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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回族传统社区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

 作者:王 平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3-12 16:30:30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回族传统社区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

 

——以甘肃临夏市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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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平,男,甘肃临夏人,民族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师。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宗教学会会员,黑龙江哈尔滨回族研究会顾问,《龙江回族》学术顾问。1989年毕业于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6年考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攻读民族学博士,2009获得法学博士学位。2009年7月进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经获得2013年度厦门大学科研教学奖、2014年度福建省青年高层次人才称号。2013-2014年度获得福建省博士后和青年高层次人才访学研修计划资助,于2014年赴台湾政治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与人类学。曾经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民族学》、《民族教育研究》、《回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兰州学刊》等国内权威期刊和CSSCI期刊等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CSSCI期刊文章18篇,包括《民族研究》4篇,《世界宗教研究》3篇,《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发文“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与模式探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公开出版的著作论文集论文6篇。博士论文专著《临夏八坊:一个传统与现代回族社区的建构》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曾经推荐参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并被中国民族宗教网列为推荐书目。参与编著《饮食人类学》、《临夏回族史话》、《八坊印记》等著作,曾经参与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课题、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2011年9月组织领导厦门大学人类学调查组主持参与了联合国人与生物圈陕西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专项调查,被邀请为《人与生物圈》特约编辑,组织编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人与生物圈》杂志牛背梁专刊(2012年第1期),此项目以顺利通过联合国验收,陕西牛背梁自然保护区已加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曾指导参与了“临夏八坊十三巷”规划与建设,并对2018年临夏市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实施方案提出了修改和指导建议。

 


                               

摘  要:如何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有效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对于民族地区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城镇和传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以位于河湟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为个案,通过对八坊回族传统社区历史形成,其所处的多元自然生态文化环境和多民族共居融生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各民族多种生计方式间的互补依存,以及八坊回族社区一体多元的回族传统社会文化形态的分析,体现出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并就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保护和开发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探思和分析,从而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加强民族历史文化社区以及民族地区古村古镇建设与发展进行刍探。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临夏八坊;传统社区、历史街区;开发保护

 

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首府临夏市,“八坊”这个名称究竟开始于何时,目前尚未发现可靠的资料来证实,不过他来源于伊斯兰教八个清真寺的八个教坊,统称“八坊”是无可置疑的。是历史上世居此地的回族围绕八个清真寺居住而形成的“围寺而居”的八个教坊而得名,并一直延续至今。 据考证,八坊回族地区一带早在唐朝就有大食、波斯等国商人和宗教人士来往经商、传教和定居。到元代时逐步形成了一个回族聚居社区。在这里,最早出现的清真寺是元代形成的南关清真大寺,明末清初,又相继兴建城角寺、老华寺、老王寺、上二社寺、北寺、西寺、大祁寺,成为“八个教坊”; 民国时期,形成12个寺坊,统称为“八坊十二寺坊”。 明末清初,随着伊斯兰苏菲派思想逐渐传入,一些宗教学者相继传播了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等学派教理,并将其与中国的儒、道思想相结合,于是就产生了众多的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形成了这一地区以共同的伊斯兰信仰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回族社区文化。

 

一、河湟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上的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

 

临夏(古称“河州”)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的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丝绸之路南路的要冲,历史上河州城是唐蕃古道、茶马互市和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八坊”是历史上对河州(今临夏)城外南关一带回族聚居区的泛称。

坊,在汉语里,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在辞海中,坊有“市街村的通称”;“里巷(城市的居住方式)”;“店铺”;“工场”等含义,《旧唐书·食货志》中的解释为“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居者为村”。这多种解释,也衍生出人们对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的多种阐释。

八坊是历史上临夏城南关一带回族聚居区的泛称,在以往的文章著述中,还曾有“八方”、“八房”之称。有关“八坊”一名的由来,基本上有三种比较集中的说法:一是“八坊”,这主要是由宗教的原因而得名。元明以后,临夏成为回族主要的聚居区,当时的八坊一带有八个坊,十二座清真寺,每个“坊”周围的回族群众以清真寺为中心进行宗教活动,因而该地始有八坊之称。二是“八方”,其中有两层意思,一为该地处在甘青宁交界处和回藏交汇点,是四面八方都通达的要地;二为八方人的先民来自各地,既有中亚等地的外国穆斯林,也有国内南京、陕西、宁夏、青海、四川,以及省内各地的穆斯林,由此而称为“八方”,“八方”的称谓要晚于“八坊”,它与当地人走南创北,四面八方的经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八坊”和“八方”经常相互使用,没有严格的区分。三是“八房”,这种说法认为,以前该地有八个著名的马家,南关一代的繁荣,是由这“八房”人家开创,久而久之,该地也就以八房相称。这三种称呼中,尤以“八坊”之说影响最大,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但八坊一名最早从何开始,目前很难确切得出结论,大约在明末清初才得以在当地广泛相称。至于八坊一名在陕甘宁青四省,乃至全国回族中被人们所熟知,则是晚到清同治年间。[1]

