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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布莱恩·S.特纳:建设伊斯兰社会学

 作者:王立秋 译  来源:搜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7-06-28 19:25:59

如果我们接受奥威尔的观念,认为一个人的著作必然要么出自于政治目的、历史冲动、美学激情;要么出自于纯粹的自我主义的话,那么,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布莱恩·特纳多产的一生,是为其时代不断变动的配置和结构所决定的。特纳于1945年1月,在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出生在英国伯明翰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56年到1961年,他在哈伯恩学院男校(Harborne Collegiate School for Boys)上学,然后去了乔治·迪克森语法学校,进而又到利兹大学,在著名的社会学学院(罗兰·罗伯森就是在这里拿的博士学位)念社会学并接触到了后来所谓的全球化理论。1966年特纳很轻松地拿到了一等荣誉学位,并继续在利兹大学进修,四年后,他以一篇关于卫理公会的论文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该论文获得了校外评审专家,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大卫·马丁教授的好评。事实上,马丁当时刚写完他的巨著,在该作品中他阐发了一种对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理论的世俗化的尖锐批判,并质疑了那种认为现代社会中世俗化不可避免的主流叙事。特纳后来并没有回到他先前论文研究的问题,但那本躺在图书馆偏僻架子上的论文,成了他写作后来著作时时常使用的工具箱。

在其智识的形成时期,特纳逐渐为特雷弗·林的比较宗教社会学和罗兰·罗伯森教授的新兴的全球化理论所吸引。1963年到1972年,林受聘于利兹大学,并在那里出版了一部题为《佛陀,马克思与上帝》(Buddha, Marx and God, 1966)的著作。林后来成为比较宗教讲座教授。他对佛教历史传统的兴趣,把他引入了东南亚的经验田野,在那里,他主要研究的是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的上座部佛教。林对特纳学术生涯的影响很大。在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宗教群研究组长职位时,特纳也把东南亚变成了他学术兴趣的新焦点。

如上所述,罗伯森关于全球化的看法,对特纳的学术研究刺激很大。特纳——他的第一本书,《韦伯和伊斯兰》已经成为领域的经典——发表过一篇对罗伯森全球化理论的长篇评论,在评论中,他甚是欣赏罗伯森的思想。他肯定“罗伯森的社会学……是他通过塔尔科特·帕森斯的作品,与韦伯辩论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罗伯森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尝试以韦伯/帕森斯的范式,来理解‘宗教’这个全球性的空间”(特纳 1992:312)。这两位学科重量级人物,也在许多关于社会理论、全球化与宗教的研究计划上有所合作。1989年,他们还合写了一篇论塔尔科特·帕森斯与现代社会理论的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特纳本人也逐渐成为全球化理论的权威,并把他(这方面)的假设应用到他对伊斯兰的研究上。

特纳对全球化的深思不是没有具体表现的。在当时那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那时候,大学提供的工作很少,几乎找不到,学者们往往珍视在一个大学(无论是不是常春藤大学)扎根的想法——特纳却没有这方面的野心。他过着一种惊人的游牧生活,在多个国家的大学供过职。他在阿伯丁大学(苏格兰)和兰卡斯特大学(英格兰)教过书,在弗林德斯大学(澳大利亚)当过教授,其后又去比勒菲尔德大学(德国)当亚历山大·冯·洪堡研究员。2005年,他又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在四年后,赴韦尔斯利(美国)做客座教授,教亚洲社会的社会学。特纳当前是纽约城市大学(美国)的社会学首席教授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当代穆斯林社会研究中心(CSCMS)社会与政治思想教授和中心主任,后一个研究机构是他在西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创建的。CSCMS最近改名为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以表示该中心对宗教的广泛研究。他还是耶鲁大学(美国)文化社会学中心教师(faculty associate),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助理研究员,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成员和美国社会学会成员。

