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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彪:清末陕甘回民起义中回汉人民的联合抗清

 作者:李健彪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1-17 15:20:06

作者简介:李健彪(1967—),男,回族,西安市人,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西安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民族学博士。 

 

摘要:清末陕甘回民起义期间,不少汉族百姓纷纷加入回民起义队伍,同回民群众并肩战斗,使抗清浪潮席卷整个陕甘。回民起义军与在陕的太平军、捻军和其他汉族反清武装相互配合、联合作战,共同抵御清军。起义过程中,不乏暗中支持或公开投靠回民起义军的清军兵士和下层官吏。

关键词:陕甘回民起义;回汉;联合

 

清末同治元年(1862年)爆发于陕西关中的回民起义波及西北、影响全国,历时16年之久。这次起义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官吏推行“护汉抑回”政策,“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屈直,皆抑压回民”。[1]241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2]蓄意制造民族纠纷,挑拨回汉关系。起义的导火线是地主团练散发“秦不留回”的传单,“将回村不分良莠,一概剿洗”。 [3](173,纪事)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地,绝无生理,拼命相争,[4]68奋起反抗。这时太平军的入陕促成了起义的迅速爆发。回民起义早期,在团练屠回惨烈的地方有过“回汉械斗”、“回汉仇杀”的现象,但在没有发生“屠回”的地方,回汉关系良好,尤其是在回民起义正式爆发之后,不少汉族百姓跟随回民起义军联合反清,太平军、捻军、汉族反清武装和清军中的叛勇与回民军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凯歌。本文将着重探讨汉族百姓与回民起义军联合抗清的史实,相信对进一步认识这次起义的性质,准确评价起义中的回汉关系不无裨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清政府向各省强行摊派,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以后,饷源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太平军占领,为了筹集大量经费镇压太平军,清政府加大了北方各省特别是陕西的赋税。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两省接济。[5](咸丰四年二月)陕西协饷加重,正税不够供给,于是苛捐杂税日益繁多起来。[6]沉重的封建剥削使陕西人民无以为生,加上连年的灾情,陕西人民的反清斗争不断爆发,几乎“每岁皆有,无岁无之”,“或一岁数次”。就在回民起义爆发的前两年,1860年,宝鸡商民聚众反抗厘税,陕西巡抚派兵逮捕了为首之人,镇压了这次反抗斗争。[7]1861年,临潼县汉民杨生华领导农民反抗官府地丁加耗,渭北方圆五十里的回汉农民两万人响应,抗击官军。临潼回民还不断派人与杨生华联络,以图共同反清。[3](卷7,缪树本传)可见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回汉农民同清朝统治阶级的矛盾。

陕西回民的分布特点是回汉杂居,汉族人占多数,有“汉七回三”之说。[8](卷1长期以来,回汉人民共同生活在陕西,建立了良好的情谊。讲起回族族源时,陕西回民中至今仍有“回回巴巴,汉民娜娜”(回民爷爷,汉民奶奶)之说,可见血缘关系之密切。在平时,有的回汉互相结亲,有的结拜为兄弟,“生则同吃,死则同莹。”[9]但在清末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陕西的地方官吏除对回汉人民横征暴敛外,还转移社会主要矛盾,蓄意制造民族纠纷,挑拨回汉关系,甚至煽动械斗,亲自布置和参加屠杀回民的活动,以达到以汉制回的目的。当时,地主团练的“屠回”浪潮受到了地方官府的默许,有的官员甚至协助团练“屠回”,不少回民村遭到倾族屠杀,广大无辜回民奋起自卫反抗,赢得了许多汉族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赵权中是渭南县的团练头子,曾“潜行传贴,声言奉旨洗杀回民。”[10]而回民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擒杀赵权中,则是在汉民李锡裕的协助下实现的。[11](1)不少汉民还暗中积极保护回民免受伤害或少受伤害,陕西回民起义领袖“任武被杀后,他的后代就是在华州的一位汉人保护下才得免于难。”[12]《壬戌华州回变记》、《忧愤疾书》、《旧雨集》等虽为当时一般汉族文人所写,但文章中对回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这说明多数汉族人还是同情起义的。

