质是为反宗教或曰反伊斯兰而反对,并非是出于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因为在现有体制下,或者在未来实行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的宪政体制下,宗教都绝无可能、也无能力干预政府。所以,以“宗教不能干预政府”而反“清真食品”立法者,是危言耸听或别有用心。

  此外,在现有体制下,“清真食品”立法是国家法治进程的一个自然的趋势。国家定义“清真”概念,无论是以民族习俗为参照,还是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参照,抑或以国际通则为参照,归根结底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法律,是出于当前国家管理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宗教无关。尽管信教群众会从中受益。

  所以,以维护“世俗政府”之名而反“清真食品”立法,其实质是反宗教。某些既不懂宗教亦不知法学的专家们,门外论道,以“政教分离”的名义拼命反对“清真食品”立法,甚至还声称这会“助推伊斯兰极端化向全国各地蔓延”。将一个词汇(“清真”)意识形态化,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政权存亡的高度,不得不说这是典型的极左思想,是“文革”才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把任何能与宗教扯上关系的问题一概看作是政治问题,而把政治上的问题又一概看做是敌我矛盾的问题,最后把宗教和政府对立起来,将“政教分离”变成政教势不两立,使得原本良好的政教关系和民族关系被搞得乌烟瘴气。

  “政教分离”也被拿来在教育领域干涉宗教自由,有某高校工委发文称:“禁止各族师生在学校穿戴反映宗教信仰的服饰和标志,是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的体现,是国家法律的规定,是社会主义办学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师生职责使命之所在。”

  《教育法》第八条的规定是:“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项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国政府,不是某个宗教的政府,而是包括无神论者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政府。全体国民的政府中的教育,绝不可能偏向于某个宗教,因而必须是中立的。然而,这绝非是说公立学校是一个无信仰区域,更不是一台消灭宗教信仰的政府机器。某些人打着“政教分离”的旗号,试图把国家教育系统变成一条消灭青少年宗教信仰的流水线。这种“政教分离”的观念严重背离了这一现代政治学概念的本意,当然也就难以在国家治理上获得其效果。

  美国是政教分离制度的典范,也是它能成为当今世界强国的重要因素。但美国绝不是以“政教分离”来消灭宗教信仰,相反宗教在美国社会最为发达。总统宣誓就职,必须手按《圣经》;最高法院审案前要先诵读一句“上帝拯救合众国和这可敬的法院”,然后才可开庭;国会大厦的墙壁上则铭刻着“我们信赖上帝”一语。人人都视自己的信仰(包括无神论信仰)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虽侵犯丝毫,必怒发冲冠。

  在美国“国旗致敬案”中,来自耶和华见证会家庭的孩子拒绝在学校向国旗致敬,因为这有违他们不向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致敬的教义。耶和华见证会的家长表示,他们热爱美国,但也崇敬上帝。他们不是要求学校取消向国旗致敬的仪式,而是希望不要强迫他们的孩子去从事违背他们宗教信仰的行为,结果引发了一场震惊全美的司法大案。案件一波三折,最终在“国旗致敬第二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学生因宗教信仰拒绝向国旗致敬的行为合法。

  就是在此案中,大法官杰克逊说出了这样一句对个人权利经典性的名言:“如果在我们宪法的星空上有一颗不变的星辰,那就是,无论是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还是其他舆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官员,不管其职位高低,都无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也无权用言语或行动来强迫公民表达他们的信念。如果有什么情形允许这一例外,那么,我们现在决不允许它们发生!”
  相比之下,我们却把学生的一方头巾意识形态化,窥视学生私下的宗教斋戒和信仰生活,处心积虑,百般阻挠,以“政教分离”之名把国家教育系统硬是变成一台消灭青少年宗教信仰的机器。弱国与强国的差距即在于此。人民爱国与否也在于此。在“国旗致敬案”中,《圣路易斯邮报》曾发表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如果爱国情操依赖这样的做法——违反人民最基本的宗教自由——来培养的话,那么,爱国情操就不再是高尚的,而是一种通过法律来灌入我们喉咙的东西。”

