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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龙撰《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探析

 作者:马 超 王宝鑫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11-20 13:59:56

马 超  王宝鑫

 

摘要:武昌籍经学大师马明龙所撰《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是继《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和《经学系传谱》之后发现的有关回族经堂教育及其倡兴者胡登洲的又一重要文献。其在时间上早于纪念海巴巴的《清真教述圣公碑记》(1704年),在地位上,《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的撰立受其影响,其可谓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第一碑。文章从该碑的相关背景,碑文译介与相关问题解析三方面探讨。对该碑的探讨有助于丰富和补充经堂教育与胡登洲的研究史料,也有利于全面准确认识胡登洲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胡登洲;马明龙;《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经堂教育

 

中国伊斯兰教发展中经堂教育的倡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其在伊斯兰教本土化进程中,为回族穆斯林等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伊斯兰文化传承的教育体系,数百年间在“讲”与“译”两个方面涌现出众多的伊斯兰学者和经典著作,保证了中国伊斯兰教平稳有序的发展。同时,在回族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经堂教育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一般认为,明末陕西人胡登洲是回族经堂教育的倡兴者,其因其巨大的历史贡献在教内被穆斯林学者以“太师祖”“先太师”等敬称之,其事迹在教内世代相传。有关胡登洲的相关研究,也是经堂教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缘于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献匮乏。以往学界对胡登洲的研究,主要基于清初赵灿著《经学系传谱》中“先太师胡老先生传谱”和马凤翥撰《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两份珍贵文献,民国以来的相关研究,大都是基于对以上两份文献的解读,有关胡登洲史料的匮乏,极大的制约了相关研究的进展。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发现的明末清初经学大师马明龙所撰的《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1],则是对有关胡登洲史料的有力补充,既是有关回族经堂教育的珍贵文献,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本文探讨的对象。

 

一、《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相关背景

(一)发现背景

2005年起,本文作者相继在武汉的两所高校开始本科阶段学习,出于对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兴趣,开始留意武汉市回族伊斯兰文化历史与现状,并对现存伊斯兰教碑刻等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其中包括位于武昌原马家庄附近马铨墓的碑刻。墓地现存七块碑铭:《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华表碑记》《清真教学田记》《武昌马家庄学田凡例及捐资人员姓氏碑》,以及《华表碑记》与《清真教学田记》的复制碑。《华表碑记》《清真教学田记》《武昌马家庄学田凡例及捐资人员姓氏碑》为汉文,内容多被抄写、整理和收录,《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内容由上至下由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三部分组成,其中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内容合为一体,汉文寥寥数句,内容表明其为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事件所撰。由于语言、地理等因素,碑中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内容长期以来没有被重视。王宝鑫在武汉其间曾尝试拓其内容,并请通晓阿拉伯文者尝试辨认,初步了解到其内容与胡登洲相关,但对此碑的来龙去脉及内容十分困惑,直到笔者再次阅读《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才豁然开朗。

马凤翥所撰《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完成于1718年,原碑立于咸阳胡家沟胡登洲墓地,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中提及该碑的存在,“我们一齐到胡家沟东边的原上,原上是一片回民公墓,有石碑二通。一碑是《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立于康熙戊戌年。”[1]P357可惜后来碑被损毁,所幸冯增烈先生保留了曾抄录的内容,并撰写《<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叙》一文将其公布于众,碑文内容得以保全,并在相关研究中被反复引用,凸显其重性和研究价值。碑文也揭示了《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的来龙去脉:“尤可异者,湖广马铨先生在生之年,预撰经文一帖,临终嘱其子日:‘尔其慎藏,后世必有求此为胡太师祖勒铭者’。其子芳隆乃上石立于其父之墓,防遗失也。”[2]据这段记载,并结合《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中汉文内容,初步判断该碑内容与胡登洲有关,意识到该碑的重要性之后,开始关注相关问题。

