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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东迁畏兀儿人心路历程及身份嬗变

 作者:郭胜利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1-13 11:10:09

郭胜利

(河南大学民族研究所 河南开封 475001)

摘 要:明东迁畏兀儿群体,缘于外部环境变化,文化上表现为多元取向,生活方式上凸显为多元模式,并呈现出多元心理认同与身份流动,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意识与文化形态,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 键 词:畏兀儿;心理;身份变迁

The study of east migration Uighur`s evolution in Ming Dynasty

GUO Shengli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nan university Henan Kaifeng 475001)

Abstract: Uighur`s ethnic cultures evolution based o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and Community’s change from Yuan Dynasty to Ming Dynasty. The migration Uighur`s ethnic group, Religion and culture’s diversification , result its ethnic groups ’recognition and cultures’ evolution on 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Uighur;psychological;Identity change

    元明之际,王朝嬗递俱来的政治认同与身份变化,掺杂着畏兀儿群体的民族感情,对于元亡后畏兀儿人社会地位及心态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时特殊政治身份及社会地位,使得东迁畏兀儿人同样面临着儒家士大夫阶层的生存危机与道德抉择,入明以后,缘于外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变化,基于政治优势上的文化氛围已不复存在,东迁畏兀儿人在社会网络、文化网络取向上,不得不放弃元时固有的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心理定位,走上了从多元士族文化、家族文化到中华文化的认同,最终完成民族、身份的转变。

    明初东迁畏兀儿研究,国内主要集中于亦都护家族世系、高昌偰氏家族世系,[[i]]国外具有代表性的为日本学者庄垣内正宏《畏兀儿馆译语研究》,[[ii]]相对于元畏兀儿群体而言,明东迁畏兀儿研究在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本文在此主要通过对明初东迁畏兀儿人心理与身份变化分析,揭示明初东迁畏兀儿人心路历程,探究其民族、文化身份嬗变的内在因素。

一、入明东迁畏兀儿人群体及政治社会活动

    明朝初年,大批东迁畏兀儿人散处于中原地区,缘于不同的地缘、血缘,分别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长时期的共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使得他们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圈,为中原地区社会生活注入新的多元文化。

(一)入明畏兀儿群体构成

1.高昌亦都护家族

    洪武三年,高昌王亦都护和尚率部内附,诏授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世袭其职,开官设署,招降集散,仍统所部。但随后朵儿只巴叛走,太祖便将各卫蒙古、畏兀儿首领迁往内地。洪武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和尚病故。子伟(字怀英)袭职后调宣府前卫,伟子永早歿而宁嗣,宁之后高昌世系,逐渐散秩。家族支系繁茂,从中析出固原 “也都护孙君国臣”,[[iii]] 溧阳、宜兴把氏,武威张氏。[[iv]](卷35)

2.廉希宪、偰斯等官宦家族

     廉希宪为元代政治家,始祖布鲁海牙,一名卜鲁凯雅,仕元官廉访使,其子希宪因父官改姓廉。入明后廉氏家族,逐渐远离政治舞台,八世孙允中始占籍苏州,十二世孙序迁无锡。[[v]]

    与廉氏家族不同,同样身为前朝旧臣的畏兀儿偰斯、高岳家族,在明初政治舞台上却十分活跃。偰斯是元末明初一位重要人物,《明实录》有关于偰斯生平记载,《国朝献征录》卷二四也收有《吏部尚书偰斯传》,雷礼《国朝列卿记》 卷二三、卷三一亦有偰斯传略。斯,溧阳人。以故元嘉定州知州来归。洪武元年授兵部员外郎,寻折符宝郎,改尚宝司,洪武四年,出知泰安州。六年,升河间府。九年入为户部郎中,升尚书,出为山西左参政,召还为吏部尚书,迁礼部。以年老致仕。斯兄偰逊为躲避元末战乱,故避居朝鲜半岛。因与恭愍王侍从元皇太子时有旧交,恭愍王封他为高昌伯,后改封富原侯,赐田富原。偰氏在朝后人偰长寿、偰眉寿、偰奈、偰振等都曾在高丽、李氏政府中身膺要职,并曾多次出使大明。偰斯之裔偰士忠后官於姚,有惠政,因卜居焉。[[vi]](卷23)高岳,字彦高,本畏吾氏高昌裔也,大父仕元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岳博洽有才华,仪容秀整,人望而敬之。工草书,丹药、卜筮之术咸究识之,洪武间,荐知云南县,免官寓家郡城(魏塘)。[[vii]](卷32)

