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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经堂教育(一)

 作者:李云飞  来源:末世论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08-30 15:40:50


胡登洲以穆占迪德(复兴者)的历史姿态,回应了伊斯兰在汉语世界的存在问题。清真寺原有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育模式,因回回的汉语母语化,而再难以为继。经学人才出现断层危机,“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牧”。古典伊斯兰经籍,“理艺难传,旨义难悉”。胡登洲作为已汉语母语化了一代回回知识分子,立志对伊斯兰经籍进行汉语讲授,“以为斯土万世法”,为伊斯兰在汉语世界的传承开辟一条道路。这就是胡登洲的“启后世之蒙,泄先天之秘”的“宏学之念”。

胡登洲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经学(阿拉伯文、波斯文)与汉学(汉文)两通(“贯通一家”)。但伊斯兰诸概念的汉语译介(包括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取舍)是十分困难的,胡登洲年及五旬也未实现他的“宏学之念”。直到有一位缠头老叟,自西域进京路过咸阳,胡登洲“以经义中蒙而疑者”求教。老叟为他解惑,并传授了《母噶麻忒》及“兹土所无之经”。在老叟返籍时,胡登洲追随至嘉峪关,而后惜别东返咸阳。此即赵灿所说的“遇叟得道”。胡登洲返回咸阳后,开始在家中设馆授徒。“吴、楚、燕、齐”等地学子近百人接踵其门而求学,从此学业相承,开了经堂教育的先河。

老叟向胡登洲传授经籍的过程,决定了经堂教育的性质。一部经典的讲授,不仅涉猎一系列语词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将确定一种信仰(教义)观念,对伊斯兰在汉语世界流通的内容有了一个取舍的标准。胡登洲在“遇叟得道”后,又“遍索藏经之家”潜心研读各类经籍达数年之久。这些早年进入汉语世界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伊斯兰经籍,包含着各种流派和观点,胡登洲以哈乃菲学派的“麦兹亥布”为标准对它们进行了取舍。“修建胡太师祖佳城记”碑文有言,“阿补·哈尼法数百年不及之道,至我太师祖承统发明而不堕矣。”

观察经堂教育,它不但具有存在于汉语语境的独特风格,亦有中亚、西亚伊斯兰世界麦德莱赛的传统遗迹。我们可以称它为汉语版本的麦徳莱赛。对于“经堂”一词的出处,最早见于马注与刘智等人的作品,在《天方典礼·例言》中就提到“经堂” [12]。但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是同时代的经师舍起灵及其弟子赵灿,在《经学系传谱》中并未使用它,只有“义学”与“经学”的表述。如果这不是赵灿刻意选定的行文用词,而是遵循了某种传统表述规范(习惯性说法),那“经堂”一词在胡登洲时就未使用。不过考虑到“经学”一词在当时应用的普遍性,将“经生”受教育之所在称为“经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中国宫殿式建筑清真寺的“四合院”布局中,并未刻意将一所具有教育功能的麦德莱赛设计在内,教学只能对现有建筑物加以利用,于是大殿南北两边的厢房便充当了这种功能。清真寺的南北厢房,至今被MSL称为南北“讲堂”。“讲堂”,又名“讲经堂”,就字面而言,即讲习经籍的所在。又因中华文化以“北”为“上”的观念,南讲堂通常被利用为水房、学生宿舍,北讲堂则用于阿訇住所、藏经室及课堂。“讲堂”的存在,使在大殿内席地围坐的麦徳莱赛讲学形式,被中国传统私塾的形式取代,但讲授的方法依然是麦徳莱赛式的。

经堂教育孕育了“经堂文化”,一批新概念在汉语中出现。经师在为学生讲授经典中建立了一套语言表述系统,即刘智所言之“经堂语气”。在汉语语境中,经师要以汉语讲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宗教原典,就要应对伊斯兰诸概念向汉语转译的重大技术问题,这对经师和学员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经师必须精通经汉两种语言与文化,而学员则必须有能力来消化它们。这是经堂教育自它存在,到今天依然面临的难题。人生在这两种知识面前,显得太短暂了。经师和学员普遍缺乏汉文训练。

于是胡登洲在伊斯兰诸概念向汉文转译中,或言对伊斯兰在汉语语境中的存在,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案,就是使用经堂语气。经堂语气囊括了明代汉语白话文(如:的实、总然、营干),宋明理学基本术语(如:天命、真一、太极),释道两教概念(如:无常、归真、参悟),阿拉伯语、波斯语音译词(如:阿布代斯、阿訇、乃麻子),以及陕西、山东地方方言口气。经堂语气成为经师和学员,不论能否领悟,都必须遵守的讲经规范,以此实现在汉语语境中伊斯兰教育与信仰传承的目的。

经堂语在用词上独具特色,如多字组词使用(然后此后、便罢但有了、使得够了、如何样着)、字词倒装(择选、应答、照依)、同义字叠用(俊美、端庄、栽种)。在伊斯兰术语的汉语表述中,确定了一批规范用词并沿用至今,如独一(“讨黑德”,认主独一)、举伴(多神崇拜,将安拉的权力嫁于被造物)、罚赎(“坎发莱”,用功修或施舍抵罪)、大能(安拉无所不能的属性)、天命(安拉的诫命及其意志)、封印(人类史中先知历史的终结,意为穆圣后不再有使者降世)、圣行(“逊奈”,穆圣的言行戒律)、口唤(承诺之事,由安拉作见证)、把斋(封斋)、光阴(顿亚的时光)。

