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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伊斯兰经学的谱系与传承

 作者:马 志 宏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9-05-11 17:39:00


摘 要: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经学在云南的发展,即“云南学派”的师承关系研究了解不多。研究伊斯兰经学在 云南的发展是研究中国伊斯兰经学体系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云南经学的发展其实不仅根植云南,而且在缅甸 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影响也非常大。本文梳理了云南著名经师的学术传承历史,讨论明清以来云南伊斯兰经学在深受 西北胡登洲所开创的经堂教育的影响下,如何将经堂教育在云南发展起来,并且在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上不断创新, 具体论述了“云南学派”兴起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经堂教育;云南学派;经师谱系


10. 16023/j. cnki. cn64 -1016/c. 2017. 03. 012


中图分类号:G7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0586(2017)03 -0070 -10


一、“经堂教育”兴起之前云南回民的伊斯兰教育


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发展,是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云南是中国穆斯林分布较多的地区, 云南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突出的地方特点,而且云南伊斯兰经堂教育对中国其他地区伊斯兰文化的 发展影响深远,因此研究云南回族传统的经堂教育体系和经师传承,是了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方面。本文以伊斯兰经学的传承和经师谱系入手,具体讨论伊斯兰学术在云南的发展和影响的历史过程, 并希望由此引起学界对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体系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关注。


经堂教育属于回族内部教育,其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和地方性,并不属于官方正统的 学校教育。一直以来,作为回族民间教育的教师,即基层的阿訇或者教职人员,他们的事迹和经历很少能够 被记录下来。究其原因,首先,大部分的阿訇没有著作流传,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生平事迹就淹没于历史 中。其次,阿訇们大多秉承了为教门贡献、不留名、不树碑立传的传统,他们自己也没有做历史记录的愿望。 最后,基层阿訇和教职人员算是回民内部从事宗教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大多不被 世俗的知识价值体系所认可,所以即便他们通常在回民群体内部有一定的知名度,却很少为回民社群之外的 社会大众所了解,久而久之,即便在回民内部,很多重要人物的事迹也逐渐被淡忘。


基于这样的原因,云南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学者,大多数没有广泛流传的成文历史来记录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活动、事迹也仅在回民社群内部的极少部分从事宗教研究和教学的阿訇们之间代代相传。故而,云南历 史上历经数百年,在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里仍然缺乏记录完备的历代阿訇学者的事迹,之前也没有认真整理 过云南历代经师的传承与学术谱系。为弥补这一缺憾,从民间流传的回民典籍和少量的文物碑刻资料中,也 从阿訇们的口述历史记录中,笔者还是搜罗到不少珍贵的资料,让这一研究整理成为可能,本文即将明清以 来云南伊斯兰教传播状况和云南的经学体系和经师谱系首次进行了整理。


自从回族在云南定居以来,伊斯兰教的传播跟回族先民的迁移是同步的,虽然在史料记录中,回族迁徙、 定居、发展的历史脉络有迹可寻,但是有关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承、教育方面的资料一直难以见到,特别是有关 基本的回民日常生活中的伊斯兰宗教实践和宗教知识的教育、传播,是如何进行的,是什么人在主持清真寺 的日常活动、年青一代如何学习宗教知识、不同地方之间的宗教传播联系如何进行等等,这样的信息在明末 之前,一直鲜有历史材料提及。所以,云南经学传承的研究,是我们认真检视伊斯兰宗文化在中国发展的基 本切入点之一。20 世纪80 年代,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可限于当时的条件,学者们在进行调查的时候 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 “云南回族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教学与研究,大约开始于元代。赛典赤·赡思丁到滇 时,跟随他到云南的穆斯林中,颇不乏阿拉伯和波斯的伊斯兰教学者。后来自陕西的穆斯林也不少。云南穆 斯林也有到陕西、甘肃学习伊斯兰经典的。当时留下了一些著名的清真寺。但是元、明之间,云南穆斯林没 有什么伊斯兰教的著作流传下来,也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 [1]


学术界对云南回族先民迁移时间、过程以及回族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发展历程的讨论是比较深入的。但 是,伊斯兰教的信仰是回族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凝聚力,自然回族之中一直有不少专职的或者兼职的教职 人员,作为伊斯兰教宗教知识的传播者和教育者,他们与回族的历史相始终。郑和父亲墓碑《故马公墓志铭》 ( 即《马哈只碑》 ) 中提到,郑和的父母、祖父母的名字: “ ( 祖) 父哈只,母温氏; 公( 父) 字哈只,姓马氏”。郑和 的祖父、父亲都不落真名、而以“哈只”的头衔来代,这说明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麦加朝觐。在元朝 至明初,进入云南的“回回军”穆斯林之中,有一部分人并没有汉名或使用汉姓,所以曾经到麦加朝觐的,就以 “哈只”来作为其名字。特别是在元代,能够从遥远的中国到麦加朝觐,成为一名“哈只”应该是极为少见,如 果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经济能力,是难以完成穆斯林的朝觐功课的。因此,在地方上的日常事务 中,“哈只”也算重要的宗教领袖和教师,因为他们必须要掌握了相当的伊斯兰教的知识,才能完成朝觐、成为 受人尊敬的“哈只”,因此,这些“哈只”也是早期从事伊斯兰教育的重要基础。明代诸葛元声的《滇史》卷九, 记录了一则珍贵的史料 : “至正二十七年( 1367 年) 丁未,此时天下大乱,处处盗起,有回回剌鲁丁等四十一人 栖大理山谷中,朝夕唯授经,盗胁之,不从,遂皆遇害,身首分置,经久复合,众异之,丛葬于山之下,名曰‘群杰 墓’”,“墓在大理府白鹤铺,后弘治十七年,大理府同知冯谦缭以周垣,为文祭之。” [2]这说明,在元代,除了军 队大量移驻云南,随军还有宗教人士成批进入大理等地传教。剌鲁丁等四十一人“朝夕唯授经”,被杀害后他 们的坟墓成为“神迹”的标志,直到明代,地方官还要致祭。元代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在元代声 名显赫,他的子孙遍布云南各地,成为如今多数回族公认的始祖。赛典赤进入云南后,也大力推行伊斯兰教, 在云南各地建造了许多清真寺,但是遗憾的是,今天流传的各种版本的《赛典赤家谱》,其中绝少看到清朝之 前有关伊斯兰教学者的活动的信息。