   在笔者的田野访谈中,也对以上的说法的得以证实,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八坊”之说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的回族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八个手工业“作坊”,持这部分观点的人认为,这一地区曾是丝绸之路要道和茶马互市的重镇,而这个回族居住地区没有任何土地资源,所以大部分只能从事以商业或手工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出现了众多的商铺或家庭式作坊,以满足城里四乡即来自四方的人的需求,这些世代居住地回族以商业或手工业来谋生并获得了发展,他们根据自己宗教生活的需求建起了清真寺,形成了“围寺而居,围坊而商”的社会经济文化样态,但随着这一地区商业的不断发展,作坊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八个变为几十个,所以“八”字便表示“多”的意思,“八坊”则代表了这一地区回族的生计或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以上诸多的解释,其实就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八坊这一回族历史社区的形成进行了叙述,正是这种多元成因的叙述,反映了多种因素导致八坊回族历史社区的形成,体现出了八坊回族社区文化多元的特性,在笔者看来,像八坊回族社区这样一个身处多元民族文化及多元生态环境的历史文化社区,多民族间经济文化互动为这一地区回族地方性文化提供了丰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进而产生了其独具特色和价值的地方性回族历史文化社区。 

 

二、多元民族文化生境中的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

 

临夏市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所处的临夏地区在历史上又称河州,这一地区处在一个多元生态地理文化环境之中,其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南边缘和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交接地带,东临洮河,北濒黄河与黄土高原的定西和兰州相接,西倚积石山,南靠太子上与位于青藏高原东段的青海和南段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相连,处于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之间。其东面与东乡族自治县相邻,北面与汉族为主的永靖县相邻,西北面与东乡、保安、撒拉族自治县相邻,东南面与回汉共居的和政县和回族人口占98%的广河县毗邻,南、西、北面与毗邻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夏县相邻,是处在一个多元生态文化环境中的回族聚集区。从市区的微观生态环境来讲,八坊又处在城乡之间,处在城市和乡村文化的交汇之处。

河州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消长融合的地区。历史上多民族的共居融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创造出临夏地区的多元文化,根据考古发现和当地学者的研究,临夏(古称河州)自远古起到中华民国以来的15个世纪中,曾有过三次繁荣时期,其一为以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远古文明,其二为唐宋时期发达的农业、繁荣的交通贸易和多民族互动交融形成的经济文化繁荣。其三元代以后随着屯田地发展,茶马贸易的兴盛、交通的发达和城池建设的兴起,形成“遂为乐土”的文明。[1]早在氏族社会,这里已有羌人生息繁衍。从先秦到两汉,这一地区主要有西羌和汉族,羌族是繁衍于河湟的古老民族之一,《后汉书·西羌传》载:“河关西南羌地是也”,《河州志》(嘉靖本)记载:“尝考是郡即古西羌地也”。秦汉以来,中原王朝统治了这一地区,汉族人逐渐增多,魏晋南北朝时,匈奴、氐、羌、鲜卑、吐谷浑等族的统治者先后涉足此地。鲜卑乞伏氏,曾建都枹罕,隋末唐初,吐谷浑曾在这里活动,唐代吐蕃与唐或战或和,宋代吐蕃、女真族也曾统治或占领过这一地区。元明以后,蒙古汗国先后占据河州后,河州又有蒙古族戍驻,经过战争、迁徙、屯戍,各少数民族除迁徙别地者外,不少人定居下来,融合于汉族和其它民族,使这一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分布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回回民族逐渐形成和发展,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也有迁来定居的,这些少数民族和汉族一道,共同塑造了这一地区多元文化生境。多元民族文化的特征集中展现在各民族不同宗教文化方面,这一地区的汉族主要信奉佛教和道教,道教和汉族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临夏市较有影响的有万寿观,佛教由汉代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朝统治者大多信奉和推崇,宝觉寺就建于北魏,西秦建都枹罕后,曾聘高僧讲经、译经,西域禅宗大师昙摩毗还被奉为国师,在炳灵寺造像题记。唐朝后期,吐蕃占据河湟后,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开始传播,以后各朝均有发展,现在毗邻临夏市的东乡县河滩乡,还有地方叫“喇嘛川”,并有佛教寺庙存在。而境内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则信奉伊斯兰教,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由唐代传入,它对这一地区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明末清初以来,临夏市回族人口逐渐增多,八坊回族聚居区也在这一时期形成,这里清真寺林立,经堂教育发达,门宦、拱北也相继产生并不断发展,伊斯兰教对各族穆斯林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心理素质、饮食、风俗习惯影响很大,使这八坊一地区形成了一体多元的伊斯兰文化风情,被称为“西北回教文化中心”,清末民初以来号称“中国的小麦加”。[1]《新亚细亚》杂志1935年10卷3期载“八坊一隅,内有五大寺十八小寺”。[1]

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历史街区呈现出多样性的生计文化样态。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历史街区位于河湟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从宏观文化生态环境来看,其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处于汉藏两种文化体系和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之间,八坊回族聚居区位与汉族农业和藏族畜牧业两大经济区域的边缘地带,这两大经济区域之间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但历史上汉藏两种经济文化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抑商贱商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两个经济文化共同体之间的有效交流,这为回族这一重商崇商的民族提供了适应生存发展的经济文化环境。从微观文化生态环境来看,八坊回族聚居区形成时所处地域位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城镇的消费性经济和乡村的生产性经济,使这两种生计群体间存在着很强的依存性,这使以商业等服务业为生计方式的回族创造了有效的生存空间,八坊回族作为城乡结合部的生计群体,汉文化的缺失使其无法获得城镇以文化资源为主的知识性生计方式,土地等生产性资源的缺失又使其无法从事农耕生计,而独特的生存地域和资源稀缺的客观条件,使商业、手工业、饮食业等服务性行业成为其生计方式的最佳选择,再加上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成为多民族共居融聚的地区,是各种文化交流汇合之处,这也为崇商重商的伊斯兰文化提供了发展空间,为视商业为天职的回族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也为八坊回族聚居区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文化环境,八坊回族生计方式的形成,是农耕和畜牧两大经济区域,城市和乡村两种经济方式,以及国家发展和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崇尚重商伊斯兰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八坊回族在多元文化生境中生计方式的适应性选择。

