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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蒙古山水地图》实为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的朝觐地图

 作者:郑自海  来源:端庄•学术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2-16 15:38:45

明《蒙古山水地图》

实为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的朝觐地图

——兼论中国人向西行的最大族群穆斯林


文/郑自海


《蒙古山水地图》亮相


2015年12月3日上午,深圳、南京“海洋文化论坛”暨“一带一路”古代地图展在南京金陵图书馆举办。《郑和航海图》《山海舆地全图》等共38幅中国古代地图集中亮相,让广大地图爱 好者一饱眼福。国内著名古地图研究者刘义杰、梁二平、冯玉富等学者70余人参加论坛。笔者参加会议目的主要是想见到由北京易苏昊、樊则春两位收藏家从日本重金购回的《蒙古山水地图》是否在本次论坛展出。遗憾的是这幅从嘉峪关到天方(今麦加)的长达30.12米的时代地图长卷未在论坛展示。在北京大学林梅村著《蒙古山水地图》一书中林教授经过八年的深入研究,对该图211个地名进行了考证。可以说这是一幅异常珍贵的反映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古地图。与我们熟知的郑和航海图合璧为明代“一带一路”最完整的世界地图。人们仔细研究两幅地图,发现一奇特的现象,两图虽然出发地不同,但最终分别从陆上与海上交汇在阿拉伯半岛,林梅村教授认为《蒙古山水地图》参照了伊斯兰世界的地图。现存最早的伊斯兰世界地图,是阿拉伯地理学者伊第利斯所绘的《伊第利斯世界地图》,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正因为林教授的深入研究,加之图中的回回墓和出现的众多伊斯兰文化图标如:麦加穆斯林圣地,兀鲁伯天文台(望星楼)等,联系到清代马德新著《朝觐途记》。《蒙古山水地图》实为中国穆斯林传统的陆路朝觐路线图。


一 、“默德纳(那)回回祖国”一说最早出处


人们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时,总会引用说“元时回回遍天下”“默德纳回回祖国也”,然而这两句最常见的话,很少有人知晓最早的出处在那里。我们在元至正八年(1348)河北定州《重修礼拜寺记》碑中,找到了答案。该碑记载:“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朝夕亦不废礼,但府第之兑隅,有古刹寺一座,堂宇止三间,名为礼拜寺,及教众朝夕拜天,祝延圣寿之所”。又载:“中国在西域之东,是教中拜者则成西向焉。考之舆图日:默德纳国即回回祖国也”。


随后明代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170《礼部》65,《朝贡》3,《西戎上·默德那国》记载:“即回回祖国,地接天方。宣德中,遣使随天方国使臣朝贡”。


清末民初地理学家丁谦(1843~1919)撰《明史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一书载“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宣德时来贡。相传其初国王漠罕蓦德,生而神灵,尽臣服西域诸国,诸国尊为别谙拔尔,犹言天使也。……每日西向虔拜每岁斋戒一月,隋开皇时始传其教入中国,迄元世其人遍四方,皆守教不替。[1]


从以上三则元明清文献史料来看,足够证实“默德纳回回祖国”一说由来以久。人们不解的是定州《重修礼拜寺记》碑的作者,引用了何种舆地图。笔者查阅刘钢著《古地图密码》一书中30幅中外古地图,梁二平著《中国古代海洋地图举要》一书中63幅古地图。目前掌握元代(含元代)之前带“舆”字地图,有推定为宋度宗(1265—1274)所制《舆地图》,现拓片藏于日本东京都粟棘庵。另一副是元代高僧清浚《广舆疆里图》绘于元至正庚子年(1360)。显然晚于定州碑1348年。这样可能性就集中在《舆地图》上。为什么说是可能性,因为在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元代回回遍天下期间,一幅伊斯兰内部所用的地图,至今还未被发现,可以说中国河北定州穆斯林所见的前往默德纳的地图,要早于利玛窦(1582年到澳门,1610年病逝北京)绘制《坤舆万国全图》300多年。


在马通著《甘肃回族史》第19页,引用《克拉维约东使记》一书第15章159页记载:“永乐元年(1403)由中亚一次运来马4740匹。一支由北京返回撒马尔汗城的商队,仅运载货物的骆驼就 达八百峰”。明初发展马政,多从中亚运来良马,大量的良马经西安多运至长江边,再乘马船顺江而下到明朝首都南京,当时有一批押运良马的穆斯林商人落户南京,他们是从嘉峪关到撒马尔汗丝绸之路的亲历者。


