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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当代路径探略

 作者:​ 马永真1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10-02 16:25:31

 摘要:本文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有六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即伊斯兰教的核心理 念和平、中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包容理念相融合,构成了其实现中国化的 历史必然;创造了“以儒诠经”这一伊斯兰教融入中国社会的独特机制;促进了回、撒拉、 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的诞生,构成了新的中华民族大家园;建构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伊斯兰 教坊制度,形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传统,即不主动向外传教而是自守其教;伊斯兰教 中国化既有整体特点,又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创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独立自主自办教门的优良 传统并发扬光大。并提出始终坚持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坚持按照新时代要 求做好解经工作,以时代精神引领伊斯兰教与时俱进;始终坚持加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 体系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伊斯兰教;始终坚持走伊斯兰教中国 化的法治道路;始终坚持反对恐怖主义,树立中国伊斯兰教维护世界和平与宗教和顺的良好 形象,充分彰显其国际影响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门的中国伊 斯兰教优良传统等六个方面的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当代路径。


 关键词: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经验;当代路径 


伊斯兰教自唐徽宗二年(651 年)传入中国至今,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日 益融合,使这一外来宗教在中华大地上深深扎根,并形成以此为纽带的回、撒拉、 东乡、保安等民族和维吾尔等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一千三百多年来,伊斯兰教的 中国化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为当代还在路上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借鉴。 总结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丰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对于坚持我 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实践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实践表明,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千百年来贯穿中国伊斯兰教 发展的一条红线。它的根本特征就是密切地与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融合,主动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养分,不断巩固和弘扬自身的信仰基 础和传统,并深刻地、水乳交融地融入回等十个少数民族,形成了中国气派中国 风格的中国伊斯兰教。不同历史时期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凸显了伊斯兰文明与中 华文明的相互辉映,在世界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伊斯兰教的核心理念和平、中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 包容理念相融合,构成了其实现中国化的历史必然。


 伊斯兰系阿拉伯语的音译,原意为“顺服”“顺从”与“和平”。埃及学者艾 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一书中说:伊斯兰原是“和平”之 意,同“战争”“仇恨”是相对的。2 “伊斯兰”一词含有谦恭、服从的意思,因 为只有谦恭才能导向和平。《古兰经》说:“你们归之于安拉,你们服从安拉!你 说:‘我服从安拉’。”还说:“我今日为你们完成了你们的宗教,全美了我对你们 的恩典,我愿你们以伊斯兰为宗教!”3 据回族史学家马寿千先生研究考证,“伊 斯兰”的名称,大约在清代晚期才在我国正式出现和使用。“伊斯兰”名称深刻 厚重的含义及其所承载的责任,表明伊斯兰教是一种奉行以“顺从”与“和平” 为宗旨、彰显和平价值观的宗教 ,因为在其创立并在之后不久即传入中国的历 程中,赢得了广大的信众,并逐渐中国化、本土化,其奉行的人类追求世界和平 的理想,代表了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并经久不衰,历久而弥新。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优秀精华部分更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之魂,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涵深厚,绵绵不绝,特别是其中的和合、包容理念,数千年来滋养了无数 中华儿女,其诸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厚德载物等等,无不反映了五千年中华 文明的积淀和包容四海的宽广胸怀,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优秀文化传统, 才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出那么多的世界奇迹,才能接纳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上的生 存与发展,才能使数千万中国穆斯林拥有了一个同时属于他们的温暖的中华民族 大家庭,才能在国家和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演出了各族 穆斯林和汉族等兄弟民族亲密团结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的悲壮的历史正剧,近代的 鸦片战争和现代的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明证。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间对民族理论民族宗教政策的创立与实施,指导和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走上新的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开辟了我国民族宗教工 作的新时代。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宗教中国化进程中所起的引领、吸附、亲和作用。实 践证明,历史可以有其错综复杂的演进逻辑,社会可以有其螺旋式的发展规律, 但沉积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包容等先进理念却一以贯之,而成为中国 社会接纳伊斯兰教并使之中国化结出丰硕成果的源泉。特别令人对祖国优秀传统 文化引以为傲叹为观止的,还有来自诞生伊斯兰教故乡的天籁之音,那就是 7 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曾勉励追随者到中国学习:“学问远在 中国,亦当求之”。这足以证明穆罕默德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认同,足以 证明默罕默德对中华文化的推崇。 


