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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崛起的盛世中国,怎么会容不下三个阿拉伯语字母?

 作者:马伊萨  来源:山径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09-24 17:27:41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础设施建设扶摇直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可谓是华夏文明悠久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
回顾历史,凡逢盛世,天朝大国都有海纳百川的气概和开门迎客的热情。因为盛世的缔造者们都知道,真正的强大是百花齐放的丰饶,真正的自信是敢于容纳多元的勇气。
你看看汉武盛世之时,张骞出塞,奠定了丝绸之路的基础,联通了欧亚大陆。“由于张骞等人的沟通,此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传入,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汉族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织品、金属工具等,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百度百科)汉王朝并没有仅仅着眼于经济交流,它广泛而坦然地迎接了丝路沿线传来的多种多样的思想与文化。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泓说“比如说宗教,许多这个西方、或者东南亚、南亚的宗教,像佛教传进来,也都是从这一条路进来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说“它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还有跟这些有关系的奢侈品都会跑进来,那就是文化交往。
你看看贞观之治,唐太宗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十八年),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不同并不会造成什么分歧与矛盾,造成分歧与矛盾的是无端的猜忌和不友善的态度。而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一认识的正确性:“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贞观二十一年)这真是让其他世代因为“贵中华”、“贱夷狄”而难以得民心的统治者们汗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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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百度百科)无独有偶,伊斯兰教正是在贞观盛世所提供的友善社会环境下,于唐高宗时期在中国生根发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唐太宗得以建立留名千古的“贞观之治”的一个决定性原因,就是他的从谏如流,他从未认为自己一定会是始终正确的,也从不忽略民意一意孤行。
再说康乾盛世吧,这会有读者可能就不服气了,说乾隆帝南征北战得以武力征服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这难道不是反面教材吗?稍慢,我们还是得宏观看一看康乾盛世的民族政策。著名历史学家、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阎崇年(顺便一说他是著名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的学生)说:“清朝处理民族边疆问题,有四个特点:一是重教尊俗,二是平衡利益,三是多元管辖,四是笼络首领。”、“清朝统治者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习俗,不搞华夷之分,大家都是中华。”。康熙帝不仅没有限制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甚至给予了令人咋舌的高度评价:“······汉诸臣官分职,时享君禄,按日朝参;而回逐日朝主、拜圣,并无食朕俸,亦知报本,而汉不及于回也。”(······汉族各位臣官按职分享有君王的俸禄,每天都上朝参拜;而回族人每天参拜真主、尊敬圣人,并不享有朝廷俸禄,但懂得国家根本而报答国恩,从这方面看,汉族人不如回族人。)(贾雅坤《浅论清朝回族政策》)
统而观之,“重教尊俗”既是盛世共有的特征,又是铸就盛世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的辉煌崛起,使世界见证了又一个前所未见的盛世。自然地,世界也殷切地盼望着与盛世不可分离的百花齐放的丰饶和容纳多元的勇气。
笔者闲来走马观花,无意发现有些城市的有些清真餐厅,不见了原本常见的“حلال”这个由三个字母四个字符组成的阿拉伯语单词。这令笔者有些惊诧,这现象在普天同庆的盛世之下,似乎显得颇为不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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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حلال”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概念,意为“合法的”,在饮食的范畴内,描述的是食物所用的食材及烹饪的方式符合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在明清汉文译著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们在向中国同胞介绍伊斯兰教时,经常用到“清”和“真”这两个字,因为“清洁”与“真实”是伊斯兰教较为核心的两个概念。久而久之,“清真”作为一个词语逐渐在公众视野中成为了伊斯兰教的代名词,在清代时,伊斯兰教通常被称作“清真教”,而食物的“合法”这个概念,也逐渐由“清真”这个词表达。所以,即使“清真”是一个中文的词语,在它通常被使用的语境中,它表达的还是“حلال”这个概念。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不写“حلال”只写“清真”,有什么影响?有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连接的65个国家里,有30个国家的穆斯林人口超过本国人口的一半。越来越多的商人、旅客、学生借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契机造访中国,其中有不少都是穆斯林,饮食上需要选择“清真”的。而他们不一定懂读中文。正如为了方便外国游客许多信息标牌都会标注英文一样,“حلال”的字样是各国穆斯林都能够认得的、方便他们选择餐食的一种便利。而为远方来的宾朋提供便利,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国风范。
此外,从逻辑辩证的角度说,一个人完全有理由问,写上“حلال”,又有什么影响?它无非是“清真”这个意译词的源头,就像梅赛德斯·奔驰车的广告最后会出现“Mercede-Benz”一样,就像Olay玉兰油很多广告中甚至只写Olay,连“玉兰油”都不写,劳力士的店面也通常只有"Rolex"的字样,这无非只是对原文的尊重,保留一种原汁原味的风情。既然步行街商业街上举目皆是各种语言的品牌名称在霓虹灯上交相闪烁,也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拉面馆的“清真”上写上“حلال”,又有什么影响?又有什么必要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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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笨的笔者想不出答案,但是有个猜想。
清朝雍正时期,有的大臣自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落后思想:“雍正二年(1724年),时任山东巡抚的陈世倌上奏皇帝,认为回民不同于其他臣民,诬指穆斯林“夜聚明散”,实质是“回回谋叛”,要朝廷强制穆斯林“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雍正帝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在1729年诏谕中批驳道:“直省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朕念万物一体之义,岂忍视回民于众民有殊?”雍正帝不仅驳斥了这些上奏,还严肃处理了类似的诬告行为,诸如他认为持同样偏见的安徽按察使鲁国华的上奏“甚属苛刻怪诞”,并将鲁国华撤职回京接受议处。这两件事充分表现了雍正帝对回族的较为公允的态度。”(《科技探索》 2012年第6期)
看来,地方存在的太宗说的“猜忌”、雍正批评的“苛刻怪诞”的偏见等等这些落后思想,可能是移走了那三个阿拉伯语字母的元凶。不过这种个别现象不应、也不会持续;更不应、也不会蔓延。因为辉煌崛起的东方大国,怎么会容不下三个阿拉伯语字母?新时代的领路人,新的盛世的先驱者,怎么可能不知道“重教尊俗”这个盛世共有的特征和铸就盛世的重要条件?不会的,不可能的,我们拭目以待,世界也在看着。
祝祖国在新的盛世中,更加繁荣昌盛、伟大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