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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生态移民村落的回族乡风研究

 作者:勉嘉铖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1-27 19:56:31


作者简介:勉嘉铖(1990—),男(回族),宁夏银川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回族及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摘要:乡风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乡土社会的重要因素。以往我们关注的是乡风在历时研究中变迁速度快慢不等的程度,尤其是在这一程度中的传承性及变异性两个特征方面。而在宁夏的生态扶贫移民中,乡风的存在、变迁、发展不仅受时间维度中诸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在自然环境、城市化等现代化因子作用下不断进行调适。本文以宁夏银川市郊的兴泾镇、良田镇为例探讨乡风在传承与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并简要分析了影响其乡风传承、变迁的原因及移民社区乡风的功能。

关键词:乡风;生态移民;传承;变迁

 

引言

关于乡风概念的定义,学界大多从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予以解释。社会学将乡风置于不同自然条件或社会文化的语境下,观察它在特定乡村社区内对人们起到的行为规范功能,以及其在特定时期、特定范围内的传播和流行程度,具体研究对象是特定社区内人们的风俗、礼仪、传统、观念等行为方式。[i]民俗学视域的乡风概念则认为它是一种由特定社区内人们的生活习惯、心理特征、文化习性等积淀并复合而成的精神风貌,具体表现在乡村居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信仰观念、规则制度、社会风气、生活习俗、乡土观念等。乡风形塑着乡民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及结构形态,其横可影响特定地域内人们共同体的整体生活,纵可贯穿乡民们生老病死的完整生命历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乡风文明本质上就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近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不断深化加强、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往我们关注的是乡风在历时研究中变迁速度快慢不等的程度,尤其是在这一程度中的传承性及变异性两个特征方面。而在宁夏的生态扶贫移民中,乡风的存在、变迁、发展不仅受时间维度中诸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在自然环境、城市化等现代化因子作用下不断进行调适。自1982年国家计委、经委提出“三西”贫困地区的建设方针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相继将生活在西吉、海原、泾源、彭阳部分自然条件恶劣、生产生活困难地区的群众有计划的迁移到银川市辖区内,陆续建立了芦草洼、镇北堡、月牙湖、闽宁镇、良田镇、狼皮子梁等移民乡镇。其中,芦草洼(兴泾镇)和良田镇地处自治区首府银川市郊,是生态移民序列中距城市最近的移民点,也是回族民众占全镇人口比重最大的移民点。相较其他移民点,兴泾镇和良田镇在各方面受城市化影响更强,乡风变迁程度更明显,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更迫切。作为依附在城市边缘的移民社区,兴泾镇和良田镇既受挑战传统所需的外力作用,又受到迁出地固有乡风的内生阻隔,内外博弈衍生出的问题为生态扶贫移民乡镇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生态移民乡风的传承

兴泾镇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以南约8公里,是宁夏最早实施“以山济川,山川共济”战略的移民乡镇。1983年,在国务院“三西”农业建设项目决策下,宁夏政府贯彻、实行扶贫开发及生态移民政策,将泾源县1万多贫困人口迁至银川市芦草洼。最初,该移民点共设有3个乡、36个村,居民绝大多数是回族,迁居于此的移民虽生活在银川近郊,但行政管理权隶属于泾源县,统一由“芦草洼吊庄指挥部”管理。2001年,该地管理权由银川市郊区接管,200211月划归银川市西夏区管辖。兴泾镇现辖6个行政村,38个自然村,1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444321729人,其中,回族占总人口数的98.8%[ii]

兴泾镇回族主要源自移民迁出地泾源县,该县回族多属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大荔、凤翔、渭南等地受抚安置在化平川地区的后裔。同治十年(1871年)在对陕西回族安置妥善后,清政府于化平置厅,此时回汉之间的乡风民俗互动日渐频繁。世居于此的居民“古风尚俭,性情樸拙,重农轻商。”[iii]婚姻上则“男不论聘财,女不论妆奁,惟视门户相当。”[iv]社会关系上“水火盗贼,邻保相卫,不以恶凌善,不以富吞贫,凡事皆忍让。”[v]落户于此不久的回族乡民,因历史局限性和生存环境的压力,被认为是“颇好盛谋,生亦甚勤,急农重商,不务工艺。”[vi]经过百年的族际交流实践,当地回汉居民在部分有区域共性的乡风民俗上趋近。比如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集市贸易的繁荣,祛恶扬善精神的发扬,崇尚节俭意识的延续,邻里关系间的和睦,解决矛盾时的互相理解等。

