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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现代文明对话前沿的一代清真宗师———论王静斋大阿訇对中国伊斯兰

 作者:丁克家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05-27 16:49:42

                                                                                                              站在现代文明对话前沿的一代清真宗师
                                                                                                            ——论王静斋大阿訇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贡献
                                                                                                                                       丁克家
摘要: 王静斋( 1880~ 1949)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著名的 “四大阿訇”之一,生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危机四 伏之际, 一生颠簸流离。他秉承爱国爱教之时代主流精神, 四处奔走,为国家、民族的振兴与文化的现代转型 与发展, 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他得风气之先, 走出国门, 了解和把握世界大势, 始终站在现代文明的对话前 沿, 立足经学,认真学习中西文化 ,著书立说, 是现代中国伊斯兰史上著述最多、涉猎范围广泛、影响最大的著 名经学家之一。本文将王静斋大阿訇放在现代文明对话的语境中,从他的经学成长、出国访学、主编 《伊光 》、 翻译多种本《古兰经》等方面进行阐释, 从而展现其道德文章与时代性贡献。

 

关键词: 对话;王静斋; 伊斯兰文化

中图分类号:C 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2-0292( 2008) 03-0084-06


全球化大潮的浪滚波涌,使其“不仅对经济和技术的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还在人们的思想 上和了解世界的方式上也带来了飞速变化”[ 1] 6。人类地球村的每个角落都难以免受全球化极强的渗透 力和影响力,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地方化之间形成了一种蔓延性的时代张力,这种张力使不同的文明、不 同的族群、不同文化之间既充满了相互间的涵化,又对每一个文化的开放和发展,提供了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为丰富多彩的相互比较参照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发展格局,也使人类社 会普遍地认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使得重新诠释文化和发展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更精确地 说,是处理好多元化、对话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即`3D ' (Di v e r s i t y , Di a l o g u ea n dDe v e l o p me n t ) 之间的 关系”[1] 6。要尊重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进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进而不断 推进人类各种文化的共同发展。同时, “文化的多样性并非文化的分裂,它将个人、社会及民族联结在 一起,使他们彼此能够分享由历史的遗产、现在的经验以及未来的希望所组成的成果。由于所有参与者 均是贡献者又是受益者,这一分享的成果为各方发展的可持续性夯实了基础”[ 1]6。在历史、现实和未来 之间,历史遗产和文化积累在发生着持续性的联结与多层次影响。

 

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史表明,伊斯兰教的历史轨迹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连续性、丰富性 和多样性的进程和韵律。从文明对话的论域看,中国伊斯兰教始终处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相互交 流、碰撞、对话和理解的前沿,在中华文明中扮演着“文化传手”的角色。其中,明代嘉靖年间经堂教育 的创立、明末清初汉文译著的勃兴、历来中国穆斯林文化生活的日常实践,处处体现着中国穆斯林与中 国传统社会文化环境、时代主流相互适应、相互调适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特别是随着 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思想随着“船坚炮利”破开国门以来,西方的启蒙思想、科学、民主之风东渐,使国势大变,中国 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们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异文化的强大冲击,人心思变、人心思新,在共同担当国家民 族“救亡图存”的大道高义的同时,学习西学、研究西学,反思传统、超越传统,成为 19世纪末至 20世纪 初期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中国穆斯林,在当时的时代潮流影响下,深受 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熏染,中国穆斯林也在 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具有时代胸怀和气魄的穆斯林新 文化运动及其实践,从而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书写下一页辉煌的历史篇章。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在穆斯林精英人物的倡导和实践感召下,中国穆 斯林社会的宗教界、文化界、商业经济界等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以空前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场 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和未来命运的时代运动中,作出了时代性的可贵贡献。中国伊斯兰文化界以四大阿 訇( 哈德成, 1888 ~ 1943; 王静斋, 1880~ 1949; 达浦生, 1874 ~ 1965; 马松亭, 1895~ 1992) 为代表,包括政 界、文化界、教育界、经济界的许多知名人物,在继承中国伊斯兰传统、反思穆斯林传统的历史,并在综合 吸收时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开启了新思想,开拓了新领域,显示了新气象,取得了新成就,创造了新事 业,培养了新人才。时至今日,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时代风范、集体智 慧,仍然是我们追叙传统、书写历史、关注当下、展望未来而无法绕开的文化里程碑,也是我们在传统、现 实和未来的连接中,一段没有很好继承、反思和总结的重要历史链环。