前不久,西安回坊博物馆安和平馆长,告知笔者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发现元代木刻古兰经经板数十块,是80年代大修折除时而存放在库房的,其中两块为朝觐天方图,经过三个月的修复完成了其中一块天方图的修复工作,该天方图为沥粉贴金,高1.78米,宽1.42米,木板材质坚硬,经当地专家鉴定,天方图的绘制年代为元代风格。从西安清真大寺大殿内壁四周装饰古兰经全文来看,西安清真寺有用古兰经装饰大殿的传统习惯,将神圣的天方图绘于大殿也是正常的事。《蒙古山水地图》绘有天方城池地图,满足了广大穆斯林的心愿。


二 《蒙古山水地图》中回回墓尤显特殊


据林梅村著《蒙古山水地图》第122页记载:“回回墓:《蒙古山水地图》一个汉语地名,标在大草滩西北。清儒徐松《西域水道记》和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称惠回堡。……《明史·西域传》称回回墓。未知墓所在。……张雨《边政·考西域传》记载:嘉峪关西二十里,为永兴后墩,永兴后墩西六十里,为回回墓”。据考古调查,今甘肃玉门镇东两公里处,有一方形古城,城门开在南边,并带瓮城,此城西北百米有回回墓一座,外有残墙,中有白塔,周围有小墓三十余座,当地人俗称“回回堡”。林梅村教授认为《蒙古山水地图》中回回墓“或在此地”。


《蒙古山水地图》中出现“回回墓”地名,这在诸多古代地图中是少见的事。中国关于回回一称由来以久。云南李士厚著《从中国和阿拉伯交通的历史,谈到回回钦天监的始未》一文指出:“蒙古崛起北方,太祖、太宗、用兵中亚、西欧、经略花刺子模、大食诸国,所到之处,设立驿站,使欧亚间的交通得到重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跟着蒙古人东来的伊斯兰官兵,为数很多“。蒙古人称他们为“回回”或“答失蛮(即大食人)”[2]


中国人习惯将统治中亚大片领土的花刺子模国称为“回回国”。军人称为回回军士,老百姓称之为回回。《明史·撒马尔汗传》称:“元时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嘉峪关以西八十里处回回墓葬区,实为当时边贸互市之地。因为元亡明立之后,以嘉峪关为极边,葱岭以西之两河流域,尽为帖木儿汗国所有,新疆仍在察合台后裔统治之下,漠北为瓦刺所据。明朝实际控治地只能到达嘉峪关。西北六州设茶马司,以官茶易良马的贸易,最合适的贸易人群为回回,这些回回商人可以从嘉峪关远程至麦加。由此看来《蒙古山水地图》中出现回回墓更显特殊。在南京人们习惯称永乐时渤泥国王墓,宣德时郑和墓,清代刘智墓为回回墓,对这样有影响的回族人物,南京明清的地图上都未标注墓地。可见《蒙古山水地图》中回回墓主地位的显要。


三《蒙古山水地图》中望星楼与南京回回观象台


《蒙古山水地图》在撒马尔罕城南郊标有一座《望星楼》而在《西域土地人物图》中称之为《望日楼》。这两座楼其实就是世界天文学史上著名的中亚古天文台—兀鲁伯天文台。


南京有着悠久的天文研究历史,在元张铉撰《至正金陵新志》中载有“日观台,一名司天台……宋司天台也[3]


明礼部篡修《洪武京城图志·山川》载”“聚宝山在聚宝门外,雨花台侧,……元置钦天回回监于此”[4]


在南京云集众多回回天文学家中,许多世袭天文学家的先祖就是来自中亚古天文台的兀鲁伯天文台。《中国回族大词典》中至少记载了七位元代回族天文学家,为西域不花刺人扎马刺丁。南京回族世家温氏先祖,温尔里(1353—1415)为天文世家,更是直接来自撒马尔罕,明洪武21年(1388)赴南京晋谒明朝皇帝,钦留在京,辅佐刘伯温掌管天监。《太祖实录》卷193记载:温尔里官职为监副,正六品。南京另一位天文世家伍氏家族,其先祖伍儒来自撒马尔罕,洪武二年奉诏入华。居金陵任职回回钦天监。《金陵伍氏简谱》称,官职为回回司天监漏刻科博士,从九品。从温氏家族,伍氏家族的历史记载来看。有力的证明明初南京至西域撒马尔罕道路畅通的。可以说中亚古天文台兀鲁伯天文台与明初南京鸡鸣山观象台,雨花台日观台和钦天回回监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


