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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谈“五大经学家”与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

 作者: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9-26 22:03:46

 作者:马崇文 马再航


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元代兴盛乃至明清的学理研究,始终未能进入中国主 流社会。经堂教育是回族伊斯兰教人才培养和伊斯兰教传承的基本制度。经堂教 育始于明代,为陕西胡登洲所创。明代朱元璋禁止“胡衣、胡语、胡姓”,“不许 与本类自相嫁娶”,致使回族的伊斯兰信仰传承一度“经文匮乏,人才寥落。”胡 登洲创办经堂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一危机。经堂教育,以及后来的“以儒 铨经”、“以回补儒” 以及回儒共明。正如高发元会长在«马联元经学世家»一书 序言中说:“木刻版《古兰经》和汉译《古兰经》,是历代回族先贤在伊斯兰教中 国本土化过程中,为保护传统而主动适应生存环境、化解危机的智慧之举。经堂 教育有学制、有教材、有教师、有固定场所,还有寺产和社会捐助的经费保障。 经堂教育也存在不足,如与社会生活脱节的封闭性,数百年一贯制的教学方法, 对汉文化的排斥等。这些问题到了清代末期更为突出。经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明清伊斯兰汉文译著问世,蜚声海内外,具有深远影响的作者是王岱舆、马注、 刘智、马德新等、马联元,后人曾赠予“五大经学家”的称号。《祝天大赞集解》 作者马安礼甚至将东土的四大经学家与天方“前称四配”― 即四大“哈里发” 艾布· 伯克、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后列四贤”― 四大“伊玛目”哈乃菲、 沙菲尔、马立克、罕伯里相提并论,“遥接吾教中众圣群贤之薪传者也。夫隋唐 于今,千余年矣,斯道之流传,独得王(岱舆)刘(智)诸公维持于不坠,功亦 不易矣”。


 五大经学家的作品风格,虽各有千秋,共同特点却是,通晓阿拉伯文、波斯 文,对汉文造诣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对中国和阿拉伯的哲学、历史、天文、地理、 文学都有研究,尤其精通伊斯兰教典。其中马德新曾旅游阿拉伯世界八年之久, 广泛开展学术活动,不但提高了回族穆斯林的宗教认识,同时,引进了“天方之 学”,填补了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空白,中国士大夫阶级顿开茅塞,对天方之学 给予一定的重视,有助于中国与阿拉伯学术文化的进一步交流。马复初的高足马 联元审时度势,首先尝试改革。改革主要集中在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三个 方面。教材改革主要体现在将某些传统教材删繁就简或自编教材,使学生易学易 记,由浅入深,学得更加扎实。教学方法改革,一是实行“穆尔林”制,让高年 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既可锻炼学生,又可减轻因师资不足给教师带来的压力。 二是在阿拉伯文法教学中,采用图表解释变格变位,使学生一目了然。三是为了 让学生掌握阿拉伯语发音要领,创作阿拉伯语发音歌诀,将 28 个阿文字母用歌 诀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教学内容方面,马联元首倡“中阿并授”,即在经堂教育中增加汉文内容。 使用汉文是回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志。回族是我国较早掌握汉语文的少数民族。 据史书记载,回族在元代后期汉文化水平已相当高,明清两代回族知识分子参加 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蔚然成风,由此培养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学者、 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和航海家等,这是学习汉文化的结果。比较之下,传统的经 堂教育知识面不广,学生只念经不读书,成才类型单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弱, 除少数在清真寺供职,多数人进入不了主流社会。传统经堂教育的弊端严重地影 响了经堂教育自身的发展。马联元首倡“中阿并授”,打破了数百年来经堂教育 不学汉文,认为“学汉文会变教”的错误观念,给经堂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将 经堂教育带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后来不少的学者把马联元称之为五大经学家之 一。


 现将五大经学家生平分别叙述于后: 


一、王岱舆(约 1570 一 1660)名涯,别号真回老人,回族。他的祖先原是 西城人,明初,奉命出使中国,明太祖赐居金陵,世代在“钦天监”任职。岱舆 青少年时代,刻苦攻读阿拉伯文,壮年以后,博览儒书,子史、佛经等典籍,学 贯诸家,当时,他曾被誉为“四教博通”即通晓回、儒、佛、道的教典。实际上, 他对于基督教、天主教教义也素有研究。从他的著作中,足以发现他以犀利的文 字,明智的思辨,持一家之言,独步当时思想论坛,与释、道、儒互相辨难。阐 述己见,往往使对方折服。