入明畏兀儿官宦群体中,与偰斯、高岳不同,畏兀儿人定定的人生经历,则又代表着另一种仕人的群体取向。定定,字伯安,髙昌人,洪武间知泰宁县,尚行实,敦风化,作士气,凡公署、学舍、坛遗多所修建,以考最,升广徳州同知,致仕归泰宁,卒,邑民为之营葬。[[viii]](卷39)

3. 寻常人家

    高昌老翁,少小家幽燕,出身从戎事西边,以军功身处重位,入明后,一朝零落南土,沦为守城门吏,生活潦倒无为,愁苦以度余生。[[ix]](卷4)囙公,以髙昌宦族,入明弃膏粱而就空门。[[x]](卷30)亦有其先髙昌人,入明任南京礼部尚书的大学士倪谦。[[xi]](卷2)

    湖南剪氏。剪氏本姓哈,其先出自西域回部,宋时为西域望族。有哈勒者,尝从太祖征西夏部落,屡战克捷,以军功封折冲将军。自是族属东徙,世仕元代,是为剪氏先世东徙之始。明兴,其裔八十,佐明太祖征伐。八十勇武有韬略,屡著战功,太祖嘉之,以其剪除寇,赐之姓曰剪,更其名八十曰八士,是为剪氏得姓之始。洪武五年,太祖封八士为荆襄都督、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命其镇守辰常一带。[[xii]](329—331)

    豫西刘氏。第一代名刺真海牙,为永宁、灵宝、陕县、渑池、宜阳五县达鲁花赤,遂定居永宁(现洛宁兴华公社之水洪峪村),并与当地大族刘姓联姻。第二代名脱列海牙,授思南(贵州)宣尉。第三代名阿的迷失海牙(弟孛罗都海牙、小云失海牙),历任阌乡、渑池、新安、茶陵州(湖南)达鲁花赤。并迁家渑池,定居城东。第四代名忽都海牙,初授江西知印,次偃师县达鲁花赤,终河中府(山西)判官。1368年,明洪武改元,遂以祖母刘氏为姓,更名仲琛。[[xiii]](768)

(二)入明畏兀儿群体社会政治活动

   1.入仕朝廷。元末明初动荡社会,亦都护家族帖木儿不花之子月鲁帖木儿、之孙桑哥,雪雪的斤之孙、朵耳只之子伯颜不花的斤都参与到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之中,并用“守孤城而死”来阐释与元朝的休戚“共生”。[[xiv]](4411)但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缘于军事压力,亦都护家族最终选择自永昌率府属内附,被授怀远将军,髙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为宋国公冯胜征肃州输馈饷无乏。其后世宁,以战功由指挥使同知升指挥使。如果说高昌亦都护家族的政治取向是迫于无奈,那么畏兀儿贵族偰斯家族的选择就代表了另一种积极的政治心态,元末明初,偰斯以故元嘉定州知州来归,洪武元年授兵部员外郎,二年高丽遣使上表来贡方物,遣斯赍印封之,斯以祝文牲币祭其境内山川,行事甚合国体。后出知泰安州,九年二月甲辰知河间府,以德政大行而民亦不扰称著。[[xv]](卷1)九年入为户部郎中,寻迁户部尚书,本年出为山西左参政。十三年正月召还为吏部尚书,二月改迁礼部尚书,三月诏定公侯称号。