(二)撰写背景

据上面引文,《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为马明龙生前所撰经文帖,因此,有必要讨论与其撰写该帖的相关背景。马明龙,讳铨,武昌江夏人,据1920年怀远堂刊刻续修《马氏族谱》载:“铨公字明农(龙),生于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15961230日),卒于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1679130)。”[3]278又据《经学系传谱》,马明龙为胡登洲三传弟子,师从冯少泉和冯伯菴。其为明清之际杰出的伊斯兰经学大师,在早期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子云曾高度评价其曰:“楚有先生,秦之诸公当不得独美于前矣!”[3]69杨晓春教授曾在《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马明龙的生平与著述》中从五个方面系统讨论了与马明龙相关的问题。然而,随着新史料不断被发现,对马明龙与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诸如其与陕西、云南的经学关系,是否接受嘎德忍耶学说等。当然,《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据《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胡登洲逝世后,“葬于河干,于国朝壬寅年间渭流泛滥,将侵其墓,同人谋改葬之”[2]。又据《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汉文部分,“偶以渭水泛滥,坟茔几为冲崩。”[4]因而,渭水泛滥,危及胡登洲墓是胡登洲坟茔被迁移的直接原因。国朝壬寅年,即清康熙元年(1662年),据《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康熙元年五月,大雨平地,水深数尺,八月霖雨四十余日,诸水皆溢,冬河冻可行车马。”[5]可知,16628月的这次大雨,造成严重水灾,严重威胁到胡登洲坟茔的安全,因而众人考虑为其迁移坟茔,此时据胡登洲逝世已有65年。

根据《经学系传谱》,马明龙在经堂教育的传承系统中属于第四代,为胡登洲三传弟子。而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刘长清撰立的《见月凭证碑记》碑中,则将马明龙追溯为胡登洲、冯巴巴之后第三代的代表人物[2]。无论如何,其在经学谱系中辈分较高,又曾求学西北。此外,在明清之际生卒年清晰的经师群体中,马明龙属高寿者,《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汉文落款时间为1673年,此时马明龙已77岁,而胡登洲四传弟子常志美已逝世,以舍蕴善为代表的五传弟子尚属中青年。因此,时代赋予马明龙的经学地位也是其撰写《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的原因之一。

再者,及时获取迁移坟茔信息,为众人之迁坟事迹所感动,期望胡登洲的历史贡献不被人所忘记是马明龙撰写《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的又一原因。这在《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的阿拉伯文和汉文部分皆提及到。“虔诚的人们不断来到鄙人所处的城市(武昌),……他们说:‘我们的城市泾阳府凭主的大能和无法预测的收成,在十月份昼夜降大雨,水深齐胸,受灾严重,水过高地,……那高贵之人(胡登洲)的坟地虽未毁坏但十分危险,……我已写好此悼文……以便人人都知道贵人的品行,并把他的故事传述给子孙后代,使各个地的人们都了解他的品德善事’”[6]。“是亦精诚之所感也,铨悉闻头末敬作片言以记之!”[4]

以上三个因素,是马明龙撰写《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的缘故。而马明龙临终嘱托与防止内容遗失是将内容勒于石上,刻立成碑的原因,这一点,上文所引《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中已经体现出来。总之,现存马铨墓的《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并非纪念其所立,而是马明龙生前之作,刻立成碑保证了这份珍贵文献得以保存下来。

 

二、《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译文

马铨墓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路281号华中师大一附中(初中部)东院墙处一片高地,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坟茔被一圆顶亭子翼蔽,亭子四周由八面墙壁组成,亭内构成正八边形平面,“1953年,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和中南民委拨转款”[7]205修建。内有马明龙夫妇两座坟茔,棺椁长2米,宽0.7米,高0.7米。亭子正南边墙面上留有一门,亭内正北边墙内嵌着《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碑身高182cm,宽58cm,其中阿拉伯文波斯文部分碑身长150.5cm,汉文部分碑身长31.5cm。《华表碑记》《清真教学田记》《武昌马家庄学田凡例及捐资人员姓氏碑》分别嵌在亭内八面墙壁的西北、东边、东南和西南四面内,此外,《华表碑记》《清真教学田记》同时也嵌在东南和西南两面墙的外墙,由于损毁严重,目前尚不能辨析墙内与墙外究竟谁为原碑谁为复制碑。