 

当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特别是文明对话的领域中,来审视中国穆斯林新文化的历史脉络时,我们无不 为当时的一些穆斯林文化巨匠的时代贡献与思想光芒所折服,他们为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多层次 双向交流与高层次对话,进行了苦心孤诣、不遗余力的努力。他们的时代贡献和努力方向,不仅在继承 传统经堂教育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而且以时代的学术研究和文化表述完成了对汉文译著先辈的历时 性超越,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学术文化事业。我们这里主要以四大阿訇之一的王 静斋( 1880 ~ 1949) 的学术探索和文化实践来加以时代性的观照。

 

一、立足经学的多文本阐释,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用文言文、白话文、经堂语同期翻译《古兰 经》,促进中国现代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对话、了解与沟通

 

回眸 20世纪,中国伊斯兰文化运动中众多的穆斯林学者中,可以说无论从对中国伊斯兰经学的广 博贡献上,还是在著书立说上,无人能够与王静斋大阿訇比肩,而且治学风格具有其独到的特点。白寿 彝先生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初就明确指出: “在老辈的经师中,如杨仲明,如王静斋,都是译经的健将。 仲明的细密,静斋的多产,都是很难得的。青年人中,马坚最有希望。他译述的东西,既忠实,又谨严,和 杨、王的作风又有所不同。”[ 2 ] 42

 

王静斋大阿訇 1880年 3月 12日生于天津( 今天津红桥区清亭北大寺附近) 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 庭。承学于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堂教育,接受了经堂教育山东学派、以京津为中心地带的华北 学派的熏陶。学习经学之余,他还积极认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从诸子语 录到《朱子治家格言》都进行系统学习。正式穿衣挂帐成为开学阿訇以后,又在教务之余,广泛阅读《四 书参考备至》及该书白话注解、《三国演义》、《列国演义》、《聊斋志异》、《水浒传》等古典文学名著,加上 当时京津时代风尚的影响和波及,他还经常订阅《北京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并为一些报刊撰稿, 这为他以后创办《伊光》月报等作了充分的知识准备和思想准备。王静斋大阿訇自青少年时期起,就抱 定了为中国伊斯兰经学和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奉献一生的决心和意志,立志“异日得志”,要“除弊风, 扬真理,愿天下人皆得正道”, [ 2] 406并且为此奋斗了一生。

 

到 1946年为止,静斋大阿訇先后翻译出版了 3种《古兰经》译本,即甲种本( 《古兰经译解》甲种本, 16开本,北平大北印字馆,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 、乙种本( 《古兰经译解》乙种本,线装 16开本,宁夏 石印本,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 和丙种本( 《古兰经译解》丙种本, 16开本,上海永祥印书馆,民国三十 五年, 1946年) 。其中最有影响、流传范围最为广泛的当推《古兰经译解》丙种本。 《古兰经译解》丙种 本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刊行 5 000部。当时上海的许晓初先生曾给予帮助,冯叔简、陈鹭洲两位先 生和静斋大阿訇的胞弟王文裕( 济民) 参与了校对工作。王静斋阿訇为印刷出版事宜,于 1946年初从 大西北辗转到上海,路经南京时,白崇禧接见了他,并为《古兰经译解》译本题写了书名。


《古兰经译解》丙种本为 16开本,近 1 000个页码,正文连同注释上百万字,参考并采用各名家的注 释本 10多种,加上参考其他经书典籍和资料则不下数十种。王静斋阿訇引经据典撰写的《附说》约计 500多篇共 10万字, “若译者发挥个人意见,或格外引据注文则称`附说'列于原文或注释之后”,另有 《略解》40余篇, “注释有赅括大段之意,非关一句一节之细者,则称`略解'列于正文之后”[3]例言 。《古 兰经译解》丙种本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人生社会的各个方面,堪称伊斯兰百科 全书,是静斋大阿訇穷其一生之精力和心血的结晶。

 