    元明政治环境的更迭,对于亦都护与畏兀儿贵族之家而言,其面临着义理与实际的痛苦抉择,在封建礼仪制度之下,其进程难免有徘徊与蹒跚,但相对于中下层畏兀儿仕民而言不失为一种新的历史机遇。洪武初年,朝廷令有司保举人才,凡蒙古色目人等,既举我土,即我赤子,果有才能,一体擢用。[[xvi]](卷1)此种大环境下,畏兀儿人八士,佐明太祖征伐。屡著战功,洪武五年,太祖封八士为荆襄都督、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定定公伯安,洪武九年知泰宁县,尚行宝,敦风化,作士气,修建公署、学舍、坛遗多所,以考最升广徳州同知。民国《姚安县志》记载,有明一朝,云南偰氏家族举人进士代代相传,明初有偰士忠、偰汝作、偰永清,明中叶有偰霈、正德年间有偰云,隆庆戊辰科进士偰惟贤,明末偰应东。作为明初国家社会的一员,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为阐释了国家政治社会氛围下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与人生态度。

2.避居山林。元末明初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东迁畏兀儿官宦、士大夫阶层内心深处陷入矛盾与纠缠,进与退,家与国,忠与逆,旧与新。在心灵深处斗争中,遗民的失落感随之而生,于是乎他们选择了归隐与逃避。这其中不乏小生幽燕,从戎事西边,坐拥三株虎符,到头来却白发萧萧守环堵的高昌老翁;亦有深通禅学,又能喜文辞,放弃膏粱而就空寂,经变而不堕其志的高昌宦族囙公。

3.湮没市井。社会环境的巨变,演绎着不同的世态荣辱,彰显着不同阶层的人生百态。有人选择相时而动,有人选择避居山林,同时亦有人面临的却是昨日黄花,对于他们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唯有辉煌过去与落魄现实。清代武威学者张澎(介侯) 的母亲家,便是亦都护的后裔。张澎在其《养素堂文集》卷三十五《先府君行述》记载:“浩封儒林郎配张安人, 家藏诰敕, 本元高昌王阿尔的亦都护之后, 人明改姓张氏”,其舅氏在前朝通显,多以武功著,所藏浩命尚夥。今却业农,田日废,家道中衰。豫西刘氏有元一百余年,世代簪缨。洪武改元,遂以祖母刘氏为姓,自后成为寻常编户齐民。

二、明初社会氛围与东迁畏兀儿群体心理变动

社会氛围指笼罩着某个特定场合或事件的特殊社会情绪、气氛和动向,社会氛围包括社会舆论、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社会环境等方面。社会氛围又是一定的社会主张、路线、政策提出和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的要素。

明初畏兀儿人群体所处社会舆论。针对东迁畏兀儿这一现实客体,明初士大夫阶层基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言语、非言语形式公开表达出对他们的态度、意见、要求、情绪,并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进行交流、碰撞、感染,并使之整合外化,从而影响到明初整个社会对东迁畏兀儿人的舆论导向。

明初社会,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面临着社会氛围的重构。元主中国者八十余年,中国之民言语、服食、器用、礼文不化而为夷者鲜矣。[[xvii]](卷3)故而无论是从中央政府层面还是就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都在营造一种非政府主导的社会氛围改造,试图通过社会氛围的重构达到民族、文化的融合,避免因社会政治的骤变导致民间社会矛盾的激化。

民间舆论对畏兀儿群体所处社会氛围的改变。一为源于元明更迭所致政治地位剧变,二为社会环境所致色目人身份嬗变的多元。由于畏兀儿在蒙元帝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使得其在政府机构中“充斥在这些(重要)职务上”。[[xviii]](42)此种现象亦把其推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的描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元时畏兀儿群体所处的社会氛围,“个个身披罪恶衣袍的市井闲汉都成了异密,个个佣工成了廷臣,个个无赖成了丞相,个个倒霉鬼成了书记”。[[xix]](6)入明以后部分色目人其衣服言语犹循其旧俗,士大夫阶层仍持内夏外夷之论者,提出不可不防微杜渐。[[xx]](卷18)此一舆论延至民间,社会言论尤为激烈。明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劝色目人变俗》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社会趋向。[[xxi]]明初畏兀儿群体一方面面临变俗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又遇到民间舆论讽喻。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时杂以嘲戏。[[xxii]](4)

