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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作者:丁明俊1 马成明2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7-25 18:15:47

摘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宗教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在2016 年4 月22 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习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本文对学术界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述评,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已经实现了中国化,但如果还停留在在过去的历史时态,那还是不够的,伊斯兰教应该与当前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教职人员应该在教法、教义等实践层面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并认为教职人员在伊斯兰教中国化具体实践中应有所作为,提高教职人员文化素质与经学水平,重视和培养爱国宗教人士,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与社会相适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宗教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为我国宗教工作的正确开展指明了方向。其中,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更加明确。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相关理论展开了讨论,成果丰硕。检索可知,近几年有百余位学者针对这一话题撰写文章,主要围绕何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如何实践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路等话题展开学术层面讨论。在此本人在回顾学术界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成果的同时,就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趋势及教职人员在引导伊斯兰教中国化方面如何发挥作用谈点个人看法。


        一、学界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的回顾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研究 金宜久在《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1995)一文中回顾说,在80 年代初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增烈先生明确地提出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可惜这一命题未能取得所有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冯先生认为我们当前所闻所见的伊斯兰教,是在中国已经完成地方化和民族化的伊斯兰教,亦即“中国伊斯兰教”,它增添了适应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的新因素,其本质上就是“中国化”。3其后来又发表《再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2013)4、《三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2015)5,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一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实现的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从而形成不同于境外伊斯兰教的中国伊斯兰教,完成了它的中国化过程。马启成先生《简析中国伊斯兰的民族化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2000)6一文认为,中国伊斯兰文化一方面包含着对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有价值成果的吸收和改造;另一方面,也吸收和融合了中国穆斯林诸民族的固有文化,应当肯定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李兴华先生的《关于历史上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的思考》(1995)7一文认为,我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就有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传统,认识和把握这个传统对当前和未来妥善处理中国伊斯兰教问题很有必要,伊斯兰教在中国选择了与中国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相协调、相趋同的正面功能。杨桂萍教授《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和谐与共的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2017)8一文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民族化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寻求与儒家相互认同的过程,而伊斯兰教教义中的某些主张与儒家思想和精神相通,为穆斯林在中国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中国穆斯林精英在历史上成功化解了政治认同与宗教认同以及伊斯兰教法与国法之间的张力,使伊斯兰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卓新平先生《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考》(2016)9一文认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在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对话中国思想、会通中华文化,已经形成了优秀传统,积累了丰富经验。当然,历史的发展变迁和不同时情,使伊斯兰教的中国适应也错综复杂,仍在途中,故此仍然需要今天的继续努力。另外,中国化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挖掘、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上“回儒对话”的传统,另一方面还要把重点放在中国当代的现实发展上来。最后还需要伊斯兰教界加强自身建设,在宗教自我管理、教职人员整体素质方面有所提升,其中即有教义教规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完善,也要有其教职人员在思想素质、文化修养、精神面貌上的完善,从而带动穆斯林提高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社会责任、公民意识,特别是“中国”意识,自觉形成“中国心”“中国情”。我们必须培养出一批政治上与我们主流意识和核心价值保持一致、道德上有感人魅力,文化素质上高于普通信教群众的教职人员。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标准研究 积极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仅是学理问题,

更是具体实践问题。因此在理清其必要性、必然性及基本概念之后,还需要解决其标准问题,即如何衡量宗教中国化成功与否。对此,有学者提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要解决三大认同问题,即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10具体而言就是解决好爱国与爱教相统一问题、促使信教人群融入中国社会及中华民族文化中多元一体的关系问题。也有学者总结为“五大认同”(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坚定政治方向,注重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树立作为中国穆斯林的自豪感。马强教授在文章中认为应从语言的中国化——从早期阿拉伯语、波斯语转向汉语言的共同使用;经典的中国化——“汉克它布”的出现;伊斯兰教载体的中国化——从侨民番客到回族的形成;风俗习惯的中国化;宗教组织的中国化;宗教活动的中国化;传承方式的中国化——私塾经堂教育的产生;穆斯林社区的中国化——居住格局和生产生活;穆斯林心理的中国化——对汉文化的基本认同和接受等方面作为衡量中国化的标尺。11这一观点适用于历史上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且证明其已完成。对于中国化的现代性势态,还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李林的《教法何以随国法?——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2016)12一文认为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