在回民起义时,许多汉族百姓纷纷加入回民起义队伍,同回民群众并肩战斗,使抗清浪潮席卷整个关中。在西安周至户县一带,当时许多汉族村随回民起义,令当地官府束手无策。同治二年三月,陕西巡抚瑛棨说:“汉村纷纷从贼,若无大兵剿荡,西路势难疏通。”[13] (37)同治二年五月以后,据史料记载,在礼泉县“窜扰”的回民军中“汉民甚多”。同治二年七月,在西安城附近的回民起义军中也是“汉民尤多”。 [8] (47)八月,署陕西巡抚张集馨说:“牛东以南二百余存皆已从逆。”[8] (50)意思是说在西安户县牛东村以南的二百多汉族村都已随回民起义,声势之浩大不难想象。面对回民抗清阵营里众多的汉族群众,陕西巡抚瑛棨也感叹道:西安附近回民起义军中“裹挟汉民尤多”,汉人替作奸细,并助贼抗拒官兵。[13] (19)。同治元年八月至同治二年九月,陕西凤翔一直处在回民起义军的包围之中。在这期间,当地汉族挖煤工人,曾多次帮助回民起义军,“偷挖地道”,施放地雷,轰击城墙,以配合攻城。[8] (5)还有汉民“乡民”为回民进城“互市”,换取回民起义军所需的茶叶和布匹等东西。[8] (4, 5)(347-246)同治二年三月,当回民军对宝鸡贾村原久攻不下时,由于汉民“伪作畜贩混入”作内应,结果才里应外合“乘机攻陷”。 [14](273-283)华州有所谓“汉奸”给回民“引路”占领高塘镇的事实,[2](66)回民军进攻三原时,也有汉民参加,以致地方官吏余庚阳在报告说:“汉民从回逆者尤为凶悍,此次擒获尽行正法。”[15] (1)在宁夏地区,汉民加入回民军阵营的人数极多。“灵州的人民几乎完全追随了回民起义者”,在其他地区也有很多汉人加入回民军中,1867年清军在洮州镇压回民时,“追击十余里,解散随教汉民数千”。 [16](,131)同治八年,甘肃回民起义领袖李得仓部在投降时发现共有九万六千二百余人,其中汉人三万一千五百人,几乎占三分之一。[16](,138)

在起义期间,回汉人民互相支援,解衣赠食,出面具保,关系亲密。宁夏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同样“受到汉人的尊崇”,在其起义的10年间,所辖地区的商业一直很繁荣,“许多晋、陕商人继续营业,他们都是汉人”。 [17]18652月,马化龙为了储备粮食,在金积堡修仓廒,其木料来自兰州,其作徒不分回汉,[18] (21) (11)许多汉民支援了回民的防御工程。在马化龙“受抚”面临死亡时,许多汉民不断拿着财物、粮食到清军中去替马化龙说情:“有久陷金积堡之山西、湖北各省汉民来营具保马化龙永无反状。……据称伊等向在金积堡贸易。”[16](,23)18655月,清军攻占了靖远、会宁、静宁等地的回民村,当时有萧河城回民苏上达赍其马匹、军械,领合城人民来营求抚。汉民一百六十余庄具保上达实为良善,……汉民衣食乏缺皆仰给回民,愿合辞具保’”[16](,118)

在同治五年十月捻军入陕以后至八年三月回民弃守董志原这一时期,在回民起义的影响下,陕北出现了汉族农民武装,甘肃一部分汉民武装也随回民军活动于陕北一带。回民军与这些汉族武装相互支援,互为犄角,共同打击清军。清军也承认“北路则回、土两匪合并,”[19](2)同治七年三月,“回贼、土匪二万余过泾河川,”[11](2)袁大魁领导的一支农民军与回民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静宁张贵领导的农民军也与“宁灵、河狄之回往来勾结”。 [16](,142)