 传说,岱舆晚年定居北京期间,曾与西便门外三里河铁山寺高僧广宁和尚展 开一场论战,对方攻势凌厉,“有飚风振海之威,有疾雷破山之势。”老人答之以 正觉,或应之机权,则化风险为坦途,转阴霾为霁景,出没如电,变化如龙”。终于使这位高僧舍弃原来信仰,心悦诚服地皈依伊斯兰教。是确有其事,还是出 于后人杜撰,现难以考证,“岱舆盘道”在北京回族穆斯林父老中流传久远。可 见群众对他的学识的景仰和推崇。 


为了“阐发至道,而使天下正人君子略其芜蔓之词,大明正教之理”。于是, 他以汉文撰写了《正教真诊》、《清真大学》。岱舆亡故之后,弟子伍连城又将他 生前与人问答,整理定稿,编辑为《希真正答》 ,补充了《正教真诠》、《清真 大学》所不及,对伊斯兰教哲理“抉微悉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岱舆生前思维 状态,思辨方式以及社会活动。 


《正教真诠》分上下两卷,前卷二十篇论归真明心,后二十篇则是修道之学。 强调伊斯兰教乃是“其理真久不偏”的正教,即非“寂灭空无”,兼重入世,于 公元 1 砚 2 年(崇祯十五年)刻板问世,是我国出版最早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 流传甚广,篇末辑入明太祖、成祖、武宗、世宗等对伊斯兰教褒崇之词,以及其 他典籍有关回回教、天方国的史实摘录。光绪刻板又收入清代有关伊斯兰教的部 分奏稿、上谕、题辞、扎伤等。《清真大学》计分统说、本题、总论三部分,主 要内容论述伊斯兰教关于宇宙起源,通过论述真一、数一、体一三个概念,肯定 “真主独一”,提出“浑无一物之前,必有一至尊原有之真主化生”。


 王岱舆开创了汉文译著的一代学风,将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以 儒诠经”或“经儒互补”,就是以儒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天道观和“三 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解释伊斯兰教义,又以伊斯兰教原理阐发儒家学说,“清 真一教,不偏不倚,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也”。 借此表明伊斯兰教义与儒家学说基本一致,所谓“东西同,古今一”。


 伊斯兰教与儒家本属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体系,通过“回儒互补”,儒家学 者也表示赞赏:“中国将于是书(指刘智的《天方性理》。复窥见尧舜禹 文武周 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从而一个既符合中国封 建伦理道德传统,又不违背宗教基本信仰的伊斯兰教哲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后 代汉文译著学者,无不承袭这个衣钵。“以儒诠经”、“回儒互补”成为中国伊斯 兰教独有的风格和特色,因而,伊斯兰教得以在孔孟之道居于正统垄断地位的国 度里存在和不断发展。 


与王岱舆同时著书立说的,还有一批知名的经师和学者,其中较杰出的有马忠信和伍遵契。马忠信字君实,南京人,曾为《希真正答》作序,著《天方卫真 要略》一书,有成都刻本,在当时穆斯林中很有声望。伍遵契字子先,南京人, 出身经学世家,曾摘引诸经精华,由其口述,弟子笔录而完成《修真蒙引》一书, 举凡伊斯兰教一切当行当止的教规和仪式,无不毕载,回族穆斯林称誉为“暗室 之灯,迷津之筏”。后又历时六年译波斯文巨著《米尔萨得》(一直被选为经堂教 育的必修课本), 取名《归真要道》,阐述伊斯兰教关于性命义理和复命归真的 处世思想。 


二、马注(1640 一 1711)字文炳,号仲修,经名郁速馥,回族,云南金齿 (今保山)人,史料记载是赛典赤·赡思丁十五世孙,故自称“赛依特”——先 知穆罕默德的后裔。 