一定的社会舆论是一定社会秩序重构的前奏,当此社会舆论日益演变成一种社会氛围,在社会各方利益博弈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就呼之欲出。

明初畏兀儿群体所处社会秩序。元亡明兴,政治秩序变动所致矛盾格局重新分化,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破坏,对于处于社会运动漩涡中心的色目人群体行为重新规范尤为重要。故而,明开国之初,从风俗习惯方面对此加以规范: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xxiii]](20)禁胡服、胡语、胡姓名。[[xxiv]](357)洪武三年,诏蒙古色目人入仕后或多更姓名,岁久子孙相传,昧其本源,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xxv]](卷11)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26](卷20)《明会典》卷一四一刑部十六《律令·婚姻》进一步明确规定: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厢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漫,不在此限。[26](卷166)

    为了避免民族情绪产生,明太祖又诏告天下:民之体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华之人抚养无异。[[xxvi]](卷1)此种政治社会秩序之下,同为色目人的畏兀儿群体社会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高昌王亦都护和尚率部内附,诏授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世袭其职,偰斯先后出任户部尚书、山西左参政、礼部、吏部尚书,位极人臣,另一方面明太祖又将亦都护和尚迁往南京,同时又告诫偰斯,保身固位,固非良臣。卿……於事未见刚明,迩来亦露其過。究其何过,史载未详,最后还是把偰斯从山西召回,让其以老致仕。

    虽然统为色目人,但由于畏兀儿人元朝时期所处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出于政治、民族方面因素,明初于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畏兀儿群体的社会地位,使其与其他色目人等处于不同的社会层系中,并直接造成了后来畏兀儿群体的不同社会群体心理。

    入明畏兀儿群体社会心理嬗变。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表现于人们普遍的生活情绪、态度、言论和习惯之中。社会心理是自发的、零乱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初级的多含直觉成份的反映。人们的社会心理状况最终取决于社会生活实际,直接形成于种种现实生活迹象对人们的刺激和人们的理解与感受,社会心理促成一定的社会风气。由于社会意识主体的不同,社会心理区分为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

    入明社会舆论与社会秩序的改变,使得人们对畏兀儿群体的生活情绪、态度、言论均发生了变化,明中期南京礼部尚书倪谦,自幼聪颖,才气飘逸,《四库总目》评其文“有质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明诗纪事》称其“为一时骚雅之选”。但曾遭遇曾祖为高昌人的仓使浦廷玉耻与其交往,对于浦廷玉之言,倪谦只说“廷玉之言不类,姑置弗论”。[11]卷24从浦廷玉耻与倪谦交往一节,不难推断出入明畏兀儿群体所处的社会实际环境,此种社会现实生活迹象的刺激促使了畏兀儿群体对所处环境的理解与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导致了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嬗变。

    故国新君两难之下的惶恐与无奈。入明以后,高昌亦都护与畏兀儿贵族首先遭遇到道义抉择,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沦为遗民弃臣,另一方面又面临新朝的怀疑与提防,整日介战战兢兢,但还是难免为尊者怀疑。岐王变乱后,亦都护被迁往南京,实则时刻处于监视之下,惶恐忧惧使得其早逝。同样历任礼部、吏部尚书的偰斯,虽然未被太祖究过并被特赦,但惶恐忧患之情实所难免。在元明易世革命中,高昌亦都护和一部分畏兀儿贵族世家虽则难免为世主疑忌,但子孙还未沦为庶民,其他一些畏兀儿成员却要面临政治变革所致重重压力。