(二)创造了“以儒诠经”这一伊斯兰教融入中国社会的独特机制。 


众所皆知,《古兰经》在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播、演进和发展中,始终起着 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穆斯林视《古兰经》为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典。“马克思 也认为,《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法律的源泉’。”4 


伊斯兰教于唐代传入中国,经宋、元,至明初,穆斯林已遍布全国的城乡, 他们对《古兰经》的了解,多靠阿訇的宣讲。以后,逐步有了《古兰经》的零星 摘译,从前清开始才有了重点选译,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才有了通译的《古 兰经》,至今已有十余种译本出版。5 这种仅仅依靠阿訇的宣讲来了解《古兰经》 显然是非常不够的。到明清之际,随着汉文译著活动的勃兴,“江南地区一些学 过汉文和儒学的知识分子,继北方提倡经堂教育之后,陆续开展汉文译著活动。 他们用汉文表达和阐发伊斯兰教义,力求使之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改变 以往‘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状况,同时,也为了让教外人更多了解伊斯兰教, 做到‘隔教不隔理’,强调伊斯兰教义与儒家学说并行不悖,‘大相表里’。在一 定意义上,这是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护教宣传活动”。6 这项汉文译著、释 经工作,虽然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但毕竟拉近了伊斯兰教与中国社 会、与穆斯林的距离,并且在过去的时代,只有通过封建统治者倡导的、占统治 地位的儒家学说作为媒介进行“以儒诠经”,才使得对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和对伊斯兰教义的阐释成为可能。在汉文译著活动和“以儒诠经”过程中,以王岱 舆、刘智、马复初、马联元等先贤为代表,功绩卓著。如王岱舆在他的《正教真 诠》《清真大学》中,“把儒家宋明理学思想同伊斯兰教义相调和,彼此印证,相 得益彰”7 ,实现了他“以儒释回”的理想。此外,张中的《四篇要道》着意解 明伊斯兰教的基本常识。伍遵契将波斯学者阿布杜拉•阿布•伯克尔的《米尔萨德》 译为《归真要道释义》,而成为当时经堂教育读本之一。17 世纪末最为著名的中 国回族穆斯林学者首推刘智,并以《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真 镜昭微》《五功释义》《天方字母解义》等著作为代表。刘智指出,“《典礼》者, 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今复著《至圣录》以明教道渊源之自出, 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盖三书者,三而一者也;履阶而登,升堂入室,其庶几 矣。”8 并被认为,“这些著作在沟通伊斯兰教义和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 方面又推进了一步”。刘智深受儒学影响,“恍然有会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 也”9 。显而易见,刘智将伊斯兰教的伦理也儒家化了。刘智将译解两种文化的 内涵,以使双方和顺相处,风习一致为己任,有意识的沟通两种文化,辨析寻求 其中异同,创立中国伊斯兰教义理论。他在《天方典礼•自序》中写道:“虽载在 天方之中,而不异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理,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 之教,东西同,今古一”。可以说,《天方典礼》是作者从中伊文化的比较中,确 立“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的理念的,因而它是我们今天了解清代伊斯兰 教中国化的蓝本之一。10此外,云南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注在他的《清真指南》 中阐发了“人主合一”的天人性命之学与敬慎持身之道。马德新(复初)是第一 位用阿拉伯文著书立说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他的主要译著《四典会要》《大话总 归》《醒世箴言》《会归要路》《道行究竟》《朝觐途记》等,体现了对伊斯兰教理 的深厚造诣。马联元在经堂教学中首创阿文、汉文并授,采集经文辑成选本,为 经堂教育之重大改进。马联元用波斯文、汉文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如用波斯 文写成的《四篇要道》《清真玉柱》《教款捷要》《阿拉伯文文法》《波斯文法》, 用汉文写成的《辩理明证语录》等,以及他的《孩听译解》(《古兰经选本》)阿汉对照本《孩听》之始,也是《古兰经》最早的汉译节本之一。在前人的基础上, 马联元把“以儒诠经”及其对外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些汉文译著活 动虽然其影响始终局限于穆斯林内部,未能在主流社会中真正产生影响,11但毕 竟开了借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来翻译、编撰、阐释和发挥伊斯兰教的学说和教 义的先河。此外,马坚在留学埃及期间,以精确、规范的阿拉伯语翻译了孔子的 《论语》以及《中国神话故事》《中国格言·谚语》等,在开罗出版。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的历史时期,他把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学术文化等方面 的文献和著述译成阿拉伯国家去,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2   1981 年, 马坚《古兰经》全译本的首次出版,和以马坚等为代表的留埃中国穆斯林学者继 续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做出了新的突出贡献。