它在唐宋、蒙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分别被视为习俗、通制、礼法和信仰。“教法

随顺国法”是国法与教法关系的主线,其实质是“教随人定”,即穆斯林遵从国

法,国法规范教法。“教法随顺国法”有助于理顺政治权威与宗教信仰的共构关

系,形成政教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整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之关系,将爱国与爱教融为一体。同时,以本土经验的“教法随国论”可化解外

来的“教法建国论”,抵御境外宗教极端思想,构建我国宗教多元通和。马宗保

教授的《教法礼俗化: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侧面》(2017)13进一步认为伊斯兰教法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礼俗化的过程,主要有两大成果:一是成功地摒弃了教法中“法”的内容,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使教法整体上趋于伦理化、习俗化,成为一种道德观念;二是通过主动调适形成了教法顺随国法的传统,但仅仅在民间社会发挥作用。信教群众现代法治精神的养成还是要依靠现代法治社会自身的力量。


        李兴华先生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几个理论问题》(2018)14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概括为启动时期(唐宋)、初盛时期(成吉思汗西征至明中叶)、兴盛时期(明中叶至清中叶)、寻找新路力挽危机时期(清末民国)等。他认为,历史上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与佛教中国化有显著不同的文化模式,它不是从传教(取经、译经、传授教义教理)开始,而是围绕伊斯兰教载体的初步地域性转化开始。


        对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重要人物著述思想的研究 在我国10 个信仰伊斯

兰教的少数民族中,回族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以“儒诠经”

先贤们。金宜久《伊斯兰教中国化:以汉文伊斯兰著述为例》(2017)通过明清时代中国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著作文本分析,认为明清开创的汉文著述,所显现的中国化,完全符合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走向。15刘一虹著《回儒对话:天方之经与孔孟之道》(2006 年)一书通过对王岱舆、伍遵契、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人著述的研究,将明清时期开创的中国伊斯兰哲学的特征归结为“以儒诠回”、“以回补儒”和“回儒共明”,出现中国穆斯林以本土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所阐发的伊斯兰宗教哲学概念和理论。此外,杨桂萍的《马德新思想研究》(2004)、孙振玉著《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2005)、梁向明的《明末清初回族三大汉文译著家伦理思想研究》(2010)、金宜久的《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2010)和《王岱舆思想研究》(2008)、季芳桐的《伊儒会通研究》(2015年)、冯杰文《明清时期的回儒研究》(2016)等著作全面阐述了明清时期重要穆斯林译著家的生平事迹、译著活动和思想体系,并对他们的历史贡献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文化教育发展传承视角下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 杨怀中先生《回族二元一

体的文化结构》等篇目通过对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历史中的重要特征的梳理分析,既肯定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回族等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肯定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的独特价值,中华民族培育了回族,使其具有了伊、儒文化二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可以看到,这种二元一体的文化结构的形成便是伊斯兰中国化的直接产物,它“涵育了回族的生存和生命的智慧”。丁士仁主编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16收集了民国时期王静斋及当代学者关于经堂教育研究的36 篇文章,梳理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发生、发展、传承和创新的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化伊斯兰教育模式。中国的经堂教育,是以传承和发扬伊斯兰文化为目的、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专业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它以清真寺为依托,以学习伊斯兰经典为宗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传承伊斯兰文化和信仰的宗教专业人才,为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末至民国时期回族知识阶层对传统经堂教育表现出的历史局限性及与社会不适应性进行反思,在发展新式回民教育的同时,又给传统经堂教育留有发展空间,使传统经堂教育延续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


