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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社区的文化性格及教育功能探析

 作者:张宏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3-21 23:08:23



张宏: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回族社区与回族的形成、发展息息相关,浓缩着回族兴衰起落的历史变迁,烙刻着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回族社区不仅是回族精神世界的物质存在形式,还是孕育回族的“母体”是大分散的回族立足中国社会的根底回族社区作为文化的载体发挥着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化、规范其行为,加强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力等教育功能。深刻领会回族社区文化性格和教育功能,对回族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回族社区;文化性格;教育功能

作者简介:

    张宏(1975—),山东临沂人,曲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

 

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及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穆斯林聚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族社区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回族社区穆斯林以伊斯兰文化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对社区的组织方式、生产和生活等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坚守着社区和族群的文化边界,使该文化共同体幸免于异质文化的冲击和同化。独具民族特色的回族社区不仅为穆斯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而且使长期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穆斯林在历史长河中民族文化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城市规划中许多回族社区已被拆迁或正面临着拆迁。城市回族社区不断减少,回族穆斯林由聚居走向了散居,回族社区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不断弱化,以致回族的民族认同感也呈现弱化的趋势,这引起政府部门、学者和广大回族穆斯林的共同关注。

从教育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出发,本文全面剖析回族社区的文化性格,深刻认识其教育功能,对回族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回族社区的文化性格

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穆斯林“围寺而居”——“清真寺·坊”的立体结构筑起了社区,他们称此为“哲玛提”(阿拉伯语Jamaat的音译),意为“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意译为“寺坊”。回族社区是回族赖以形成的根柢之一,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社会相结合的产物,奠基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穆斯林们扎根中华文化社会的根基。因而回族社区与回族形成、发展息息相关,浓缩着回族兴衰起落的历史变迁,烙刻着本民族的文化性格

(一)回族社区是回族精神世界的物质表现形式

    在英文中,社区“community的本义与回族社区哲玛提“Jamaat”的意思相似,有“共同体、集体”之义,具体指种族、宗教信仰、职业等方面相同的人形成的集体。但是,虽然“community”和“Jamaat同为社区,却是来自两个不同文化世界的语言符号,它们根本的区别并不在于构成要素的不同,而是社区居民的文化维系力不同,具体表现在社区内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不同。Jamaat是基于伊斯兰教信仰整合而成的宗教社区,用《古兰经》和圣训原则规范着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和行为。

Jamaat”社区与community”社区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Jamaat社区成员一定要有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社区道德义务是信仰安拉劝善戒恶,而社区成员语言、种族、肤色、地域等方面不一定相同;其次,Jamaat社区的主要目通过创建伊斯兰制度服于真主,并实现保护穆斯林的利益不受侵犯再次,Jamaat社区的原则和价值主要体现在,服从唯一的真主安拉,服从责任和原则规范下的自由公正和仁慈,服从友爱强化下的平等协商此外,清真寺Jamaat社区的文化中心,是进行礼拜和节日庆典的场所,是友爱、平等和团结的象征社区政治制度建立在公正团结协商的原则上,致力于保护穆斯林的物质和文化权利,人人都有平等成长和生活的机遇,保护穷人、孤儿和孀寡等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社区穆斯林要出散天课,相互扶助;同时每位穆斯林有学习和为社区奋斗的义务。[1]

由以上可知,Jamaat 作为文化主体用本民族话语系统界说的“社区”概念,是对本民族文化和社会的整体统摄,不论在其显性意义上,还是隐性意义上都是。Jamaat清真寺·坊”的立体构造恰是回族社会和文化构成的生动象征,清真寺是社区的“灵魂”,是回族人心里世界的依托。所以,若是说伊斯兰教是回族存在的精神范式,那么Jamaat 作为对回族精神世界的再现便是回族精神世界的物质表现形式。[2]

(二)回族社区是孕育回族的“母体”