明清南京四译馆中存在一批西域回回学者,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金天柱。清初回族学者金天柱(约1609—1765)祖籍鲁米(约14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原东罗马帝国版图的简称)“其祖先大概于明代来到中国。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外事工作。洪武四年(1371年)他任命鲁米人亦布拉金(金启宇)为鸿胪寺卿。永乐年间,明朝在翰林院和礼部会同馆设置四夷馆,……当时的教习中有一位鲁米人,名叫亦布拉金。”[5]


金天柱江宁人,系明清南京四译馆回回字斋教习生世家,清初雍正年间往北京翰林院四夷馆任正教序班教习垂二十余年。从金天柱在《请叙书》中提到京都为父扫墓的情况来看,其父生前斋开明朝首都金陵,到燕京(今北京)任职,这也是金天柱可能是明初在回回馆担任教习的亦布拉金后裔的依据。明代的“教习生”、“天文生”大多数是回回世袭户。例如在南京雨花台东南的回回大营礼拜寺,明初就安排一批著名的天文学者居住,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附近的雨花台回回观象台,钦天回回监。这一大批天文学者分别以黑的儿(又译作海达儿)等共十四人,郑阿里等十人两批到达南京。目前尚能考证出海氏家族的先祖海达儿;“大测堂马”的先祖马德鲁丁;伍氏家族先祖伍儒;王岱舆先祖洪武中任回回钦天监事,王岱舆在《正教自诠·自叙》中直叙“予祖属籍天房”,温氏家族先祖温尔里(又名温都尔)撒马尔罕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赴南京晋谒明朝皇帝、钦留在京袭天文世业,珀(柏、白)氏先祖回回珀珀,洪武十六年三月,召至京,《明太祖实录》记载:“珀珀明天文之学”。


四、明宣德年间明政府正式与麦加建立外交关系


(一) 明初对伊斯兰国家使臣的接待

《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三载:“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辛亥(初七),上谓礼部臣日:……近西洋回回哈只等,在暹罗闻朝使至,即随来朝,远夷知尊中国,亦可嘉也。……甲戌(三十日),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莫奇等来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上曰:“商税者,国家以仰逐未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不听。”


《明成祖实录》卷四十四载:“永乐四年(1406年)……旧港头目陈祖义遣子士良,梁道明遣侄观政及西干达哩耶、回回哈直(只)马哈默等来朝,赐钞币有差。


明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赐赏下西洋有功人员,《明宣实录》卷三载:“四夷朝贡之人有职事与京官同,无职事者正使十两,副使及冠带头目,把事、通事、打刺罕回回各五两,无冠带头目,把事、通事、客人舍人回回各二两、从人各一两。”


明初为了接待好诸番国,尤其是伊斯兰教国家的使臣,特备番夷土官筵宴专桌。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一百一十四《礼部》七十二《精膳清史司·筵宴》记载:“阿丹国,左法儿国、天方国、加异勒国、黑葛达国、哈失哈力、宣德间,筵宴一次。今例,天方国加宴一次”。


(二) 洪保率领七位回回通事首访麦加

据明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腙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保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马欢在亲历天方国时还说:“奉回回教门,圣人始于此国阐扬法,至今国人悉遵教规行事,纤毫不敢违猜犯。其国人物魁伟,体貌紫膛色,男子缠头,穿长衣,足着皮鞋,妇人俱戴盖头,莫能见其面。说阿刺毕言语。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婚丧之礼,皆依教门体例而行”。


同是明回族通事费信在《星槎胜览》中写道:“田沃稻饶,居民安业,风俗好善。有酋长,无科扰于民,无刑法之治,自然淳化,不生盗贼,上下和美。古置礼拜寺,见月初生,其酋长及民下悉拜天,以为一国之化,余无所施。……男子穿白长衫”。


根据百年郑和研究成果,回族通事费信参与了郑和四次下西洋,分别为1409年,1412年,1415年,1431年。并著有《星槎胜览》一书。回族通事马欢,郭崇礼参与了郑和三次下西洋,分别为1412年、1421年,1431年两人合著《瀛涯胜览》一书。