 综上所述,自以先贤胡登州开启“经堂教育”,以先贤王岱舆等为代表开启 汉文译著活动以来,明清之际,回族等穆斯林中兴起的“经堂教育”与“汉文译 著”活动被视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标志。13在这其中,教内教外学者们的贡献与 日月同辉。 


(三)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回、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的诞 生,构成了新的中华民族大家园。


 自唐代微宗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经过宋、元时期的萌芽发展,在明代的 中国大地上回回民族应运而生,加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据金宜久主编 的《伊斯兰教史》载,13 世纪时,撒鲁尔人的一支在蒙古人的逼迫下,从中亚 的撒马尔罕徙移至青海循化一带定居,并同周围的藏、汉、蒙等族人长期相处融 合而成为撒拉族。13 世纪后,聚居在今甘肃临夏东乡地区的回回、蒙古人与周 围汉人、藏人逐渐融合,14 世纪中期形成民族共同体——东乡族。元明时期, 一支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回回、藏人、汉人长期共同生活,自然融合而成保 安族。14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回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加速了伊 斯兰教融入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进程,并促进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在此过程中改宗 伊斯兰教。因此,在我国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身上,特别鲜明地体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并通过这十个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以彰 显,使伊斯兰教中国化不是抽象地而是形象地凸显出来。 


(四)建构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伊斯兰教坊制度,形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 的传统,即不主动向外传教而是自守其教。


 具有中国特点且被中华文化所包容的教坊制度的建立与沿袭下来,为伊斯兰 教中国化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这方面作为“老教”的“格底木”颇具典型 性。在我国,“格底木”(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古老”、“陈旧”)不同于门宦, 基本保持着伊斯兰教传入时期的宗教制度,故又被称为“遵古派”“老派”,普遍 称为“老教”,格底目属逊尼派,恪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各项功课,因袭宗 教传统与习俗。从教理上说,包括在认主学方面,它也吸收了苏非主义的某些因 素,在刘智等汉文译著都中也有所反映。特别是在教法上,格底目遵行哈乃斐派 教法,既反对标新立异,又对其他教派或门宦持宽容及调和持中的态度。同时, 由于社会环境所致,格底目长期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与影响。这就决定了格底木 在教坊制度上采取了更加适合中国历史特点和不同时代国情的方式,从而赢得了 久远的的影响(这是从主流上说的,当然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还出现过什叶派 等教派,但他们从未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主体)。15格底木在教权结构、教坊规模、 教务管理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格底木实行教长(伊玛目)或阿訇 聘请制及伊玛目、海推布(协助教长主持教务)、穆安津(清真寺的礼拜宣礼员) 的“三掌教制”。据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载,清真寺的掌教制到 14 世纪 下半叶已趋完善。后来有的掌教演变成家传世袭,直到 20 世纪初才予以废除。 虽然在历史上掌权制一度演变为“乡约制度”,16但由于其实行教长或阿訇聘请制, 对清真寺的执教保持了灵活、民主的方式,有效避免了可能形成的弊端,使清真 寺的阿訇聘请制一直传承至今,可以说,这一制度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正如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指出的那样,“教坊制曾对伊斯兰 教的传播及回族的形成起过推动作用”。17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正因为其走的是“中国化”的道路,才使得其不同凡响。这就是因为伊斯兰教主张“宗教无强迫”,以劝化为传教之本。穆罕默德 曾说:“宗教只是忠告。”他要求传教者真实地劝告,让人们独立思考,辨别方向, 认清真理,信主信圣,倡导干好,禁止干歹。18因此说,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 一千三百多年中,完全形成了其中国传统,即不 主动向外传教而是自守其教,其大益之处不言而喻。 


(五)我国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仅具有整体上的中国化特点,而且具有鲜 明的地域特点。