        伊斯兰教思想对回族社会的影响及其与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关

系的研究 丁宏、敏俊卿著《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社会现代化进程》(2012 年)一书中对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认同基础、社会基础进行了分析,而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开启,中国穆斯林也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作者认为,对于穆斯林世界而言,也许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处理宗教信仰、国家认同和民族归属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问题在中国穆斯林中已基本得到解决,且中国穆斯林在多元中国文化中的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的模式和经验应当对其他穆斯林社会具有借鉴意义。马文祥著《基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伊斯兰和谐思想研究》(2016 年)一书将视角集中于伊斯兰教和谐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思想关系的理论研究,说明二者之间的高度一致性。秦惠彬主编《伊斯兰文化与现代社会》(2001 年)、马启成和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1999 年)、孙振玉《伊斯兰教与构建和谐回族社会》(2012 年)和丁宏《从回族的文化认同看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2005)17等论著也偏重从理论的视角对回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各自的研究论述。其中也都或多或少谈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当代性及回族如何认识自己、发展自己等问题。张宗奇著《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2006 年)从文化整合的角度阐述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对本土民族的固有民间信仰、道教、佛教、儒家传统及中国本土的习俗、文化、建筑、艺术等各方面的整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特征,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何走好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的研究 伍贻业的《走相适应的历史必由

之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思考》18是在《中国穆斯林》上较早明确讨论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文章。作者在提出认识并理解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呈现出的若干特征,对于党和国家制订和执行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理我国民族、宗教关系是很重要的。首先应从理论上解决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相适应并不是要求放弃宗教信仰,也不是对现有宗教的否定,而是要求在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上,在遵守基本教义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和制度加以解释和改变,以期适应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其次在教义思想上,穆斯林应该持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宽宏博大精神,追求两世吉庆。再次,培养接班人和教育问题是本土化的关键,要着力培养具有高觉悟、高素质、高品位的宗教人才,促进中国伊斯兰教的建设。最后,要加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指导工作,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出贡献。马强教授也在研究中指出,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内部原则和底线,是穆斯林对于任何文化符号的接受和借用都不能影响和危及“认主独一”的一神信仰,使之去宗教化和非伊斯兰化。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穆斯林内部需要反思的问题也很多,同时中国伊斯兰界外部也需消除因文化陌生、偏见、刻板印象等造成的伊斯兰教本土化恐惧症,特别是仅从外显符号做判断,而缺乏同信教群众之间的深入沟通,通过只言片语就断定其“去中国化”,这是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19


        以地方性经验为视角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 高占福、敏俊卿的《我国内地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上、下)》(2017)、妥学进《临夏回族自治州伊斯兰教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研究》(2017)、王文杰《从广东实践看伊斯兰教中国化》(2017)、彭无情《顺应形势迎接挑战,坚定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2016),等等文章从不同地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动因、特点及现实意义,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在不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独特表现方式。

以文学、艺术、建筑风格等为视角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 唐建、孙毅超

《伊斯兰教清真寺形制的中国化漂移——以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为例》(2010)、佳宁《回族“汤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2015)、赵子恒《浅论伊斯兰教建筑的中国化——基于明清西安清真寺的考察》(2015)、杨德亮《清真寺建筑形制的历史演变与回族社会的文化认知》(2015)、李艳超《伊斯兰美学思想的中国化——以当代回族文学的审美特征为例》(2016)、孙嫱《有容乃大:从回族清真寺建筑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2017)、刘菲《素雅之韵,中国化的伊斯兰纹饰艺术》(2017)、金晖《伊斯兰“中国风格”与赫拉特漆艺研究》(2017)、王玉霞《论广州清真寺建筑的中华文化特征》(2017)等等文章以文学、建筑、绘画、工艺美术等为切入点,从政治认同、文化吸收和适应发展、审美特征等方面,论述伊斯兰教中国化在中国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