马注年少孤苦,发愤读书,公元 1657 年,南明永历帝在云南建立流亡政权, 十八岁的马注以“经济之才”,被推荐任“锦衣侍御”,不久,南明小朝廷覆灭, 他“僻隐教读,笔耕自膳”专攻佛典,后又致力于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研究伊斯 宜教典。由于结交了滇中名士观五河,相互切磋。从此,“文益修,学益进,弟 子益盛”撰作《樗樵》、《经权》两部文集,未获传世。


 清王朝镇压各地反清势力之后,政权日趋巩固,要求实现大一统,于是与滇 中吴三桂藩镇割据矛盾更加暴露,马注预见到云南战祸已不可避免,危邦不居, 于公元 1868 年离滇出走,取道贵州,游楚(湖南、湖北)、过中山(河南、河 北地区),跋涉经年,终于到达北京。


 最初,他应宗人府掌印亲王礼聘为“旗下训读”,教授八旗子弟学习汉语文。 北京中国文化古都,人才荟萃,学术思想得风气之先。在北京期间,由于广泛地 与当地学者、名流、经师接触,面对残酷现实,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决心放弃致 仕的终南捷径。前辈穆斯林学者,以拯救伊斯兰教,挽回世道人心为己任,企图 利用文字的力量宣扬伊斯兰教理,既巩固广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同时也使教外 人士对伊斯兰教有所理解,有助于消除对回族穆斯林的歧视。 


于是,马注将历年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辑为《清真指南》十卷,大约成书于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左右。未刊行以前,各地穆斯林已争相传抄;即 刊之后,风行海内,寺院经堂,竞相采用,视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著作,南北各 地穆斯林学者、名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南京刘三杰(刘智之父)赠诗赞扬作者:


二十余年海上游 

上方烟雾掌中收 

闲探日月囊中物 

笑指乾坤水上沤 

天国已闻传妙揭

 人间何羡有千秋

 南针不向迷人指 

愧杀无缘空白头 


这首诗赞扬备至,虽不免溢美之词,但从诗里表明马注精于“天人性命之学”, 著书立说,激扬文字,引导“迷人”远非一般人所能及。因此,当代国内外知名 的阿拉伯语文、历史学者纳忠教授指出,“如果不是对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古典 著作有广泛的涉猎和精深的研究,不能写出这部巨著来”。


 《清真指南》十卷,约十余万言,由译、著两个部分组成。“集群经而摘其 粹”,是译述的部分;有关宗教哲理、教款、赞颂、民俗诗文则属于著述的部分, 内容涉及伊斯兰教历史、经典、哲学、教律、天文、传说等,材料极为丰富,引 经据典,很少孤证臆说,所谓“词明义彻,言必引经,晰诸教异同之理。阐幽明 死生之说。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性命之理,死生之说,巨细隐显, 天地之秘,神鬼之奥,集群经而摘其粹”。 


马注表明自己的著书过程:“于是因闻得悟,领诲明师,或见或闻,著为(指 南》 一集… … 采天下之奇珍,一准于经书;择圣贤要录,揆以禁律。有者不 敢隐,无者不敢增,贤者不敢贬,不肖者不敢誉,纪为是集,以俟天下万世有眼 有耳有舌有心有身之人,所共睹共听共言共思其行”。为了通过朝廷肯定伊斯兰 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马注曾三次上书康熙皇帝,所谓‘,金门献疏”,虽未获 得半点效应,可是他献身伊斯兰教的精神,使他“声誉满皇都”,在广大穆斯林 中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然而马注的声誉历久而不衰,还在于学术上的成就,他继 承王岱舆“以儒诠经”的道路,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都超过了他 的前人。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 1710 年)左右,“革兰得”——伊斯兰阿萨辛的一个 流派由印度传入云南武定地区,据说这个教派“男女混杂,昼则弹丝品竹,鱼鼓筒板,畅饮林泉。夜则明灯传道,比脐度气…… ”当时,穆斯林信奉者,“不可 胜计”,由滇西北蔓延滇东南,泛滥成灾,逊尼派面临严重的挑战,将失去云南 的大一统局面。 


此时,马注挺身而出,领导云南正统派穆斯林对“革兰得”展开斗争,搜集 和列举“革兰得”的活动,上书官府,严加取缔, 革兰得教派被镇压下去,捍 卫和恢复逊尼派在云南的绝对优势。为此,马注针对云南穆斯林社会现实中存在 问题,拟定了 《诚律十条》,由云南提刑按察司发布告示,颁行全省,杜绝旁门 左道的非法活动。《诫律十条》成为全省穆斯林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从思想 上行动上巩固了回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经过这次斗争之后,马注便销声匿迹, 此时,他可能离开了人间。