  关于未成年人宗教信仰及教育的权利,在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中早已做了明确规定。如《儿童权利公约》(我国政府于1990年8月29日签署,1992年4月2日正式生效)第三十条规定:“在那些存在有族裔、宗教或语言方面属于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人的国家,不得剥夺属于这种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儿童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我们禁止学生在学校内戴头巾,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禁止十八岁以下儿童进入宗教寺院,这明显违背我国政府签署的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也违背我国《宪法》中宗教自由的精神。

  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子出使楚国,楚王想羞辱他,就把一个犯了偷窃罪的齐国人捆绑到晏子面前说:“齐人固善盗乎?”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同理,“政教分离”这个现代政治学中的好东西,缘何到了中国竟变质,成为反宗教的理论工具,不得不令人深思!
徐进: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教分离”原则

  笔者的专业是国际问题研究,但因偶然看到李云飞在共识网上发表的文章《“政教分离”原则如何被滥用》(http://www.21ccom.net/html/2016/zlwj_0709/5593.html),讶然于作者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问题的极端错误认知,故作此文,以尽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顺便说一下,笔者不知道李云飞的政治背景和宗教信仰,但笔者是中共党员,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相信科学。

  一、为什么要实施政教分离?

  李云飞称,政教分离的本意是对宗教权力和国家、政府统治权力的分割,其目的在于保障宗教自由。这话对了一半。他没说出的另一半是为了防止宗教对政府和政治的干涉。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西方国家实施政教分离是基于16-17世纪痛苦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教训。经过宗教战争,西方国家意识到必须在社会层面实行宗教宽容原则,允许民众自由选择宗教以及宗教内的派别,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国家层面实行政教分离,将教权与政权剥离开来,严格防止两者相结合。自此之后,宗教信仰成为民众个人事务,任何政府和社会组织不得强制个人信或不信宗教,不得阻止个人信哪个宗教,不得阻止个人转换宗教信仰。与此同时,任何宗教组织与个人不得利用宗教来干涉本质上属于世俗政权的事务,比如,许多国家规定不得按宗教信仰来组织政党,不得在选举中打出宗教口号,未经允许在公共场所不得举行宗教仪式或实施宗教行为(比如传教),不得穿着带有宗教意味的特定服饰。

  二、什么是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freedom of worship)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之一。近现代以来,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与世俗国家权力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宗教信仰自由这样一个抽象的原则。其实纯就个人而言,信仰天生就是自由的,因为信仰是大脑的思维活动。当我安静地坐在你面前时,你知道我的脑子里信仰什么吗?当然不知道。或者我说我信佛,但其实我真信什么你也不知道。因此,如果一个人从不表述或仅仅表述自己信什么不信什么,在实施政教分离的国家里就不存在保障信仰自由的问题。

  问题在于任何宗教不单纯是个人大脑的思维活动,还涉及到一系列的宗教行为。故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是世俗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宗教信徒的宗教行为?这个容忍的边界在哪里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比如,在美国,穆斯林女学生可以在学校戴头巾,在法国就不行。在韩国,基督徒可以随意传教,在中国就不行。

  笔者认为20世纪以来最严格执行政教分离的国家是土耳其。根据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制定的世俗化规定,土国男性公职人员和军人不得留大胡子,不得穿阿拉伯长袍,女性公职人员不得戴面纱和头巾。两年前笔者在安卡拉参加一个会议,有幸下榻老国宾馆。馆中走廊上有不少当年土国政要及夫人在此参加宴会和会议的照片。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完全是西式着装,男性着燕尾服或西服,女性着西式长裙,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欧洲人在举办宴会。笔者心想或许当年凯末尔及政要们要为国民做个表率,一般老百姓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吧。没想到,当天晚上一家公司在馆内举办宴会,笔者发现来参加宴会的青年男女的着装与照片上的政治家们别无二致。在土耳其,穿最现代的服装的人和穿最传统穆斯林服装的人同时存在,考虑到该国传统的宗教背景,你不能不佩服凯末尔的长远眼光,以及世俗化政策的坚决、有效。