回民起义军能否处理好同广大汉族群众的关系是赢得汉族百姓支持的关键。甘肃平凉回民起义领袖穆生华曾告诫起义者:“回汉本是一家,照常亲爱,不许伤害欺凌,更不许烧杀抢掠,如有犯者绝不饶恕。”他甚至还提出了“扶明抗清”的口号。马化龙也很注意改善回汉关系,派马占魁为灵州知州,“严禁灵回毋任滋事”,不许乱杀汉人,甚至连清军将领也感叹灵州“地方静谧,汉回归业”,说马占魁“能保庇百姓”,“在此维持秩序,煞费苦心”。河州马占鳌在起义之初提出“宜联络汉人,使渠照常耕种”,马桂源控制西宁后,“重修孔子庙”,以示对汉族文化的尊重,并设法改善汉人的生活。[18]( 正编卷22)

由于汉民加入回民起义军比较普遍,奉命镇压回民起义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采用了“不分回汉,但问顺逆”的办法,对参加回民起义的回汉群众一律剿杀。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讲:“左宗棠1867年当陕甘总督以后,他是极端的反动屠户,不可计数的汉、回人民被他残杀。他出兵新疆,虎狼般地杀害南北疆人民,同在关内一样,对人民犯下了极大的罪行。”[20]这里被杀的汉民无疑是指与回民一起抗清的汉族群众。

 

陕西回民起义是在太平军的影响下爆发的。《征西纪略》说:“陕、甘各回因发、捻波连而起。”[21](1)同治元年四月,太平党扶王陈得才欲解南京之围,因与捻匪沟通,入河南转向陕西,由大峪口直犯西安。[13]太平军进入西安不是起义的导火线,但却是起义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当李蓝义军、太平军到达陕西后,回民“密遗心腹赴尹家卫输款”。“渭南县胥吏教徒洪兴者,曾受太平党之活动,暗为资助。”[13]可见,有的回民与太平军的确有关系。地主团练借口要抵御太平军而大肆屠杀无辜回民,从而导致民族关系急剧恶化,最终促使陕西回民起义爆发。

太平军攻陷渭南,据史记载与回民的配合有关:“渭南回匪勾引发逆,戕官陷城。”[14]273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军攻入渭南的“四月二十四日”正是渭南回民举起起义大旗的日子。[22]刽子手多隆阿在关中屠杀了10多万回民,又将剩余的数十万回民赶到了甘肃的董志原,但他在周至却被太平军的蓝大顺、蓝二顺部所杀,是太平军为回民报了仇。

回民正义的反清运动得到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于是才会有大量的发、捻、饥民、叛勇之党附勾结 [21]()。同治五年十月,西捻军张宗禹入陕时,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的指示很明确:“又命梁王张宗禹、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达才等前往陕甘联络回民,以为犄角之势。”[23]( 13)(683)可见,捻军入陕的目的就是为了联络起义的回民。而西捻军的入陕又重新点燃起了陕西回民起义的烈火,西北地区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同治二年被多隆阿赶往甘肃的陕西回民纷纷东返陕西,甘肃回民也随之东来,一些已招抚的回民重新起义,汉民起义军的队伍也日渐壮大,整个陕西关中成为当时各族人民抗清的重要战场。[24]陕回之败遁甘肃者,均乘捻逆之乱络绎回陕,人数既多,种类不一,又有随教之汉民及甘肃饥溃之兵勇附丽其间,与之同恶相济。[25](4)当时,陕西关中各地回汉起义军与西捻军的抗清斗争已连成一片。北部,董福祥领导的起义军以花马池为根据地,包括溃勇、哥老会、饥民等,拥众十几万。