回族在全国分布十分广泛,因此各地回族具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清末落居泾源的陕西回族亦将秦陇地区的众多地方特色乡风民俗传递至异乡,如刺绣、剪纸、踏脚等。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踏脚,其源于丝绸之路阿拉伯商人的传播,在陕西回族间广为流传,后在泾源由首批迁居至此的渭南回民发扬,成为回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作为承载族群心理特征、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开展,已成为泾源回族的关中、渭南回族亦将刺绣、剪纸、踏脚等带来新居继续传承,它们充分表现出当地民众自强不息、豪爽矫健、缜密思考、勤思善行的性格,并潜移默化的、连续不断的影响着当地的乡风。

传统农耕文明社会中,乡村的亲属关系相对简单,宗族在乡土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世婚姻,三世往来”的形制编织了一张紧密的乡土亲属网络。因此,当村域范围内发生突发事件时,人们能做到“疾病死丧,亲戚相助”。在乡风的族际互动过程中,成为泾源域内多数派的回族,亦将互助纳入至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的网络。当然,这一方面来自世居此地民众的影响,即儒家仁爱的教化,一方面也来自其信仰中经典的训诫,如《古兰经》所述:“你们应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履行约言,忍受穷困、患难和战争。这等人,确是忠贞的;这等人,确是敬畏的。”(2:177[vii]

在泾源乡土社会中,重构的回族乡风不断发育,直到生态移民扶贫战略实施后,随着移民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收入的不断跃升,亲邻互助,协贫济困的优良乡风得以被更多泾源县外、兴泾镇外的局外人了解。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使得兴泾镇能更广泛的接受城市化带来的外围增益,这尤其体现在对移民镇区的建设理念、管理理念、发展理念上。兴泾镇于2004年启动了特色小城镇建设工程,其中穆斯林孤儿院的建设更作为重点工程被全镇上下所重视,这与兴泾镇民众长久以来的互助乡风不无关系。20076月兴泾镇的银川市民族综合福利院(原名银川市穆斯林孤儿院)落成并投入使用。该院十年来共抚育了来自全自治区各市县的153名各民族孤儿,[viii]这些受助儿童在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及邻里百姓的关心关怀下有的成家立业,有的金榜题名,有的参军入伍,成为参与社会建设的生力军。

通常来说,乡风文明被界定成一种有别于城市文化,亦不同于传统农村文化的新型乡村文化,它是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包括了广大乡民自身思想、伦理道德素养、科学文化内涵等不断进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农村社会风气的一种状态。[ix]兴泾镇传统乡风的传承,有效利用了迁出地与迁入地时空转换过程中的地缘优势、政策优势,为传统乡风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将传统乡风中积极向善,互帮互助付诸实践,这不仅造福了本地居民,更推之及人,做到了普惠大众。

自兴泾镇居民从迁出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生产生活方式中走出后,伴随他们的是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形态和对城市化进程的向往。一般而言,在此背景下,乡风会因前者的关系逐渐呈现出一种世俗化与功利化的演变趋势。乡风可谓是一种先于农民的被建构的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源自人们对传统的习惯或经验的把握。对于兴泾镇而言,作为当地主要居民的回族,在迁出地便整合了世居族群的传统乡风,而当他们搬迁到距城市更近,生产生活无忧的移民新村后,在传统与现代的作用下,他们经历过种种不适。笔者在与当地居民访谈时曾听数位老者讲到,初迁于此时有人因环境不适应、生活没保障而无奈地“逃回”山区老家,也听到距移民镇不远的银川市西夏区居民抱怨九十年代初,因教育、管理等缺位造成的移民镇周边治安问题频发的事例。得益于党中央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展开与不断深入和当地居民传统乡风的正向传承,以及生态扶贫移民政策的正确引导,兴泾镇才能将乡土社会的敦亲睦邻、融洽祥和的淳朴乡风与现代慈善、教育等新制度有机融合,使优秀的传统鲜活起来,[x]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着当地民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二、生态移民乡风的变迁

乡风并非一种静态的社会实在,而是在快慢不同的两条轨道上运行,因此它反映在具体问题上就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迁。其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传承性和变异性被人们认为是乡风的两个不同特征。前文我们注意到,兴泾镇的乡风因为传承性的作用,使其能够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以及特定群体中延续存在,从而能展现出乡风的传统性和历史性。而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乡风在生态移民村落中的变异性,即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而具有现代性和现实性。当然,变异存在着正向与逆向两种截然不同形态,这是生态移民村落甚至其他类型村落在现代化发展背景下不可避免的挑战。因此,如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广泛发动乡民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培育文明乡风就成了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位于兴泾镇东南的良田镇,是银川市金凤区唯一的移民乡镇。与兴泾镇的成立背景相同,198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按照“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方针,成立了泾源县芦草洼移民经济开发区,当时良田镇同样受该开发区,即泾源县的领导。2001年,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移民吊庄地区实行属地管理的要求,良田镇被划入银川市金凤区管理。该镇位于金凤区南部,全镇下辖7个行政村和1个林场居委会,共46个村民小组。全镇共居住有回汉群众553722294人,其中回族人口20009人,占总人口的90%[xi]