(一)《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阿拉伯文波斯文部分译文

《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碑文保存基本完整,惜近年来风化受损,王宝鑫数年前曾系统整理,所保留的拓片较现存碑文风貌更为清新,并不吝分享以便翻译研究。其阿拉伯文波斯文部分正文共计46行,起始至第21行中间是阿拉伯文,其中第5行尾至第6行为波斯文,21行中间至结束为波斯文撰写。碑文第14行至15行前半部、第26行半部分损坏严重,译文初稿由西安北广济街清真寺贾勇励阿訇与大学习巷清真寺冶广清阿訇合作完成,一并表达谢意。汉文部分由王宝鑫拓印整理。

《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阿拉伯文、波斯文部分译文如下: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尊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祂从土中造化了人类,然后从一滴精水中,之后使人互成配偶,并为他们设定了精密的奥秘和潜能,使他们繁衍成群体。然后使他们回归到一抔土中,而后又使他们赤身从土中复生,众生统统被召至真主。真主是妙慈的,细知的。祂造化了生与死,以便考验你们中谁的行为最优美,祂是清高尊大的主。仁慈的主啊!求你饶恕我们,归落终至于你,你确是特慈宽恕的主。

我们祝福祂的先知穆罕默德,他从土中被造化,具有伟大的品德,并祝福他的全体家属,他们都是继承他遗产的人。并祝福在他之前的万圣万贤和他之后的一切继承人和伊玛目,愿真主给予他和他们的赐福川流不息。

正如坟墓是今世归至真主的终点,其也是后世一切站道的起点。在赞主和祝福万圣万贤后,在坟园中最应受探望的是最近真主的人,最优秀的人,即中国(伊斯兰)学者的太师,教门的光辉胡太师巴巴,愿主慈爱他直至还报之日,他是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奠基人。我们明辨真伪的圣人在他尊贵的圣训中说:“你们当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世人中许多原都是自迷和使人迷失教门者信奉的并非正教,多数人在迷茫中度过一生。胡太师立起了正教的柱石,并使之稳固,那个时期无论他们中前辈还是来者的教门都得到改善。他的事例体现在一位深谙知识奥妙者把各种高贵的知识恩慈传授给一切求知者及后来人。他在教育方面犹如丰富的宝库,在授业方面如同清净之地屹立的柱子,他犹如芬芳的花香传至人们鼻子里,平安襄助了他丰收,每季开花结硕果,无论本地还是外地的所有学生年年出人才,使他们成为像圣人代位人一样的继承人。他全年普及教育,因材施教,他是秉烛夜读者的明灯……(碑文第14行至15行前半部分损坏严重)求知者应当感激建立知识基础之人,感激一切虔诚之人,感激忠于知识,帮扶学者和传授知识之人。因为伟大的真主以最高品级描述了学者们说:“(真主)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古兰经》58:11

“让他在昼夜的一切时候哀求真主吧”!我们去丧考妣般的哭泣他并祈求真主,主啊!你是宽恕特慈的主,我们求你凭着你的大恕恕饶你的仆人,祈求你把日月的轮转,昼夜的起落,星宿的显现和没落,天地间天仙的赞颂,充满大地的祈求声,丰收的大地上动物的夸赞,植物的声音,差派伴雨之风,树叶的声音等一切转成使他得到你的博爱的恩赐和常川仁慈的希望,并使他让探望者受到启发,你确是至慈至爱的主。

至于在贵人和哲人中的完美者,即众学者的太师(胡登洲),愿主使他处于喜悦的位份和位居天堂中心,他遵照“凡大地上的一切都要灭亡”的定然离开了这个腐朽的世界,到那个世界已近百年,但他的事迹从未被教内人士忘记,他的名望和事迹被牢记在中国人的心中,人们时刻没有忘记对他的怀念,特别而又虔诚的人们不断来到鄙人所处的城市(武昌),……(碑文第26行半部分损坏严重)他们说:“我们的城市泾阳府凭主的大能和无法预测的收成,在十月份昼夜降大雨,水深齐胸,受灾严重,水过高地,除真主的判决和定然保护之地之外(坟体)多处炸开了,许多房屋被淹了,天灾摧毁了许多田地,许多遗骨显露出来,那高贵之人(胡登洲)的坟地虽未毁坏但十分危险,城乡的所有学者和爱教之人心急如火,一天他们召集了人们中有威望者,决定建围墙保护太师之坟(衮白)。他们计划够买一块合适的土地,以便把高学之士的遗体和他家族后辈重新安葬在同一个坟园中,他们都被安葬在新购买的坟地里。”在此情景下,人们心中惶恐不安,眼中惧怕,他们欲行心中的计划,决定未来的事情,但他们还尚送请帖,我已写好此悼文,今年我便会在贵人坟建起时立起这碑文,以便人人都知道贵人的品行,并把他的故事传述给子孙后代,使各个地的人们都了解他的品德善事,听到这个事情我就义不容辞,尽管我没见他们的一封书信。于是我用阿拉伯语写了这些事迹并把它译成外文(指波斯语)做为悼文立在坟墓边,为了落泪探望坟园的人解明了它,凭着宣传前人知识的高贵给后辈讲述他的贤德。感赞真主使知识成为人们接近圣品的途径,并以所有达到学者品级者的称谓专门赞扬他。主啊,求你以完全的白恩全面饶恕被赞扬者,并同他尊贵的前辈和尊贵的后辈。你在复生的结果时给他以诚实的言词,你以美好的结尾使他封印,使他的令名在爱教之人的口中代代常传直至还报之日,凭借独一强大清净无染的真主的白恩,并以穆罕默的面份和他的尊贵的家属及圣门弟子的面份。