 二、“经堂教育”的兴起


明代是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末,陕西出现了一位影响巨大的伊斯兰教育家 胡登洲,他开创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先河,这是明代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转变。胡登洲( 1522— 1597) ,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陕西省咸阳渭城湾胡家沟人,是一位伊斯兰教经师,中 国穆斯林称他为“胡太师巴巴”。胡登洲曾经长期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及儒学著作,他看到长期以来中国伊斯 兰教育中“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立志兴学,以 倡导教育,培养人材。他在继承前人教育方式的基础上,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 育结合起来,先在家中,后来转移到清真寺进行讲学。为了推广教育,解决学生的学费压力,他倾尽家产,免 费招收学员,为学生讲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办学之后,“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 学焉”,很快建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声誉。胡登洲探索使用“经堂语言”来讲解经文,并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学习考察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之先河。从回族社群来 看,胡登洲不仅开创了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更重要的是,他把中国民间行之有效的私塾中的儒学教育,与伊斯 兰教育相结合,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继续发展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他门下门人弟子和再传弟子逐步 遍布全国各地的穆斯林聚居区,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经学传承体系和经师群,并在各地有了新的发展。“胡 太师的历史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文化创举是不容忽视的,他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做内地经堂教育的奠 基人。” [3]


 明末万历以来( 1573—1620 年) ,云南是最早、最直接得到胡登洲创立的“陕学”影响的地区之一,即使是 后来形成的伊斯兰经学的“云南学派”,也是在胡登洲“陕学”基础之上创新发展起来的。在巍山( 即明清时 期的蒙化府) 小围埂村的墓地上,有一冢古坟,是明代万历年间五老师祖的墓志,文为: 明万历二十五年( 1597) 正月二十五日仙逝


本村各村绅士掌教叟童 仝颂


 滇南开创讲明教规传授通省经典之源两次陕西寻学德业超轶前后五老师祖马举字子化号近全 墓志


大清乾隆八年岁次癸亥六月吉日   重修

有执

有本

月松   玉山

禹松   荣邦   文奇

五氏侄孙马   赢梅   荣举   荣国   敬立

                     赢槐 率 荣奕   荣第

                     赢桂 生 荣锡   荣万

                    荣就   荣捷

                    荣泰   荣祚[4]

 该墓志简朴之至,但给我们留下了珍贵而丰富的有关“五老师祖”的生平信息。

马举,字子化,号近全,碑文显示他去世的时间是 1597 年,没有出生日期,但是碑文记载他曾到陕西求 学。他被称为“五老师祖”,是“滇南开创讲明教规传授通省经典之源”,说明他是云南早期著名的、开创了云 南经堂教育、在全省范围内讲授“教规”“传授经典”的开学阿訇。此处的“滇南”,即明清历史文献所指的云 南。他曾经两次到陕西求学,他到陕西寻学,是向谁去求学?


对照清人赵灿所著《经学系传谱》,我们能够发现有关“五老师祖”马举更清晰的生平资料。书中记载 “马五师,蒙化人,中学”,他是胡登洲弟子海巴巴的大弟子。该书在“海先生谱系”一章中,详细记载 : “马五 师,云南人氏。中学。及回籍,其地俗习乏经,初尚连班。或云:二乔二师至滇,不力改之,故迟至今。近有丽 鹤马二师,白崖马三师,遵经通省,俱改独班①矣! 丽鹤二师,学行兼优,甚多感应之机,遥闻其贤,羡矣哉! 但 路远,不知俱系何传也。” [5] ( P31)


这里的“马五师”即民间尊称为“五老师祖”的马举,他是最早到胡登洲传人处求学的云南弟子,也是胡 登洲两大弟子冯先师、海先师中的第一个外地传人。冯先师和海先师的弟子们,大多都是自己的子侄,父子 相传也是长期的传统,唯马五师来自云南,因为“其地俗习乏经”,且“教门不昌”,才到陕西来求学。这说明 当时云南既缺乏经书、又缺乏高级教职人员。尤其重要的是,在明嘉靖( 1522—1566 年) 之前,云南回族人口 虽然不少,但是伊斯兰教育和经师传承体系尚未形成,所以马五师也只能到陕西求学。