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社会存在形式,即投射在特定地域空间的“时空坐落”。Jamaat 便是回族的社会存在形式,浓缩着回族兴衰沉浮的历史记忆,与其形成、发展休戚相关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征是回族形成的“先天因素”,而伊斯兰文化正是借助Jamaat 这一文化载体植入中国社会的,并逐渐成长为中华文化中一个富有特色的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孕育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追溯回族Jamaat的成长、发展历程,与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传承一脉相承。7 世纪中叶,前来唐朝的各族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商人,在异域他乡汇聚到一起。依据唐朝“华蛮异处”的法令规定和“市坊制”政策,官府在城中为这些外来经商的穆斯林划出一片居住、经商之地,这是最早的穆斯林聚居社区Jamaat称为“蕃坊”,又叫做“坊”。到9 世纪上半叶,随着来华穆斯林人数的增长,Jamaat 在各个交通方便、经济繁荣的都邑中相继形成。[3]到元代呈现“回回遍天下”(元代统称的“回回”,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中亚诸民族,有时也泛指西域人或色目人)之势,入华的各族穆斯林之所以能立足中华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其根底就是JamaatJamaat 作为一个拥有相同宗教信仰的多民族的文化—地缘共同体在与中华文化社会的交流互动中,不断抹平了该“共同体”内部的差别,成为一个孕育共同文化的新民族共同体——回族的“母体”。

在这个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成为“内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相同的信仰和由此形成的共同的生活方式,软化并弱化了东来的中亚、西亚各民族的特性,各民族语言的不同让位于改操汉语,这加速了内部各民族融合以及文化上的整合,回族就这样在Jamaat与其所处的中华文化社会的互动中形成了。由以上我们可进一步看到,回族正是在Jamaat 这个“母体”里遗传了母文化原质的基因,完成了她最初的“造化”。[4]

(三)回族社区是大分散的回族立足中国社会的根底

在“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下,每一个回族社区之间并非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从古至今就相互密切地联系着。杨文炯将跨区域回族社区间资源流动的联系沟通方式分为七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商人为主体的联系沟通方式,具体表现为以强商联系为纽带在流动的市场中形成的社区网络体系;第二种,是以阿訇、满拉为主体跨社区流动的联系沟通方式,具体表现精神资源互动、共享的经堂教育网络体系;第三种,是跨社区的通婚网络体系,具体指“族内婚”、“教内婚”、“回女不外嫁”的回族传统编织了跨社区的婚姻网络;第四种,是跨区域的宗教组织结构网络体系,主要以寺坊间的交往、“海乙寺制”、“门宦制”为代表;第五种,是跨区域传播的媒介网络体系,具体指近现代社会回族的报纸、期刊等媒体网络体系;第六种,是近现代社会回族民间社团组织网络体系,为回族社会在大分散中实现凝聚和整合做出了突出贡献;第七种,是回族社区与“他”族群的互动,即共同体外的社会交往互动的网络体系。[5]散布于不同地域的回族社区,正是通过上述相互交织、叠合互动的网络体系才连接了起来。回族社区间网络资源的交流互动,才完成了对大分散回族社区的有机整合,保持了民族文化本质上的同一性,进而实现了民族认同。由以上可知,正是通过这些网络结构,不同的资源在被地域、异文化所分割的回族社区之间交流互动,使大分散的回族社会不是文化的碎片,而形成了“形”散“神”聚的社会整合,进而实现了民族认同的建构和维系。

    回族作为幵放程度较高的民族,为了生存的需要不仅吸收了主流文化的优秀因子,而且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核,没有像其它较小的民族那样被汉文化的汪洋大海所淹没,正是因为,回族宏观上星罗棋布于华夏大地,微观上又能形成一个个小社区,抗拒着异族的消融与同化,保持其整体性。[6]

二、传统回族社区的教育功能

“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穆斯林,在1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活态度积极进取,适应主流文化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并很好地保持了其有特色的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念,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性格和睿智的生存哲学这得益于他们较为发达的教育体系和通达实用的教育理念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回族穆斯林对教育的重视,回族家庭注重人伦观念谋生技能的培养,学校进行科学知识的训练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清真寺的主要教育内容为宗教信仰礼仪规范。[7]而回族社区Jamaat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承、发展民族文化