关于译经的个中甘苦与时代的挑战及经学家的心境,他有着深切的体会。“有的人认为翻译是一 件容易事,其实并不容易,稍一疏忽就出误谬。本人从事翻译古兰,已竟二十多年。译笔固然拙笨,但是 自信尚不致有很大的错误。在甲种古兰汉译问世后,深知未臻妥善,除刊误笔误外,其极大的毛病是冗 长散漫,生硬不畅。好多人促我修正。然而无人提出一种具体的标准,可供采纳。早年严几道倡言,以 `信' 、`达' 、`雅'三个字,作翻译的标准。近年来有人主张,应改`雅'为`俗' 。又有人主张,应再加一 个`简'字。合拢起来,就是`信实' 、`畅达' 、`通俗' 、`简捷' 。据称: 通俗白话比较文言容易达意,且也 直截了当。这话却不尽然,因中西文字,在组织上互有不同。无论文言、白话,直译、意译,均不能把原意 充分表达出来。古兰原属阿文,而阿文的组织,比任何外国文都较为复杂。往往为一句一字,虽经反复 推敲终至无法解决,这样,当然要归咎到自己的技术不精了。有时对于一个译句,或一段译文,自己看着 极其明白,而在读者看来,却不甚了解。必欲作到完善地步,那得是语无晦文,字无晦义。论到译文流畅 上,必须文气衔接,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是我的译笔,对于原文的结构和本意,永远在保持着十足 的忠实。”[ 3]译者述为了完成译经这一事关重大而神圣的事业,静斋大阿訇多年来常常“索居斗室,手不停 挥,燃膏继晷,兀兀深宵”。大阿訇译经的过程是不断挑战自己极限、超越自我和时代的心智孤旅,更是 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立足当时,对伊斯兰原典《古兰经》进行现代汉语白话文转化的大智大慧的探索者、 实践者。他的这种开创精神,体现出现代伊斯兰文化与现代中国新文化潮流进行交流和融会贯通的时 代精神。

 

中国穆斯林由于信仰和文化实践上的“知行合一”的传统,因而对翻译《古兰经》慎之又慎,不愿轻 易下笔,就是学贯中( 中国文化) 伊( 伊斯兰文化) ,兼通四教的刘智( 约 1664 ~约 1730年) ,在翻译《古 兰经》时,也极其谦和地说,天经圣谕,皆本然文妙,毋庸藻润,兹用汉译,或难符合,勉力为之,致意云 尔。20世纪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思潮和实践,西学的东渐,以及对西方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著作的 翻译,成为中国学术界、文化界“睁眼看世界”的有效途径,从日文、英文、法文、俄文、德文等多种文本为 载体的国外学术、时代学风和科学人文知识被国内大量地翻译为汉语白话文,特别是林纾、严复等翻译 中提倡的“信、达、雅”的汉语汉译原则,成为翻译界一致推崇的原则,影响了中国学术文化翻译事业 100 多年,而且惠及今人。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翻译、学习外来文化的风气所及,也使身处京津地区的穆斯 林的有识之士,感受到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来临和时代脉搏的律动,如当时的王宽阿訇、丁宝臣、杨仲明 阿訇、海思福等穆斯林先贤,都得风气之先,率先在京津地区掀起了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他们筹办穆 斯林新式学校、创办穆斯林新白话文报纸《正宗爱国报》等,还开始用白话文进行伊斯兰文化思想的译 介著述。开启了中国穆斯林在现代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文化自觉”的新时代。其中以王静斋大阿訇的 《古兰经译解》多种本在 20世纪的中国伊斯兰经学贡献最为突出和鲜明。

 

 静斋大阿訇穷其一生,不断地翻译和润色《古兰经》及其译解,不厌其烦地四处奔波进行宣传,而且 对后学和穆斯林社会各界提出时代性的呼吁和警示。静斋大阿訇译经的最大目的是要不断地开拓伊斯 兰教的深厚资源,促进在汉语语境中对伊斯兰教经典的准确翻译、精要译解、完整阐释。他认为只有这 样,才能够让中国穆斯林内部和中国主流社会认识到伊斯兰教的真正价值和内涵,消除因为不了解而造 成的历史误解和现实误解。在他看来: “古拉阿尼( 即《古兰经》) 岂非吾教皇皇之大经乎,而千百年竟无 一汉译善本,是以非惟同人莫明其义,且滋外教人莫大之疑惑,良以密( 秘) 而不宣故也。假若马克思全 集、列宁丛书,人手一篇,均悉其义,则中国各省绝少任何之反动也。今日中国回教之危,在于单纯的选 读天经原文,而不自阐扬其意义,裨教内人知而守之,庶教外人疑团顿释。夫我天经之真价值,必须赖普 及一般社会而后得之,否则适成为读圣广训,崇之实乃蔽之而已。”[ 4 ]