        中国伊斯兰教解经、著述等视角的研究 金建华的《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

有益实践--浅谈以新“卧尔兹”为特色的解经工作》(2018)20等文章从解经及“卧尔兹”的角度对伊斯兰经学思想中国化实践进行了阐述。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当代著述研究,除针对一些著作的评论推介性文章外,杨怀中、余振贵主编的《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1993 年)一书对上起唐宋,下至上世纪90 年代的578部作品及160 余部参考书目做了介绍,几乎囊括了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所以重要的汉文译著和其他少数民族语种的伊斯兰教古籍,从而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冯杰文的著作《当代回族伊斯兰文化译著》(2014 年)以当代回族伊斯兰文化译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回族民间译著者的人生经历、译著内容的呈现来了解新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发展动态和主题呈现,但书中所提及的著述文献书目较少,不足以令人窥探当代的回族伊斯兰著述全貌。


        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当代实践中的问题反思研究 高占福的《正确认识我国伊

斯兰教是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基础》(2017)21等多篇文章对中国各族穆斯林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进行阐述,新时代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用法治理念管理伊斯兰教事务,是保证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重要举措。

以上梳理了学术界近年来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成果,及他们的主要观点,

肯定不全面,供各位参考。下面就教职人员在伊斯兰中国化中应发挥的作用谈谈自己看法


        二、教职人员在伊斯兰教中国化具体实践中应有所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 年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积极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信教群众往往愿意听宗教界人士的话。要努力培养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

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发挥好他们在引导信教群众、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的积极作用。”22习总书记在2016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党和政府要“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23。

中央倡导宗教中国化并不是要削弱或限制宗教发展,而是要对宗教教规教义

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解释。也就是说宗教必须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与当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要引导信教群众拥护依法治国的理念。各宗教要及时进行教义教理上的创新和调适。24


        如以上学者所述,学者从理论层面理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路径。可以看出伊

斯兰教在历史上已经实现了中国化,但如果还停留在在过去的历史时态,那还是不够的,伊斯兰教应该与当前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教职人员应该在教法、教义等实践层面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因此教职人员在伊斯兰教中国化具体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 我国大约有 3.5 万座清真寺,有开学阿訇等教职人员在也应该在5 万人

左右,其中宁夏有教职人员9 千多名。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管理好这支队伍、

发挥好他们的作用、提高他们的经学水平与汉文化水平,对引导伊斯兰教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广大穆斯林对教职人员是信赖与尊重的,被称为“教门的柱子”,广大教职人员处于与信教公民接触的第一线,肩负着向穆斯林大众宣讲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教育群众的历史重任,其政治倾向、言行品德、宗教修养、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与融会贯通,并运用到宣教活动中,对穆斯林群众影响很大。同时教职人员也是抵御境外极端宗教势力渗透的主要力量。因此,重视和加强爱国宗教人士队伍建设,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现实意义。