  三、中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信仰自由

  李云飞说:“‘党国体制’下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暗讽还是纯粹指出一个事实,但从用词来看,我宁愿相信是前者。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的政教分离与西方的政教分离既有一致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一致之处在于,双方都坚持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而且许多具体政策的内容亦相仿。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宗教政策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具体政策设计考虑到本国的历史与实际。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一论断是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相当长时间内,消除宗教是不可能的,无神论与有神论将长期共存,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宗教亦能发挥正面作用。因此,新中国对于宗教采取的是限制、改造和利用原则,建国后一段时期重限制和改造,改革开放以后重利用(尽管笔者认为政府对限制和改造有所忽视,因为对宗教的限制和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但是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共存就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和支持有神论与无神论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恰恰相反,根据中国的宪法,唯物主义、无神论、科学精神是上位原则,有神论是下位原则,后者在政治上要服从于前者。因此,在具体政策设计上,中国政府更强调对宗教组织的有效管理,而不是政教分离后对宗教组织的不闻不问。

  李云飞声称,在西方运作得很好的政教分离到中国就变成了反宗教的工具。我请李云飞们注意,中国政府干涉的是个人的宗教行为,而不是个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没有实施宗教行为的自由;而政府有干涉个人宗教行为的权利和权力,但没有干涉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和能力。

  至于李文中所举“清真食品立法”、青少年接受宗教教育等例子,更是体现中国政府对政教分离原则的坚持。比如“清真食品立法”问题,世俗政府怎么能为事涉宗教的食品立法,如若立法,岂不是将伊斯兰教的教法变成世俗法律,这反而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退一步讲,就算要立法,怎么能单为清真食品立法,这岂不是违反了一切宗教平等的原则。

  李文声称:“公立学校不是一个无信仰区域,更不是一台消灭宗教信仰的政府机器。某些人打着“政教分离”的旗号,试图把国家教育系统变成一条消灭青少年宗教信仰的流水线。”这简直是笑话和谬论。中国教育的宗旨培养信仰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精神的国家接班人,不是培养什么牧师、和尚、道士和阿訇。《教育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条正是为了防止有的宗教或像李云飞这样的宗教代言人扰乱国家教育活动。

  中国的《教育法》和《刑法》对于在教育领域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行为的打击力度已经是够宽松的了。我强烈呼吁,一切敢于引诱、强制和教唆青少年信教、参加宗教活动和进行宗教学习个人和组织,必须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的青少年唯物主义者,是中华民族保持其世俗本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其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胆敢挑战这一教育方针的个人或组织,必将成为人民公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徐进)
李云飞:若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

  康有为先生说:“人有所不为,皆赖有耻之心,若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但能公开反自由,反人权,反宗教,反联合国人权宣言;文革结束四十年后仍能为反人权喊出红卫兵口号来且面不红心不跳的人,也算是世间少有。笔者拙文《不能用极左思维理解“政教分离”》发出后,某人复文《不要妄图用教法来冲击中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读之跌破眼镜。先前回应某人,完全出于礼节;今草拟此文,则是为了善始善终。

  作者称:“信仰本质上是人的思维活动,你在脑子里信什么都行,没有任何组织和政府能够干涉,这就是信仰自由。”照此说来,我国的“宗教自由”,就是人脑海里的想象的自由。即使在新中国历史上极左路线走得最激进的时期,也没有哪个极左分子会把“宗教自由”理解为是对宗教的想象。联合国人权宣言说:“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这才是当今人类文明社会各国,包括签署该协议的中国政府,共同遵守的“宗教自由”的原则。

  作者称:“具体宗教行为的合法与否,由世俗政府最终决定。”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人的行为受法律约束而不是政府约束。在人类历史上,“统治者”就是“法律”。为了摆脱统治者的专制,就发展出让统治者也要遵守法律的法制,再后来则上升到民主体制的法治。在法治社会,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都不能高于法律。一切法律条文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目标和理想,在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宪法的基本精神是保护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族裔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这就是人权。总之,所有人的行为,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信教群众还是共产党员,都要受法律约束。