(三)明宣德七位哈只参与两座著名清真寺重修

明宣德六年,内官太监洪保选差通事等七人前往麦加,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根据非穆斯林不得进入麦加的规定。洪保选差的七名通事,必定是穆斯林。朝觐过麦加人,才能称为“哈只(哈吉)”。又因为洪保是代表国家行为访问麦加。可视为中国政府组团的第一个穆斯林朝觐团。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马欢、郭崇礼两位浙江籍回回通事完成了朝觐天方的宗教功课。对于长期定居中国的回回先民来说,能够回到阔别数百年回回祖国默地那,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应该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研究中有所反映,笔者经多年研究终于有所发现,在济宁东大寺,杭州真教寺两大全国著名清真寺碑刻中,寻找到蛛丝马迹。现将这两座清真寺的相关内容介绍如下:


(1)山东济宁是齐鲁文化、运河文化、伊斯兰文化相互交溶的城市。济宁东大寺皇家建筑琉璃的风格,显示出这是一座皇帝敕赐的清真寺,寺内保存着明清以来数十方碑刻述说着东大寺的悠久历史,因为济宁回族家谱中,多称其祖先由南京迁来的原故,一直受到笔者关注。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马保全发表在《济南穆斯林》一篇题为《一件见证了运河繁荣的明代伊斯兰教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物——济宁东大寺明代天顺三年碑刻》,更是让笔者有了惊喜的发现,因为明天顺三年(1459)距离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宣德八年(1433)仅差26年,许多健在的下西洋回回官兵及他们的后代,参与了东大寺的重建。我们从明代《卫所武职选薄》得知,世袭制度充满其间,只有这样一批回回官员才有能力建造“九九八十一间”大殿。其大殿的模式,完全来自南京宣德年郑和请求皇帝敕建的净觉寺。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我请济宁东大寺寺管会主任沙彦振寄来相关资料。大殿、邦克亭、望月楼的建筑琉璃装饰风格,与郑和当年督建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构件吻合。在沙彦振先生寄来的天顺三年碑文阴面刻有芳名十行共计130多人,目前能够辨认姓名119人,从落款得知本教指挥马俊,扬州指挥谢钦,州痒生许洪等直接参与了东大寺的建造。


马保全先生对明代天顺三年碑刻考证中,提供了这样一条重要信息。碑刻中出现了大量的“哈只”。穆斯林去麦加朝觐过的人才能称为哈只。在同一块碑中出现7位朝觐者,令马保全先生无法理解。“该碑署名的100多人中就有这么多朝觐的哈只,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左右,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如何实现的?”笔者认为这7位哈只,正是郑和派遣的以内官太监洪保、通事马欢、郭崇礼等为首的七人组成,中国首个穆斯林朝觐团。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终止,海禁时代的到来,对于穆斯林朝觐来说是极困难的事。尽管明清时期有穆斯林克服重重困难去朝觐,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中国穆斯林有组织的朝觐,民国年间才得以恢复。


(2)马欢、郭崇礼为故乡杭州真教寺重修出力。前不久,笔者拜读了马建春著《杭州伊斯兰教史》一书,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社出版。书中第150页的明弘治六年(1493)《杭郡重修礼拜寺记》碑文。引起笔者重视。现将与本文相关联的内容列出:


“寺创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回辉氏世守之,迄今二百□□□季如一日也。岁久则日景倾圮,住持掌教满剌亦马仪辈力图兴起。其年日所会□□□□□□□□七人,捐金帛以充土木之费。经始于大明景泰辛未正月,讫工于今年癸酉六月。视旧规为增广,而殿堂门□焕然一新矣。亦马仪佥谓□立石,才示久远,谒予请文。惟亦马仪辈生于中夏者也,世守□□□□弥笃,能不忘其所自出,尤可嘉尚,故不辞为书其岁月并述前言以记文。

时景泰四□□□□□□□既望

大明弘治六年岁次癸丑正月吉旦

□□住持亦□□□□□□□

仁和孟稔镌


碑文中称“始于大明景泰辛末正月”为明景泰二年(1451)“讫工于今年癸酉六月”,为明景泰四年(1453)落成。经过两年大修。真教寺面貌焕然一新,从来还没有人将马欢《瀛涯胜览》一书,成与于景泰二年(1451)的原因与该碑联系起来。