 伊斯兰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融中,也自觉地融入了地域文化,并体现 在不同的学派上,如在经堂教育中就出现过胡登州为代表的陕西学派,以王岱舆、 刘智、张中、伍遵契为代表的南京金陵学派,以马注、马复初、马联元为代表的 云南学派等。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在西北地区出现了“四大门宦”、拱北(巴 扎)祭拜现象,而这种情况在华北等地区则影响很小,或基本不存在此种影响。 因而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中,无不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在我国,伊斯兰教 的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其中,各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又呈现出各自的 若干特点,使得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丰富多彩,也极具曲折性,反映了不同地域伊 斯兰教中国化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实践证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功,取决于与 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融合的同时,也取决于与地域文化融合的 程度。如,在伊斯兰教中国化所承载的民族群体中,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的 伊斯兰教中国化则更多地完成了与草原文化的融合,使这些民族在伊斯兰教中国 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草原文化对这一过程的影响,而使这些民族的中国化具 有自身文化的特点。同时,在不同区域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回回民族作为 一个使用汉文、汉语,生活于汉族文化汪洋大海中的民族,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时 期下不断进行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以争得自身的民族生存权、宗教信仰权 之外,也在不断地调适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境遇,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某些历史的、 时代的局限,因而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本身的精神文化洗礼, 这应看作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在回族身上取得的一个巨大成果。 


(六)坚持中国伊斯兰教独立自主自办教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伊斯兰教中 国化的一大特点和使之持之以恒的重要保证。


 在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之所以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经久不衰,就在于不 论是在何时代都不为外力所影响,始终坚持了中国伊斯兰教独立自主自办教门的 优良传统,诸如经堂教育、教法的实施、教坊制度的确立、朝觐的组织等等,都 从古到今体现了自主自办的原则,构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独特而严密的系 统,因而有效地抵御了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始终保证了伊斯兰教发挥正 能量,在这方面古今时代不胜枚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 关注包括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障, 早在延安时期就为回回民族指明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正确道路,给予了回等民族宗 教信仰自由的道义支持,为动员各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更是高度重视自主自办宗教,积极培养自己的宗 教人才,充分发挥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上层人士的作用,我国民族团结、宗 教和顺赢得了世界的高度赞誉。应该说,党在各个时期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政策, 深刻蕴含总结了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并不断创新,为今后我国继续坚持宗教 的中国化方向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政策基础。这是中国伊斯兰教 之大幸,是中国两千多万穆斯林之大幸。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的正确指引下,今后,在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中,一定会取得更 大的成就。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伊斯兰教创立后及至当代,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乃 至种种污蔑,还有恐怖活动对人们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是伊斯兰教本身的原因, 而正是那些言行从根本上违背伊斯兰精神所结出的恶果。伊斯兰文明并不是带来 所谓“文明冲突”的文明的一方,而是伊斯兰实践所带来的必然的文明成果。那 种把伊斯兰教、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挂钩的言行都是违背对既定历史事实的认知的, 都在必须揭露和警惕之列。那种在国际上仍打着“伊斯兰”的招牌而大行其反伊 斯兰之道的诸如“伊斯兰国”的一系列丑恶行径,以及西方霸权势力借打击恐怖 主义之名而给穆斯林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两个方面都是对伊斯兰和平、 中道理念的肆意践踏和亵渎,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 基本方针的指引下,中国伊斯兰教的正能量在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日益彰 显,其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决心更加坚定,必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历史的经验正好说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不仅构成了伊斯兰文明 与中华文明的互相尊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且在当代更加焕发出新时代的 光彩。 


二、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当代路径 


伊斯兰教中国化在我国已经走过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 经验。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同时也折射出某些规律性,这就是随着时代的变革和 社会的变迁,伊斯兰教中国化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其始终不改初衷,随着 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为在当代和未来坚持我国伊斯兰教 中国化方向提供了一面镜子和路径启示。在当今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还在 路上”,正好说明了我国伊斯兰教正在中国化的道路上依然前行。因此,认真深 入系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探寻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当代路径,对于坚持伊斯兰 教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 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这是新时代赋予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大使命,任重而道远。如何坚持伊斯兰教的 中国化方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当代路径。 


