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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回族红色记忆之马肇嵩奔赴延安

 作者:王润生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9-13 17:29:05

本文为中国回族学会2018年8月在西安举办的“回族红色记忆研讨会”发言整理稿

安庆回族红色记忆之马肇嵩奔赴延安

(作者:安庆市伊斯兰教协会  王润生    )

安庆市地处长江北岸,古代称安庆府,是沿江军事重镇。自清代乾隆25年(公元1760)清廷将安徽省会从江宁府(今南京市)移至安庆府,直至1938年日军进犯、安庆城沦陷前省会撤至六安金寨县,安庆府还是安徽178年的省会。新中国建立前,中华大地经历太多的内忧外患,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使安庆人民感受着更直接的阵阵伤痛,因此,在为国家为民族而奋起的行列里,安庆的仁人志士发出的也是高亢的声音,在这高亢的声音里有一道强音,那就是安庆回族有志之士奋斗的声音。

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北。中国共产党大声疾呼:“武装人民,遂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和爱国青年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痛心,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或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联合起来,一致对外,驱除倭寇,还我东北,”的群众运动。在这场宣传抗日要求抗日的活动中,安庆怀宁中学、安庆高中、安徽大学涌现出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安徽的抗日的热浪使“左联”骨干成员叶以群(左联组织部长,中国共产党员)等来到安庆,他们发动和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在左联的影响下,安庆大中学生中的左翼文学社团纷纷成立,有“熔岩社”、“晓风社”、“山岚社”、“百灵社”等。其中“百灵社”活动十分活跃,他们组织出版了《百灵月刊》。百灵月刊》是得到左联高度赞赏和支持的革命刊物, “左联”承认“百灵社”是左联领导下的安徽青年文艺群众团体,批准成立左联安徽分盟(左联安徽分盟成立于1933年2月,地点就在安徽省立高级中学内),王聪、刘世模和班志洲是左联安徽分盟的负责人。《百灵》第四期出刊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兼中统安徽省肃反专员魏某,率特务逮捕了青年学生王聪、刘世模、班志洲和邹一平老师。左联安徽分盟遭到破坏,《百灵月刊》被查封(资料来源:《安庆一中》之《叶以群与安庆一中》一文,作者袁鹤群2012-9-1)。但是,《百灵月刊》周围团结的一大批爱国热血青年如马肇嵩、徐方略、马肇椿、马守一等都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马肇嵩,原名马肇松,安庆回族。生于民国二年,民国二十六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日本人侵占我东北时,马肇嵩在安庆高中读书,他与同学们一道积极参加“安庆抗敌后援会”活动,并以“大同报”为爱国阵地,呼吁抗战,批驳不抵抗谬论,还以《百灵月刊》为思想阵地,宣传革命思想。1933年,“百灵”被查封后,马肇嵩与马守一(新中国建立时,安庆市政府第一任市长)考入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期间,他们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掀起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 天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抗日爱国行动。马肇嵩和马守一在上海积极投身到“一二·九”运动中,1937年,马肇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打响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枪声,大学刚毕业的马肇嵩,在党组织安排下,不顾个人安危,四出募捐,冒着枪林弹雨,赴前线慰问。1938年初,受上海党组织紧急派遣,马肇嵩从上海奔赴延安。对马兆嵩在新疆的那段艰难经历,安庆《清真敦悦堂马氏宗谱》略述曰:肇松“奉命赴延安,并随毛泽民、陈潭秋等到新疆开展工作,任新疆和田教育局长。民国三十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反目,肇松在毛泽民、陈潭秋等之后也被捕入狱五年。民国三十五年,张治中主持新疆工作,始被释放回延安。”