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承载着一体多元的回族穆斯林历史文化形态。 “一个区域要和它的四周区别开采,除了需用突出的山水、语言、或技艺外。还必须有一种基于某种宗教教义、社会观点、政治模式的强烈信仰,有时二者是结合的。同时,这些张扬地域文化个性的文化因素又往往呈现为独特的文化景观。[1]八坊回族聚居区作为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聚居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性一体多元的伊斯兰文化体系,这种一体多元伊斯兰文化是指在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下,由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和门宦文化组成的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体系。它是形成八坊地域文化系统特性的关键因素,是八坊地方性回族文化特色的体现。八坊回族聚居区,明代均属“格地目”一派,明末清初,随着伊斯兰苏菲派思想逐渐传入,随着朝觐者的日益增多,他们中的一些宗教学者接受了国外学理教旨,相继传播了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等学派教理,并将其与中国的儒、道思想相结合,于是就产生了众多的教派门宦,20世纪初,伊赫瓦尼教派产生,解放初,塞莱菲耶教派又从伊赫瓦尼教派分离产生出来。八坊地区虽然教派林立,门宦众多,但均属逊尼派,都遵哈乃斐教法学派,只是在见解和遵行方面有差异[1],形成一体多元的回族伊斯兰文化特色。

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历史社区是中国伊斯兰教教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最早在八坊回族聚居区形成的伊斯兰教教派是格底目教派,又称为老教。自明清以来,随着伊斯兰教思想的不断传入,产生新的派别,至今已发展到格底目、伊赫瓦尼、塞莱菲耶三大教派,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临潭回族移居八坊及周边地区,西道堂的清真寺和围寺而居的教坊也在八坊回族聚居区周边形成,所以八坊地区已成为中国伊斯兰多教派文化集中展现的地区。八坊回族聚居区还是中国伊斯兰门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门宦是国外苏菲派学理传入中国后,逐渐与儒、道思想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伊斯兰特色的宗教社会组织形式,门宦制度是中国穆斯林社会特有的组织形式,是中国的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儒道思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形成,其特点是在宗教组织形式方面有道统世系,其教权继承既有世袭制,也有传贤制;在宗教制度方面重视“教法三乘”,即“礼乘、道乘、真乘,倡导宗教上的悔悟、禁欲、克制、忍耐等功修;崇敬拱北,以拱北为宗教活动中心,特别是门宦始传人和继传人的生辰、忌日举行规模不等的纪念活动。八坊回族聚居区的各门宦主要有三个学派:虎肤耶学派,此学派的较大门宦如华寺门宦、毕家场门宦和临洮门宦;嘎德忍耶学派的主要门宦是大拱北及其所属各门宦;哲赫忍耶学派所属的大西关索麻清真寺就位于八坊大西关。在八坊回族聚居区,除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的库布忍耶外,其它门宦都有分支分布。

    自然条件和社会生活会同时培育一个民族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性格,从而影响这一民族的文化特色。临夏八坊回族穆斯林聚居区一体多元的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形成,是八坊回族面对多元经济文化生态和多民族文化共存环境下适应生存和传承文化之结果,多民族共居融生的历史为其提供了宽松的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空间,多民族间经济文化类型的互补为其提供了生计空间,并为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其自身文化又为其提供了族群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塑造了其一体多元的八坊回族传统历史社区的文化形态。

 

三、丝绸之路上河州八坊回族传统文化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历史

 

八坊”是历史上对河州(今临夏)城外南关一带回族聚居区的泛称,这一特殊称呼反映了河州八坊回族形成的历史。

   唐朝时,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往来的通道,而且也是唐王朝与西域各国交往的主要路线。河州(今临夏)地处丝绸之路南路的要冲,也有回族先民们活动的踪迹。“盛唐时在西域设羁糜州,当时‘丝绸之路’的南道,自内地经临夏、乐都而到敦煌(为丝绸之路三条通道之汇合点)。然后穿过新疆.经葱岭到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那时,这些地区的人,经这条古道而到长安等地,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者不少。唐开元至贞元间,大食来使不绝于途,随着入居的大食人亦不在少数,其中也有留居临夏的”[1]据现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八坊地区回族长期流传下来的口碑资料:“在唐朝时,有来自阿拉伯的十大‘上人’(即有一定伊斯兰教学识造诣的贤哲),从丝绸之路甘肃境内陇西段来到河州(临夏),亡后葬在河州城外南郊哈家坟(约在今临夏市南关清真大寺西侧)解放前夕,他们的墓迁到城西近郊处,至今有人到墓前凭吊并复修了墓地。这可能是昔日来往于丝绸之路,甘肃境内陇西段之间的穆斯林商人留居临夏八坊的佐证。”[1]