    苟全于乱世之中的逃避与与没落。元朝统治时期,畏兀儿人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充任要职,《元史》记载有三十五人,《元代西域人华化考》约四十余,日本学者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中列举有九十八人,而在程钜夫《里氏庆源图引》记载,仅高昌偰氏家族从撒吉思以下七世“垂绅曳绂,分符握节”者就达六十人。[[xxvii]](卷15)畏兀儿人在元代诸种户籍中,属军户,隶探马赤军籍。享有优于其他民族的优渥。明朝立国后,他们心怀鲁仲连之志,弃膏粱而就空寂,時危安得屡促席,坐对高寒宜晚酌。抑或忘情山水,专心修道炼丹(高岳),曾经的繁华喧嚣,转瞬间北风朔雪之中,空余愁苦相伴。同样身为亦都护家族的武威于家槽张氏,都护家声成幻梦,将军事业付寒蜇,子孙卖田宅尽,窜散西域,面对昨日,惟有“西风吹泪九回肠”。[4]卷一

    相时而动的积极进取与社会担当。王朝更迭,对于统治阶级与权贵阶层带来的可能是倾巢之变,但对于身处低层社会的一般民众而言,却不失为一次难得晋身之机。由于元时特殊政治身份及社会地位,亦使得畏兀儿人广泛融入儒家文化活动中,在文化官职、职业、制诰文字、翰林编修、国史编篡、主持参与科举、经筵进讲、传授儒学、主持参与典礼、尊孔重教、兴学养士、重视操守、维护纲常等一系列代表政府行为活动中,无不活跃着畏兀儿儒士的身影。他们“读书属文,学为儒生”,[[xxviii]](卷15) “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xxix]](卷6)因此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同样有着致用于时,扶危定倾,身任天下的经世致用意识。面对社会的苦难、民生的多艰,他们奋而起之,投身到元末明初的社会运动之中。他们或居官清廉,敦风化、作士气、修公署学舍,关心民间疾苦;或佐太祖、著军功、平蛮洞,父子同捐国事;或使外邦、宣国威、化东夷,扬国威于外邦。

入明之初,源于社会意识主体地位差异,面对不同的社会迹象,个体心理对象对于所处社会感受亦不尽相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文化体系、社会秩序的稳定,东迁畏兀儿群体心理逐渐形成,他们“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以首丘之义乎。[[xxx]](前集卷7)他们散处诸州,更姓易名,杂处民间,处之既久,固已相忘相化而不易识别。[[xxxi]](卷16)入仕后或多更姓名,岁久子孙相传,昧其本原。[26](卷11)在此基础上,东迁畏兀儿群体逐渐形成新的国家、民族心理,原有高昌、畏兀儿进一步成为历史记忆和符号象征,而此一群体心理变化直接导致了入明文化“畏兀儿”的转变与消失。

三、入明畏兀儿符号的消亡与民族心理的断裂

畏兀儿作为一个民族称呼,其存在时间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十四世纪初,意大利的约翰修士和亚美尼亚的果利葛斯王海屯在有关记述中清楚地把“畏兀儿”(Yogurs)人的国家叫做“塔尔萨”(Tarsi),米尔咱·海答尔在其十六世纪的记述中,并没有提到“塔尔萨”,甚至连畏兀儿人都没有提到。因此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畏兀儿人,就不再以“畏兀儿”来表示种族的称呼了。[[xxxii]](110-111)英国学者伊莱亚斯分析“由于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他们似乎逐渐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并且愈益与周边部落或民族融合——这些部落和民族大都是突厥(语族)后嗣(回鹘人)”。[33](89)

国外学者关于“畏兀儿”种族称呼的消失及民族身份的转化,与明朝初年的民族政策有着一定的联系。明朝政府对“畏兀儿人”的认识以及“畏兀儿之地”上的政治、种族、宗教变化,对于东迁畏兀儿人民族认同及归属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xxxiii]

(一)“畏兀儿”地理符号的消失

明中期之后,随着经营哈密政略及吐鲁番地面宗教的变化,对于畏兀儿故地在族群上归属亦产生了新的变化。明实录中把其与吐鲁番地面畏兀儿僧人统称为“回回僧”,反映了当时明人对于畏兀儿“回回僧”的认识。因之,明朝之畏兀儿在地望上、种族上与元朝时期相较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逐渐丧失了元时期的界定范畴。畏兀儿由元时指向回鹘转而成鞑靼,“畏兀儿之地”在洪武初年尚存见于史料,洪武后期之后,“畏兀儿之地”转而在史料中记载为“土鲁番”,随着东察合台汗国疆域拓展及伊斯兰教的传播,“畏兀儿”故地在种族及宗教上亦发生了大的变化,[[xxxiv]]逐渐成为明朝史料中的“回夷”。[[xxxv]]