回族穆斯林传统的聚居型社区Jamaat是文化的载体,是传承回族文化的主要场域,这是它与其他社区的主要区别之一。回族社区Jamaat为民族文化提供了赖以生存发展的亚社会人文生态环境,其内的穆斯林家庭与清真寺在回族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青少年穆斯林主要在该场域中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

例如,有学者在调查“你对回族历史文化或伊斯兰教知识的了解来自哪里?(调查对象为回族青年15-18岁)”时发现, 银川市、西安市和西宁市三个城市的回族中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主要来自家庭和清真寺。其中“来自家庭”的比例十分接近,银川市、西安市、西宁市的比例分别是57.14%、54.48%、52.43%;对“来自清真寺里学习”的回答三个城市有巨大差别,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城市西安市、西宁市分别为46.90%、23.78%,银川市因为回族穆斯林散居程度的加剧仅为9.52%。在“你是否去过清真寺学习,你是否去清真寺做过礼拜”的调查中进一步显示,回族穆斯林聚居的西安市、西宁市和相对聚居的兰州市去过清真寺学习的人分别为93.10% 、87.03%、85.62%,而回族穆斯林散居的银川市去过清真寺学习的人仅占14.88%。[8]

由上述可知,在兰州市回族穆斯林相对聚居以及西安、西宁市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城市中,回族社区发挥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是本民族青少年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场域。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穆斯林散居程度加剧的银川市,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已极大地削弱。

    此外,回族社区作为本民族文化的载体,发挥着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城市回族社区更是如此。例如,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被许多学者看做回族文化的“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因为曾是王岱舆、刘智等回族先贤引领的回族文化运动的地方。清末、民国时期,城市回族社区是创办回族社团、报刊的主要地点所在。据学者统计,在清末、民国时期主要且影响较大的回族社团多汇集于北京、上海和南京三个城市的回族社区,约占回族社团总数的42 %,其中北京有15 个,上海有5 个,南京有5 个。[9]据学者统计,清末、民国时期主要回族报刊有150多个,影响较大的报刊几乎全都汇集在大城市的回族社区。[10]还有学者统计,20 世纪末时全国回族报刊杂志有66,大多数刊行于大中城市的回族社区,其中民间创办的穆斯林报刊又占了绝大多数。[11]现代化进程中的回族社区,越发应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影响力,成为回族文化发展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二)青少年社会化,规范社会行为功能

青少年的社会化在本质上是“文化”化,是在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发生的。回族青少年社会化是通过社区内穆斯林交往互动形成社会控制得以实现的。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回族社区Jamaat的解体,回族穆斯林之间交往互动的减少,社会控制力减弱,酿成其行为价值根基的缺乏,文化失范与社会越轨行为层见叠出,以及新生代穆斯林的民族文化认同严重弱化和文化归属感的丧失。

有调查表明,散居回族新生代比聚居回族新生代的文化失范和行为越轨的比例要高很多,这主要反映在行为符号方面。在回族聚居的西安和西宁市回族青年(15-18岁)与回族散居的银川市回族青年( 15 -18岁)在行为上有巨大差异。例如,调查表明西安、西宁市的“不喝酒”回族青年所占比率分别是96.55%、70.81%, 比银川市“不喝酒”回族青年所占比率的27.88%各高出68和43个百分点。与此相反,银川市“饮酒”回族青年所占比率为72.12%,比西安、西宁市高出很多。就文化认知来看,其中“是否知道穆斯林禁止饮酒”一项调查表明,银川市回族青年“知道”的所占比率为79.76%,低于西安、西宁市的回族青年“知道”的所占比率分别为95.17%、97.84%。与此相反,银川市“不知道”回族穆斯林禁止饮酒的回族青年所占比率为20.24%,比西安、西宁市的4.83%、2.16%高出很多。再从饮食行为来看,西安和西宁市的回族青年“在非穆斯林家庭或非清真餐厅不用餐”的所占比率分别是75. 86%、72.43%,比银川市的33.33%,分别高出了42和39个百分点。[12]由以上可知,随着散居的加剧,民族文化对回族青年的行为约束力在减弱。