到了宋代,随着蕃商与官府和民间商人贸易的不断扩大,许多西域使臣、商人到中原与宋朝交往,“他们经今青海、甘肃临夏,然后经秦州(今天水)东行。这样一来,当时唃廝罗控制地区就成为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通道”[1]而唃廝罗政权自建立后,“一直与宋王朝保持特殊友好的关系,与河湟周边各民族各部落保持和睦相处,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并积极开通边贸,发展经济”[1],对过境的西域、中亚商贾进行保护,所以,当时的丝绸之路的南路-由临洮经河州,入青海,去张掖,达于阗,相当繁忙。宋朝对蕃商的开放政策,希望有更多的外国商旅来华交易,并允许民间交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因而宋代的青唐(西宁)、河州(今临夏)以及熙州(临洮)等城镇,曾一度成为中亚、西域各地商人进行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因这些人主要是大食、波斯、喀喇汗朝和高昌等国使节和商人,一直到绍圣三年(1096年),他们仍沿青唐至熙州(临洮),从事商贸活动[1]。其中也“有外籍穆斯林留居”[1]。当时称外来穆斯林为“蕃客”,聚居地设“蕃坊”,设立蕃长管理其宗教和行政事务。

元代是中国回回民族逐渐发展和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八坊回族“围寺而居”传统教坊社区的形成时期。元代时,河州还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除吐蕃、汉、蒙三大民族外,尚有来自中亚的色目人和少量的西夏人、金人。公元1219至1259年,在成吉思汗蒙古军队的三次大规模西征的过程中,随军带来大食、波斯、中亚等地穆斯林军人、工匠、平民,屯驻在河州地区,为各种军队所辖,数量很大[1]。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中国的战争结束后,成吉思汗西征时被编入“西域亲军”,“回回亲军”的大批西域各地的回回工匠、军士和平民,多数人戍边或参加 “屯、垦、牧、养”等生产活动,河州也成为重要屯垦地之一,“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9年),设河州路,路址在河州城。”[1]公元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屯戍的西域色目人‘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为数众多的西域色目人军士在“社”的编制下,落为民籍,成为边民定居(今八坊上、下二社等始形成于此时),西域色目人主要为男性,他们同他们所居当地汉族等民族的女子通婚,亦有汉民改信伊斯兰教,融入回族,为河州回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元朝政权建立后,中西交通大开,通过海上和陆路,中亚及西亚各地商人也大量进入中原各地,这些人留居各地的,亦不在少数。”[1]此时“西域经河西、河州前往内地的穆斯林商贾往来频繁,伊斯兰教传教者也活跃于河州地区”,据记载:元朝建河州城于今临夏市北塬山麓,南城门在今临夏市团结路与红园路、庆胜路十字路口偏南,后人叫它“蕃城”[1]。据《临夏州志》记载:“元代还有不少称之为‘斡脱’的官办的穆斯林商队活跃在临夏地区”,所谓“斡脱”就是宫廷和官方提供资金,服务于宫廷和官方及贵族的经商者,这些经商者主要是回回穆斯林,他们被元朝政府正式编入户籍之中,称为“斡脱户”[1]。由于“元朝政权总体上对回回人及其信仰的宽容态度,推动了穆斯林人数及清真寺的大大增加”[1]。随着回回人遍布全国各地,河州也成为中国穆斯林集居区之一,而大批来河州的穆斯林部分聚居于河州城外南关(今八坊),而元朝政权编“回回人入户”[1]的政策,使这些外来移民拥有了合法的居住权和国民身份,他们开始在这一地区长期定居下来,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通婚,据记载,由于伊斯兰生活方式的需要,他们在聚居的地方修起了清真寺。南关清真大寺,便是元朝至元十年(1273)年修建的,当时因经济条件较差,礼拜殿搭在几棵松树桩上,人称“连根柱寺”[1]。后来围绕这座清真寺,来定居的穆斯林逐渐增多,他们与当地汉族通婚,娶妻生子,置产立业,至此,原来的“蕃城”演变成围寺而居“教坊”。

   明代,明朝政权适应回回等民族普遍信教的现实,以优容宽待的态度来处理伊斯兰教等宗教事务,所制订的“转相化导”的伊斯兰教政策,明初“禁胡服、胡语、胡姓”,严禁胡人族内通婚,促使了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共同体的形成[1]同时,也促使了八坊回族聚居区多教坊结构的形成。明初,政府进一步消弱河州的吐蕃和蒙古势力,明朝统一全国后,重视河州这块“东接陇蜀,西控吐蕃”的战略要地,曾实行移民实边政策,驱使江苏和晋冀一带的人民,大批迁来河州,其中不少回民。同时,西域、中亚和西亚的贡使、传教者、商贾东来的渐多,充斥河西走廊,到河州定居者日众。俗传此时西域哈木则率领的40位‘费格勒’到河州传教。明《河州志》有土门关以东有“回回务农”、还有在积石关禹王庙附近“回民耕耘宇下”的记述。这样,明时河州渐为回回人的聚居区,“回族亦自有明以后,日渐繁盛。”[1]明隆庆三年(1569年),河州知州聂守中督建南关厢城。“以护重城”。南关厢城建在州城南门外红水河南,修通济桥(南门板桥)连接城关。城垣延袤七里五分,土墙高三丈,阔二丈,有东、西南稍门各一座。这座关厢城里,几乎全住着回民,而且大多是经营长短途贩运日用百货,布匹、茶叶、屠宰牛羊、集散皮毛,搞传统风味小吃等生意,商业相当发达[1]。到了明末清初, 河州就成为甘、青交界的商业中心,“贸易至午而散,四方贾商居焉。”[1]而聚居于河州城外南关、西南城角一带的回回,承袭祖先善贾之风,从事茶盐贩运,经营牛羊肉、皮毛、日用品、饮食业、鲜货业者日多,使南关成为茶马、皮毛的集散地之一。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步提高,四周回民趋之若鹜,不断向这里集中,临夏市一批清真寺应运而生。明洪武初年(1368年),建起王寺(今老王寺)[1]。明成化年间(1465-1487),在凤林城西(今新西路、华寺街十字路口西南)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因其用各种彩色装饰而成,故名“花寺”[1](今老华寺)。在城外西北隅建起城角寺。明末,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又在今北巷建起北寺。