在胡登洲新创经堂教育之初,云南也是他的学生较早前往传教的地方。“二乔二师至滇”这里的“二乔” 指胡太师的另一名弟子冯巴巴的侄子冯二乔先生。冯二乔、冯伯菴( 也是冯巴巴侄子) 两人是最早到云南开 班办学的胡门弟子。“ ( 冯伯菴) 先生系冯二先生( 冯巴巴) 之从侄,幼习经学,而苦心力索之,故学问深远。 及就业后,滇之蒙化郡,吾教乡耆,萁备安车,聘先生设帐,允之,率徒以往……” [5] ( P34) 。可以看出,自从胡太 师在陕西开宗立派后,陕西就成为穆斯林子弟求学的目的地,在马举到陕西求学的同时,胡门弟子冯二乔、冯 伯菴等经师也受聘到云南蒙化府设帐开学。因此,云南经学体系的发展是直接承续了胡登洲陕学的体系,云南人向陕学经师求教、陕学经师到云南教学,这样的双向流动一直没有中断。


马举之后,到陕西求学的云南人,还有黄观海和蔡璿。黄观海即黄巴巴,师从胡太师再传弟子海文轩先 生。“有观海黄师,初从伯菴先生学,后来归于先生( 海文轩) ,成全其学,及返滇南,念慕先生不置( 止) ,每凭 高北望而泣之,其徒为建一楼,额之曰 : ‘海楼’,复自拟其号曰 : ‘观海’,至今其楼遗迹尚在。” [5] ( P33) 这里提到 的黄巴巴,“初从( 冯) 伯菴先生学”,指的是冯伯菴先生在蒙化开学期间的事情。遗憾的是,我们无从考证黄 观海( 黄巴巴) 是云南何方人士,仅仅知道他是云南人,学成后就返回云南设帐开学②。黄观海的学生众多, 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所以《经学系传谱》亦有“海氏( 海巴巴) 只传滇南”的说法,这也是黄巴巴及其众多门 人的影响所致。也就是说,陕西学派通过黄观海的努力,在云南有了很大的发展。黄观海和他的学生们,成 为后来的云南学派的奠基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当推蔡璿。


在《经学系传谱》“马明龙谱系”中,对蔡璿仅有简略介绍 : “韩师、蔡师,俱滇南人氏。”但蔡璿留下的史料 就比较丰富了,他以“蔡巴巴”著称,字玉徽,云南大理府赵州人氏,蔡师先在云南受业于黄巴巴,可惜尚未穿 衣时,黄巴巴突然归真,蔡璿在本地无法继续学习,听闻湖北武昌的马明龙巴巴( 马四巴巴 ) “学识精通,超前 轶后”,就投武昌马明龙帐下学习,“立雪攻苦,尽得真传”。毕业后,乃返回云南开学,“阐扬正教,刻抉微 妙”。先在滇西设帐讲学,广收经学弟子,许多教亲及阿訇学人亦纷纷登门求教,对教义、教礼中的诸多疑难 问题“请以考证其得失”,在蔡璿帐下“门人云集,英才济济”,学生们“尽得其真传,而咸奉为指南焉” ! 蔡璿 在云南西部的回族中声望日隆,滇东南回族慕其盛名,“不辞跋涉之苦,再再敦请”,蔡璿留下自己的弟子王从 云在赵州继续开学,自己则前往河西( 今通海县) 纳家营设馆开学,广招门生,其弟子来自全省各地,其中以河 西人居多。蔡巴巴决心要为河西培养出“一斗芝麻的念经人”,在他的努力下,河西的教门得以振兴,成为云 南伊斯兰经堂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蔡璿为云南培养了众多的伊斯兰教经学人才,是云南早期的经堂教育 家,为伊斯兰教在云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


蔡璿的学生中,最著名者为王从云和纳之秩。据纳家营大坟地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 ) 《纳之秩墓志铭》 载,“纳公讳之秩,乃前代海梯,清之长子也。自幼从学蔡爸爸教下。凡所训迪,皆能觉悟,蔡爸爸常以后学师 范期之。讵料学习未久,蔡爸仙游。公知蔡爸有高徒王爸爸在赵州代师开学,不惜千里,负笈追随,立雪多 年。其王师所诲,皆本蔡爸所训。深窥密奥,学成回乡,族内拜请师席,果如蔡爸所期。远近来学,训迪严切, 讲解精详。不惟东士受其教育,及迤西各族亦皆普化” [7] 。蔡巴巴亲手抄录《古兰经》一套三十册,至今珍藏 于大理南门清真寺内,为教内罕见的文物[8]。这样,我们得出胡登洲与蔡璿的师承谱系:


1. 海文轩—黄观海—蔡璿—王云从—纳之秩


2. 冯巴巴—冯伯菴—马明龙—蔡璿—王云从—纳之秩


《经学系传谱》中,还提到了一位名为马续轩的经师,他是整本书中二十七位单独列传的经师中唯一的云 南人。为什么赵灿没有将马举、蔡璿等在云南影响巨大的经师单独列传,而单单重视马续轩? 因为赵灿对云 南经堂教育的发展了解不多,但是云南蒙化( 巍山) 学者马续轩经师长期在甘肃巩昌教学,“设帐巩昌三十余 年,授徒大成者众” [5] ( P93) 。马续轩经师学生众多,“后学者数人,中学者百十辈,兼远地寻学大成归籍 者” [5] ( P95) 。马续轩,是云南籍学生在“陕学”体系内影响最大的一位经师,他的师承关系为:


胡登洲—冯巴巴—冯伯菴—张少山—李延龄、常蕴华—马续轩


结合《经学系传谱》和碑刻等地方文献,我们基本可以罗列出早期的云南经堂教育与胡登洲创立的“陕 学”的关系,得到一个简略的胡登洲陕西经学体系与云南经学的关系:


三、伊斯兰经学在云南的发展


从《经学系传谱》和其他清初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称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汉克托卜( 汉文宗教经典) ” 的几位大师,基本都是胡登洲创立的“陕学”教育体系所培养的阿訇们。例如,王岱舆曾经受教于马君实经 师;刘智自幼师事胡登洲五传弟子经师袁汝琦,伍遵契师从常蕴华和李延龄。云南的两位经学家马注和马复 初,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马注( 1669—1711) ,经名优素福,晚号指南老人,云南保山人。在《清真指南》“前言”的自传中说,自己 曾以教书为生,至30 岁后在北京期间,才开始学习研究伊斯兰教经典。这一时期也是胡登洲的经学系统在 全国各地发展、扩散的活跃时期。此时,是以常志美为代表的“山东学派”全盛之时,以刘三杰、刘智父子为代 表的“金陵学派”也正值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马注游历各地,以自己新著《清真指南》稿本与各地学者交 流,他说 : “愚注不才,幸得游于燕、鲁、吴、越、齐、楚、中山、秦、蜀、滇、黔之会,海内名师,或睹其书,或见其人, 采天下之遗珠,一准与经书。” [9]当时各地重要的经学家,都直接跟马注有交往和深入的讨论。在《清真指 南·附海内赠言》一章中,马注详细记录了与这些著名经师之间的诗赋往来。这些名师,基本上都有受教于 胡太师经学系统的经师,如冯通宇、李延龄、常蕴华、皇甫经、舍起云、袁懋昭、马化蛟等人,都是赵灿在《经学 系传谱》里专章介绍的经师。在马注长期的游学经历中,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自己的理论也有所发展,《清真 指南》也是在与这些经师切磋交流中不断得到完善的。伊斯兰经师在清朝初年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圈,发 展了一套中国伊斯兰经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是我们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末 清初的经学理论,虽然各有地域特点,但是一个全国性的宗教学术体系已经在这些著名学者的交往中逐渐成 形。也就是说,马注、刘三杰等人开创、并逐步使之发扬光大的中国伊斯兰学者群“以儒诠经”的实践,不但与 地域性的经学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相辅相成,同时这也是一个能够进行广泛交流的、全国性的学术交流的 全国性的学术网络,也是胡登洲建立的经堂教育体系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继马注之后,马复初又将云南经学群体的学术成就,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马复初( 1791—1872) ,云 南大理人,出生于经学世家,他“少承家学,具有渊源,妙年属辞,已为先辈所推许”,在幼年时期他已经具备了 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良好的基础。成年后,马复初又到四川、陕西等地求学。在陕西,他曾随名师周良骏学习, 周是胡登洲的八传弟子,为陕西著名的经学家。马复初虽然得益不少,但还是认为到陕西学习,也仅仅“粗知 吾教的指归,未识其中的奥妙”。为了继续探索伊斯兰学术,也为了完成穆斯林的朝觐功课,他前往麦加朝觐。马复初的这次旅行,由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年) 到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 ,将近 8 年的时间里,他“裹粮 负笈,独行万里”并“携奇经异籍而归”,丰富的旅行经历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使马复初在中国伊斯兰经学领 域建立了超越前人的贡献。从他开始,“云南学派”开始广为人知,影响深远。可是,因为马复初卷入了清末 云南政治冲突的漩涡,他的伊斯兰经学成就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他的经堂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也没 有机会完全展开,最终在遗憾中被清廷杀害。但是,他的弟子,另一位经学大师马联元承继了他的学术传统, 进一步发展了经过马注等前辈经师改革创新的云南经堂教育体系。“云南学派”虽起始于胡登洲所创“陕 学”,但因为不断革新而自成体系,并延续至今。具体而言,经过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社会动乱和回汉冲 突之后,由马复初、马联元师徒振兴的“云南学派”,强调“经书两全”的教学实践,其学术理论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经”指的是基础性的经学教育传统,即长期以来,在中国回族社会普遍流传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典 籍和胡登洲体系的经堂教材和教学法。


第二,“书”指的是经堂教学中的儒学,即马注、马复初和马联元一直以来不断强调的儒学修养,基于这些 经师对儒学的深入理解,他们将伊斯兰教的教义以汉语和儒学概念进行诠释和注解,并在经堂教学中广泛推 行。而且,无论是马注,还是马复初,都跟清廷官方有直接、深入的联系,马注得到了云贵总督蔡毓荣的支持, 马复初也得到过云贵巡抚徐之铭、云南提督马如龙等地方官员的强力支持,他们的著作也大量得到刊刻出 版,在各地清真寺教学中应用广泛,因此影响深远。


第三,“经书结合”的广阔学术视野。马复初朝觐并游历各地的丰富经历,特别是长期在阿拉伯世界的考 察和学习,使得他能够比其他经师更加深入理解伊斯兰教的基础知识。跟前代学者相比,到了马复初和马联 元的时代,他们都不仅游历阿拉伯世界,完成朝觐成为“哈吉”,并且能够长期在中国各地考察学习,这使得他 们有比胡登洲、马注、刘智等学者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强大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同时他们也具备了其他 先辈所不能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伊斯兰经学研究达到了前辈无法企及的深度和高 度。比之前辈,他们更能得心应手地把中国的儒学文化和伊斯兰教经典融会贯通,完成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 的重要过程,在他们的推动下,“云南学派”发展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峰。