老干部蒋连穆则《暮年的回忆·新疆回忆》(来源2013年10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说“和我一起分配去新疆工作的同志共23人,集合在招待所学习,由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中组部任命曹建培、高登榜、郑亦胜3人为领队,队员有刘勉、熊梅影、李何、王谟、陈广竹、郝冰清、程九柯、薛汉鼎、马肇嵩、刘伯珩、罗乃棠、马殊、刘子平、郭慎先、陈谷音、陈清源、钱萍、黄永清、任远光和我,共计23人。”这批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党员离开延安后,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坐上去兰州的车。蒋连穆回忆说:“一进兰州车站,就遇到国民党警察搜查,把我们从延安带来的政治书籍和报刊都扣留了。傍晚,到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伍修权同志接待了我们,他说,‘兰州是国民党统治区,警察、特务很多,你们刚从延安来,不要单独行动,先把从延安穿来的粗布军装脱下来,换上便装,一会有人来接你们。······第二天,我们从兰州出发,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进入荒漠戈壁,人烟稀少的新疆,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11月间到达迪化,这里已是冰天雪地的冬天了。······我们一住下,就发下登记表来,让我们填写。领队告诉我们,不要写真名,履历也可编造。我就改了个名字叫蒋春茂,编了个假履历。高登榜改名高玉成,曹建培改名曹克屈,郑亦胜改名郑正声,郝冰清改名郝升,马肇嵩改名马锐……。这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达新疆后被分配到政府各部门以及文化、教育、新闻等机构。马肇嵩到和田后担任和田教育局长。《西路军:天山风云·他把自己彻底融进了当地的文教事业》(书刊号:62040)一文介绍那段非凡的经历说:马肇松在和田开展文教事业遇到了重重困难,经费匮乏、师资奇缺、语言不通,基础课程教材的范本没有,各县虽有教育科的编制,但无教育科长。马肇嵩到基层摸底后发现,受地区教育局指导的地区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回族文化促进会、汉族文化促进会,均有潜力可挖。于是他深入各文化促进会,与各会长搞好关系,并利用文化促进会的财力和人力,推动各族文教事业的发展。为此,他创建了每月一次的文化教育联席会议,参会人员为区教育局科长以上、各文化促进会部长以上干部,区教员速成班教导主任、区立小学及各会立小学校长、教务主任等。第一次联席会议,和田报社编辑长马殊作为记者列席了会议。马殊是化名,本名邝宗球,大学文化程度,是第二批由延安来的干部。间隙时,马肇嵩和马殊合唱《兄妹开荒》,他唱女音,马殊唱男音。由于马肇松等一批共产党员的不懈努力,“维族文化促进会”办学校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学校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过去“维族文化促进会”办学校只学经文,现时增加了维吾尔语语文、数学、自然常识、体育等课,有的还添授政府政策与形势教育课。为适应发展的需要,教育局还逐步给学校派去一些学过新文化知识的维吾尔族教员,使得宗教界一家独占的经文学校变成了新旧合璧的正规小学。

马肇嵩的工作受到和田警备司令兼行政长潘柏南的大力支持,文化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潘柏南与马肇松考虑到历史悠久的西域和田古城连个大点的俱乐部都没有,便用逆产资金修建了一所大型土木结构但式样十分新颖的俱乐部,可容纳1000余人。从此,和田破天荒地看上了苏联电影、维吾尔语歌舞以及话剧、京剧等等。和田警备司令部也修建了中型俱乐部,各县“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也陆续在各县修起了小型俱乐部。如此盛况,有人赞美说:都塔尔琴余音未了,京胡又咿呀响起,维吾尔歌舞舞姿犹在,生旦净末丑又粉墨登场。弦管讴哑,乐音幽幽,让人们在其中享受欣慰和乐趣。
    1939年2月至12月,马肇嵩任教育局长兼速成班教导主任,当时是兼职兼薪,但他从未领过兼薪。他为暑期讲习会讲课可以领取钟点费,当“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将他的那份钟点费送来时,他全部捐给了孤儿院,由“维文会”代为购买笔、墨、练习本等文具,分赠孤儿供学习用。他靠着不寻常的努力,把自己彻底融进了当地的文教事业。
    中国共产党在和田的工作人员,对外是绝对隐蔽党员身份的,但是广大民众从切身体会中,深感他们迥然与一般公务人员不同。行政长潘柏南经常轻骑简从到各方面底层视察工作、了解民情、并学习维吾尔语。群众认为这样的司令兼行政长是不曾见过的,历来“道台”出巡,总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前呼后拥、威风逼人。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优良作风深得民众好评,也影响了其他公务人员。
    当然,共产党员在和田的工作也总是伴着迷雾漫漫、沙尘滚滚,他们经常受到特工人员的监视。1939年4月,潘行政长就曾告诉过马肇嵩:区公安局局长马像乾接到省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密令,“遴派妥探侦察马锐的言行上报”。马局长与潘关系很好,因此,都告诉了潘,潘让他注意。1939年冬,潘柏南把他们召集到报社马殊编辑长住处,出示了党代表陈潭秋的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一反历来都经盛世才之手转送的惯例,而由苏联顾问到和田视察军队时秘密带来。信中详尽分析了当时新疆的形势,并对盛世才伪装进步搞政治投机的伎俩多有阐述。信中特别提醒说:“你们如果大刀阔斧地干,将会动弹不得。”指示他们要任劳任怨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同时充分估计到环境的复杂性,务多注意方式方法。
    1942917日,盛世才派部队包围了中共人员集中住地八户梁,并以“请谈话”的名义,把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强行带走,软禁于邱公馆,又以“请谈话”的名义把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胡鉴等12人软禁于三角地临时招待所。19433月,国民党中统局高级特务王德溥等4人,从重庆飞抵迪化后,伙同盛世才,从软禁的中共人员中,提审了已公开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各方面负责同志15人,他们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徐梦秋(孟一鸣)、潘同(潘柏南)、刘希平(刘西屏)、马殊、吉合、吕黎平、周绍光、李宗林、黄义明、王义福、李涛、申玲。不久,陈潭秋 、毛泽民 、林基路等人遇害。马肇嵩以及新疆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员也先后被捕马肇嵩在獄中遭受重刑逼供,敌人多次用“老虎凳”折磨他,逼他指认在南疆地区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马肇嵩保持共产党人的节操,没有透露党组织的半点机密。1945年,张治中担任新疆省主席。由于张治中的帮助,在新疆被关押了多年的共产党员才获得释放,马肇嵩也因此回到了延安。

