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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视阈下伊斯兰文化“中国化”应遵循的原则

 作者: 丁士仁  来源:伊光网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6-21 08: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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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8日,党的第十九大胜利召开。在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声令人振奋的宣告,它吹响了我国迈向美好未来、跻身世界中心的号角,指导各族人民以新思想、新面貌、新气象跨向新的征程。“新时代”的理念蕴含着对“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迫切追求。另外,在2015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我国今后宗教工作的具体目标和方向,更加清晰地勾画出了我国宗教文化发展的路径。


中国,是以华夏文明为背景、以多元一体为格局、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历经数千年的变迁而形成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的概念。它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那么,如何把握“中国”的含义,是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内容。“中国化”是返归历史,还是着眼当下,是恢复传统形式,还是弘扬时代精神,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以为,“中国化”应该立足传统,但不能囿于传统,要注重传统,但不能照搬传统,而是要着眼当下,与时俱进。因此,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应当遵循几个原则,即时代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个人之见,敬请方家指正。


时代性:


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盛行儒家文化。儒学在政治、教育、伦理领域曾经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然而,自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思想逐步失去了其统治地位,不再是中国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最高准则,而是落入了传统学说或文化遗产的行列。儒家思想,无疑是一种博大的文明体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自身也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不足,从而遭到人们的质疑,甚至遭到了批判。例如,儒家的“三从四德”、“无后为大”、“唯女子难养”等等的观念,已经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化”,不能是简单地复兴儒学,或者返回封建传统,而是要着眼于当下的中国人文环境。当下的中国,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已进入了新时代,在共筑“中国梦”,全民奔小康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宗教的“中国化”不应是反潮流的复古,或者回归儒家传统,而是要积极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配合国家实现“中国梦”的愿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可毕竟它与我们的时代渐行渐远。


中国穆斯林在历史上为了适应当时的人文政治环境,创立了“以儒诠经”的文化调适的学术路子,顺应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潮流,为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回族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为主流社会了解伊斯兰和穆斯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以儒诠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个历史的经验,一条可选择的路子,绝不是回族学术文化的定式。在当下的新时代,“以儒诠经”可以当做文化遗产加以研究,当做历史传统去了解,但绝不能作为普遍的文化范式去坚守。


儒家文化中有无数优秀的东西,值得现代社会借鉴,但儒学本身已不可能成为新时代的思想主体。现代回族文化,应该与时代接轨,彰显时代的风貌,体现时代的气象,而不应该一昧地回归儒家学说,从中寻求回族文化的支撑点。再说,新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已经转向了研究经济、环保、高科技,关注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让回族伊斯兰文化返回传统的儒学,就势必造成与社会的脱节,失去“新时代”的特征。


包容性:


在新时代,我国要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联合世界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国的形象和气度参与国际事务,因而要对各种文化、信仰、制度予以尊重和包容,这是新时代的中国应具备的素质。2016年9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当下召开的“上合组织”会议,都把开放包容列为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在全球化时代,有自信的大国都不会拒绝开放与包容。既要输出自己的发展理念,又要借鉴别人的价值观念,包容是不能缺失的。新时代的中国,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两天“上合组织”会议的一条新闻在全国上下变成了热议的焦点。前方记者十分肯定地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国宴全是清真的。这样的安排是对多样文明的尊重”。这就是大国的气度,具有包容的胸怀和开放的眼界,受到了各国政要的高度赞许。


然而,目前在国内一些地方,基层官员谈“清真”变色,“清真泛化”的恐慌让他们见“清真”就敏感,遇“清真”就严查,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群众的感情,与“上合组织”的精神背道而驰。基层官员的行径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和不自信,唯恐“清真”吞噬了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实际上,“清真”是那样的简便和易得,“中国化”的表达是那样的容易,只要食材清真,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山东的煎饼都能变成“清真食品”。最主要的是,有特殊人群需要它。“清真”既能满足穆斯林群体的需求,还不影响普通消费者品尝美味佳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能创造利益的最大化,一举两得。据说中国的清真菜肴多达5000多个种类,市场潜力巨大,产业链条宽长,而且许多从业者还不是穆斯林。这就是清真产业走俏的原因,绝不是什么“清真泛化”的“阴谋”。况且,中国清真产品已经具备非常中国化的特色了,它融合了中国饮食文化和地方餐饮习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产品。