(二)明畏兀儿语言文字的演变

明初畏兀儿政治、种族、地理变化,导致畏兀儿在文化上亦产生了相应变化。而此种文化演变从畏兀儿译语、高昌馆译语之间关系梳理不难理出其中脉络。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朝廷正式开设四夷馆,分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个馆,置译字官生、通事等,专门从事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之后会同馆也编出了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鞍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刺加、女直、百夷等十三种《译语》。成化五年,明会同馆已有附属鞑靼、回回馆、畏兀儿馆、西番馆、河西馆等18馆。明朝会同馆设置有畏兀儿馆,同时河西馆与回回馆并存,并编译畏兀儿译语,但四夷馆中并未见畏兀儿馆,只有高昌馆,这说有明一朝对于畏兀儿、高昌界定上存在一定的混乱。明宣德、正统年间(1426-1450)亦即也先不花时(1432-1462)吐鲁番地区宗教发生实质性变化变化。14-15世纪,吐鲁番地区的书写文字仍以回鹘文为主,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出现“回回字文书”和 “番文”并用的现象。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回鹘文书便从文献之中退却出去。嘉靖36年,礼部在裁冗滥疏中即提到畏兀儿通事一员的去留问题,[[xxxvi]](卷9)万历年间,畏兀儿馆通事孙光范、孙光第等实际上已无业可从,万历二十四年告病返乡,至万历二十八年仍未回销,礼部主客清吏司最终将孙光范等革除。[[xxxvii]](卷3)其后因高昌故地入贡之人中多回回,入贡时亦用回回字,故高昌馆又属回回馆。[[xxxviii]](卷51)在回回馆杂字地理门中“turkī”意为高昌、土儿几(突厥人),高昌(畏兀儿)与土儿几,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地名,但由于与突厥人文化、经济上的长期交流,再加上吐鲁番地面政治的变更,畏兀儿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入明畏兀儿文化的消失

西迁以前畏兀儿文化是单一的突厥文化传统,主要接受汉文化的影响。[[xxxix]](25)西迁之后的回鹘文化是渐次融合了西域人和汉人文化而形成的浑然一体的合成文化。[[xl]](67)汉语文在回鹘中的长期使用直接影响到回鹘语的语法结构,德、日所藏回鹘文献亦佐证此点。日本学界近年来对畏兀儿文契约作了综合性的研究分析,亦证明了畏兀儿文契约深受汉族同类文书的影响。另外阿布儿哈齐《突厥世系》记载:在畏兀儿人中,许多人都会阅读突厥文。[18](42)

正是这种与汉语言文字上的关联和蒙古文字上的依存关系,直接决定了后来畏兀儿人内迁及其政治地位。朝廷文书,汉字与畏兀儿文并用,但必须以畏兀儿字为验,掌握这种回回字的人可轻而易举地获得一官半职或做通事,这种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使得民间对畏兀儿文字学习趋之若鹜,至元年间,下诏“禁汉人、南人勿学蒙古、畏吾字书”。[[xli]](卷32)明立国之初,首先面临的是立正朔而辨夷夏,车同轨而书同文,尊往圣而继唐虞,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15韵,距离唐宋的206音韵体系甚远。故而宋濂等人编著《洪武正韵》,从政府层面确立了汉字文书与语言的政治地位,《蒙古字韵》、八思巴文书、畏兀儿文字迅速推出了政治、社会舞台,逐渐从明初语言文化体系中消失。