据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第69页载有马欢自序“此国即默伽国也,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个月到本国马头,番名秩达(今吉达),有大头目主守,自秩达往西行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伽国,奉回回教门,圣人始于此国阐扬教法,至今国人悉遵教规行事,丝毫不敢违犯”。“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腙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保)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景泰辛末(1451)秋月望日会稽山樵马欢述”[6]马欢、郭崇礼两人成为浙江德高望重的哈只,在得知杭州礼拜寺重修之际,捐金帛以充土木之费,是理所当然的事。很有可能还将天堂图真本复制后,捐赠给杭州礼拜寺。笔者推想是有先例的。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2005年)之际,辽宁省义县退休干部邵恩库先生曾在锦州市古玩市场上购一批回回医药书,其中一本书中夹着一张《天房图》,该图长59厘米,宽49厘米,有毛笔正楷书写1402字,记载了天房图为明永乐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中国,“落款为大清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一日,清真学人述于博济堂,李正一誉录。传于一世同治八年五月十四日订”。笔者曾与邵恩库先生见面,据说这批医药书就来自江南。


五、马德新著《朝觐途记》可为《蒙古山水地图》注释


明嘉靖《蒙古山水地图》于上世纪30年代,流散海外,一直被日本的私家博物馆藤井友邻馆当作清代山水画来收藏。2002年,北京两位收藏家从日本高价购回地图,经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八年研究。认为这是一幅异常珍贵的反映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古地图》。


该《蒙古山水地图》长达30.12米,宽0.59米,绘于缣帛之上,采用手卷方式。图的命名来自地图背面,由清未民初北京琉璃厂的著名书肆“尚友堂”题签。是否是地图原名,目前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蒙古山水地图》卷首为嘉峪关段(今甘肃酒泉),卷尾为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全图共有211个西域地名,涉及今天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林梅村对比1542年由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1616年由陕西三边总督刘宽敏所编《陕西四镇图说》中《西域图略》台北故宫收藏的彩绘本《甘肃镇守图略》所附《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认为《蒙古山水地图》是以上三图的母本。原图全长40米,一直到达东罗马帝国首都鲁迷(今伊斯坦布尔),现《蒙古山水地图》其实是一幅剩下四分之三的残卷。并考证出该图绘制时间为嘉靖三年到十八年间(1524-1539)。


林梅村认定《蒙古山水地图》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四种材料,一是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二是洪武间的《大明混一图》,三是明初的《陈诚西域使程记图》,四是明初传安的见闻录。还有一个可能是元代盛行伊斯兰教。按照穆斯林尊奉的五行仪之一,凡是有能力者,有生之年必到麦加朝圣。穆斯林到麦加的路线为传统的“丝绸之路”路线。《蒙古山水地图》所述从嘉峪关到麦加的地理资料也可能自出到麦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7]


马德新(1794-1874),字复初,大理人,幼孤,初学伊斯兰经典,成年后负芨赴陕西,投于著名经学家胡太师(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周大阿訇门下,钻研伊斯兰教学术。后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赴圣地麦加朝觐。在国外深造经学,历时八载,于1849年回到昆明,在玉溪,建水等地教经授徒。咸丰六年(1856),马德新领导滇南回民举行反清起义,并参与援救滇西杜文秀起义军。1874年马德新被叛徒杀害。[8]其墓位于玉溪桃园清真寺后山。笔者多年前在家门叔叔郑云良带领寻找到马德新墓碑,前不久马德新墓园得到重修。


马德新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堪称中国伊斯兰教史上著作最多,经学造诣最深的学者之一。其译著三十余种。《朝觐途记》就是其中之一。马德新著《朝觐途记》反映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至阿拉伯和西亚各国海、陆交通的概况。为后来的中国穆斯林大规模的朝觐提供了实用性旅行指南。现将该书从嘉峪关到麦加、开罗的路线图记述如下:


《朝觐途记》中谓:天方北路程途:嘉峪关到哈迷(哈密)十八站,哈迷至土尔方(吐鲁番)十二站,、土尔方至哈刺溪(焉耆)九站,哈剌溪至阿克苏十七站,阿克苏至哈什哈尔(喀什)十八站,哈什哈尔至五市根(乌支根)五站,五市根至昂底章(安集延)一站,昂底章至墨尔蓝(马尔格蓝)二站,墨尔兰至火干(浩罕)二站,火干至火章低(列宁纳巴德)二站,火章底至卧尔特白(乌拉提尤别)二站,卧尔特白至止早起(治札克)二站,止早起至色墨尔干(撒马尔汗)二站,色墨尔干至克特虎尔噉(卡塔库尔干)二站,克特虎尔噉至克你墨那(克尔米涅)二站,克你墨那至布啥刺(布哈拉)二站,布哈那至黑勒虎尔(法腊勃)二站,黑勒虎尔至叉尔照(查尔朱)二站,其间有寨黑尼江(捷詹河),叉尔照至寨黑尔城(捷詹)四站,寨黑尼城至色了西(谢拉赫斯)四站,色了西至黑色低(马什哈德)四站,墨色低至西拉特(德黑立)四站,西拉特至黑母大尼(哈马丹)六站,黑母大尼至黑满城(克尔曼沙特)七站,克尔满城至白恩达特(巴格达)十站。此乃正东至正西之途。

由补哈刺(布哈拉)向南方至哈什(卡尔希)三站,哈什 至白勒黑七站,白勒黑去马作尔里(马扎里沙里夫)五十里,马作尔里去拖什浑尔(多席)一站,路险。拖什浑尔去藁布勒(喀布尔)十五站,藁布勒去额于勒为(加兹尼)六站,额于勒为去敢德呵尔(坎大哈)六站,敢德呵尔去夫深(皮甲)六站,夫深去克拉体纳(基达)六站,克拉体纳去拜览(比拉)十四站,拜览至大海四站,船行好风十站,白尔大得(巴格达)向北行至克尔枯枯(基尔库克)七站,克尔枯枯至母碎勒(摩苏尔)四站,母碎勒去母尔丹(马尔丁)十站,母尔丹去叶尔伯克(迪亚巴克尔)二站,叶尔伯克去乌尔法四站,乌尔法向南去摆拉诸邑(比雷季克)二站,摆拉诸邑去尔叨补(加济安拉普)二站,尔叨补去哈拉补(阿勒颇)四站,哈拉补去哈马提(哈马)四站,哈马提去汉母隋(霍姆斯)二站,汉母随去狄密什吉(大马士革)五站,狄密什吉至拜台姆捍德思(耶路撒冷)八站,母捍德思至迷思尔(开罗)十五站。由尔他补(加济安特普)向西至七刮思(基利思)一站,七利思去安托期(安塔基亚)三站,安托期去了特更叶(拉塔基亚)三站,了特更叶去特拉布鲁思(塔尔图斯)三站,特拉布鲁思去安呵(阿克)五站,安柯去雅法二站。


对照《朝觐途记》中的“天方北路程途”,虽是访问所得记录,作者未曾经历,然而详细地记载了途程站口及所经过的城市等,尽管古今异名,并不难一一考证。可填补《蒙古山水地图》不足之处。


六、中国人向西看,向西拜,向西行的最大族群穆斯林


据统计,目前中国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达2000多万人。至少有1000多万穆斯林每天五拜,面朝着西方对着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加祈祷。


朝觐,是伊斯兰教规定的五大天命功课之一,要求每一位有经济实力和体力健康的成年穆斯林都负有赴麦加朝觐的宗教义务。所有穆斯林,无论男女,都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一生至少要前往麦加朝觐一次。朝觐荣归者——哈吉在穆斯林社会备受尊敬,因此朝觐成为世界各地穆斯林表达和实践虔诚信仰的一个强身的理想追求。许多从未走出大山深处的穆斯林,第一次出门,居然选择的是遥远的麦加,为的是完成一生的功课,目睹一下那个神圣的天房。


自唐代以来,丝路上的驼铃声断断续续,大海中的帆船零散孤独。穆斯林克服九九八十一难,朝着麦加进发。为了磨炼坚强的意志,认清朝觐之路的艰难,诸多的清真寺的大殿建成九九八十一间。并非表象的认为满足穆斯林礼拜的需求。因为一位真正的穆斯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礼拜。九九归一面向麦加含义深刻。中国穆斯林坚持爱国爱教,和谐发展的理念。才从一外来的“蕃客”逐渐形成十个民族。在实现中国梦之际,有必要强调中国穆斯林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中国穆斯林朝觐的过程,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友好往来,共同发展的过程一部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表现。