 马注才华横溢,文笔优美,《清真指南》富于文学情调。《至圣赞》是他歌颂 先知穆罕默德光辉生平的一篇骈体文,感情奔放,充满诗情画意。其中罗列了大 量中外典故,对仗工整,音调和谐,是我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中罕见的文学名篇。 


刘智曾选载入所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书中,作了详尽的注释。 


三、刘智(约 1660 一 1730 ? )字介廉,回族,金陵人(南京),他生于清 初,当时大江南北经过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手工业逐渐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中 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康乾盛世”。


 可是,西方封建制度正加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西风东渐,中国人民逐渐觉醒, 先进人物开始探讨西方学术文化,回族穆斯林中有识之士创办经堂教育,著书立 说,宣扬伊斯兰教义,以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刘智出生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之家,父亲刘汉英(三杰)是当时知名人士, 著《清真教说 一书。传说《回回原来》也出自他的手笔,经考证纯系伪托,传 闻失实。刘汉英认为“天方经析理甚精但恨未能汉译之,俾其广昭于斯地也”。 刘智决心完成其父末遂之愿:“先君子念礼法不明,志未遂而身往,小子不敏, 敢云继志,就予所学而述焉”。


 根据刘智的自述,他从十五岁就立志学习,攻读了八年的儒家经史,六年的 天方经文,三年的佛经,一年的道藏,还读了西方书籍一三七种,所谓“忆自初 学以至于今四十余年,遍览诸家,读书万卷,天下名都胜迹,游历过半。虽车尘 驴背,未尝废吟哦。”


为了“访求宿学遗经”,他曾到过湖南、湖北、陕西、河南、山东、河北、 北京、江苏、浙江等地。在他一生译著活动中,历尽艰辛,尤其困难的是,“生 无同志,业无同事。既族属亲友且以予不治生产为不祥”,尽管处此逆境之中, 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而“余孽孽之意不息,笃志阐天方之学以晓中人,自立稿, 自誉清,自修自润,而又不敢为是。 


刘智的译著虽在思想上内容上,“会通诸家,而折衷天方之学”但流露强烈 的儒家色彩。身后多年仍不可避免地卷入一场文字狱,以致“著书数百卷,已刊 者什一,《典礼》、《性理》数种而已”,具体反映有清一代伊斯兰教面临的厄运。 


晚年,刘智回到金陵,移居清凉山,在“扫叶楼”闭户著述。令人遗憾的是, 刘智大部分译著亡失,流传的仅有《天方典礼》 、《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 《五功释义》、《天方字母解义》 …… ,其中《典礼》、《性理》 、《至圣实录》 三种,历来深受国内外人士的赞赏《典礼》曾列目选辑入乾隆时国家编纂的《四 库全书》,当时,穆斯林父老莫不引以为荣。 依据作者解释:“《典礼》,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至圣实录》, 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正道之全体也”。 


《天方典礼》全篇二十卷,全面阐述伊斯兰教义,从“天命五功”到“人伦 五典”,以及民常、居处、财货、饮食、聚礼、婚姻丧葬、归正仪等,包罗无遗, 在当时条件下,列举参考天方经籍达四十五种,虽是提纲式摘要,言简而意赅, 说理辟透,乃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天方性理》,其内容分本经和图说两部分,本 经五章,列于卷首;图说五卷六十篇,附于本经之后。内容概括为首言“大世界 理象显著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生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显 著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末章总大小世界分合之理,浑 化之精义而归竟于一真。《性理》就是论大小世界(天与人)及其相互的关系, 虽是程朱理学与伊斯兰教义相结合的产物,作者提出不少独到的创见。 


刘智话学一向以严谨著称,“难于其学,复难于翻译,难于编著,复难于成”, 仅以他编著的《天方至圣实录》为例,曾经“三易春秋,十更居处,南北星霜数 千里“。 


《天方至圣实录》于公元 1775 年,即作者辞世后近半个世纪才刻板问世, 全书二十卷,以编年体形式记述先知穆罕默德的家世、生平、德行、感应,以及  传播伊斯兰教活动,“考其生自至卒,六十三年之事实也”。