撰写此悼文者为真主的卑微的、羸弱的仆人,该城的掌教伊玛目,愿主恩赏慈爱微小贫穷之人,该文于穆圣教历1079年完成,誊抄此文者为作者明龙的儿子和学生(受其品学教育的弟子),至于撰者和受赞之人的关系,前者是受赞扬之人,吉庆的泾阳府人胡太师巴巴的再传弟子。他的吉庆可敬的名字叫塔里卜阿卜顿拉黑曼,求主犹如恕饶被夸之人所得的回赐一般饶恕他和我们全体及一切前辈和后辈,只有前辈师长知道他的(贡献),诗曰:“主啊,饶恕我们和前辈师长,如同他们遗留给我们和后人有益的知识一般”。

(二)《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汉文部分内容

《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汉文部分内容较少,共计100余字,除个别地方外,大部分内容可以容易辨认。其内容如下:

陕西西安府渭城郡胡太师祖讳登州号渭城,辞世归主将近百年;偶以渭水泛滥,坟塋几為冲崩。秦之诸君子诚服乐输,另置塋所迁葬之后而先之坟垸即成渭河矣。是亦精诚之所感也,銓悉闻头末敬作片言以记之!湖广江夏门孙马铨明龙氏顿首拜撰;率男重孙房龙公亮氏敬诚薰沐书丹。峕皇清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孟冬月榖旦。

寥寥数语,言简意赅的将事件的前因后果清晰地表达出来。

 

三、《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若干问题解析

(一)《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全文概述

《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全文以赞主、赞圣开始,在通过描述真主创造人类直至复生日的过程,来阐释真主的全能、尊大和慈悯之后,又高度赞扬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完美圣品,并为他和其他的先知、大贤祈祷。在赞主赞圣之后,全文开始高度赞扬胡登洲的历史地位和巨大贡献,赞誉其为“教门的光辉,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奠基人,”并回顾了胡登洲时代中国穆斯林在信仰方面面临的问题,以及胡登洲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他有着丰富的知识,长年累月坚持传授知识,培养了众多弟子,硕果累累。求知是穆斯林的重要使命之一,因此要感谢和尊重为我们传授知识的学者。在一段祈祷词之后,又强调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胡登洲的逝世也属前定。尽管他的逝世至今已近百年,但他的贡献和事迹并未被人们忘记。

紧接着,马明龙开始讲述撰写碑文的背景,陕西泾阳府普降大雨,水灾严重,危及胡登洲坟茔,当地穆斯林学者和教民忧心忡忡,决定为其迁移坟茔,购买土地,将胡登洲及其家族后辈迁葬于此。马明龙在碑文中又记述了自己听到陕西教民为胡登洲购地迁坟的事迹后,大为感动,决定撰写纪念经文帖,刻立于胡登洲坟茔边,以便探望坟墓者能够了解胡登洲的贡献和高贵的品德与学识,并为其祈祷。马明龙在经文帖的最后部分落款中,记述了完成此帖的时间,其与胡登洲的传承关系,经名等信息。汉文部分内容较少,主要是用简洁的话语对胡登洲坟茔迁移事件及撰写经文帖一事做了简单概括,最后落款时间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此时距迁移坟茔事件已过去11年,马明龙已经77岁高龄。