安庆《清真敦悦堂马氏宗谱》记载:“建国后,马肇嵩任北京铁道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内务部参事、政法委员会委员。后因工作需要再度进疆。任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任和田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以及党委书记等职。”在新形势下,马肇松所面临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作又有了新内容和特点。

和田地区在新疆南部,地处喀喇昆仑山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间,属干旱荒漠性气候,建国初,人口不到百万,主要是维吾尔族人,其余为汉族、回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族人,历史上,该地区居民基本上信仰伊斯兰教。古代和田是历史文化名城,汉代时即是“西域36国”之一,但是,由于地理气候原因,和田一直处于地广人稀、交通困难、农牧业生产落后状态;并且没有近代工业,是个经济贫困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在分析该地区种种自然和人文条件后,马肇嵩一边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一边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发展地方经济。他指导兴建农田水利,兴办工矿企业,积极申报国家交通项目。他注重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的辛勤工作有效地协调了民族之间关系,获得了当地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百姓的拥护,使当地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爆发,马肇嵩与众多老干部老革命一样也受到了冲击。文革结束后,马肇松恢复工作,担任乌鲁木齐市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离休后,马肇嵩仍定居乌鲁木齐市撰写回忆录,上个世纪末归真于乌鲁木齐市。

回顾马肇嵩的一生,除青年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外,自奔赴延安后,其主要精力都献给了新疆地区的革命工作和边疆的经济文化建设。他为祖国边疆的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较早从事民族工作的杰出的回族干部。马肇嵩建国前后在新疆的工作经历向我们证实:由于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一大批优秀而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员在艰苦岁月里坚守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坚持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从而为后来解放新疆建设新疆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和一定力量。

20世纪30年代初,与马肇嵩一起在安庆参加“左联”领导的革命活动的部分革命青年简介如下。

1、关于徐方略简历:徐方略,汉族。1929年至1935年在安庆东南中学、怀宁中学、安庆高中读书,参加进步活动和革命运动。1935年到上海,由张端(张凯君)介绍加入中国共青团,193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在安庆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后援会”活动,在爱国义士朱雁秋(回族)创办的《大同报》副刊《乐园》上以“不正子”笔名发表小说,抨击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以及发表自己翻译的都德的《最后一课》等爱国主义小说。文革后,回到安庆城,走访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热情地回忆并证实了当年安庆人民要求抗战的热潮,从而引起安庆文史部门对那个时期有关人和事的高度重视。解放后徐方略任长春财贸学院副院长,吉林省政协常委。

2、关于马肇椿的简历:马肇椿,安庆回族,生于1917年,中学读书时,在堂兄马肇嵩影响下,积极参加安徽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通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是建国前安庆回民中少见博学才俊。毕业后奔赴大西南抗日后方,任中学外文教师。后经“高等文官考试”供职于教育部教育司,1946年于“考试院”任职,经考试合格赴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加拿大、日本等国考察各国文官制度。建国后,在成都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调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1956年调入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从事编辑工作,副研究员,后任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1978年,兼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应邀赴阿尔及尔参加第14届国际伊斯兰教思想研讨会,1983年出席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伊斯兰经书和手稿展览会”。

马肇椿的著作有:《世界伊斯兰教史》。参加白寿彝教授组织的《中国通史》写作,分担《中国与欧洲》(后改为《中欧文化交流史略》)、《中国与伊朗》、《中国与亚细亚》、《中国与非洲》、《中国与土耳其》、《中国与阿富汗》等部分写作,约有50万字。

马肇椿的译著作品有:《叙利亚地理与历史概要》。《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与马贤合译。原著作者:英裔美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

马兆椿编译的作品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任主编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伊斯兰教》(任副主编译)

马肇椿于1996年元月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