 由于《实录》对先知穆罕默德生平,提供系统的重要参考价值,引起国内外 学者重视。公元 1887 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大主教巴拉迪斯将《实录》译成俄 文。1921 年,英国传教士梅益盛又译为英文,先后在伦敦、上海、纽约等地出 版发行。刘智的坟墓位于南京城南郊花神庙。现已修复。当年,常有各地穆斯林 前往凭吊,缅怀他毕生致力于伊斯兰教的业迹。


 “在五大经学”中,马德新译著数量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尤其长期的国外 学术活动,“目睹中华未见之经,耳闻吾国未传之道”,都是他的前人和同时代学 者所不及的。


 四、马德新(1794 一 1874 ) 字复初,经名郁速馥。笔名“鲁哈· 丁尼” (其义为“宗教的忠诚者”) , 回族,云南大理人,经学世家为他攻读伊斯兰教 典提供优越条件,“少承家学,具有渊源,妙年属词,已为先辈所辟易”。成年以 后,马德新游学陕西,历来相传是“周大阿訇”晚年小弟子之一,周氏系陕西学 派创始人胡登洲的“四传弟子”, 以精研《认主学》闻名于当时,后来创立“山 东学派”的常志美也同列周氏门墙。 


壮游秦川归来,马德新仍深感“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决定利用“朝觐” 之机,亲赴天方,就教于伊斯兰圣地的名流大师。1841 年,在“海道不通”— —中英鸦片战争硝烟未灭,中国对外海上交通仍在英国侵略军封锁情况下,奋志 远行,孤行万里到达阿拉伯半岛,相继在麦加、麦地那完成了“朝阙谒陵”的仪 式。 


在此后漫长岁月中,马德新游历了开罗、亚历山大、特拉维夫、耶路撒冷、 伊斯坦布尔、罗德岛、亚丁、苏伊士等城市,到处采访“先圣之流风善政”,与 当地名流学者广泛接触,探讨“天人性命之学”,为期六年的阿拉伯世界漫游, 是马德新生平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次学术活动,“凡东土遗经所脱略者,蒙昧难以 臆解者,皆考证而无疑,乃挟奇经异籍而归”。国外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赞赏的《朝 觐途记》,就是他阿位伯世界漫游录。马德新于 1849 年载誉归国,云南穆斯林 群众尊称为“巴巴”(波斯语,德高望重者),一直延续到后世。他先后在临安, (今建水县)回龙、新兴州(今玉溪)大营等回族聚居区,设帐教学,来自云南 各地以及川黔的学子,“星列云集,可谓盛矣”。奠定了云南经堂教育的基础,培养和造就了大量经师,国内外知名学者五大经学家马联元便是杰出的“门人弟子” 之一。 


公元 1856 年。云南官府制造了“丙辰之变”,疯狂下令屠杀各地回民,激 起回民的武装自卫,马德新一度站在斗争最前列,振臂一呼,组织滇东南义军进 军昆明,向官绅索还血债。后又派军西上,与滇西义军配合,粉碎了云南提督褚 克昌的“西征”,解除大理之围,有力地捍卫了新生的滇西反清基地。当时,由 于马德新在回汉族中享的极高声望,举足轻重,清官府曲意笼络。马德新认为武 装反抗已迫使官府放弃“灭回”, 急流勇退,不宜再有过激行动,于是接受“和 议”,撤出占领城镇,解散义军,清廷赐以“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称号, 一度被迫“护理云贵总督”,显赫一时。晚年,在干戈不息的大动乱中,他息影 林下,完成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译著达三十五种,教外人士也给了很高评价: “先生著述宏富,已尝窥见一斑…… 造诣精微,为近世习天方学者所罕见。虽 微文奥义,有非余所敢知,然而孤心孤诣,上接古圣之薪传,下开后学之蒙弊, 其有功于回教也,岂浅鲜哉。