特纳创编了许多期刊和书系。他是《身体与社会》(与迈克·费瑟斯通)、《公民研究》和《经典社会学期刊》(与约翰·奥尼尔)的创刊主编。他为圣歌出版社编过两套书,现代社会学核心问题丛书,和我们时代的传单丛书,还是劳特里奇出版社的当代亚洲宗教丛书的编辑,也是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全球社会中的穆斯林丛书的编辑之一。2012年,他还担任了新创办的期刊,《伊斯兰社会学》的副主编,同时,特纳还是其他数十种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作为对其在社会学方面贡献的认可,他被授予多个荣誉学位。他于1987年获弗林德斯大學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或剑桥大学艺术硕士学位,2009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讽刺的是,他的跨国互动和游牧的生活方式,竟招致了人们对他的持续批评。尽管跑遍了几乎整个地球,特纳却一直被视为伊斯兰研究的外人(不被认为是内行)。批评者们责备他不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做大量深入的田野工作。西方高等研究机构给他提供学术职位这点,也为一些人把他贬低为写伊斯兰,却对穆斯林及其生活的现实所知甚少的东方学家提供了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批评是有效的。但推得太过,说特纳对田野冷漠,那就不对了,事实上,特纳的伟大著作,就是指向田野的。被特纳视为智识先父的韦伯就曾强调过,我们需要的是verstehen(同情的理解)。这就使内行和外人的视角都变得多余了。而且,特纳对伊斯兰社会学的真正的、有价值的贡献,不在于对新的经验证据的发掘,而在于他对方法论的贡献,他对社会现象的概念和理论分析。从他1971年关于伊斯兰思想家伊本·赫勒敦的理论的作品开始,并且把他2011年的文章《沙里亚和西方的法律多元主义》当作一个集体计划来看,(特纳的贡献在于)他引入了一系列的概念,并阐发了数种伊斯兰社会学研究的进路。

理解特纳对伊斯兰社会学的贡献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任务。试图总结特纳数量庞大的作品宛如试图抓住水银。特纳以惊人的速度大量产出他的学术解释,并持续地通过注视分析社会的新坐标轴来重新发明自己。本读本主要收录的是他最近的反思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点。当我看到他四十年来对伊斯兰和当代穆斯林社会的反思时,我才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艰巨。

本文集有一些新的目标。无需致歉地,它是对那种经常把特纳边缘化为伊斯兰研究的外人的批评的回应。另一方面,这个读本(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本特纳论文读本)巩固了他对伊斯兰社会学中的创新的、批判的插入。当然,就通过领域主要人物的目镜,来追溯概念和理论框架而言,伊斯兰社会学在这方面还很薄弱。这是此类第一部作品,也因为我们还在等待一部以持续的方式,来拾起开创性思想家(他们的见解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观念的作品。两个里程碑式的出版物,一是最近编辑出版的《伊斯兰社会学:世俗主义,经济与政治》(Tugrul 2011),二是新创办的期刊《伊斯兰社会学》(2012),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在考虑到另一部关于这个主题上核心思想家的思想的文集,是现在看来已经过时的阿里·沙里亚蒂以《论伊斯兰社会学》为题的翻译演说集的时候,这方面著作的稀缺,就更加明显了。因此,特纳的这个读本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领域中的空白,同时把文献一路更新到了当下,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本读本也希望鼓励以特纳过去四十年里关注过的其他核心主题为中心的论文集的出现。

本读本的另一个目标,是展示特纳是如何试图批判地分析穆斯林社会的。通过采取一种主题式的进路(thematic approach),特纳追溯了伊斯兰与西方社会思想家的观念(特纳借助一系列概念如资本主义、东方主义、现代性、性别和公民等来考察他们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对特纳来说,穆斯林对变动时代的适应或抵抗,只有通过对这些用过了的概念的认真思考,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考虑到穆斯林世界的境况——穆斯林世界正在应对后911伊斯兰恐惧症环境下出现的重大发展,以及穆斯林向西方移民引发的问题,以及穆斯林世界民众抗议的兴起(后者同时波及学者和平民的心灵)——本文集就显得更逢其时了。这些发展明显地展示了当代人们对伊斯兰社会学兴趣的增长,而特纳的努力,则给了我们促进建设性辩论的必要框架。