(二)《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的几个特点

《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作为早期经堂教育重要史料,其全文内容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全面介绍胡登洲坟茔迁移的历史事件;其二,高度评价胡登洲的历史地位;其三,揭示了其与《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的关系;其四,记录了早期经学的传承问题;其五,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姓名等线索。

清康熙元年(1662年)的胡登洲坟茔迁移事件,是在胡登洲逝世后发生的与其直接相关的重要事件。这次坟茔的迁移,最终确定了胡登洲墓地位于今陕西咸阳渭城胡家沟的格局,数百年来,各地穆斯林前往探望者络绎不绝,缅怀这位为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而《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是已知最早的全面记述迁坟事件的文献,使得今人能够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到历史上胡登洲已受到穆斯林社会的尊重,而且这一事件也促成了马明龙撰写该经文帖,弘扬胡登洲历史功绩的结果。

胡登洲在经堂教育中的地位,几份有关胡登洲的文献皆有记载,而且可以互相印证。如《经学系传谱》中赞誉胡登洲“先生创经学之苦心,引后进之趋步,开百世未明之惑,辨异端似是之非,诚他人之所不能为而为之者也。”[8]1《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中更侧重的是从胡登洲继承和发扬并在中国穆斯林社会中确立哈乃斐学派传统的角度,高度评价了他的历史地位。“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远近负岌来学者, 师祖悉为供给,乐为教育;而于阿补 哈尼法数百年不及之道,至我太师祖承统发明而不堕矣。其时冯、海二门父子祖孙得受宗旨,分教同人,而吾学遂乃盛传于中国。然则太师祖岂非吾教之津梁而为阿补 哈尼法之贤助也哉!”[2]此外,刘长清所撰《见月凭证》,原刻立于胡登洲墓地,马长寿先生曾经记述“在胡登洲墓碑的西北,还有一碑,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在碑额上有四个数字:见月凭证,可知此为一回文月碑无疑”[1]358。长期以来,该以“月碑”著称,在近期的译解过程中,又有令人兴奋的发现,因其记述了自胡登洲时至刘长清时期陕学经堂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其中评价胡登洲:“以往在中国建立教门知识的真才实学的学者是胡太师巴巴,他是我们的第一位代表人物。”[9]而马明龙在《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中的评价为:“中国(伊斯兰)学者的太师,教门的光辉胡太师巴巴,愿主慈爱他直至还报之日,他是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奠基人。”[6]各种文献相互印证,反映出胡登洲倡兴经堂教育的历史地位是真实的,毋庸置疑的。

《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与《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的关系,在两块碑中皆有体现,互相印证,也是笔者在缺乏阿拉伯文基础的情况下,发现该碑的重要线索。在《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中,马明龙明确表明撰写经文帖的目的是欲使胡登洲的事迹不被忘记,世代流传,并表达了将其立于胡登洲墓地的愿望。遵照马明龙的嘱托,其子房龙先生为防止经文帖丢失,将其勒石。而将其立于胡登洲墓地的愿望,被来汉的陕西穆斯林所实现。“时值长安马玉、李凤鸣二乡老入楚,谒马老先生墓见之,乃录经文一帖归秦,遂勒于石。”[2]但经文帖能够理解者较少,因此众人又商议重新撰立汉文碑,以方便更多人能够阅读。“但其(文)字迥殊,非精通经义者不能读解。复议立儒文之(碑)以公大(德),命予为记。” [2]1662年渭河洪水泛滥,危及胡登洲墓,至1718年《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刻立,前后夸度56年,长达半个世纪。至此,两块碑的关系已经清晰,而长期以来大名鼎鼎的《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的来历与刻立背景,也十分的明朗。