 马德新的译著有《宝命真经直解》五卷,是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 《大化总归》二卷,由他口译,门人弟子马开科笔录而成,内容阐述后世复生, 指明“原始返终之要道……为真主了一造化大结局”,填补了王岱舆、刘智著作 中独缺的空白。《四典要会》四卷,由《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 《正异考述》四篇合成,在于阐述伊斯兰教的六大基本信仰。此外,还有《礼法 启爱》、《醒世箴》、《道行究竟》、《会归要语》、《性命宗旨》、《天方历法图珍本》、 《天方历源》、《真功弥雅》、《寰宇述要》、《尔勒璧春秋》、《清真蒙引歌》……, 表明马德新对伊斯兰教典、天文、历法、地理、历代典章制度以及杂家之学的成 就,涉猎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


 在译著大量伊斯兰教典籍的同时,马德新还本着“搜括群书是者存之,非者 革之,繁者删之,简者就之,杜虚诞不经之说,归大中至正之道,俾学者易于从 由,教者难于惑乱的原则,整理了王岱舆的《正教真诠》、马注的《清真指南》、 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删削了其中“虚诞不经” 的内容,编纂为《真诠要录》、《指南要言》、《至圣实录宝训》等,上述诸书的改 编,确比原书增色,这一行动显示他的卓越见识,也反映他的文风,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反对哗众取宠,故弄玄虚,而给伊斯兰教涂上神秘色彩。 


难能可贵的是,马德新在《天方性理第五卷》注释中,无情批判了“令人可 笑”的“地心说”。还指出刘智的“七洲分野图”沿袭古代传说,存在很大片面 性,并以自己在海外的经历证明。归国途中,他曾在新加坡停留一年,进行实地 考察,赤道平分地球为两半,新加坡位于赤道线上终年昼夜平衡,“得古人之言”, 皆属事实,与所遇符合。显而易见,马德新对待西方自然科学的态度,不抱任何 偏见,即使伊斯兰教的某些传说,众信不疑,也不轻易盲从,对于不正确论调, 敢于持否定态度。 


当年,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锐意改革内政,引进西方技术,发展本国经 济,马德新赞扬阿里“大智大勇”,敢于破除阿拉伯传统的保守观念。马德新旅 游阿拉伯世界归国,携回中世纪阿拉伯名诗人蒲绥里创作长诗《盖绥迪、布尔德》。 以及其他注释文集,后与其弟子马安礼合作,译为《天方诗经》,在成都刻板问 世。阿拉伯诗歌译为汉文,在中国文坛上是史无前例的创举,马坚先生认为这个 尝试是成功的。充分表明远在一个世纪以前,阿拉伯的这部著名诗集已在中国流 传,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学术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公元 1874 年(同治十三年),农历四月十三日,清政府横加以“莫须有”罪名, 竟置马德新于死地。导致一代学者,百载沉冤。


我国明清两代回族伊斯兰经学大师,与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复初齐名的 还有一位,他就是马联元。马联元较之于诸位前贤,还是一位杰出的经堂教育改 革家,是中国伊斯兰教云南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清代后期,我国经堂教育落后 于时代发展,弊端凸显,在云南则因杜文秀起义失败遭劫难而奄奄一息。马联元 在危难之际担负起了重振云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责任,为我国伊斯兰教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马联元,字致本,别号努伦罕格(阿拉伯语,意为“真理之光”),公 元 1840 年生于云南新兴州(今玉溪市)龙门村(今玉溪市北城镇大营村)。马联 元家学深厚,始祖马应祥、父亲马学宽均是著名经师。马联元天资聪慧,自幼得 父亲和名师传授,弱冠之年即知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22 岁设帐讲学,讲授阿 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堂“大学”课程。不久随舅父马仁山赴麦加朝觐,并多年游 学于土耳其、伊拉克、埃及、印度诸国,遍访名师,执经问难。1874 年,饱学  归来。此时的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反清回民起义已经失败。族人惨遭屠戮,清真 寺被毁,马联元只身举起了重振经学、复兴教门的旗帜,对闻讯而来的莘莘学子 日日讲授,循循善诱,竭所知以教之,不遗余力,凡三十余年,授徒二千余人。 劫难之后的云南经堂教育得以复兴。晚年马联元毅然“舍去一切”,重朝天房, 携著作“就证于高明”,途经印度时,被当地穆斯林留下讲学。期间,在孟买出 版阿文著作《讨绥哈》。1903 年归真于印度康布尔城,终年 63 岁。