布莱恩·特纳对伊斯兰社会学的干预

从最早关于伊本·赫勒敦的论文开始,到他关于马克斯·韦伯之伊斯兰社会学的经典,再到他关于东方主义及其化身的讨论,伊斯兰社会学一直是特纳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尽管如此,任何力图理解特纳对伊斯兰研究的贡献的人,都必须把他不自限于此,而是同时进入多个子领域这个更广阔的语境纳入考虑:从一般而言的宗教社会学,具体而言的伊斯兰社会学,到他在医学社会学(身体与社会)、政治社会学(公民身份与人权)、经典社会理论诸领域的其他贡献。这些经验给他提供了思考全球化与宗教、宗教冲突与现代国家、宗教权威与电子资讯、宗教消费主义与青年文化、人权与宗教、人体、医学变革以及宗教宇宙论这些更大的问题的阐释工具。我们需要把特纳与伊斯兰社会学的遭遇,放到这些更大的社会学探索的语境中去。伊斯兰因此也就成为一个棱镜,特纳透过它用理论来说明社会现实,并用社会现实来改变理论。特纳在伊斯兰社会学中的影响显见于至少四个基本领域。

很少人会对此提出异议:特纳主要的贡献,在于对伊斯兰的理论化。特纳1974年出版的《韦伯与伊斯兰》广受赞誉。已故的恩斯特·盖尔纳称赞这本书“宝贵”而“可敬”。作为必然,特纳同年发表的那篇题为《伊斯兰、资本主义和韦伯论题》,在2010年的时候被英国社会学会评委那十年间最好的两篇文章之一并予以奖励。该文因其“对社会学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而受赞美。多年来,特纳涉猎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撰写了许多关于像伊本·赫勒敦、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帕森斯、西美尔、鲍德里亚、曼海姆和布尔迪厄那样的人的书和文章。这些,导致一些人错误地给他打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见鲁斯文 2006:163);但韦伯一直是他主要的灵感来源。在国际上,他也是因从比较社会学的宽广视角来进行的,对宗教的韦伯式的分析而著名的。尽管这个读本以特纳与别人合写的关于伊斯兰法在西方社会中的命运的论文作结,但研究伊斯兰的学者们依然可以期待此类更多的试点研究(作为他在2011年和同事一起从澳大利亚研究学会那里申请到的三年资助计划的一部分,改计划研究的是悉尼和纽约这样的全球性城市中的沙里亚)。

特纳的第二大影响在于他对伊斯兰研究中的东方主义的持续而慎重的批判。从二十世纪七十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分别以1978年的《马克思与东方主义的终结》和1994年的《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主义》为标志),特纳介入了多次关于东方主义的辩论。尽管今天“东方主义”这个词已经变得几乎等同于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那部专论,但特纳的努力,依然充满了理论上的洞见。特纳指出了萨义德(萨义德主要的例子乃是取自属于特定谱系的文学与艺术创作)是如何把许许多多多样的文化与学科传统,合并为一个铁板一块的东方学(主义)传统的。在《马克思与东方主义的终结》中,特纳阐述并拒斥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中东观,认为这种中东观是建立在一种导向历史单向进步的错误的目的论-本质主义的构想之上的。他坚称克服东方主义必然会引起对东方学学术的认识论与理论假设进行严格质疑,并提倡根除一些特定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曲解。在他后来的文稿中,特纳展示了在“后现代多神论”和日常生活商品化(这样的术语被用来描述全球化时代的生活)的环境中,“东方”和“西方”都是无定形的范畴。通过援引韦伯和罗伯森,他使自己对对东方主义的批判的回应有意识地向一种全球社会学的方向努力。