马联元集众家之长,结合云南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一整套适合当地社会环境的教学体 系。他的经堂教学实践,涉及到云南穆斯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至今。其中一个重要影响,是马联元 积极投身经堂教育的教学实践中,他授业的弟子超过了1 000 人,他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到回族社会的日 常生活中,开创了清末到民国期间云南经学教育的新局面,影响面更波及缅甸、泰国及四川、贵州、广东、海 南、台湾、香港等各地的回族社会。


 四、马联元的经学实践


马联元( 1841—1895) ,云南玉溪人,因身材高大,被滇省回族尊称为“高巴巴”。他出身经学世家,父亲 马学宽是著名阿訇,马联元师承马复初, 22 岁毕业,“穿衣挂幛”,开始培养自己的学生。马联元所处的时代, 正值清朝末年的社会动乱。特别是1873 年大理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失败,伊斯兰文化发展受到严重 阻碍,经堂教育濒临泯灭。马联元奋力投身伊斯兰文化发展,支撑起经堂教育,培养了大批学生。马联元博 览群经,以阿拉伯文撰写了中国首本注解“开俩目( 教义学) ”的《简明教义学大纲》,他译著的《赖托易福·满 退格》一经,对“认主独一”的阐发,颇有独到见解,在伊斯兰哲学研究中引起了中外伊斯兰学者重视。


 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马联元总结经验,编写了一套为中国南北各省经堂教育所通用的教 材,这套教材延用至今。如阿拉伯语的《词法基础》《语法基础》《修辞学基础》《逻辑学基础》以及波斯语的 《古文仙法》。这是一套完整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教材,不仅精简扼要,浅显易懂,而且创造性的采用一目 了然的图表,来解释复杂的阿拉伯语的词法、语法,真可谓图文并茂。纳忠先生认为,“百年之前,有这样的教 育思想家,写出这样的好教材,不能不令人叹服”。他的《核听译解》是中国民间长期通用普及的《古兰经》最 佳选本,也是至今穆斯林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本子。另一本如今在中国最为普及的穆斯林宗教启蒙和入 门必读手册,是马联元编写的《大杂学》,马联元本人这样说 : “此本《大杂学》,我由各大经典中把应知应行, 为穆民一日不可少,为掌教一日不可离的一切要语、条规,分门别类,采集此中,希望对于后学者有所裨益。 读者能把此书融会贯通,那就获益不少,不致为异端邪说所蛊惑。”他还编写了20 多种著述,供各地穆斯林经堂教育选用,成为主要的教材或辅助教材。“从马复初和马联元之后,云南学派的经师始终既‘述’ ( 传述教 育) 且‘作’ ( 著述) ,述作并重,把经堂教育与学术教育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点完全不同于陕学的偏重教 学而著述不足,金陵学派的埋头著述而鲜有教育。” [10]


更为特别的是,马联元创造了“穆而林”制的经堂教学法,即以高班学生辅导低班学生即俗称的“小先生 制”,这样既减轻了主讲者的负担,又使高班学生有了充分的教学实践的锻炼机会。在教学中,马联元主张 “经书并授”,力图矫正过去经堂教育中“念经”,但是不“读书”的传统偏见,要求学生在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 文的同时,也要能运用汉语解释教义经典,他本人的著述既有阿拉伯文著作,也有波斯文著作,还有许多汉语 著作。马联元的曾孙马云从对“中阿并授”作了直白的解读 : “作为穆斯林必须读经,作为中国人必须读书。 只有‘中阿并授’,经堂教育才能发展,才能两世兼顾。” [11]( 中阿并授正是“云南学派”在经堂教育实践中最 有代表性的特点。 )


马联元于1869 年前往麦加朝觐,在中东各地居留学习四年,于 1872 年回到云南,受聘玉溪大营,从事教 学20 余年。在这段时间里,马联元开始实行“中阿并授”教学法,招收的学生前后达上千人,以来自西南各省 为最多,并完成了 30 多种著述。在此期间,在地方回民士绅的支持下,马联元在昆明出版了木刻版三十卷、 大字本的《古兰经》,这一版本的《古兰经》在中国各地广泛流传,应用最广。 马联元有三子,他们都是学有所成的经学家。长子马安真( 1861—1930) ,字静之,曾长期担任缅甸邦弄、 抹谷宝石厂经堂讲席兼伊玛目,之后前往麦加朝觐,归国后在保山和昌宁开学,至1930 年去世。次子马安义 ( 1870—1943) ,字宜之,朝觐归来后应聘在海南崖县讲学,后来又先后在广州、上海任教,晚年就职昆明东门 清真寺和玉溪大营,在云南省有经堂教育“总教务长”之称,著名阿訇米泽波、张建英等均出其门下。著有阿 拉伯文《聚礼明证》《明德实语》《天方历源注释》《讨绥哈续集》。三子马安康( 1875—1955) ,字健之,早年求 学甘肃,曾经在沙甸、昆明南城清真寺、玉溪北城、华宁盘溪、昆明永宁清真寺等处任教长,并主持讲学。精通 波斯语,著有《回教要旨》。马瑞图、纳润章、马治国、张文山、马惠亭等著名阿訇均出其门下。