 马联元勤于著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著作二十余种,内容多为自编 《亥听译著》、《大杂学》、《至圣宝谕》和改编的伊斯兰经堂教材,以及供广大穆 斯林学习的伊斯兰教通俗读本。这些著作流传甚广,有的至今仍在使用。 


《辩理明证》和《性理微言》是马联元重要论著和译本。马联元与来访的 基督教牧师辩论有感而写作的《辩理明证》,论述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基本教 义、《古兰经》的科学思想和穆罕默德的典范作用。哲学著作《性理微言》是对 刘智《天方性理》的阿拉伯文转译和注释。刘智是我国清代著名伊斯兰教经学大 师,是推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天方性理》以中国人熟 悉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诠释伊斯兰教义,是“以儒诠经”的重要代表作。《天方 性理》为文言体,能读懂者甚少,将其翻译成阿拉伯文,显然是为了方便通晓阿 拉伯文的穆斯林和经堂学生学习。将《天方性理》翻译成阿拉伯文,首开中国伊 斯兰教汉文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之先例,意义匪浅。 


主持刊刻《古兰经》和汉译《古兰经》是马联元对推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 化的重要贡献。《古兰经》传入中国后,中国穆斯林诵读的《古兰经》多为手抄 本,手抄《古兰经》要求高,耗时长,速度慢,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大理政 权时期,杜文秀首开刊刻《古兰经》,共印 1114 部。板片不幸毁于战火。1893 年,马联元总领重刻《古兰经》,经文由其高徒田家培书写,经费由玉溪商人马 善斋和马心泉等资助,历时两年完成。这部 30 卷木刻本,共有 1946 片雕板,计 3571 页面。字体清秀,刊印发行后,风行国内外,板片至今尚存,著名学者沈 从文誉之为“海内孤版”。 


然而木刻版《古兰经》只解决了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没有解决读的问题。 因为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不识阿拉伯文,他们对教门的学习主要靠言传身教。因 此,汉译《古兰经》成为必要。在我国有据可考将《古兰经》翻译为汉文的第一 人当是马复初。马复初翻译的《古兰经》书名为《宝命真经直解》,共五卷,为 节译本。马联元是继马复初之后翻译《古兰经》的又一人,他翻译的《古兰经》 中文译名为《亥听》,与马复初译本不同的是,马联元译本使用经堂语,语言直 白,通俗易懂,广受欢迎。自此以后,《古兰经》汉译本时有新作出现,有节译 本、全译本、韵译本等。汉译《古兰经》是回族先贤推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进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举措。汉译《古兰经》打破了千百年来《古兰经》只 能是阿拉伯文的传统误解,给广大的识汉文的穆斯林学习伊斯兰教义提供了方便, 也便于识汉文的非穆斯林了解伊斯兰教,它的意义已超出了民族和宗教的界限。


 高发元会长在《马联元经学世家》一书序言中谈到:“马联元不仅是伊斯兰 经学大师,还是一位杰出的经堂教育改革家。在我国,立足经堂教育的经学大师 不乏其人,但经堂教育改革家则十分罕见。改革,尤其是涉及制度性问题的改革, 向来十分艰难。科举考试带着它的弊病沿袭二千多年。始于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 也有弊端,对它进行改革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国民教育改革难,宗教教育改 革更难;国民教育改革家少,宗教教育改革家更少”。 


注释

 [1][3]金吉堂《 王岱典阿街传》

 [2]王岱典《 希真正答》 边闻钦序 

[4]刘智《 天方典礼》 鹿枯序

 [5]刘智《天方典礼》 徐元正序

 [6]马注《清真指南 海内赠言》

 [7]纳忠《清代云南回族人与伊斯兰文化》

 [8]马注《 清真指南》卷一 郁速馥传

 [9]马注《清真指南 序》

 [10] 二刘智《天方典礼自序》 

[11] [13]刘智《天方至圣实录 著者序》 , 

[12]刘智《天方性理 本经》

 [14][17]马安礼《滇南回回总掌教马公墓志》

 [15]宋延春《天方性理第五卷注释序》

 [16]马开科《大化总归》序 

 [18]马德新《朝觐途记》

 [19]«马联元经学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