(三)加强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功能回族和犹太民族相同,之所以都生存于外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被同化,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一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二是本民族成员群体“聚居”的方式。在历史上曾历经千年“大流散”的犹太民族,虽然备受歧视,饱经磨难,但是其民族特征始终如一,民族依然没有被消融,依靠的即是民族文化认同和聚居。回族是二元一体民族,文化也是二元一体文化,即外来民族与本土汉族的结合,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文化认同与相对聚居不仅是回族文化经久不衰的缘由,也是回族历经数百年变故仍保存回族文化固有属性的重要原因。回族与其他民族的相异之处,主要是回族所具有的伊斯兰文化特性。长久以来,回族的内聚力以及共同抵抗外部干扰的强大力量就来源于对伊斯兰教价值体系的强烈认同。然而,具有相同生活习俗与行为方式的回族穆斯林,更乐于聚居,自成社区共同生活。[13]

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的加剧,回族社区已被拆迁或正面临着拆迁,回族穆斯林的居住由“聚居”变为“散居”。这导致由家庭和清真寺世代传承伊斯兰文化的路径遭遇变故,回族社区的社会凝聚功能在慢慢消失。虽然回族穆斯林原有的伊斯兰教精神纽带没有改变,但散居的穆斯林在遵守共同的生活习俗、礼节规范、价值目标等却慢慢地发生着变化。随着伊斯兰文化传播与传承力度的削弱,很多回族穆斯林尤其是年青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兴趣日益弱化,仅仅在饮食禁忌上仍保持着伊斯兰文化特征,在参与伊斯兰教节日活动和穆斯林同胞葬礼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至于其他方面已经逐渐淡忘了。[14]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老城区的改造,回族社区这一传统的聚居方式被打破后,回族文化应该如何传承,回族社区的教育功能能否由其它社会组织代替等问题,将成为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者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回族群体仍然面临着对年轻一代进行民族教育的重任,在回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等方面,回族社区的教育功能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马强.伊斯兰“乌玛”精神与都市穆斯林社区——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现状田野调查[J].世界宗教研究,20061):128-140.

[2][4]杨建新,杨文炯.Jamaat:都市中的独特社区——以对兰州市回族穆斯林的调查为视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40-44.

[3]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201.

[5]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77-342.

[6]张宏.散居回族学校教育的隐性力研究[D].西南大学学位论文,2012:44.

[7]王卫华.内地都市化背景下民族民间叙事的双重教育功能[J].民族教育研究,2013(6):100-105.

[8][12]杨文炯,张嵘.城市回族社区结构的变迁及其文化影响[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10.

[9]张鸿雁,白友涛.大城市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J].民族研究,2004(4):38-48.

[10]赵小燕.回族报刊史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1992.

[11]杨文炯.文化自觉与精神渴望[J].回族研究,20011):70-75.

[13][14]张成,米寿江.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J].回族研究,2006(4):54-59.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Cultural Character and EducationalFunction in the Hui Community

ZHANG Hong

(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 It is of close concern to each other for the Hui commu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i Nationality, in terms of which, it reveals the concentrated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Hui’s ups and downs and individualizes its own specific cultural character. Not only as physical existence for the Hui’s spiritual world, the Hui Community is also the Mother breeding the Hui nationality and the root supporting the very decentralized Hui nationality stand in Chinese society. It is the cultural carrier for the Hui community to play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including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ethic culture, socializing and regularizing the adolescents’behavio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hesion etc..It shall be of the outstand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build the Hui community in the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recognizing its cultural character and education functions fully.

Key Words: the Hui community; cultural character; educational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