清朝前期(公元1644-1781年),由于清朝政府对伊斯兰教实行“齐其政而不易其俗”的政策,对各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给予了一定的尊重与保护,同时也给予一定的管理和限制,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清初全国各地清真寺大量兴建和翻修,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的活跃,清真寺掌教制度的变革都是清初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社会向前发展的明显标志[1]。在这种总体上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再加上当时河州经济上的繁荣,使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发展,,据《甘宁青史略》记载,回民“惟河州为最多,其种类也最强。”[1]特别是河州所属八坊为商贾聚居之地,店铺林立“盖八坊为回民商务聚散之地,富甲省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1]回族商众往来于藏区、川、陕各地,各地回民纷纷向此处迁居,人口增多,聚居区扩大。伊斯兰教在河州及八坊逐渐兴盛起来,门宦也在这里兴起,自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起,八坊地区门宦创传并兴起,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八坊回族马宗生赴青海西宁凤凰山受教虎夫耶学理并创立毕家场门宦;康熙十三年,八坊小西关祁静一受传嘎德忍耶学理,在河州八坊创立大拱北门宦;雍正六年(公元1726年)马来迟去麦加接受苏菲学理,返回河州,始传并创立的虎夫耶华寺门宦;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马明心在麦加接受苏菲学理,回河州后创立并始传的哲合忍耶学派在河州的门宦[1],这些门宦相继在河州八坊地区产生后,开始以河州和八坊为中心向四周传播,逐渐形成以八坊为中心的宗教传播网络。与此同时,新建、扩建清真寺也应运而生,如上述南关大寺,于明洪武年间扩建,清乾隆年间再次扩建;老王寺于清乾隆元年(1736)由地方绅士马朝佐出资扩建[1];华寺、城角寺于康熙年间扩建;清顺治年间,又建起祁寺;康熙年间,建起西寺、上二社寺[1];乾隆年间,又重修祁寺、北寺、西寺。这样以来,从明代到清朝前期,在南关厢内外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先后建起了南关大寺、王寺、华寺、城角寺、北寺、祁寺、西寺、上二社寺等八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都将周围的穆斯林群众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宗教、社会群体单位-教坊,形成了八坊回族聚居区,简称八坊。清咸丰年间,陕、甘、宁各地10万多回族人民迁徙河州。同治年间,左宗棠镇压河、狄回民起义以后,将洮河以东的回族迫迁于洮河以西,光绪年间,清政府将关中2000户回民迁于河州东、西川[1]。“在同治年间的陕甘各地起义失败后,又有大量的回民避难于河州,使河州的回族人口不断增加,成为甘肃回族最主要的聚居区。仅河州回族聚集的八方(坊)一带,就有数万回族。”[1]乔纳森·李普曼在《大分散、小集中的网络社会》中所言“河州城,坐落在兰州西南大约90英里的大夏河流域,汉回人数大体相当,各约45000人。”[1]就在这一时期,八坊地区又新建了下二社寺、水泉寺、铁家寺、大西关寺。虽各寺都有教坊,但习惯上仍称“八坊十二寺”。 “这不仅说明河州八坊回族文化的创造者的人数的扩展和凝聚,亦表明回族文化内核伊斯兰文化已在河州有了固定和实践的场所”[1]。同时也标志着了“围寺而居,围坊而商”的八坊多教坊结构的回族聚集区的拓展和巩固。

民国时期,八坊回族社区经历了一次战乱解构与恢复重构的过程。民国十五年(1926年),甘肃提督刘郁芬派驻国民军十七师师长赵席聘为河州镇守使,不断剥削压迫人民,还纵容部下对八坊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肆意践踏,下令城上士兵炮轰西郊大拱北,派民团向八坊先打劫,后焚烧,并派人巡逻,不准救火,“大火延烧八天,火光冲天。使楼阁连亘,人口稠密,户有八千,口有四万,的八坊,变成一片瓦砾”[1]。从民国19年(1930)开始,民国17年(1928)事件中烧毁的清真寺陆续开始重建,相继建起了铁家寺、大西关寺、西寺、南关大寺、老王寺、老华寺、城角寺、祁寺等,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围寺而居,围坊而商”的八坊回族社区又一次得以建构。