王静斋大阿訇意识到,要增强伊斯兰文化与时代主流的中国文化进行友好交流和深层次对话,就必 须深入挖掘中国伊斯兰经学的优良传统,把译经、解经、讲经作为基础性工作开展起来,在汉语语境中实 现全面、客观而真实地表述伊斯兰教的核心精神价值,使更多的教内外各方面人士对伊斯兰文明有一种 相对中立而明晰的认识。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进程中,王静斋大阿訇在促进伊斯兰文化 与时俱进、在中国现代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密切联系与彼此对话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二、走出国门,开阔视野,认识伊斯兰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与变化,对中国和世界大势进行比较与 思考

 

王静斋大阿訇是一个具有现代世界眼光的学者,他不仅立足中国传统,立足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 统,而且视野开阔,善于对不同文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明传统进行学习、交流和理解。

 

为了了解世界大势,王静斋特别重视实地考察和感受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性变化。面对国内外时代 文化潮流的发展,他认为“必须远涉重洋,一观西方我教实况,异日归来,为教努力,推广教育,方有益宗 教与国家”, “其所以必欲出国一游者,意在扩充眼界,增广见闻”,为了筹措川资,大阿訇几经周折,辛苦 奔波, “濒行,自有川资不满二百元,得太原马君图先生资助二百元,南京马榕轩先生资助二十元,甘肃 马乾三先生资助三十元,天津杨小廷先生资助百元,统计不满六百元。此外并未向人告贷。民国十一年 三月间,未经双亲许可,偕马联华毅然离津。先到南京与马榕轩先生一晤,继到上海搭轮赴香港”。 [2] 

 

 1922年 3月,大阿訇偕同学生马宏道( 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创办人马魁麟阿訇长子) 出国,经香港、新加 坡转程先后到印度、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他首先进入伊斯兰世界著名学府埃及爱 资哈尔大学进修学习,考察了这些国家的国情及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况。 1923年,大阿訇在埃及朋友资 助下去圣地麦加朝觐。时沙特阿拉伯以及麦加圣地,在由英国支持的侯山父子统治下,脏乱不堪。在驻 阿尔法特时,各国朝觐者的帐篷上,大都高悬本国国旗, “俾使国人望而知返”。但有 20多人的中国朝 觐者,当局却禁止悬挂中国国旗, “同仁等反抗无术,乃忍辱撤下”。大阿訇极为愤慨: “呜呼! 值此时 代,国家无力,虽求与异国之同教弟兄一视同仁而竟不可得也。”[2] 417他深切感受,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 祖国做后盾,即使是穆斯林到圣地朝觐,也会受弱国弱民的歧视和冷遇。

 

 1923年,王静斋大阿訇与马宏道两人由埃及亚历山大港口乘船赴土耳其考察访问。时值第一次世 界大战刚刚结束,协约国联军尚未全部撤退,美法军舰仍停泊在土耳其马尔马尔海岸。王静斋师生两人 所乘轮船抵达达达尼尔海峡时,从海上遥望到被土耳其击沉的两艘英国炮舰仍残留海面。到达土耳其 后,在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布尔) 和安卡拉看到的是其“不景气,有甚于今日之我国”。当时土耳其的民 族领袖凯末尔已莅任大总统,首都迁到尚待开发的安卡拉,开始励精图治,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但 王静斋阿訇在列席并观摩了已建立的新型民族国家的土耳其议会开会的情景和过程后,感受到了新型 土耳其复兴的蒸蒸日上的气象。随后,大阿訇尊重其学生马宏道留土学习深造的选择和愿望,只身返回 埃及。

 

 在埃及期间,大阿訇结交了不少朋友。在友人亚布杜勒万哈比南扎尔的陪同下,拜访了经营已故某 巴沙遗产的白思尤敏氏,又认识了丹塔省省长耶哈雅巴沙哈喇密,并参观游览了包括埃及腹地的城乡文 化教育设施,如清真寺、医院、学校、博物馆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进修期间,他经常 携带纸笔到国立图书馆抄写和摘录有关资料,特别注重对《古兰经》经注学资料的搜集和引证。

 