我国要跟世界接轨,要推行“一带一路”的倡议,就必须更加开放,以博大胸怀接纳国外通行的一些思想和理念。经济和文化是互通的,不能抱有经济开放而文化封闭的心态。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从心理上都有保护自己文化的愿望和意识。作为新时代的大国,中国不仅要包容和尊重合作国家的文化,也要包容国内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在我国,中国伊斯兰文化已经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要扎根中国的文化传统,还要借鉴世界上新的经验、思想和理念,不能闭门造车,难以走上全球化的轨道。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穆斯林不能缺席,而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交往中,文化的交融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中国穆斯林也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和接纳国外一些先进的发展思路和理念。


创新性: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任何陈旧的观念和倒退的思想,必将遭到唾弃。在现代社会,不要说墨守成规,就连没有自主创新,也难获得生存的机遇。刚刚落幕的“中兴事件”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核心技术,就会被人掐死。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而是要靠科技创新造出来的。没有创新,就会失去竞争力,丧失主动权,失去发展的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掌握主动。”因此,创新是新时代的一个主题。


科学技术要创新,思想观念要创新,同样,文化传统也要创新。只有全面创新,国家和民族才能繁荣富强。在全社会创新的大潮中,宗教文化也需要创新,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以我国清真寺的建筑为例,改革开放以前,基本是中国传统庙宇式的建筑,而随着改革开放与国门打开,“圆顶式”国外最新的清真寺风格映入了中国穆斯林的眼帘。在党的宗教开放政策的照耀下,中国穆斯林展开了自主创新,于是就出现了“中阿结合”、“中印结合”、“中土结合”等多种形式的清真寺建筑,其中多数为“圆顶式”风格。“圆顶”不是阿拉伯的风格,更不是沙特的风格,它起源于拜占庭时期的东正教,流行于俄罗斯,后来流行于土耳其、中亚、印度等地。20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的大清真寺多采用“圆顶”式风格。中国采用“圆顶式”风格,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我国进入国际化时代的标志,是中国穆斯林文化创新的实践。再拿中国穆斯林妇女的服饰来说,三十前的甘青宁穆斯林妇女,身着被改造了的旗袍,头戴黑色或白色的盖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西北妇女的服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简单的旗袍发展成接近新潮的款式,与国际时装接轨;原来色调单一的盖头,逐步被五颜六色的纱巾代替。这一变化首先得益于我国宪法的保护,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其次,得益于改革开放。另外,来自于中国穆斯林的自主创新。


令人奇怪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受网络媒体的误导,置宪法于不顾,公开抵制穆斯林社会的创新,视其为国外势力的渗透和逆中国化的表现。殊不知,清真寺和妇女服饰是中国穆斯林的基本需求,上千年来都有这两方面的要求。至于二者的形式,则不断发生变化,体现了中国穆斯林的智力创造和创新能力。将来的清真寺和服饰,其形式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和变化。当下,一些地方要求清真寺在形式上要返回古典的风格,视其为标准的“中国化”标志。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现代化的国家,建筑风格早已现代化、国际化了,“鸟巢”和“东方明珠”是代表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已不见传统的影子。在这样的新时代,强行让清真寺返回传统,有悖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创新理念。一些地方将穆斯林妇女的头饰固定为某一种模式,视创新为叛逆和异端。殊不知,中国妇女的服饰,宪法赋予了改革和创新的权利。实际上,当下中国穆斯林的服饰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具有了中国化的内涵。例如,中国的刺绣艺术、串珠工艺都融进了中国纱巾的设计和制作中。因此,社会上流行的五彩缤纷的纱巾不是什么“沙化”、“阿化”的结果,而是中国穆斯林创新发展的成果。事物在变化,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对发展和创新,谁也没有必要心生惊慌和恐惧。


结语:


“中国化”在于政治的认同、文化的认同、地域的认同,归根结底就是思想的认同。外在的形式的统一,只是表面的相称,不足以凝聚内心的认知,因而不必强求。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期的政绩。穆斯林自踏上中国的国土,就开始了他们漫长的中国化之路,时至今日依然在进行。中国化是自愿奉行的选择,不是强行改造的措施,不能用行政的命令强推。文化的差异,应当客观看待,要尊重文化自身的特点,不应上纲上线,否则,文化的小差异就会变成政治的大问题。在新时代,伊斯兰文化的中国化,除了扎根传统以外,更应当坚持“时代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三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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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士仁:

安优布·丁士仁,男,回族,博士,1966年10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临潭县,现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伊斯兰文化》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