  但“宗教行为”不同于人的行为,说的确切一点就是信教群众的宗教实践,如礼拜、斋戒,如弥撒、主麻,如十字架、头巾,其形式来自它的教义和历史。宗教实践的形式及对错,绝不是“世俗政府”能裁判的。“世俗政府”之所以是“世俗”的,就因为与宗教无瓜葛。裁判宗教实践的对错,就是在裁判信仰是否属“异端”,这是中世纪罗马教会才会干的事。关键在于,主张世俗政府可以充当教会的角色裁判宗教行为的人,还能说出“政教分离”来,真是无知者无畏。

  令人称奇的是,作者说:“结成统一战线后也不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该斗争就要斗争,该批判就要批判。斗争与合作是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体两面,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呜呼,信教群众,一面被你斗争,一面又要与你合作,那得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

  既然作者把我国政教关系讲得如此露骨,笔者也就不避讳了。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两种社会矛盾,一种是民族矛盾,一种是宗教矛盾。民族矛盾是政治层面的矛盾,如西藏,如新疆。民族矛盾看似复杂和波涛汹涌,实则只要双方有和解的意愿,都能够通过政治谈判、妥协、容忍的方式获得解决。宗教性质的矛盾则不然,它是执政党的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在世界观上的矛盾,不可调和,几近于敌我矛盾。1958年宗教改革,是双方斗争的高潮,到文革结束才告一段落。此间,执政党通过行政力量想彻底解决与宗教的矛盾,使共产主义信仰成为国家唯一的意识形态。尽管斗争惨烈,宗教神职人员、信教群众、宗教寺院、宗教书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宗教仍未能被消灭,反而使信教群众更珍视他们的信仰。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助长宗教最好的方法就是企图以行政力量消灭宗教。

  所以,自1978年底,中共开始实施新的宗教政策。为此,在1982年发布了一份在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宗教的重要文件,即《十九号文件》。文件首先批判了“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然后则是搁置矛盾共同合作:“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但是在政治行动上,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宗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应当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领导的规模广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鸦片论”被扬弃,取而代以“长期论”。

  1991年又发布了《六号文件》,在《十九号文件》的基础上,提出要“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坚决纠正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宗教界合法权益的现象。在宗教活动场所过少的地方,要解决好正常宗教活动所必需的场所,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宗教房产问题,以有利于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以及“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至此,宗教在我国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存在,被执政党所接纳并从法律上保护。至此,宗教矛盾被完全搁置,信教群众开始投身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及实现“小康之家”。

  在1993年的统战会议上,政府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即“相适论”。即共产主义与宗教开始全面合作与共存,开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彻底告别搞劳民伤财、虚无缥缈、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新近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吸引人、团结人。”

  从当下的宗教政策回望过去,“鸦片论”早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如今,信教群众已应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了。但今天却仍然有人在高唱陈旧的“鸦片论”,鼓吹政教斗争。这只能说明,他人在当下,虽供职于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却依然活在文革,早已不适应时代发展了。

  中共经过几十年的理论探索,基本上成功绕开了与宗教的直接对立和冲突;把宗教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然后把两种矛盾全部集中到民族的分裂与反分裂的关于国家统一的政治斗争上。比如在“清真食品”问题上,政府坚持以民族习俗为参照来定义“清真”,不从宗教上来定义,就是要刻意避开宗教矛盾。执政党关于宗教的“长期论”、“相适论”及本届政府的“依法治国”,基本成功绕开了与宗教的冲突,使政教关系处于一种世界观上对立但现实生活中和谐共存的和平状态。对于分歧,政教双方都心知肚明,但都心照不宣,以和为贵,以团结为重。这种搁置分歧共同合作的政教关系,是最有利于中国未来走法治国家甚至宪政国家的道路的。

  然而如今,却有人露骨地捅破这层关系,强调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斗争,说什么“该斗争就要斗争,该批判就要批判”,颠覆政府数十年的宗教政策及实践,公开唱反调,破坏政教关系,不知是何居心?

  有朋友给笔者发来一张共识网的微博截图,该作者在转发时赫然写着:“我与李云飞之争,不是学术争论,而是政治论战。”呜呼,竟是如此!不是学术交流,更不会有共识,只是在与你斗争而已!让人不禁哀叹:“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李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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