特纳的第三大贡献是对“作为方法的身体”这样一种理解的贡献。他关于宗教的理论化的思想最终汇集为《宗教与社会学理论》(1983),在这本书里,特纳在建构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方法论时大量提到了福柯。在他为《身体与社会:社会理论探索》(1984)一书撰写的、同时也收录在最近出版的《宗教与现代社会:公民身份,世俗化与国家》(2011,特纳说这本书“试图复兴一种理论驱动的宏观宗教社会学”)中的定义性章节《宗教与社会理论》中,特纳为一种新的理解(用身体,以身体为焦点来剖析社会的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概述道,所有社会都面临四个任务,这些任务都是身体社会学应该考虑的:(1)时间中人口的再生产;(2)空间中对身体的管制;(3)通过规训对“内部的”身体的限制;(4)在社会空间中对“外部”身体的再现(1984:38)。这四个坐标轴是理解穆斯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和他们的身体打交道的有用模板,特别地,也是理解宗教认同在多种族的城市世俗环境中的表达功能的有用摹本。研究伊斯兰的学者,特别是那些把注意力集中在穆斯林女性身上的学者(Hargreaves 2007; Torab 2007; Schlote 2008)已经通过自己出色的工作,把特纳的身体社会学当作研究社会的一种洞悉真相的方式来使用了。

特纳社会学的最后一个核心特征,是形成了一个可信的,由创新的、充满洞见的概念组成的,可以用来考察穆斯林社会的概念流。以一个对我来说在学术和主题上都更加熟悉的例子为例,我与特纳合写的《新加坡的穆斯林:虔诚、政治与政策》(2009),就是一次批判地应用他最近发展出来的那些像飞地社会(enclave society, 特纳 2007a),亲密仪式(rituals of intimacy)和虔诚行动(acts of piety)(特纳 2007b)和其他像马来问题(Malay problem, Kamaludeen 2007)和防御性用餐(defensive dining, Kamaludeen and Pereira 2008)那样,我通过观察新加坡的经验田野而发展出来的概念中的一些的尝试。这本书也回应了萨巴·马哈穆德在《虔诚的政治》(2005)中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在那里,她批判了传统西方女性主义对伊斯兰中的头巾的看法。马哈穆德设计以用来探索现代埃及虔诚女性穆斯林之惯习的结构,在关于新加坡案例的反思中也是有用的。因此,对新加坡的民族志研究也为从更加全球性的角度来思考伊斯兰复兴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职业生涯中,特纳从不回避介入重要的专论和时代艰难的问题,通过这些相遇,他持续而稳定地为伊斯兰社会学提供着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会的创新概念。

结论

911后剧增的关于穆斯林的文章与著作,典型地,是从激进主义、政治伊斯兰及其疏离(被经验为在世俗的多元文化社会中生活的少数)的角度来审视穆斯林的。通过提供一种更为微妙的视角,本书的确将成为对致力于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决策的分析者、社会科学家、法律学者和媒体观察者来说不可或缺的文献与资源,因为它记录了在过去四十年里,学者们研究伊斯兰/穆斯林的主要方式。此外,本读本还可被当作对其他关于研究伊斯兰与穆斯林社群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之核心人物之书系的增补、和与之的对话来使用。我想到的是最近出版的两部作品,即《世俗的现代的各种力量:塔拉尔·阿萨德及其对话者》(Scott and Hirschkind 2006)和《克利福德·格尔茨同事笔下的格尔茨》(Shweder and Good 2005)。

我们可以肯定,本文集在不久之后就需要进一步的更新了——考虑到特纳多产的天性,及其继续推动学科边界的信念。关于特纳2009年在离开新加坡国立大学所作的,谦逊地冠上《在亚洲遭遇宗教与全球化:我的眼睛的一些问题》的告别演说,有很多东西可说。对由学者、学生和政治分析家们组成的听众来说,这点是明显的:特纳一生都致力于扩大其研究领域的边界。在那次讨论中,他的三个特征震惊了我: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曾吃力地帮助他搬运他在那里短暂任教期间写作的一堆堆的书。首先是特纳用来磨砺其技艺的严格。以及,正如在他演说的题目中可见的那样,这种严格总是伴随着大量的反思和自我批评。

译自Kamaludeen Mohamed Nasir, “Introduction: Bryan S. Turner: Building the Sociology of Islam”, in Bryan S. Turner, The Sociology of Islam: Collected Essays of Bryan S. Turner, Routledge,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