经堂语还频繁使用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音译词,使用者需要对其含义心领神会,阿拉伯语如“安拉胡”(真主)、“筛海”(长老)、“阿林”(学者)、“卧力”(主的密友)、“尔麦里”(功修)、“卧尔兹”(宣讲)、“哈俩里”(合法事物)、“哈拉目”(非法事物)、“瓦直卜”(当然事物)、“杜阿伊”(祈求)、“克塔卜”(经卷);波斯语如“胡达”(真主)、“乃玛子”(拜功)、“罗哉”(斋戒、“板代”(仆人)、“阿卜代斯”(小净)、“乌斯塔子”(老师)、“朵子海”(火狱)、“邦各”(宣礼)等。另有五时拜功的称谓,皆为波斯语音译词。

经堂语气还表现为一种阿拉伯文语法规范,凡谙熟经堂语气者,仅凭听觉就能辨别出一段汉语译文的阿拉伯文语法结构来,如状语的经堂口气为“着”,区分语的经堂口气为“打……一面”,条件句的经堂口气为“要是……那个啦,拿……来着”,定语的经堂口气为“的”。[13]经堂语存续数百年的原理,如民国希拉论丁所言:“吾教经堂解经,采用语辞,本极普通,本极易解。只因依据阿拉伯文,据经直解,虽虚助之微,一字不遗;并且是师弟授受,相承弗替,语辞、口气,都超越各地庞杂方言之处。为时既久,遂形成一种‘经堂用语’了。”[14]

经堂语能够保持至今,取决于经堂教育所选经典文本的一成不变和讲授传统。经师在讲授这些文本时严格遵守了一种在译文和语气上的规范——这种规范是自胡登洲时就精心建立起来的。如“泰斯米”的讲文:“我凭着普慈今世的独慈后世的主的尊名起”。在经堂教育山东学派所在的华北地区,你难以见到第二种语气的讲法。自明代至笔者求学时,讲文口气毫厘不差。经堂教育选用的教材,不论是语文(词法、语法、修辞)、教法、教义、圣训还是《古兰经》,这种经堂语气的讲文已细化到经典文本中的每个字词上。经师要求学员模仿这种口气,严格遵循传统讲法,并将其视为经学知识的学术标准。在明清伊斯兰汉文作品中,舍蕴善和伍遵契的作品仍夹杂大量经堂语,至王岱舆和刘智的作品出现,才开始有汉文学术话语的表述。

任何具有原创性的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往往能够成为古典的、权威的和传统而被保持。经堂教育除经堂语气外还形成了一种俗称“小儿锦”的文字,用来拼写汉语发音。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声调、音、义在被小儿锦拼写中存在或然性,所有同音不同义的汉字往往只能用单一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字母来表音,所以对一段小儿锦只能联系上下文语境来确定其汉语含义。小儿锦在拼写规范上随意性很强,极易受地方方言语气的影响,使用者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方言和理解来书写。

小儿锦在应用中还夹杂大量阿拉伯文词汇,其中以教义类居多,如“伊玛尼”(信仰)、“尔咋卜”(惩罚)、“毛提”(死亡)等,这些概念一般不被拼译,而是直接引用。小儿锦是汉语伊斯兰特有的产物,它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字词形式,以汉文语法(口语规范)替代阿拉伯文语法,用于对经典文本的脚注,是讲经中的“拐棍”[18]

——此处小儿锦名称考证略。

有观点认为,小儿锦是因经生不懂汉文而存在的。但就笔者个人求学感受,小儿锦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讲经禁用汉字。经生在经书上标记汉字,会被经师斥责。手抄经书十分不易,很多经生的经书是拜老师所赐,代代相传。经书的书法风格和装订工艺都十分考究,这更进一步增加了经书的历史感和神圣性。因而在经书上涂写汉字显得极不雅观。另一方面,经生一旦在经书上对一段经文标记了汉字,会对它产生依赖,从而影响对经文的掌握。在经堂教育的一种传统观念上,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为“经字”,汉文为“汉字”,“经”“汉”具有不同地位。

经师为了帮助以汉语为母语的经生讲习经典,引入了在传统麦徳莱赛讲学中注经的方法。经注作为伊斯兰世界经典解释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圣门弟子时代就已存在,是对经典的个人注解。经注在文本形式上表现为围绕原文的经书边框上的脚注,因而伊斯兰经书的边框尤为宽大。脚注的书写形式亦如阿拉伯风格的建筑或书籍封面的几何形状,以一个恰当的倾斜角度环绕经典的原文给予工整而内容言简意赅的注释。在保存至今的一些经堂教育的经书上,你仍会发现不同时代的使用者用小儿锦工整地标记的内容。只是小儿锦所标记的内容与阿拉伯文传统经注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对原文的翻译。

小儿锦除了标注译文的功能外,还有效地帮助了很多不识汉字的经生进入经学体系——即便不识汉字,也能用汉语讲经。在这里,小儿锦作为一种文字符号,取代了汉字。它削弱了人们对汉字的依赖,与经堂语一起,造成一种文化上的独立性。伊斯兰存在于汉语世界,却又保持了一种独立性。这似乎解释了,经堂文化存在于异质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数百年,却未消失(同化)的原因。当然这也阻碍了它汉语世界的前途。但无论如何,经堂语与小儿锦实现了汉语MSL的一种教育目的,对伊斯兰在汉语世界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今日它们已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怀旧意味的古典文化形式。


《汉语语境下的伊斯兰》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