(一)唐代穆斯林开始接过丝路拉力棒

中国古丝绸之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所产的丝绸已传至欧洲文明的中心希腊雅典。


唐代的中国与阿拉伯大食国的友好往来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穆罕默德经常对他的弟子们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商人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对于这些远方的客人,友好的中国人统称为“番客”。官方的使节访问更是频繁。据杨怀中《唐代的番客》一文考证,从651年(永徽二年)止798年(贞元14年)的147年中,阿拉伯使节派遣于唐者,达37次之多。这其中不乏有阿拉伯商人借使节之名,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寻找方便。做为贡使有诸多好处,不仅能享受唐代皇帝的召见,得到皇帝的回赐礼物,还可以得到沿途地方官的招待,食宿免费。所带私货,只纳半税。发展到了明代许多贡使带来私货在市场上出售,多不纳税,皇帝是听之任之。据文献记载唐时长安城内番客多至四千余户。广州有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袄教人就有二十万人。《旧唐书·李勉传》记载:“大历四年……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未年至者四千余”。杨怀中先生据此推算,每舟客载二百人,四千余舶当载人至八十万余。[9]我们在研究阿拉伯商人艾卜·宰德·哈桑的记载,有这样一段细节“他的朋友伊宾瓦哈卜曾于880年以前去长安,见到唐僖宗,并和僖宗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颇受僖宗的赏识,除赐给物品,还允许他乘驿马到广州去”。[10]现在看来,从长安至广州这段路程的沿途城市,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城市。这当然包括泉州、宁波、杭州、扬州、镇江、南京、开封、洛阳等城市。这些城市正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的地区。


(二)清代三位著名穆斯林朝觐者

马来迟(1681—1766),中国伊斯兰教虎夫耶学派花寺门宦的始传人。清雍正六年(1728)由广州乘船前往阿拉伯求学,赴麦加朝觐,先后访问了麦加、也门、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宗教领袖,1734年取海道经香港回国。[11]


马明心(1718—1781),中国伊斯兰教苏非派哲赫林耶门宦的始传人。雍正六年(1728)叔父带他赴麦加朝觐,叔侄二人徒步登程,穿河西走廊,越新疆戈壁,涉中亚草原。途遇风暴,叔侄失散。在当地老人的帮助朝觐了“天房”,1744年经布哈拉陆路回到河州,往返共计十六年。[12]


马复初(1794—1874),亦名马德新,清道光21年(1841)朝觐,在马德新《朝觐途记》中,详细记载了取道“南路朝觐”的路线图。1849年五月归来,行期长达八年之久。纳国昌教授在《朝觐途记考证》一文中指出,“《朝觐途记》的最后留下一段弥足珍贵的史料,记载下中国至阿拉伯海上交通的途程,所需要的时日,船资,当时使用的缅甸银币卢比(鲁屏叶)和阿拉伯银币第亚勒(里亚勒)的重量等等。这条海上通路由来已久,就是与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遥相辉映的‘香料之路’”。[13]


(三)民国国门大开穆斯林朝觐倍增

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朝觐人数明显增加,据北平1933年出版的《月华》刊物统计,在过去的11年中有来自中国北部和中国中部的834名哈吉履行了朝觐功课,平均每年有75人参加了朝觐。尽管这一统计不包括来自新疆的哈吉数字,已经足够让穆斯林振奋。从1933年有66人参加朝觐来分析,有58人来自西北青海、甘肃和宁夏三省,奇怪的是他们不是选择陆路去朝觐,而是花数月的时间骑马或坐马车、火车等交通工具到达上海,由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承当了所有路过上海乘海轮去朝觐的哈吉接待任务。

当时一人的朝觐旅行花费是多少呢,因为每人到达上海路程有远近,乘坐的交通工具不同,上海之前吃住行费不算在内。仅从上海到新加坡往返费用是60银元,按当时兑换率应该是20美元。从新加坡到吉达往返费是当地货币307元7角6分。这是最便宜的散客费用,需要床位的按床位等级算价。到阿拉伯半岛吉达后,如乘一峰骆驼到麦加花费一英镑银币,如乘12座的公共汽车的租费是每人两个金币,一辆小汽车因为坐4人,价格要比一匹骆驼便宜。由此可以知道最基本的花销总费在400美元银币或130美元金币左右。国内的费用也是很贵的,有穆斯林记算过,从汉口到麦加的往返路程总费用在1000美元左右。对于一般中国回族家庭来说是难于承当的费用。古兰经说:你们当预备路费。(2:197)对广大穷回回梦想去朝觐。可以说是一件天房夜谈的事。只有少数有经济势力的阿訇和成功的回族商人去朝觐。当他们到达麦加时,无比激动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朝觐的赞歌。“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成为赞歌的核心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名阿訇达浦生,是在上海招商局金利源货栈栈长李云生资助3000元大洋的情况下,于1938年2月3日由埃及亚历山大港乘船赴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借助在麦加召开“世界回教大会”宣传抗日。揭露日寇的罪行。宣传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当时到达麦加参加抗日宣传还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近东访问团,其成员有王曾善、薛文波、马天英、王世明、张兆理一行五人。