        2. 提高教职人员素质,培养经、汉兼通的教职人员是引导伊斯兰教中国化

的关键。教职人员在学习经学知识的同时,应学习汉文化及现代科学知识,关注世界科技前沿,努力做到经汉兼通。1905 年,牛街清真寺开学阿訇王宽携学生马善亭完成朝觐功课以后赴土耳其考察,受到国王哈米德的接见,王宽向国王介绍中国穆斯林现状,在交谈中哈米德国王指出:“中国穆斯林不但要学习伊斯兰文化,也应该学习中国文化”,王宽回来以后在牛街创办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经书、国学兼授,成为近代我国新式回族教育的开创者。民国时期回族教育家唐柯三指出,“圣训”讲,“求学在穆民男女上是天命”,这里讲的求学者应该学习一切学问,并非仅仅限于学习宗教知识,身为中国国民,不学习中国文化,已违圣训之旨25。庞士谦阿訇也曾讲过,“中国有许多阿訇,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们的精力主要用在宗教学术上,可惜大多数的阿訇们不谙中文,又不能用阿拉伯文写作,所以学者们对于某种学问有所专长,而很少有行之于笔迹者,一旦他死去,他的学问也随之而亡了”。教职人员只有较深的中国文化学养,才能讲好“卧尔兹”,将现代科学知识运用到每周一次的“卧尔兹”宣讲活动中,才能将伊斯兰教的中道思想准确传送给广大穆斯林,才能自觉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我认为科学与宗教并不矛盾,例如源于伊斯兰教创立而创制的伊斯兰教历,北宋时期传入我国以后被称为“回回历”,受到元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设立“回回司天监”“回回钦天监”,掌管领回回人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翻译回回天文书。而今天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与天文学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的教职人员也应该与时俱进,学习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这样在讲“卧尔兹”时少犯一些常识性错误,赢得穆斯林教众的认同。许多教职人员有一个感觉,就是在城市或文化发达地方学不好开,这些地方对教职人员文化水平要求更高。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对伊斯兰教职人员提出了新要求,阿訇必须不断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才能适应社会发展。


        3. 当前回族穆斯林教职队伍分析。据前几年调查资料显示,回族穆斯林教

职人员经学水平与汉文化水平不够乐观,主要表现在大部分教职人员还是出于传统经堂教育,知识结构不尽合理。从经学院毕业从事教职工作的人员寥寥无几。传统经堂教育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已经不能很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其局限性许多学者已经做过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另外教职人员汉文化水平低,成为制约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要瓶颈。2012 年我在宁夏移民开发区红寺堡做过调研,截止2010 年,红寺堡开发区有清真寺184 座,分属2 个教派3 个门宦,取得开学资格的教职人员有286 人。在这些教职人员中,具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113人,初中毕业155 人,高中毕业14 人、大专3 人,本科1 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93.7%。2008 年我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调研时,据该州提供的资料,全州有清真寺、拱北、道堂3504 座(其中正式登记的2776 座,未批准的728座),大多数清真寺都招收满拉1-10 人,最多的一个清真寺招收满拉37 人,只有2 位阿訇授课,而授课阿訇汉文化水平有限,因此目前教职人员的培养模式是不容乐观的,存在的问题很多,应该引起政府部门关注,但如何改进,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提高阿訇资格入职门槛,不解决高水平教职人员有效培养途径,也是不行的。许多教职人员将阿訇看成一份职业,对自己肩负的引导伊斯兰教中国化使命并不清楚,至于如何引导、自己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认识不到位,对现代科学知识及国家民族宗教政策也是一知半解,与基督教、天主教许多神父、牧师具备博士学位形成鲜明对比。


        三、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的几点反思


        回顾学术界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相关研究阐述,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地看

到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社会中是如何生根存活与发展传承下

来的。回顾历史,可以让我们总结出很多学理化的知识,也让我们从中汲取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发展的理论依据。从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肯定各界对于这一时代命题研究和讨论所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卓越成果。当然,对于这一命题的探索仍然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反思和研究的地方。


        需要对某些命题达成共识。讨论伊斯兰教中国化,首先必须肯定中国伊斯兰教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学者们都谈到作为宗教自身要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且根据不同的时代做出积极地调适。但伊斯兰教中国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消极的接受过程,而是富有创造性的、积极适应的双向影响,不仅需要外来宗教自身作出适时适度地调适,还需要本土社会敞开海纳百川的胸怀。即在从宗教本身出发做出讨论的同时,还需要从本土的角度思考。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优越也有其局限,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如何看待外来宗教思想,如何客观理性辩识外来思想中的优劣成份尤其是那些可以为我所用,对自身的发展有借鉴吸收价值的成份,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对话交融,而非单方面的依附和调试,这样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才会更加牢固。正如伍贻业所言,中国伊斯兰教应该而是必须是世界伊斯兰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也应该而且必须是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或许会更符合历史事实和现实发展。


