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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国:人文沙甸之——文化·书院

 作者: km海原  来源: 9007777我们的家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6-12 20:09:32

常常有朋友问我,到沙甸去除了大清真寺和舍西德纪念碑外,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而我首先给他们推荐的是沙甸鱼峰书院。因为,鱼峰书院是沙甸文化的摇篮,是沙甸繁荣的基础,也许,没有鱼峰书院,也就没有今天沙甸的繁荣和昌盛了。

中国的“书院”起源于唐朝,兴办于宋朝,著名的四大书院都起源宋代(中国四大书院即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南湖畔]岳麓书院[今湖南长沙岳麓山]、嵩阳书院[今河南郑州登封嵩山]、白鹿洞书院[今江西九江庐山]。),《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一般人以为“书院”是藏书的地方,其实不然,从宋朝兴起时所有的书院都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比如长沙的岳麓书院,南宋(公元1167)著名的理学家张栻、朱熹就曾在此举行“会讲”,开辟了中国会讲的先河。清代著名的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曾国藩,就是岳麓书院的学生。


沙甸的鱼峰书院,起步很晚,在清·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岑毓英赠款招生授业,由开化镇总兵白金柱(沙甸人,白亮诚的父亲)从而倡之,在沙甸成立一个书院。由于书院座落在金鱼山下,因而得名于“鱼峰书院”。书院最早是有一位姓金的大户人家捐赠了一所三间两耳的民居,再从周边地区聘请几位老教师,学生也都是沙甸的富家子弟,人数不足十人,类似于“私塾”的学堂,教授中国古代四书五经这样的课。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光绪皇帝下旨:各州府设勤学所,县区办高等小学堂,乡各立初等小学堂。沙甸的鱼峰书院也随即更名为沙甸初等小学堂,学生由原来的不足十人增加到二十多人。



到了清·宣统二年(即1910年),沙甸初等小学堂已经发展到初等和高等两级学堂,但教育模式并没有改变。


直到民国初期的1914年(民国三年)。白亮诚先生(1893——1965)从云南法政学校(注:云南的法政学校与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末云南的两所高等学府,一文一武,法政学校大概在1935年前后停办,陆军讲武堂与1945年停办。)毕业回到沙甸,被聘为鱼峰书院的第一任校长。由于白亮诚先生在云南法政学校学习的四年,也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阶段,他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在昆明接受了四年的新式教育,在这四年里,他的视野得以开阔,对世界有了新的认知,尤其是教育。他深深的意识到,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先要改变他的教育,一个优秀的民族,必定先培养优秀的人材,培养优秀的人材必定先有全方位的教育模式。他刚担任校长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鱼峰学堂更名为鱼峰小学,其目的是为了让沙甸所有的孩子(无论贫富)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大力倡导国民新式教育。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他又做了第二件事,把他自己家的私塾撤销,将白氏私塾的几位教师让给鱼峰小学,增强了学校的师资力量。较之前的学堂,鱼峰小学在教学内容上也有了新的扩充,除了原来的四书五经外,又增加了国文(语文)、算数、修身(品德)、体育、音乐、书法和图画等课程。那一年,白亮诚先生才刚满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就有如此的志向,二十一岁就有如此的远见,二十一岁就有如此的魄力,真是“有志不在年高”,他的创新改革开启了沙甸现代教育的新纪元。


随着教育的不断推进,学校从最初的60多人增加到一百多人,人数还在逐年增多,班级也同样增多,原来的三间两耳的房屋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


到了民国十年(1921年),白亮诚先生与白起成司令官共同倡议,拆除原有的旧房,建新的教学楼,扩大学校。倡议得到了全村人的积极响应。新的教学楼是两层具有江南风格的土木结构建筑,古朴典雅,美观大方。新校不仅增加了教室,还增加了老师办公室,图书馆和老师宿舍。新校落成后,学校由原来的鱼峰小学更名为鱼峰学校,而且,白亮诚先生还亲自题写了“鱼峰学校”四个字,刻成牌匾上,悬挂在学校的大门之上。


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从师资到设备都已经非常完备,但还必竟只是个小学,学生在小学毕业后还得到蒙自或开远,或更远的昆明去读中学,能走出去读书的也仅限于家庭条件好的孩子,那也只是极少数的学生,而大多数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即使学习再好,再有天赋,他的学业也就此结束。为了让当地学生追求更高的学业,培养更多的人才,白亮诚倡议在鱼峰小学的基础上再创立一所鱼峰中学。他带头出资,村民们积极响应,纷纷捐资。在1943年三月,一所完全私立的沙甸鱼峰中学成立了。