良田镇的回族来源与兴泾镇无异,亦保留了众多迁出地的正向乡风。相比兴泾镇,良田镇在适应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变化更剧烈,显现了众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乡风变化事例。在良田镇园林村、泾龙村、观平村、园子村以及铁东北大寺等访谈时,当地居民对移民搬迁后的婚丧嫁娶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乡风变化有着十分敏锐的感触。在一次访谈中,当地居民告诉笔者,“泾源老家(迁出地)人认为,良田镇的婆姨(妇女)很有钱,赶集时一掏一张‘红板’(一百元人民币),这里的彩礼也很高,老家7万,良田17万。”当年良田镇人均收入9000元左右,较迁出地及搬迁初期虽翻番增长,但居民在婚姻支出方面压力仍然很大。除此之外,搬迁至此后的第二代移民也对婚礼仪式有所改良,除保留传统的诵念“尼卡哈”仪式外,越来越多赴外学习、工作的年轻人将新的仪式形式带到移民镇来,在良田镇政府附近的几家餐厅,以及邻近镇区的银川市金凤区的几家餐厅都有来自移民镇的新人举行略显西式的婚礼。相较在迁入地,良田镇移民对婚礼等的规模的推崇、攀比之风日渐明显,这与小镇街边及各村委会的公告宣传栏上张贴的移风易俗等宣传语形成鲜明对比。

回族对葬礼的要求讲究速葬、薄葬、入土为安。移民初迁至良田镇时,因强烈的乡土观念,存在着个别老年人回迁出地等葬、亡故之人迁葬回迁出地的现象发生。这一方面加大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负担,另一方面也与“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生态移民安置政策相左。自新农村建设不断展开,良田镇村容村貌更加改善,政府专门为广大移民规划了回民公墓,同时也为移民群众在移民镇北部的银川市植物园公墓安葬亡故亲属争取到了补贴与优惠,此举彻底解决了移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生态移民战略自实施以来,政府在为广大乡民解决吃住行等基础的生存问题外,特别重视对教育设施的建设。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先前“不好读书,亦无远志,所以无科第,无名宿,亦无建功立业之人”[xii]的传统印象有了本质改变。在脱贫攻坚教育先行的背景下,固有乡风并没有阻挡住新移民求知若渴的决心。笔者在园林村、和顺新村走访时发现,有数户家庭爷孙聚于一堂练习硬笔书法。当地人真切地感悟到教育富民的重要性,并为移民搬迁后下一代教育理念的转变万分感慨。随着良田镇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村民收入的提高,在教育问题的观念和投入已彻底摆脱了迁出地窘迫条件的束缚。这为良田镇当地乡风文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落后与先进等对立概念上,我们不难看出乡土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复杂且多元的矛盾格局。如良田镇既有重视教育、兴建学校的积极现象,也有讲究排场、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的情况;既有年轻人自由恋爱自主选择的婚姻,也有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在乡土社会现代化、市场化的双重转型时期,良田镇的乡风更突显出了一种新旧扭结的特点。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推进,农村地区亦是国家现代化的主体和关键。乡风并不与现代化背道而驰,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传统乡风经历了恢复与重构,通常人们能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不断作用而促成的乡风在表层意义上的变迁,但实质上,当前重构的传统乡风已由形式到内容更新了现代化的元素,它既包括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又在现代化影响下做出了适应当代社会的改变。良田镇在婚丧嫁娶、教育理念等乡风触及的领域内,自觉选择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但尚不能清晰的辨别二者边界,以至于在普遍性问题上容易迷失于一些不良风气中。

 

三、生态移民乡风的影响因素及功能

对于异地搬迁的生态移民而言,乡风传承与变迁受到来自历史、物质、组织、政策、城市化五个因素的合力影响。正是基于这五种因素,乡风才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

历史因素。历史因素是影响移民社区乡风的基础,它主要指迁出地的传统乡风。广大移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思想观念存在一种对旧惯习俗的向心力。如兴泾镇在亲邻互助、踏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并没有因为插花安置造成的居住格局变化而放弃,反倒是借助移民后更加便利的物质条件强化了传统乡风民俗。