 在马联元的孙辈中,最著名的经师是马瑞图( 1896—1945) ( 即马玉龙) ,是马安康之子,自幼随父在大 营、沙甸学习,并长期自修汉文。1918 年起,担任蒙自县( 今改属个旧市) 鸡街清真寺教长,后来与其父亲马 安康一起,被聘任为昆明“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的教员。1927 年,马瑞图到广州,任濠畔寺和南胜寺的 教长。在此期间,他与周善之、陈焕文等人创办《天方学理》月刊,宣传伊斯兰文化,在全国各地影响巨大。抗 日战争时期,马瑞图返回云南,到蒙化( 巍山县) 小围埂寺任教长,至 1945 年因病逝世。除了培养学生,马瑞 图亦勤于著述,论著译述多发表于国内各地伊斯兰报刊。已出版的专著和译作有 : 《回教认一论》、《穆罕默 德的默示》 ( 中华书局版 ) 、《礼法问答》、《伊斯兰教经典问答》 ( 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版) 和《清真信仰问答》 等。未刊遗稿尚有《真理的表现》《卫道经解》 ( 伟戛耶注释) 和《伊斯兰问答体课本》多种。他治学严谨,重视 推敲,常字斟句酌以妥贴表达原意,如将伊斯兰教基本哲学理论译为“认主独一论”或简称“认一论”,摒弃 “一神论”的措词,以示伊斯兰教“奉主不奉神”的意义。他编写的普及读物多以问答体形式写成,提问有针 对性,通俗易懂,很受读者欢迎,因此他的著述常被一些寺院学堂选为补充教材。马瑞图在上海、广州、香港 ( 例如香港的张广义阿訇) 、海南、泰国、缅甸均有众多弟子,影响巨大,时人称“北有王静斋,南有马瑞图”。


马瑞图的长子马云从( 1921—2014) ,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著有《语法拾贝》。马云从曾把马联 元用波斯语编缉的有关教义、教法、阿拉伯语语词法等 10 多本著作,再转译为阿拉伯语与汉语对照本,作为 学生学习的教材。因此,云南省绝大部分的清真寺经堂学校均以此为教材。近几十年间,云南约有一半的开 学阿訇,是他培养的学生,其中的著名阿訇有马敏康、马相恒等。20 世纪 80 年代初,伊斯兰经堂教育在中断 了20 年之后得以恢复,巍山县先后举办过五届“师训班”,培训从事经堂教育的阿訇们,都由马云从担任阿拉 伯语主讲,这些阿訇成为今天云南各地清真寺的掌教或伊斯兰教协会的负责人。马瑞图的次子马云良,也精 通阿拉伯语和汉语,也是云南著名阿訇。


继马联元之后,马安义、马安康、王家鹏、田家培四人,被尊称为近代云南的“四大经师”。王家鹏( 1864— 1947) ,字升斋,开远大庄人,少年时在大庄清真寺学习,先后跟随马复初的弟子纳鹏尊和纳开禧二位经师学 习,穿衣毕业之后,又跟随马联元继续深造,深得马联元的赏识。1896 年,王家鹏与马联元的三子马安康一起 赴甘肃平凉清真寺,跟随经师“普洱马”先生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伊斯兰典籍,随后又跟随马万福学习。毕业后,王家鹏受时任四川提督的表兄马维骐的聘请,到成都出任鼓楼清真寺掌教。王家鹏在成都任职8 年,为四川省培养了大批阿訇,在四川穆斯林中声誉卓著。之后,王家鹏回到开远大庄,主持教学达 30 年,他 培养了众多著名经师,例如在云南省各地开设伊斯兰经堂大学的知名教长沙平安、马国良、沐明斋等人。


 田家培( 1871—1945) 是云南通海县下回村人,他的父亲擅长于阿拉伯文书法,母亲能够背诵整部《古兰 经》,自幼深受家庭熏陶。在经堂穿衣毕业后,田家培又师从马联元,系统学习了经堂大学的教材,能用汉语 讲解《性理本经》,成为马联元最有代表的学生之一。同样的,他也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并且继承了其父的 阿拉伯文书法家学,先后应聘为昆明南城清真寺、文山田心清真寺、广州南胜里清真寺、蒙自沙甸清真寺和开 远大庄清真寺教长,开设经堂大学执教 40 年,其经师弟子众多,遍及南方各省,其中著名的有纳明安、许兆 文、纳忠、纳训等人。光绪末年马联元经师主持雕版印刷《古兰经》,阿拉伯文木刻版《古兰经》 ( 《宝命真经》 ) 即为田家培书写。他的书法,字体娟秀,集阿拉伯语书法和中国书法风格于一体,至今仍是各地清真寺的必 备经书。同样可以看到,由马联元主持、田家培书写刊刻的木刻版三十本《古兰经》,是“云南学派”对伊斯兰 教在中国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五、近代“云南学派”的经学谱系


 自明末清初马注对云南回民经堂教育做了很多改革之后,经过马德新、马联元所代表的两代人的努力, 云南伊斯兰经学已经逐渐在继承、发扬胡登洲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在伊斯兰宗教哲学、教材、教学法和具体的 经堂实践中,做出了很多革新,经堂教育在“经书并重”的原则下,得到了大力发展,“云南学派”的影响扩大 到中国南方各省和缅甸、泰国等地,清真寺的经堂教育,成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从经学精英走向回民日常 生活的具体的实践渠道和舞台。这里,就各地重要经堂教育名师的谱系关系,继续梳理、解释,以便厘清今天 云南、缅甸等各地经堂教育在学术上的网络与联系。