此时,中国国内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七七事变,日本人全面入侵中国,整个华北沦陷。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组成一所联合大学,集体迁移到抗战的大后方——云南,学校取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一时间,全国的优秀学子通过各种渠道全都涌向云南,顶级的学者和教授也齐聚昆明。如陈省身、华罗庚、朱自清、罗常培、陈寅恪、冯友兰、顾毓秀、沈从文、周培源、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金岳霖、闻一多、钱 穆、钱钟书、费孝通、吴 晗、朱光潜、夏康农、郑昕、曹礼吾等一大批的专家,学者,教授,每一个名字都能让今天的人振聋发聩,他们中的每一位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一流的大师。他们的到来,给云南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沙甸的鱼峰学校也受益颇多。当时的西南联大有一个分院就设立在蒙自的南湖边上,而蒙自距离沙甸也只有三十多公里,乘坐马车也只是半日路程。当时,白亮诚先生与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夏康农教授(法国小说《茶花女》的翻译者)、哲学家郑昕、国学大师曹吾礼以及联大的许多教授关系甚密,并邀请他们来鱼峰中学担任老师或客串讲课,而且,白亮诚先生竟然邀请夏康家教授担任鱼峰中学的校长。与此同时,马坚先生也从埃及学成归来,也被邀请到鱼峰中学担任阿拉伯语老师,这里一来,鱼峰学校大师云集,师资雄厚,在校学生高达480多人,这是沙甸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为沙甸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但,好景不长,随着抗战的胜利,西南联大的师生纷纷返回昆明,鱼峰中学的大部分老师也都离开沙甸。由于师资短缺,到1945年鱼峰中学被迫停办。虽然鱼峰中学只办了两年半时间,却为沙甸培养的一批优秀的人才,同时也给沙甸的教育事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云南全面解放,沙甸鱼峰书院也被人民政府接管,从此,鱼峰学校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从原来的民办学校改为公立学校,民国时期的民办学校不仅是自筹资金,而且是从教材到培育的方向都是自主决定,政府部门不参与,而解放后鱼峰小学变成了全公立学校。解放初期,鱼峰小学虽然艰难,但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后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鱼峰小学也在各种运动中起伏不定。到60年代中期,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焚书坑儒运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文化灾难。鱼峰书院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受尽折磨,原书院石门上的雕刻的对联和石狮也以“破四旧”的名誉被人为的破坏,如今虽然做了一些修复,但石门框上的那副对联已经无法修复了,这也许成了文革的一个永远的伤疤。


文革之后,一切又百废待兴,鱼峰书院又重新走向正轨。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鱼峰书院原有的校舍已经无法容纳太多的学生,1985年在鱼峰书院的街道对面又建新校址(即现在的沙甸鱼峰中心小学),1987年学生全部搬进新建的校区,这所百年书院就此安静下来。


鱼峰书院在沉寂了二十多年后,直到2009年,沙甸鱼峰书院被列入个旧市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春,由沙甸区公所投资,对鱼峰书院进行修缮并重新布局。


如今,修缮后的鱼峰书院保持了原来古色古香的风格,并将其分为两部分,前面原来的教室做成了图书馆,给人们提供一个读书阅览的优雅场所。后面,原来的老师家属院做成了沙甸的历史展览馆,向游客展示沙甸和鱼峰书院的历史,以及一些人物介绍,向人们展现一个文化的沙甸,一个厚重的沙甸。


翻开中国的历史,书院的发展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规律:天下乱,则书院起;官学弊,则书院兴。鱼峰书院也同样如此,在中国处于新旧交界时(清朝末,民国初)开始起步,在其颠峰之时,也正是中国政治处于最为动荡之际(八年抗战),全国大部分学校关闭或停课。很难让人想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一个僻远的山村却有一处幽静的书院,一群大师相聚于此,如:时任西南联大教授,《花茶女》的翻译者夏康农先生,同济大学教授曹吾礼先生,哲学家郑昕先生,阿拉伯语学者马坚先生,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等一批专家学者,他们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学术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书育人;一帮孜孜不倦的学子,他们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己任,奋发图强。也许,这正是古代书院的人文精神。当时成就了一批后来成为专家和学者人才。如:阿拉伯语专家林仲明、林兴华、林兴智(被誉为林家三杰),云南大学党支部书记高发元先生,云南伊斯兰协会会长马开贤大阿訇,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王子华教授,作家马明康,诗人林格,以及一代儒商王正恩先生等一大批各行种业的优秀人才,他们都为新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当我再次走进这座被誉为“沙甸文化的摇篮”的鱼峰书院,石柱上有白亮诚先生亲笔书写的对联:秀气拥金鱼兆百代人文鼎盛,清流环玉带作千秋学子型仪。想当初白亮诚先生写这副对联时是何等的义气风发,他多么希望自由的人文精神在这里常盛不衰,世代相传。


经历了一百多年风雨之后的鱼峰书院,早已繁华落尽。我站在书院的门外,透过历史层层的薄雾,藏在书院深处的是一个个勤奋善思的莘莘学子,他们静坐在学堂里聆听大师们的教诲,大师们口若悬河,博古论今,他们渊博的学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我推开沉重的大门,听到历史的声音在这里回响,那些远去人物和他们的事迹在每一道门之间回荡。而此时的书院如同一位独守空房的老者,清寥又冷落,孤单而寂寞,我们再也看不见“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的景象,再也听不到“书声振山谷”的朗朗读书声。只剩下“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流传至今的,除了书院的古典建筑,还有就是关于书院的故事和背后传承的历史记忆,以及书院的人文精神,这都值得当代人去珍惜和思索。


行走在现实与历史的苍茫之间,岁月已经将它昨天的辉煌一雨涤去,但其厚重的故事依旧在青苔与石缝间若隐若现,我独自一人沿着陡峭的台阶,静坐在书院回廊的长椅上,静听雨水洗刷庭院的声音,我注视屋内的每一个陈设,它们都在诉说着书院历史的变迁,我静静的处在其中,感受它久远的历程时,一样的书院,我却读出不一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