     解放初期,以“宗教鸦片论”和“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全市除留南关大寺、老王寺外,关闭清真寺31处,拱北19处,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再一次被解构。改革开放后,八坊回族善于经商的民族传统充分发挥出来,他们大胆积极投入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走南闯北,东进西出,使八坊地区成为西部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前沿,成为汉藏间货物集散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旱码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这一社区的经济状况和人们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随着人们经济状况的不断好转和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清真寺开始陆续重建,改革开放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临夏八坊十二寺以及拱北都得以重建,人们的宗教文化生活恢复正常,“围寺而居,围坊而商”的八坊回族社区又一次得以重构。其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民族文化意识的不断增强,八坊地区的清真寺已增至30多个,八坊回族聚居区的多教坊结构的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国家构建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过程中,这一传统的回族社区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良性互动中得以重构和发展。同时,为了加强和改善八坊回族的社会建设,临夏市政府相继成立了以居民委员会为主导的现代居民社区,八坊回族社会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传统教坊社区和以居民委员会为中心的现代居民社区,两个社区之间形成了互嵌共存,传统社区与现代社区相结合的二元一体社区结构。这是八坊回族社会与文化适应性变迁的见证,也是八坊回族爱国爱教的象征与表达。

    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伴随着西北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上多民族互动交往,相互依存的历史,伴随着中国回族的形成发展和中国伊斯兰文化形成发展的历程,它不仅仅是中国伊斯兰文化和回族文虎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西北多民族共居依存历史的一个缩影。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的悠久历史既展示了多个民族和多种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的历史,又体现了回族小传统社区与国家大传统社会之间的互动与适应的历史,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小小历史见证。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的保护与开发

 

历史与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临夏八坊回族传统社区及其社会和文化样态的形成与发展,是河湟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上多民族共居共存、互动互嵌、相互依存,美美与共的历史见证和现实表达,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现实价值,如何保护和开发好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传统回族社区,是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临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和开发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对于临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有着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走以人为本、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要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理念和原则。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建设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保护好前人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临夏市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不断完善城市规划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利用其特有的民族、历史文化优势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更好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为此提出并实施了以“八坊十三巷”为主题的八坊传统回族文化社区,以及八坊回族历史文化街区街巷保护与开发工程,本文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关精神,对八坊传统回族社区的保护与开发进行分析和思考。