物质因素。物质因素是影响移民社区乡风物质构成的基础。它主要表现在迁入地乡民公共活动场所、收入水平等方面上。在生态移民村镇,回族作为当地居民的多数派,有着对其宗教活动场所的诉求,清真寺便成为了影响当地乡风形塑的一个物质场所。而移民的收入水平则是他们对传统乡风和期待中乡风执行的基本保证。随着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现代乡风会更加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

组织因素。组织因素是生态移民村落的实际行为人即移民群体发挥的作用。任何一种乡风民俗,它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受到特定区域内特定群体的集体认同与反复实践。[xiii]影响乡风的传承和变迁并不是单一个体所能达到的,这必须由移民社区广大乡民共同努力并促成。在有组织的群体作用下,尤其是在正确观念引导下的群体作用,使乡风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政策因素。政策因素是影响生态移民村落乡风的关键之一。传统乡风在移民搬迁初期,曾作为法律法规的辅助,成为人们行事的标尺。这一时期政策不完善,人心未稳定,乡风的末节部分久为空置,以至于造成现代移风易俗任务的艰巨。但随着配套配合移民发展政策的完善,乡风发挥出了更大作用。诸多鼓励文明乡风发展的利好政策为传统正向乡风的延续注入了新的活力。

城市化因素。城市化因素是生态移民异地搬迁后影响当地乡风最为重要的因素。生态移民战略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在经济上借助迁入地邻近城市的发展动力,助推移民地区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在政治上依靠城市先进的管理理念,加快移民地区干部解放思想;在文化上依托城市的教育、人文配置优势,提高移民地区居民素质。城市化进程的选择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影响生态移民乡风变化的城市化因素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部分消极面被无差别导入。

影响生态移民乡风的五个因素互为牵制,呈动态性的相互联结,它们构成了影响生态移民群体乡风变化的整体因素。表面来看,五个影响因素相互独立,但实际上它们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张力,正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生态移民村落的乡风才能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除此之外,在生态移民社区中乡风还是维系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笔者认为在生态移民社区其主要发挥着以下两种功能:

1.乡风的教导功能

乡风对其作用区域人们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兴泾镇和良田镇,传统的乡风包括了许多优良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行为。[xiv]比如重视亲缘、邻里间互帮互助的关系,对贫困亲友的接济,对鳏寡孤独的关心,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对书香育人的期望等。这些内容通过伦理道德、人性良心等规范着移民社区人们的行为。正向乡风的内容既涉及到公共德道,也为社会治安等众多领域提供了支持。乡土社会中,对个体人文素养的养成一方面来自公共教育序列,一方面来自家庭教育序列,最根本的是来自区域内乡风对人格和品质的塑造。不论是对整个移民社会群体而言,还是对任意移民个体来说,乡民的言行都不自觉地受到文明乡风的影响,而乡风也无形中发挥出面向大众的教导功能。

2.乡风的调适功能

乡风与法律法规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具体承载者的弹性作用上。相较法律法规,乡风可以在法与人的空间中补充进伦理道德作为缓冲。更重要的是,乡风始终在调适法与人间的关系,善之乡风去浊扬清,把不良风气压下去,恶之乡风则使人们行走在法律红线的边缘。部分生态移民地区就曾因为对迁居环境的不适应而陷入乡风的失序状态,但在传统的正向乡风逐渐回归后,其区域内的乡民又重新唤起了对国法、家规、道德的正确认识。规避了逾越法律与道德红线后的风险,重新树立了新风正气。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美丽乡村、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强调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强调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要保留乡村风貌,坚持传承文化。乡风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在何种形态的村落中都要予以重视。生态移民村镇的乡风是民族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它不仅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同时也受到少数民族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中积极向善内涵的影响。随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生态扶贫移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在推动生态移民村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移民富裕的同时,也使得现代的、文明的乡风惠及了更多移民群众。

 

参考文献:

 

 



[i]董欢.乡风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J].兰州学刊,2007

[ii]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银川移民史研究课题组编著.银川移民史研究资料汇编[M].内部资料

[iii](民国)盖世儒修,张逢泰纂.新编化平县志[M].卷四.化平县志衔名.钞本

[iv]

[v]

[vi]

[vii]古兰经[M.马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viii]银川市民族综合福利院编. 有爱就有希望福利院十周年庆纪实[J].内部资料

[ix]张爱武,王芬.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J].辽宁省社会主义院报,2012

[x]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奇葆2015814日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xi]

[xii]

[xiii]朱雄君. 乡风民俗变迁动力的理想类型分析——基于“结构—行动”的视角[J.社会学评论,2013

[xiv]陈潭,于勇. 乡风礼俗、信任关联与社会治理[J.江苏社会科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