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朝觐呈现出三大特点:第一到麦加朝觐的人数倍增,几乎是一年的朝觐人数达到或超过明朝至清中期数百年朝觐人员的总和。以南京为例,明朝朝觐只有刘本杰(汉英)一人,清代刘本初一人,民国期间有凌志成,李玉书、苏师娘、达浦生、金兆元、徐广修、钱老五、常子扬、法明如、法载祥、马焕庭、李赞臣、李世鸿、胡恩钧、达静轩共计15人。另据《晨熹》第二卷第七期记载:1936年中国朝觐人数达185人(其中4名儿童)。


(四)新中国成立迎来穆斯林朝觐春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生活,重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族穆斯林的朝觐活动迎来真正的春天。1955年7月22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成以达浦生阿訇为团长,率领19人朝觐队伍,前往麦加朝觐。揭开新中国以来穆斯林第一次朝觐的大幕。以后中国伊协每年均派人数不等的朝觐团赴圣地麦加朝觐,人数多则20余人,少则5至6人。从1965年起我国朝觐活动中断了15年,1979年得到恢复,每年人数仍保持在20人左右。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以来,朝觐人数逐年增加,由每年四五百人增加到六七千人。据张金勇《论朝觐精神》一书介绍2007年1月20日上午9点30分,云南朝觐团分三批,共866名哈吉,圆满的完成了朝觐的功课,平安的回到祖国。2014年,中国有近1.45万名穆斯林启程赴麦加朝觐,中国政府派出94架包机,分别从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银川、昆明5个出入境口运送中国朝觐人员往返。为了方便中国穆斯林朝觐,中国伊协与中国民航商定于1989年起派包机送中国哈吉前往沙特朝觐,飞机从北京或乌鲁木齐起飞经过8至11个小时的飞行即可抵达沙特吉达市,比原来绕道第三国转乘飞机节约了大量时间。自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间,我国已有十多万名各族穆斯林赴麦加圆满完成了朝觐功课,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中国伊协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委托,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穆斯林朝觐活动,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了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社会稳定,得到了广大穆斯林的拥护和赞扬。中国穆斯林大规模的向西行朝觐,不仅仅展现了中国穆斯林风采,更促进了世界文化交流,增进了我国人民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打下坚石的基础。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为了组织我国穆斯林朝觐服务,2005年编辑出版《中国穆斯林朝觐实用手册》一书,详细阐述了朝觐的渊源种类、方式,并按伊斯兰教法规定,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朝觐的程序,主要念词等朝觐知识,并对圣地麦加、麦地那城市及主要圣迹遗址等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该书的出版顺应我国穆斯林朝觐的追切需要。使得中国穆斯林向西行朝觐工作更加程序化、规范化、常态化。在当前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关系一度紧张,直接影响到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推进。中国穆斯林向西行过程中,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将发挥积极的作用。2016年1月,习主席首访中东,伊朗、埃及和沙特三国。并发表《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一文,表明了中国始终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同各国政府和各派政治力量保持接触,推动以对话而非对抗,政治解决而非暴力冲突来实现政治稳定、民族和解、国家和平。习主席的出访中东三国,再一次展示了中国为朋友担当,为和平尽责的大国风范。延续数千年的友好往来。《蒙古山水地图》的瑞出就是最好例证。


作者简介:

郑自海,郑和后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专家委员会高级顾问,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南京郑和研究会秘书长


注释:

[1]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齐鲁书社,1989年,第282页。

[2][9][10][13]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1页、第122页、第110页、第488页。

[3]元张弦撰《至正金陵新志》南京市地方志,1990年12月版,第40页。

[4]明礼部纂修《洪武京城图志》南京出版社,第19页。

[5]马占明著《伊斯兰文化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6]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5年,第72页。

[7]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24期《丝路回响,中西交流下的中国古地图》第124页。

[8]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第176页。

[11][12]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页,第21页。


(感谢郑自海老师惠赐大作,特此说明并致谢!   责任编辑:百川、翰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