在国外游学和考察的近两年时间里,大阿訇切身体验到伊斯兰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面临的 局势和现状。特别是强烈感受到西方列强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奴役,看到了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民 众为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进行的抗争,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弱民贱的危机感。随着伊斯兰知识的增长,眼 界的开阔,他个人“所受艰苦,罄竹难书”,更增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对振兴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决心。 回国时,大阿訇倾其所有,购买了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各类经书典籍达 600多种,为他日后坚定地译解 《古兰经》和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的同时,也认识到伊斯兰文明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与时代特 征。通过近两年的出国游学和考察,他还认识到国强则民强、民强则国家有尊严的现代国家民族观念对 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三、著述丰富,在宗教对话与社会文化活动等多种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

 

王静斋大阿訇一生基本上没有离开清真寺阿訇的职责和讲坛。大阿訇在先后应聘到各地清真寺担 任开学阿訇时,并非只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立足之地,尽管他每到一处主持教务,都非常认真地履行作 为开学阿訇的职责,但其主要旨趣和目的就是从事译经、解经,以及向教内外介绍伊斯兰文化和其基本 价值体系。大阿訇在其他方面也作出了时代性的贡献。

 

  1. 翻译、编纂阿汉字典、波汉字典等工具书。

大阿訇不仅是一位宗教家和伊斯兰教学者,而且还是一位具有现代眼光的学者。他在进行讲经、译 经、著述的同时,还开创性地翻译编纂了阿汉字典。

1928年,王静斋大阿訇翻译、出版了《中亚字典》。对此中滋味他曾这样记述: “( 民国十七年) 在安 东任内,脱稿数年之《中亚字典》,得以印刷出版,风行海内。此我归国后对同道第一次贡献也。”[ 2 ] 419但 是,大阿訇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继续蹈厉前行,为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交流、相互融汇沟通 而不懈努力。

王静斋大阿訇编纂翻译的阿汉字典有两种: 一是《中亚字典》( 俗称王氏小字典) ,出版于 1928年; 二是《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 俗称王氏大字典) ,出版于 1934年。这两部工具书,在现代中国伊斯兰文 化史上,可以说是开启山林的工程。它们“对我国回族伊斯兰教数个世纪以来清真寺传统的经堂教育, 在兼学汉文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但如此,它还把回族中学习和应用阿拉伯文的范围扩大了,由一 向局限于宗教生活和活动中导向了面向社会的其他学科。这两部字典本不是专供学习和研究伊斯兰教 使用的,它是面向全社会的工具书。它使长时期以来很多只读`经本'的人大开眼界,受到了鼓舞和启 发”[ 5] 。对于《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的翻译出版,大阿訇深有感触地记述道: “这次译的字典,每页仍分 左右两栏,一栏三十行上下,全部不下六万来字句,比那先译的《中亚字典》别具特长,应今后新旧学子 之需要,再为我读阿文者开一新纪元。内容搜罗之美备,可与华英等字典相捋。”“本教专攻阿文者人手 一篇,得以引起用汉文研求现代科学之兴趣,如此美品,可谓世所罕见。”[5] 该字典出版发行后,受到各 地阿文学习者的欢迎。

 

2. 精通波斯语,编译《中波字汇》等经典著作。


王静斋大阿訇除了翻译《中亚字典》、《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外,还编有《中波字汇》( 1932年 4 月) 。由于该字汇是对汉语、波斯语对译字词的择译,总计 2 000多字( 词) ,文本为 8开本 33面,所以没 有命名为字典,而称其为《中波字汇》。《中波字汇》虽然是一部没有完成的汉语、波斯语的字词汇编,但 反映了王静斋大阿訇波斯语的扎实基础和好学精神。他后来在各地辗转游学、讲学过程中,仍然没有放 弃对波斯语的研修。抗日战争期间,王静斋大阿訇在重庆、成都时,又利用闲暇时间翻译了中国伊斯兰 教经堂教育“十三经”之一的波斯语教材《古洛斯坦》。该书是 13世纪成书的波斯文学名著。王静斋大 阿訇又用白话文韵文体将其翻译为《真境花园》,先刊发于重庆的《回教论坛》, 1942年由北京牛街清真 书报社出版发行,受到了全国各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3. 积极关心和参与穆斯林的新式教育与文化事业,培养新一代穆斯林文化人才。