由于回民起义军与捻军的敌人是共同的,客观上起着相互支援的作用。长期生活在关中的回民主动为捻军作向导,《同州府续志》说:捻军 “布满原野,回贼多为乡导。”[26](16)甚至捻军使用的“洋炮则由回逆接济”。[19](4)在西捻军攻打蒲城时得到过回民军的支持,在西捻军攻打富县时离不开回民军的配合。在官方的史料中有着许多关于捻军与回民起义军互相配合作战的大量记载:捻军入陕后,回民起义军“欲渡渭与捻贼合”;[11](4)捻军“勾结凤翔回逆抗拒官军”,“捻匪自西窜东,回贼在前,若为乡导”;[27](260)捻逆与凤翔回逆仅隔一河……贼中已有过河勾合之议”,捻逆勾合回逆后,欲令回逼南岸,同抗官军……据捻贼供称:回捻合谋,欲以捻逆窜扰同、朝,回逆扑犯省城。[19](4)捻逆勾结回逆数千人,由富平、蒲城一带东趋,窥伺同、朝[28] (280)(35)西路另股之捻,勾结回逆于十三日突至耀州之官庄 [19] (4)等等。对此清军极力阻止,“以杜回捻勾结”, [16] (280)左宗棠也采取了“先捻后回”的策略,驻兵陕西耀州,以“防捻、回合势”。但捻回“时离时和”的联合抗清却是客观的史实,[28] (280)(2)两股起义军并肩作战,横扫渭河南北,共同活动在泾渭流域及陕北一带,攻下了不少城池,使清军疲于奔命,左宗棠惊恐万分:“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民军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迭陷……[25](7)

回民起义军与捻军在陕北相互配合、联合作战,更是值得一书。同治六年十月,清军刘松山等奉左宗棠调遣,率“剿捻之师”尾追西捻军进入陕北,十九日,在洛川大贤,其殿后提督李祥和、刘桂芬等所部三营,突遭伏击,全军覆没,李、刘等清军高级将领殒命。这是西捻军进入陕北之后发生第一次大战,而打赢大贤之战的则是陕西回民军。史料记载:回逆数万骑窜至大贤村,适李祥和及提督刘桂芬留后……仓猝之际……遂殁阵中,”[19](4)二十七日,回民军攻陷绥德,清军将领刘厚基说:“陷绥德者实是回逆,嗣捻逆闻城中尚有余粮,现亦陆续窜至。”“张逆因回逆勾结,前来绥德,待冰渡河。”[19](4)可见,回民军攻陷绥德后,联络了张宗禹部捻军,并供给他们粮食,而捻军前来的目的却是要“待冰渡河”。在刘松山等率清军进攻绥德时,则是“西捻军把守绥德,回民军出城迎战。”[29]29-32而回民军与清军的宜川羊献坪之战,更是掩护了捻军,对西捻军成功渡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0]西岸捻未渡河者,含回逆分扰洛川、澄城、合阳[31] (4)(36)使清军十分惊慌,乔松年借病辞出陕西巡抚之职,清廷任命刘典接任,刘典也借故推辞。可见,陕西回民起义军向陕北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搅乱了左宗棠“防回”、剿捻的部署,牵制和削弱了清军剿捻的力量,对西捻军东渡入晋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客观地说,正是由于捻军的东渡山西,削弱了陕西的反清力量,清军才有更多精力全面对付回民起义军,陕西境内的反清浪潮开始逐渐衰弱。由于回民是为抵抗地主团练的民族屠杀而起义的,所以仅属自卫性质的反抗,政治要求与太平军、捻军不同,没有明确的反清纲领,组织也比较松散,再加上民族背景、宗教背景的原因,回民起义军与太平军、捻军的联系和配合还不够紧密。当时,随着太平天国的衰落,全国的反清斗争已经转入低谷,捻军、回民起义军的最终失败自然成为历史不可逆转的一种结局。

 

清末的中国朝廷腐败,贪污成风,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甚至连清军兵士和下层官吏也怨声载道,颇为不满。回民起义爆发后,不论是汉族还是满族,都不乏暗中支持或公开投靠回民起义军的兵士和官吏。当时许多汉族兵士因同情回民也参加了回民起义军:“城中营勇,与贼中裹挟者,半属里党姻娅,声色樗蒲,彼此引诱,嗜利忘义,类多首鼠两端。更甚者,不但此营挂名彼寨,且有朝在营而暮赴贼者,兵贼竟不能分。”[8] (3)出城三、二里,兵与贼马首谈心,仰空放炮,掩人耳目。旋即收军,不待号令。[8] (2)