        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命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思考。伊斯兰教从传入中国社会扎根发展起,就已经开始了其中国化进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中都其实在“本土化”的范畴之中。明清时代回族经堂教育的产生,清代以来的“以儒诠经”运动,到了民国的回族新文化运动,都是前人对

伊斯兰“中国化”命题的探索和实践。进入当代后,人们再次深入讨论和反思这

一命题,以期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构建新时代的理论体系,指导当前和未来的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力量。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相辅相成,前者是途径,后者是目标。中国化不是要让宗教失真变样,一个宗教之所以能够被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群体所接受,其核心的信仰准则应当具有普适性。而中国化的命题应当是要求宗教信仰者在实践自身信仰的过程中,作出适时适地的抉择,让宗教(信仰者)自己能够更好地与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并为这一命运共同体的更好发展作出自身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等方方面面在当代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也应当和必须积极面对新的时代特征,重新认知自我,作新时代的调适,思考新的时代命题,探索新的时代道路,对此学界的研究探索还比较少,且还不够系统、深入,很多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都没有提高到伊斯兰教思想中国化的高度来讨论,这也导致了当前社会中外界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陌生与隔阂,究其原因还是当代中国穆斯林的很多积极正面的社会实践未得到充分关注、研究和呈现。


        要研究伊斯兰教思想中国化的当代实践和发展势态有必要从与此相关的各界(政界、宗教界、学术界、信教群众)展开探讨,例如中国伊斯兰教的当代解经工作、中国伊斯兰教知识精英的当代著述、中国伊斯兰教的当代形象和角色的认知、中国伊斯兰教的当代伦理思想、中国伊斯兰教的当代宗教观念、当代中国穆斯林在民间公益慈善方面的积极实践。当代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应对现代性命题,中国伊斯兰教是如何认识和应对现代性命题以及该如何正确应对这一命题,学界需要深入当代中国穆斯林社会调查研究,对伊斯兰教思想中国化的当代经验与发展趋势做出研究总结。


1 丁明俊,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马成明,北方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3 金宜久.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J].世界宗教研究,1995(1).

4 金宜久.再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C].西北宗教论丛(第3 辑)[M],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

5 金宜久.三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4).

6 马启成.简析中国伊斯兰的民族化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J].中国穆斯林,2000(1).

7 李兴华.关于历史上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的思考[J].世界宗教研究,1995(4).

8 杨桂萍.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和谐与共的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J].西北民族研究,2017(2).

9 卓新平.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考[J].回族研究,2016(4).

10 吴云贵.略议伊斯兰教中国化[A].第三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论文集[C],北京,2017.

11 马强.历史上汉族学人对伊斯兰教认识之演变——兼议伊斯兰教的中国化[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1(2).

12 李林.教法何以随国法?——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J].世界宗教研究,2016(6).

13 马宗保.教法礼俗化: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侧面[J].宁夏社会学,2017(4).

14 李兴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几个理论问题[J].回族研究,2018(1).

15 金宜久.伊斯兰教中国化:以汉文伊斯兰著述为例[M].世界宗教研究,2017(6).

16 丁士仁主编:《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7 丁宏.从回族的文化认同看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5 (2).

18 伍贻业.走相适应的历史必由之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思考(上)[J].中国穆斯林,2002(6).伍贻业.走相适应的历史必由之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思考(下)[J].中国穆斯林,2003(1).

19 马强.适时本土化: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J].回族研究,2016(4).

20 金建华.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有益实践--浅谈以新“卧尔兹”为特色的解经工作[N].中国民族报,2018-4-3.

21 高占福.正确认识我国伊斯兰教是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基础[N].中国民族报,2017-3-28.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165 页,中央文献出版2017年。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169 页,中央文献出版2017年。

24 孔陈焱:《如何解读“我国宗教中国化”》,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25 唐柯三:《成达师范学校之缘起暨迁桂之经过与意义》,《月华》193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