著名经师马国英( 1861—1924) ,咸丰十一年( 1861 年) 出生于蒙化( 巍山) 小围埂村,同治十二年( 1873 年) 正月杜文秀起义失败,清军攻陷小围埂, 12 岁的马国英跟随叔叔“士八吾梭”,从清军围困中脱险后逃往 缅甸。1875 年,叔侄两人由缅甸启程,历经艰辛到达麦加朝觐,可是刚完成朝觐,叔叔就在圣地麦加去世。马 国英只身一人在麦加艰难打工度日,在这里遇到由大理珂里庄到麦加朝觐袁永清父子,在袁氏父子的帮助 下,马国英回到云南,来到玉溪马联元经师帐下学习。毕业后,成为经历杜文秀起义失败之后,滇西各地经堂 教育的复兴者。为了恢复蒙化的经堂教育,马国英付出了毕生努力。在玉溪毕业后,他先在昆明顺城街清真 寺任教5 年,1887 年回到小围埂,此时小围埂清真寺尚未恢复,马国英就在一些回民家中以私塾形式办班,教 育一些回民儿童,并四处募捐,在1908 年重建了小围埂清真寺,重新开办了经堂教育。其后的 30 多年中,他 培养了500 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来自滇西各地回族村落,经过这批学生的努力,云南的经堂教育逐渐得 以恢复。他的学生中,著名者如腾冲的明寿华、滇南田心的马永,通海的马成,漾濞的马德阳,赵州的偰珍富、 马联升,大理的马国忠,弥渡的马国梁,巍山的马元善、马辅臣、宝殿魁、马德清、马自良,等等。


 在马国英的学生一辈当中,最为重要的首推偰珍富( 1878—1960) 。偰珍富是赵州( 凤仪县) 芝华村人。 偰珍富不仅娴熟伊斯兰经典,且遍习熟读“四书五经”。他在16 岁时考中秀才,之后跟随马国英学习,专研经 文和宗教法,1910 年毕业。在扎实的“书”“经”的基础上,偰珍富逐渐成为著名经师。他先后在宾川、蒙化、 大理、永平等云南西部各县地的8 所重要清真寺中任教长,主持经堂教育,历 48 年。这段时间,云南回民正 经历了清朝向民国的转变,经堂教育也面临着如何向现代学校教育转变的问题,偰珍富探索将经堂教育与现 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创办了“华兴”“明德”等中阿学校。学校先后培养了上千名学生,其中由他直接 指导学习的学生,达到300 多人。1939 年云南全省50 余县回民代表齐集昆明,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 省分会”,偰珍富代表凤仪县出席,被选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分会副会长。1955 年 2 月,偰珍富作为 云南回民的代表,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一届常务理事和中国回民文 化促进会副主任。偰珍富在长期的经堂教育实践中,编写了不少教材,其中包括《阿文字法详解》、《阿文文 法规范》、中阿对照《古兰经注略》,并翻译了一批阿拉伯文书籍,整理研究了《杜文秀革命实录》。


马联元再传弟子中,纳明安( 1890—1943) 也是一位著名经师。纳明安为通海县小回村人,出生于经学世 家,师从田家培等人,著名弟子中,有的来自四川,有的迁往泰国。另一位经师纳润章( 1900—1971) ,为云南通海纳家营人,出身于经学世家,他的父亲纳世英为马联元的学生,而纳润章本人则跟随马安康学习。纳润 章青年时期即四处投名师求教,他的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阅读书写能力都很强。1928 年起,为了实施经堂 教育改革,他在保山创办了中阿文并授的伊斯兰中学,抗日战争时期,在蒙化创办了云南影响巨大的新式伊 斯兰中学,即“兴建中学”,中学实行编班上课,学制为5 年。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回族穆斯林的捐赠,学 校聘请省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任教,主张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法,更加重视汉文教学。“兴建中学的课程除设 置穆斯林经堂教育必学的《古兰经》、‘圣训学’、教律学、教义学、阿文语法修辞学、逻辑学等课程以外,还讲 授汉语文、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体育、音乐等科目。他将阿文课程分为初级和中级两类,初级包括字 法、文法、阿语会话、阿文读本、教义常识;中级包括逻辑学、修辞学、教律学、伊斯兰哲学、《古兰经》经注学和 ‘圣训学’等。在课堂教育之余,纳润章还组织学生在各回民村寨和邻近各县区进行实习。按照纳润章的教 学理念,兴建中学毕业生的中文水平应该达到高中程度,阿文水平达到专科程度,这样,毕业生既可到清真寺 做阿訇,又可以有能力在回族地区兴办的新式学校中做小学教师,成为社区活动的骨干力量。” [12]纳润章将 “云南学派”的“经书两全”的教学理念,扩展为与当代中学教育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在重视宗教教育的同时, 也将现代教育的内容引入经堂教育中,沿着“经”“书”结合的模式,在“书”这一方面进行改革,过去经堂教育 中“四书五经”的部分,改为通行的高中教育,即将经堂教育中的伊斯兰宗教训练,纳入到高中课程之中。纳 润章在“兴建中学”所推行的现代化实践,为云南回民培养了大批人才。