    临夏八坊回族传统社区与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与问题。临夏八坊历史文化街区和街巷民居结合了汉族四合院、藏族彩绘、回族砖雕、汉族木雕等多民族文化艺术于一体,是西北地区多民族特色建筑形式的典型代表之一,是汉、藏、回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产物。目前仅在临夏市八坊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具有鲜明特色的回族历史古街巷有十三个,围寺而居的传统回族社区有7个,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临夏市对八坊回族街区和回族社区进行了改造和建设,但真正把八坊回族历史街区进行保护和开发,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经调查统计,八坊古街巷普遍修建于1930年至1940年之间(多为1928年火烧八坊之后重建),因年久失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墙体开裂、地基下陷等现象,破损严重,亟待修缮。古街巷中的民居现多为大杂院,居住户数较多,人为破坏和私塔乱建现象严重,甚至出现随意改造,给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风貌和形象造成严重破坏,尤其是一些属于私有产权的民居居民保护意识不强。为适应现代居住生活要求,很多居民对街巷古民居进行改建、拆建,使许多具有历史特色风貌的八坊街巷民居逐渐消失,而且临夏市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未出台任何关于历史街巷民居保护的条例法规和相关保护措施,虽然近些年来八坊街道办事处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支持,也使保护工作仅仅停留在引导和监督层面。由于对八坊历史文化街区文化底蕴和社会价值缺乏研究和宣传,造成各界对保护古民居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了解,使保护工作始终停留在表面上,不利于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充分有效的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与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也是一个城镇形成和发展的根脉。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是民族地区城镇最珍贵的文化资源,只有保护好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更好的开发和建设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城镇。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是八坊回族先民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个文化遗产既包括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具有中国伊斯兰文化特色的清真寺和传统中国古典四合院民居建筑等物质文化,也包括以这些街区和民居形成的传统“围寺而居”的回族教坊文化形态,它是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和灵魂所在,也是中国回族教坊文化形态的重要代表形式之一。也就是说,八坊传统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包括历史街区、清真寺、特色民居等物质文化遗产,更包活以人为载体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的地域人文生态、信仰文化、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八坊传统社区文化不仅包括街区民居等物质文化,还包括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民族风俗等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主要通过回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来体现,而这些文化的承载主体是八坊居民,居民的生活方式形成八坊回族社区的动态文化景观,居民的民居建筑以及民居分布形成的街区街巷组成八坊回族社区的静态文化景观。动态文化景观和静态文化景观相结合,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八坊社区文化景观。八坊回族社区的保护与开发要留住八坊回族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社区结构形态等“文化基因”。这里讲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和社区结构形态是一个整体。地域环境是八坊目前所有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特色既包括物质文化特色,诸如街区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也包活非物质文化特色,包括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风情,民族工艺和生活行为等;建筑风格包括街区内清真寺建筑风格和民居建筑以及街巷建筑风格;社区结构形态是指八坊回族在历史形成发展过程中和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教坊社区结构和现代居民社区结构相结合的二元一体的社会结构形态,这种社区结构形态体现着八坊回族传统社会样态和现代社会样态的有机结合,是八坊回族“爱国爱教”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相统一的二元一体民族认同的象征和表达,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开发要充分保护好这一弥足珍贵的民族社会政治文化遗产。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民族地区古城古镇的保护和开发,是一个全面整体和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临夏市八坊历史文化街区和回族传统社区的保护与开发,要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并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有利于文化传承和社区发展的开发。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是由八坊地缘生态环境样态,八坊历史社会文化样态和八坊人居建筑文化样态三者共同构成的地方性社会文化体系,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一体,共同构建和体现着八坊回族社区和历史街区自然社会文化风貌的整体性。在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街巷开发中要充分考虑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协调性、互补性和整体性,不能在开发中将他们拆迁分割,也不能只重视物质文化形态的开发而忽视非物质文化样态的保护。八坊传统回族社区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层,物质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三个层面。对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不仅仅停留在物质文化层面,还要充分重视精神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八坊回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传统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就是回族传统信仰文化和回族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八坊传统社区文化的灵魂。它体现在八坊街区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信仰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入到八坊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开发不能仅仅停留在街区历史物质景观的保护和以此为基础的开发,而忽视作为八坊传统社区和历史街区灵魂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即八坊传统的教坊社区结构和现代居民社区结构相结合的二元一体社会文化结构体系。作为物质文化的历史街区街巷和传统民居建筑是八坊回族传统社区结构的表层文化,而“围寺而居”传统社区地缘结构形态、“围坊而商”的回族特色经济结构形态、“围寺而信”的信仰文化形态,以及传统教坊社区和现代居民社区共同构成的二元一体的社会文化结构是八坊历史街区和回族社区的深层文化。八坊历史文化街区和回族传统社区的保护与开发,要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并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有利于文化传承和社区发展的开发,要将传统八坊回族历史社区和街区街巷打造成独居特色的西北传统回族特色历史街区和具有西北回族文化内涵的文化景观,充分体现出它的地方性知识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建设一个西北乃至全国独有的回族历史街区街巷文化品牌。建造一个多民族共居共生,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共处的民族历史文化生态社区,体现出独特的西北地方自然地理生态、历史人文生态和民族特色文化样态,发展具有八坊回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和休闲创意产业,建设以八坊回族文化景观和多元民族文化景观为一体,西北民族走廊文化和丝绸之路文化相结合的民族文化生态社区。这不但有利于促进八坊回族传统文化和历史街区街巷民居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且能够为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永续性开发提供文化资源,从而促进八坊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全面、整体、持续、健康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历史文化社区建设与开发,要充分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建设的整体效益,要不断创新保护与开发的思路,开创以政治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整体性保护与开发模式。八坊回族社区文化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要突破原有的以保护的名义,实质只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片面性开发模式。八坊回族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回族社区承载着临夏市回族乃至中国回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脉络,其中的回族传统教坊社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形态,也是居于期间的回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单元和精神生活社区,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和民间自我生存机制,更是现代城市居民社区的基础单元。对于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民族社区,拆迁再造的城镇商业开发模式,不仅不利于八坊回族社会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将会使八坊的政治生态和八坊传统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遭到破坏,这不仅不利于八坊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利于八坊社会的全面整体建设和发展,而且也会对临夏市特色城镇建设、社会秩序、民族关系、甚至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八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开发,不能只从旅游开发和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忽视街巷社区保护与开发对临夏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整体的影响。故此,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要对街区街巷开发对临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避免开发行为对社区居民传统社会秩序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和破坏。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要求保护好传统民族特色历史文化,努力建设具有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独居民族特色的新型城镇。故此,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民族社区的保护与开发,是以保护为前提,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是一种保护性开发,而不是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拆迁破坏历史文化风貌的现代性经济开发。八坊回族传统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的保护与开发要坚持保护历史文化为主的开发思路,摒弃以往的商业性的经济开发思路。保护性开发是以保护为前提条件,开发必须建立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之上,是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保护性开发,而不是以往以开发为目的,只注重开发的经济效益,忽视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效益,以能否获得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开发性保护。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的保护和开发不能走以往商业性开发为主导,忽视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城镇化建设的老路。避免以往打着保护的名义,而实质上只注重商业开发和经济建设,只追求经济开发的效益和价值。商业性开发既不利于保护八坊原真性的人文生态和历史文化,又会使目前临夏市商业供给过剩和竞争加剧的现状更加恶化。据笔者对临夏市的调查,临夏市的商业供给已经出现严重过剩的现象,大街小巷全是商铺、商场、超市,专业性的商业批发零售市场也很多,商业广场也不在少数,作为消费能力有限的临夏市乃来说,由于商业供给过大,而消费需求不足,致使现在的临夏市商业出现竞争激烈和效益不佳局面,八坊传统社区和历史街区的开发如果继续采用以往的商业性开发的模式,一旦实施,会对目前临夏市商业供给过剩现象产生雪上加霜的效应,使商业经营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对临夏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总之,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开发不利于八坊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也不适合八坊回族社区的具体现状。从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重视保护城镇文化的历史性和原生性,历史文化资源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原生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古老村镇得以永续健康发展的源泉资本,原生态传统历史文化和文化遗产成为古老村镇开发与建设的核心资源禀赋。故此,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应该在保护原生性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建设具有八坊回族特色的街巷社区。

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民族社区的保护与开发要与建设小康社会和扶贫开发工作相结合。八坊传统回族社区是一个贫困性社区,八坊回族社区的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不能仅仅靠单方面商业性开发就能解决,通过招商引资进行的开发,投资商开发的目的首要是获得利润,不是以富民为目的,所以以往的招商式开发无利于八坊贫困问题的真正解决。如今国家大力促进建设小康社会和精准扶贫,地方政府更应该充分分析八坊回族社区贫困的根本原因,采取积极有效的针对性开发措施,有的放矢的将社区开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通过八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开发来改善八坊回族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解决历史上长期遗留的八坊传统回族的贫困问题,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与居民的扶贫脱困相结合,通过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使八坊居民从贫困转向富裕,从而使他们过上小康生活,改善民生应该是八坊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的根本所在。