据史料记载,一些投降的汉族兵勇曾协助回民军攻取了凤翔。[8] (5)凤翔的五百名四川兵勇还皆冒险出死力同回民军联合作战,泾阳县城、宜君县城和宁条梁城的攻陷,无不是这些变兵或守城兵勇协助回民军完成的。[32]在凤翔解围之前,清军还诱骗“川勇”和“土著”“投诚反正”, [8] (6)可见站在回民起义军一边的“川勇”、“土著”一定不少。在《清穆宗实录》中,还记载了临潼满族骁骑校张德斌等兵士为回民军内应“赚城”的事。[33](58)

清军占领金积堡时,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捕通贼文武官弁”,可见参加回民军的汉族官吏不在少数。1863年,宁夏知县彭庆璋加入回民军,还担任过重要职务,同年,固原把总仇占林、平庆泾巡道(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万金镛、参将景文等均加入起义者,其他地方也有不少文武官员转入回民军方面,更加鼓舞了回民军的士气。[17]在陕甘交界处的庆阳一带,到处是起义的汉族农民和溃勇,他们很多与回民起义者相互联合,有的甚至直接投入到回民军的阵营。“回匪、土匪、溃勇盘踞董志原数百里地。[11](2)四月,“甘肃溃勇共有十营,匪首翟、朱、陈、伍四姓,与回逆、土匪相依。”[19](4)清军于延安附近堵截溃勇,回民军领袖杨文治曾率众前往救援。六月,“绥米交界之四十里铺,有土匪、溃勇、回逆万余人”。 [19](5)九月,“董福祥、李登二匪,勾结回首马天喜,突犯绥德州城”。 [19](5)十月,“董李二逆,勾结西回,欲分道东窜”。 [19](5)十二月,“土匪陈海春与溃勇陈一本、沈惟清,纠合逃勇、饥民,勾结回逆,滋扰宜、洛间” [19](4)……类似的史料举不胜举。1867年,甘肃董志原的邹阿訇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多达5万人,其中汉族农民和溃勇占了很大比例。[17]

由于对现实不满,在镇压回民起义期间,清军不断发生兵变,不少兵勇投靠回民军。同治四年,清军陶茂林部数次溃变,“前后溃勇,群趋南山”,[19](3)其溃勇十余营东窜[21](2)前后合计,溃勇将近万人,是空前的一次兵变。[34]还有雷正绾部的兵变,“其弟雷恒与李高启、胡大贵等,为降回赫明堂煽惑,进攻泾州。”[11](3)当雷军之变,其部将雷恒与降回赫明堂为首。[21](2)同治五年,有兰州制兵之变,“复引陕回马生彦来犯省城。”[11](3)1866年三月,兰州发生了督标兵之变勾请狄河、北山回匪前来,献城归教。他们先攻入督署杀死许多湘军官兵,然后占据省城,关闭城门,声称如果端节无粮,将尽杀司道各官,仍归回教。[16](338)史料中还有许多“兵勇入回”的记载,不少从清军中分化出来的汉族兵勇加入回民军,进行反清斗争。

由于清军中的不少士兵对现状不满,哥老会逐渐在清军中建立并壮大,最终发生了联合回民军的起义。如同治八年(1869年)高连升部的哥老会发动兵变,“勾结回逆于二月十八日入犯,因而举事”,白彦虎、邹阿訇如约领兵前来,兵勇联合回民军杀死高连升。同治八年,驻在绥德的刘松山部有十营湘勇也在哥老会发动下举行兵变,一度袭踞州城。[17]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兵勇投身反清斗争,实际上也不难理解,“官逼民反”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回民起义军领袖白彦虎等人也曾是兵勇出生,但“逼上梁山”后面对“投诚也是死”的结局就只有反清一条道了。

结论

清末陕甘回民起义中回汉人民联合抗清的大量史实告诉我们:良好的民族关系始终是历史的主流。虽然在回民起义初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在陕西关中个别地方有过“回汉械斗”的现象,但在起义开始后,广大回汉人民逐渐认清了清廷的反动统治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于是回汉联合抗清成为不争的历史潮流,也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准确评价起义中的回汉关系对正确认识这次起义的性质非常重要,同时对当前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积极的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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