马明龙是早期经堂教育中为数不多生卒年十分清晰的经师,各处史料皆有载录,虽在月、日上有稍微差异,但生卒年的记载相同。根据史料,马明龙出生于胡登洲逝世后数月,其逝世时已有83岁高龄。据《经学系传谱》,其师从冯伯菴、冯少泉堂兄弟,长期以来以胡登洲三传弟子著称。然而,据《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这种观点却受到了挑战。该碑汉文落款为康熙十二年,此时马明龙77岁,与《经学系传谱》相比,该碑内容因出自于马明龙本人,可靠性更高。在碑中,马明龙自称为“湖广江夏门孙”。据《师典》,门孙意义有二:“门生之子又出于座主门下,成为门孙;门生的门生,也称为门孙”。[10]1360因此,门孙似乎代表第二代传人。而该碑的译文中也有“撰者和受赞之人的关系,前者是受赞扬之人,吉庆的泾阳府人胡太师巴巴的再传弟子”[6]的内容,表明二者的关系。此外,《见月凭证》中,也记录了陕学经堂教育中数代代表人物,这则资料非常重要,不仅完善了陕学经学传承谱系,而且也涉及了马明龙的经学谱系地位。据新近完成的该碑译文,马明龙被记录为陕学经学传承中继胡登洲、冯巴巴之后的第三代代表学者,这恰恰又与《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中的记载相符。然而,《经学系传谱》中有关马明龙跟随冯伯菴、冯少泉的求学经历记载十分清晰,几份重要的文献对此问题上的记载差异令人十分奇怪。但无论如何,史料记载的出入从某种角度上可以使我们全面地看待经学传承谱系问题,而将马明龙从三传弟子抬为二传弟子,也是本碑的重要亮点。

《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涉及到时间、姓名等信息,也有一定价值。例如里面记载康熙元年暴雨时间为十月,经文帖的完成时间为教历1079年,汉文落款时间为康熙十二年(1673),经名为塔里卜•本•阿卜顿拉黑曼等。如里面记述“在十月份昼夜降大雨”,而《民国重修咸阳县志》载“康熙元年五月,大雨平地,水深数尺,八月霖雨四十余日”。[6]八月至十月相隔一月,霖雨四十日也可以说得通。教历1079年换算为公历为1668年,这与汉文落款1673年相差数年,至于为何会有差异,是换算错误还是两者完成时间不同,仍需探讨。文章最后提到经名“塔里卜--阿卜顿拉黑曼”,这与“海太师纪念碑”阿拉伯文部分中胡登洲的经名阿布都甩默德依立亚色[3]不同,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此为马明龙的经名,而非胡登洲。总之,该碑丰富了早期经堂教育中若干信息资料。

四、结语:胡登洲与经堂教育关系的再讨论

马明龙所撰《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是继《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和《经学系传谱》之后,发现的有关回族经堂教育倡兴者胡登洲的又一重要文献。其在时间上早于“纪念海巴巴阿拉伯文碑记”(1704年),在地位上,《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的撰立受其影响,其可谓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第一碑。长期以来,学界有关胡登洲的历史地位,一直有经堂教育的开创者和倡兴者两种观点,当然,这与如何界定经堂教育的概念有关。随着早期(胡登洲之前)经学教育史料的发现,如何看待其与经堂教育的关系,如何看待胡登洲在两者之间起到的作用,将会是讨论经堂教育时面临的新问题。马明龙在早期经堂教育中地位关键,其撰写的《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的发现和翻译,记录了经堂教育和胡登洲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丰富和补充相关研究史料。马明龙对胡登洲在中国伊斯兰教育方面贡献的记述,对其历史功绩的高度赞扬,有助于全面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 马长寿.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 冯增烈.《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叙[J].中国穆斯林,19812.

[3] 答振益.湖北回族古籍资料辑要[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4] 马明龙.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1673.

[5] 刘安国、吴廷锡、冯光裕.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卷八)[C].1932.

[6] 马明龙撰、贾勇励译.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阿拉伯文波斯文部分).1673.

[7]政协武汉市洪山区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武汉市洪山区洪山乡. 洪山文史-洪山乡专辑(第12辑).1988.

[8] 赵灿.经学系传谱[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9] 刘长清撰、贾勇励译.见月凭证.1842.

[10] 吴圣苓. 师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马超(1987-),男(回族),河南方城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5级宗教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王宝鑫(1987-),男(回族),湖北老河口人,湖北海信隆建筑工程公司建筑工程师,业余从事回族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

  



[1] 《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全碑并未有名称,该名称系作者添加。

[2] 参见刘长清撰,贾勇励译:《见月凭证》,1842年。

[3] 李兴华:《韦州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