民族传统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要指定全面客观、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整体规划,汲取以往城市建设中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的经验教训,并对保护和开发的风险性进行充分的评估。作为一个合理完整的开发规划,风险评估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于一个民族传统历史文化街区的开发,更要慎之又慎,应该充分科学地分析开发可能存在的风险。笔者田野调查中发现,临夏市曾经开发建设了八坊新西路民族风情一条街,当初的设想是通过这一项目来促进临夏市的文化旅游和经济发展。但新西路民族风情一条街的开发并没有达到原初设想目的,开发建设后的回族风情一条街,从建筑特色角度来看,除了四座清真寺具有回族特色外,街两边的建筑都是现代火柴盒式的住宅建筑和标准化的现代商铺,根本没有民族建筑风貌和民族风情特色。从开发效益来看,笔者对新西路的商业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20157月调查时有99间商铺空置无人经营,还有许多店铺在转让之中,开张的商铺中顾客寥寥,在对商户的访谈中得知房租贵,而顾客又少,经营情况不好。由此看来,民族风情一条街的商业开发并不成功。现今临夏市重点开发的八坊十三巷,应该充分吸取民族风情商业一条街开发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引以为戒。如今临夏市乃至八坊区域商场商铺商街遍布大街小巷,城市商业广场也不在少数,但经营情况都不太尽如人意,而传统的民族历史文化街区,仅剩下0.41平方公里弹丸之地,而且这弹丸之地的文化已被商业文化冲撞的岌岌可危,而如果再以商业性开发模式进行开发无非是在传统历史文化街区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如若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深刻反思总结以往开发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引以为戒,临夏市将失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特色风貌,最终也会失去其开发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临夏市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一定要科学规划,重点保护,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街区的民族特色价值资源,进行体现八坊回族历史文化特色,符合八坊回族社区实情的合理开发。

临夏八坊历史文化街区和回族传统社区的保护与开发,对临夏人民来说关系重大。要充分了解和调查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包括社区居民、干部群众、宗教界人士、社会贤达人士、文化开发保护研究学者等,充分听取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在充分尊重群众民意和各界人士意愿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对于八坊回族历史街区和传统回族社区的保护与开发,关系到八坊乃至临夏回族群众切身利益,要举行项目听证会,邀请各界人士,特别是所开发社区街巷居民及各阶层代表参加听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探讨开发和保护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八坊历史街区和传统回族社区的保护与开发中,要正确处理好有关各方的关系和利益,社区居民群众不仅仅是历史街区和回族传统社区的创建者,而且是回族传统历史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承者,同时也是历史街区和传统社区保护和开发工程的参与者、决策者和监督者。地方政府、设计施工单位以及开发者,是保护与开发工程的规划者、投资者、实施者、管理者和服务者。在开发与保护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如何维护社区群众日常生计和生活方式,如何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将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开发与保护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小康社会建设相结合,这一系列问题能否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是八坊回族传统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

 

结语

 

临夏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历史的一个缩影。 临夏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巷的保护与开发,对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对于临夏地区更好的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临夏回族自治州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社区保护与开发不应采用以往民族地区城镇化以拆迁改造传统民族传统社区和打造重建现代商业城镇为主导的商业经济开发模式,因为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发展,临夏市商业经济总体呈现过剩现象,如果仍以商业性开发主导,走民族文化搭台,商业经济唱戏的老路。只能给临夏市商业过剩现象产生雪上加霜的效应。故此,临夏市八坊回族传统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的保护与开发首先应该以保护为主,要保护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街巷所承载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以及回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构成的民族社区历史文化样态和生活文化样态。通过保护回族传统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街巷来促进民族特色城镇的建设。临夏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的保护与开发,是一个以保护八坊回族原生性历史文化遗产,呈现历史文化社区真实生活场景和展示回族特色社会文化样态为一体的整体性保护与开发工程,既通过保护与开发八坊历史文化街区街巷及民居,呈现八坊回族社区居民原生性传统民族社会生活样态,建设具有回族特色的城镇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街巷,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临夏市八坊传统回族社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的保护与开发,要在保护八坊回族整体社会文化样态的基础上,创新开发思路,引入先进的保护性开发理念,采用民族生态社区博物馆、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区、民族文化产业园、民族文化创意区等新型开发模式,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并以此为示范带动临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

民族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民族地区传统古村古镇的保护与开发,要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相结合,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发展新理念为指导,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断开拓创新保护与开发思路。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古村古镇的保护与开发,不应是一个只追求经济效益为主导的片面性开发,而应该是一个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开发,应该是一个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和社会历史风貌为主的保护性开发。民族地区古村古镇的保护性开发要以民族传统古村古镇历史风貌、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形态和自然人文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为前提,在整体性保护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族原生性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着重突出民族历史街区和古村古镇文化的原生性、自然性、特色性、历史性和差异性,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城镇和乡村,并采用乡村生态博物馆、社区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民族文化创意园区等新型村镇建设开发模式。民族地区传统社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古村古镇的保护与开发,要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民族社会文化传承和民族经济开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要坚持以人为本,利民为先的原则,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要有利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要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全面整体建设和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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