六、小 结


云南回民经堂教育的发展,与云南作为西南边疆省份的政治地理、与当地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密 不可分。明末清初以来,清朝政府在云南推行了新的统治策略,云南的银、铜矿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经济有 了大力发展,云南各地的回族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随着经济能力的提升,回族内部投入到宗教教育中的资 源不断增加,同时,一些富裕的回族商人的家庭,也有能力支持他们的子弟投身于宗教教育当中。此外,清中 期以来,随着英国在下缅甸的殖民势力越来越强大,云南回民商人到缅甸进行贸易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随着 海上航路的便利,能够经由缅甸到麦加朝觐的回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清代早期。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促 成了伊斯兰教育的发展。这样,就整体而言,回族社会有能力培养更多的人才。但是,伴随着清中期以来长 期的社会动乱,使得云南回民社会遭受重大打击,伊斯兰经堂教育也受到了影响。随着清朝政府社会管制能 力的下降、科举的衰败,“读书做官”的入仕之路中断,越来越多的回族青年投身于商业以及宗教教育中,这也 是近代以来清真寺经堂教育得以兴盛不衰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马德新、马联元 师徒在云南回族社会的转变和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发展、革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是与云南近代化进程 中的社会转变密切相关的,因此,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变化,需要在近代云南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来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马联元是一位承先启后的教育家。他一生培养了近千弟子,其中有200 多人分别在各地 清真寺任教长或主讲。光绪二十六年( 1902 年) 刻本《致本马老夫子六旬寿序》云 : “公掌教龙门村,今三十余 载,先后授业弟子约近千人,其蒙造就成才者,以百余计,现皆受聘于各属,呜呼盛矣!”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中,出现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影响巨大的著名经师,他们分布各地讲学传教。“云南学派”经师在四川省的影 响一直非常显著。从嘉庆年间开始,有师承关系三代云南经师,先后在成都皇城清真寺任教长 : “剑川马”— “普洱马”—“王家鹏”。马联元和弟子们还为川滇交通沿线的各地回族社区,例如西昌等地,培养出沙光宗、 袁家祥、马思安等经师,成为当地回族的领袖人物。马安义、马瑞图等人,先后在广州、上海、海南等地任教, 培养了大批学生,创办刊物,极大地推动了回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东南亚,马联元本人曾在缅甸讲学,从 事教学,其长子马安真长时期在邦弄回族中任教。他的弟子中马瑞庭、马万有、马美朝、马迎安以及再传弟子 杨根华、忽然茂、马如麒、马信一、马绍文、马蔚文、马耀华等人,在缅甸各地的回族中,维持着与云南相似的宗 教和商业网络,他们在抹谷( 宝石厂) 、瓦城( 曼德勒) 、仰光、眉苗、东枝、景栋、泰国清迈、清莱等地任教,极大 地扩展了云南回族的社会网络和宗教影响。

注释: ①“连班制”与“独班制”的区别,从形式上看是集体礼拜时领拜者( 伊玛目) 独立成班( 排) ,还是站在第一班( 排) 之内的 中间位置。“连班制”与“独班制”之争,乃是明末清初开始的涉及中原和华北伊斯兰教礼拜仪式的一个重要事件。从 “连班制”到“独班制”的过渡,不仅是礼拜的形式上的变革,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宗教实践从一种不明来源的非主流教 义,向逊尼派主流教义学和教法学的转变。周传斌《经学大师常志美与回族伊斯兰教的第一次革新运动浅识》,载《回 族研究》2009 年第2 期。

        ②《经学系传谱》“冯伯菴谱系”中还另记录了一位“云南黄师” : “回籍,路远无考,则知非观海黄师也。”虽然赵灿说“非观 海黄师”,但因为此黄师也是师从冯伯菴先生,仅有一鳞半爪的记录,或许有两位“黄师”,也有可能二者为同一位“黄 师”,但我们无法肯定其中哪一个“黄师”才是蔡巴巴早期师从的“黄巴巴”。


参考文献: [ 1]云南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云南回族概况[A] . 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 三 ) [M] .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2] ( 明) 诸葛元声. 滇史[M] . 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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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高发元. 马联元经学世家序[A] . 巍山县回族学会. 马联元经学世家[M]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5.

                 [12]王建平. 纳润章大阿訇与他创办的云南蒙化县“兴建中学”[ J] . 中国穆斯林,2006( 4) .


The Development of Mosque Based Islamic Education in Yunnan and the Genealogy of Its Scholars and Masters MA Zhi-hong ( The Association of Hui Studies in Dali Prefecture,Dali,Yunnan 671000)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Islam studies in China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mosque based Islamic educ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yet. The academic genealogy of Islamic educational scholars and masters should be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academic tradition of so called Yunnan School of Chinese Islam. Actually,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education in Yunnan and its masters has performed a crucial role in Chines Islamic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School of Islamic education has been not only put forward by Hui Muslims in Yunnan,but also has made its big influence in Burma and Thailand.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history of thes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 academic genealogy of Islamic educational scholar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sque based education in Yunnan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 with the founder master Hu Dengzhou in Northwest China.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Yunnan School as an Islamic academic genealogy,and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in public Islamic education in China embedded in local 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The Mosque Based Education; Yunnan School of Islamic Education; The Genealogy of Islamic Educational Scholars and Masters
责任编辑:和 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