1928年,达浦生大阿訇等在上海创办的伊斯兰师范学校于 1938年迁到甘肃平凉不久,又改为国立 陇东师范学校。马汝邻接任校长后,附设了阿拉伯文专修班,聘请王静斋大阿訇为班主任,讲授《古兰 经注》,白心斋阿訇讲授伊斯兰教法,其他师范课程等由学校各位教员担任。马汝邻校长亲自为阿专班 同学讲授《心理学》。阿专班设在河南穆斯林集中的旅平清真寺内,静斋大阿訇和同学们就住在清真寺 的前后院。大阿訇生活俭朴,他布鞋当拖鞋穿,衣着长褂短袖,不修边幅,说话一口天津腔。大阿訇担任 阿专班的工作,不仅提高了阿专班在伊斯兰教界的声望和学生的经学水平,而且还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思 想。国立陇东师范学校阿专班的毕业生大多在平凉、陇东、宁夏、河南等地当阿訇或从事宗教事业。 “他择善固执,毕生从事译经,其成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6]


王静斋大阿訇在主持教务、教学之余,还翻译了许多具有影响的伊斯兰文化典籍。 1929 ~ 1931年, 在哈尔滨任清真东寺开学阿訇期间,翻译出版《中阿新字典》和伊斯兰教法名著《伟嘎业》; 1936年,在 北平与一些穆斯林有识之士组织“中国回教典籍编译社”,整理《欧母代序文》( 《回教法学通论》) ,并修 —8 8—
润赵明远母亲丁蕴辉女士所译波斯文《老欧母代》遗稿,均同时出版。同年,应邀从事翻译审定《回教遗 产继承法》,编译《回教亲属篇》等[ 7] 。此外,王静斋大阿訇著书立说中的论文、信札、随感、杂说等也量 大面广,内容丰富,富有时代精神和前沿思考。


1927年 9月,大阿訇在天津清真北大寺期间创办了《伊光》月报。《伊光》从 1927年 9月发行到 1939年 2月停刊,长达 12年之久。《伊光》月报在前后 100期中,多方面、多层次地向当时的教内外全 面而客观地介绍了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的情况,是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国内外伊斯兰教的极其重要 宝贵资料。该报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知识面广、信息量大,对古今中外的有益知识都作了现代式的介 绍和论述。 《伊光》从现代伊斯兰文明和中国现代文明的知识交汇处着眼,推进两大文明的沟通、交流 与携手共进。


综上所述,王静斋大阿訇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熏陶而得风气之先的伊斯兰文化界的代表。他 在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伊斯兰经学传统的同时,还在译经、解经方面紧跟时代大势,胸怀祖国,放眼世 界,具有世界眼光。在著书立说中,求新求变,有着深沉的文化使命感,具有润身济世的道义担当。他是 20世纪中国伊斯兰文化界当之无愧的一代清真宗师。


20世纪初以王静斋大阿訇为代表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界的现代精英,在继承中国伊斯兰经学传统的 基础上,在吸收和学习刘智、王岱舆、马注、马德新为代表的汉文译著群体的同时,实现了中国穆斯林认 识世界、关心国家民族发展的现代性转化,他们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伊斯兰世界的直观了解以及对中 国穆斯林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都有清醒地认识和理解,而且在他们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学术的著书立说 中,以宽阔的胸怀,善于倾听主流文化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时代文化,善于学习时代的先进科学、人文知 识,并运用时代的话语加以现代性的表述和阐发,使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核心精神价值在白话文语境中获 得了时代的生命力,实现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时代“文化自觉”。


在文明对话的平台上,不同信仰文明之间的对话基础是开展友好、平等、自知之明的宗教对话。因 为宗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 “对执政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处理宗教 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把宗教当作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 可以加以挖掘和整理,使其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宗教学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思想的 解放、观念的更新、视野的开阔、学术的繁荣。对宗教信仰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应更多注重 于提高宗教自身的文化内涵和信仰者的文化素质。对社会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则意味着对宗教信仰 自由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尊重。”[ 8]只有把宗教看作重要的文化资源,看作文明对话中的思想资源,人 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平等的对话,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世界和谐!


王静斋大阿訇对中国伊斯兰文化事业的现代贡献,使我们在今天的文明对话论域中,更加清醒地认 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倾听他者、欣赏他者、学习他者”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也使我们认识到每一种 文化从根源性来说,所具有的文化共享性、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交融互动,以及每一种文化传统与现当代 社会在差异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历史延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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