(一)始终坚持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坚持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首先要确保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这里的适应当包括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 等上层建筑相适应,那种认为办教门应远离政治,与政治不适应,甚至脱离政治 的倾向是明显违背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原则的。具体来说,这种适应表 现在政治上,就是要使伊斯兰教界牢固树立党领导一切的观念;牢固树立维护宪 法和法律权威是办好教门的根本保证的观念;牢固树立独立自主自办教门的观念, 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渗透、破坏;牢固树立民族团结、各民 族谁也离不开谁、确保宗教和顺的观念等。这种适应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就是要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 路自信、文化自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有机地融合为一体,防止 民族狭隘、宗教狭隘,以海纳百川的胸襟,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 包容的思想,并以此为纽带,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增强团结力、影响力,打造 中国伊斯兰教在国际国内的良好形象,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中多做贡献。这种适应表现在教育上,就是要在伊斯兰教界积极倡导高 度重视国民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 尊重劳动,同时,在新时代条件下办好具有伊斯兰教优良传统的“经堂教育”, 培养高素质的阿訇和海立凡。要根据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支持 教育行政部门办好义务教育,通过政府和包括伊斯兰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有效降低穆斯林家庭特别是贫困穆斯林家庭学龄儿童辍学率,最大程度地 减少文盲,争取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不断提高十个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穆斯林群众 的科学文化素质。这种适应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要求伊斯兰教界在倡导各族穆 斯林在遵行“五功”(念、礼、斋、课、朝)的同时,坚决摈弃毒品和一切不良 行为,积极倡导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种适应表现在经济上,就是要大力发展 民族地区经济,加快脱贫奔小康的步伐,伊斯兰教界要积极支持配合政府打赢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确保贫困穆斯林群众如期实现小康,把民族地区建设成为小康 之区,等等。总之,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包含 着极为深刻丰富的内容,与伊斯兰教界和广大各族穆斯林群众休戚与共、息息相 关。我们坚信,只要伊斯兰教界和广大各族穆斯林久久为功,锲而不舍,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把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各个方面量化、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确立相应的行为准则并身体力行,伊斯兰教就会在坚持中 国化方向方面与时代同步。 


(二)始终坚持按照新时代要求做好解经工作,以时代精神引领伊斯兰教与 时俱进。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典。《古兰经》被尊称为“安拉的语言” 和“造物主的启示”,是穆斯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古兰经》的内容博大精深, 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在穆斯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影响无处不在。正因 为如此,对《古兰经》的符合时代精神的解读,就成为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 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如果说创立于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在伊斯兰教中 国化和使中国穆斯林普遍受惠的话,那么,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就对“解经”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今天的解经不可能再囿于“以儒诠经”的理 念和内容,而是要积极借鉴前辈穆斯林学者“以儒诠经”中与新时代同向的思想 精华和“经堂教育”的丰厚成果,即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支撑,特别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古兰经》 中许多体现时代精神的内容进行充分挖掘,如关于鼓励学习、尊重知识分子方面 的条文,关于强调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条文,关于保护生态、倡导建设绿色家 园的条文,关于保持公正、倡导行善的条文,关于禁止行贿受贿、提倡廉洁自律 的条文,关于倡导人类和平的条文等诸多闪耀着时代精神和对人类关切情怀的内 容,都是今天“解经”的重要内容。做好对《古兰经》(包括圣训)的“解经” 工作意义重大,必须以与时俱进、时不我待的精神下大力气做好这项工作,这是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课题之一,必须一以贯之地做得更好。 


(三)始终坚持加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点、 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伊斯兰教。


 经学思想体系建设关乎伊斯兰教生存与发展、前途与命运,在坚持伊斯兰教 的中国化方向问题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中国伊斯兰教史,伊斯兰教自传 入中国以来,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不受到各种经学思想等思潮的影响, 尤其是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中,有的生存下来并持续发展,有的则被历 史所淹没。但是一个总的趋势就是,主流经学思想必须是能够保持宗教和顺的思 想,是在与不同的教派交往交流中保持正能量并具有自身旺盛生命力的思想。简 言之,其最突出的思想就是伊斯兰教的中道思想。坚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 必须进一步加强以中道为核心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建设,特别是要结合 世界伊斯兰教在当代出现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趋势,结合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来 加强其薄弱环节的建设,不断完善这一利国利民(穆斯林)的思想体系。要密切 关注世界性的民族民粹主义对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干扰破坏,使中国伊斯 兰教的经学思想建设既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又具有抵御境内外错误思潮的 免疫力,永远保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正确引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 生活和宗教活动。 


(四)始终坚持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法治道路。


 坚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必须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法治社会作保 障。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 成就,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宗教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社会 生活领域仍存在不少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仍然存在, 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充满期待。坚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是我 国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 我国于 2018 年 2 月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新《条例》较之旧文 本对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和规范,进一步明确了包括穆斯林 在内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义务责任,这就为坚持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 向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保障。此外,近期宪法、国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 教事务条例》“四进清真寺”活动,更是丰富了我国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 政治思想和法治化内容,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始终坚持反对恐怖主义,树立中国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维护世界和平 和宗教和顺的良好形象,充分彰显其国际影响力。


 倡导和平,反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是伊斯兰教的政治宣言。面对世界局部地区 战争频仍,恐怖主义时有发生,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多的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 加之伊斯兰教、穆斯林受到不断被抹黑的很大压力,如何高举和平团结的旗帜,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宗教和顺做出伊斯兰教的贡献,成为考验中国伊斯兰教作为的 一项重大课题。如何完成好这一课题,作出中国伊斯兰教的贡献,答案就是始终 如一地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首先要把中国伊斯兰教自身的事情做好,要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的指引下,大力开展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的工作,通过加强伊斯兰教 界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以及加强对穆斯林形势、政策、社会主义法治和公平正 义教育,在国内外和全社会塑造出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的良好形象,以实 际行动为坚持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增光添彩。 


(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门的中国伊斯兰教优良传统。


 独立自主自办宗教是中国宗教的优良传统,也是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坚持 这一原则是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题中应有之义,应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各项机制,以确保伊斯兰教中国化取得更 大成果。同时,也要加强与其他宗教的交流互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在此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保护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对外友好学 术交流的积极性,又要防止问题的发生,更要防止关门主义盲目排外的倾向,牢 牢把握对外交往交流的主动权。要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干扰我国伊斯 兰教界内部事务的行径,及时揭露其恶劣行径,积极推动政府不断完善有关法律 法规,确保我国伊斯兰教自我完善、自我进步。与此同时,要确保伊斯兰教自办 教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必须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把伊斯兰教中国化纳入 各级伊斯兰教协会和清真寺管委会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以实实在在的工作 业绩赢得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伊斯兰教的信赖和对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 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回族简史》编写组、《回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回族简史》,民族出版社 2009 年 3 月版。

 [2]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3]马永真、代林编著《内蒙古清真寺》,2003 年 9 月版。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2018 年 4 月。

 [5]李林《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学术史梳理与前瞻》,见《中国回族学》2016 年第 3 期。

 [6]李兴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几个理论问题》、李林《第三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伊 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会议综述》,见《回族研究》2018 年第 1 期。


1 马永真,男,回族,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院长,主要从事文化学、 社会学、民族学及回族学研究。

 2 转引自马永真、代林编著《内蒙古清真寺》第 99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3 同上书,第 100 页。

 4 转引自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5 参阅马永真、代林编著《内蒙古清真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6 引自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第 393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7 同上书,第 394 页。

 8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第 4 页,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重印,1984。转引自金宜久主编 《伊斯兰教史》第 395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9 刘智:《天方理性•自序》,中华书局重印,1928。转引自同上书,第 395 页。 

10 见马永真《<天方典礼择要解>序》,《中国回族学》2017 年第 2 期。

 11 见李林《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学术史梳理与前瞻》,《中国回族学》2016 年第 3 期。

 12 见马存真《古兰经》再版后记四,马坚详《古兰经》第 48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3 见李林《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学术史梳理与前瞻》,《中国回族学》2016 年第 3 期。

 14 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第 389、390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15 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有关部分,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16 “乡约”为一乡之首脑,由他担保和监督教坊内穆斯林的行动,防范违禁之事发生。最初于 雍正年间在甘肃河州推出,后扩及西北地区穆斯林聚居地。随着范围的扩大,乡约制度最终发展 成“寺约”和“回约”。同见上书第 391 页注①。 17 引自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第 391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18 参见马永真、代林编著《内蒙古清真寺》第 136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