 “畏兀儿”称呼的淡出,“畏兀儿”地域观念的变化,使得“畏兀儿”作为一种符号逐渐失去延续的外部环境,入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畏兀儿”文字与文化的存在慢慢地丧失存在的现实意义,面临着迥异的社会环境与生存选择,身处不同地域的畏兀儿人,选择了不同的心理认同与族群归属,共同演绎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画卷。

四、明朝畏兀儿群体的心理认同及族群归属

关于群体心理认同,西尔斯(Edward Shils)、葛慈(Clifford Geertz)、伊萨克(Harold P. Isaacs)与克尔斯(Charles Keyes)等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源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这种族群情感纽带是基于语言、宗教、种族、族属和领土的“原生纽带”,是族群成员互相联系的因素;德斯皮斯(Leo A. Despres)、哈尔德(Gunnar Haaland)及柯恩(Abner Cohen)等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标准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益的竞争中使用的一种工具。

但是,当基于语言、宗教、种族、族属和领土的 “原生纽带”不复存在,同时又面临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益竞争时,客观环境的变化与之俱来的族群新归属已不可避免。

入明以后,吐鲁番地区语言上逐渐完成了从畏兀儿语、高昌语向回回语的转变,随着《洪武正韵》的颁行,畏兀儿语亦失去了在中原地区的外部环境。宗教方面,元朝初年,西域人大批征发中原,畏兀儿人亦随之散居于长江南北。缘于地域分布及区域文化不同,这些内迁畏兀儿人在宗教上呈现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地域分布的多元性,文化氛围的分散性,形成了宗教信仰的泛化与多元,并成为内迁畏兀儿人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这一特点又决定了之后畏兀儿人在文化上衍变。地域方面,正统十三年,吐鲁番兼并火州、柳城僭称王之后,其势日强,遂移东侵,正德八年(1513年)哈密忠顺王拜牙即投归吐鲁番,明朝最终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语言、宗教、种族、地域方面的变化加上入明社会环境突变,使得明初东迁畏兀儿群体面临着现实性的群体认同危机。

族群认同危机,导致两种倾向,一为极力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二则极力弱化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中土士人眼中,东迁畏兀儿被贴上异域标签;在吐鲁番回回人眼中,东迁畏兀儿亦被贴上中土标签。在此种场域之下,东迁畏兀儿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源于根基与场景差别,分化成有针对的结构性失意与集体记忆两种心理取向。入明以后,基于语言、宗教、领土的“原生”性纽带已不复存在,相反散处于中州各地的畏兀儿群体,为所处场景制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分别依据个体所处场域,逐渐改换为符合自己利益的认同,导致了东迁畏兀儿群体多元流动。

色目人归属西域东迁的具有相近政治地位的若干族群,由于其东迁过程线路漫长,又辗转聚族各地,地域文化的差距使得其在文化取向上呈现不同特点。而元朝开放多元的民族文化政策,又促进了这一差距的加大固化。元代是一个注重“根脚”的社会,元中后期业已出现族群婚向等级婚的转变,明《律令·婚姻》关于婚姻的规定,逐步限制了畏兀儿人族内婚姻的选择,再加上政治空间的压缩,社会环境的变迁,文化背景的趋同,迫使内迁畏兀儿人改变固有的群体心理及族属观念。

方志记载,明代南京人口总数约50万,仅回回就占了十分之二,明代中叶前后,全国业已形成几个较大的回回人聚居区:陕甘甘州、肃州平凉固原西安,云南大理、蒙化保山玉溪蒙自;江南以南京为中心,包括扬州、镇江、杭州等;华北地区以北京为中心,主要有通州、保定、河间、沧州等地。元朝内迁畏兀儿人多分布于交通及行政中心,诸如大都、彰德(安阳)、清丰、平凉、益都(山东青州)、真定(河北正定)、永平(卢龙)、镇江、杭州、龙兴(南昌)、临江(樟树市)岳州(岳阳)池州(安徽贵池)、绍兴路等地;次则点缀于西北民族迁徙通道,沿河西走廊西部、陕西平凉、陕西凤翔、陕西奉元(西安)、河南江北行省邓州(南阳)、河南江北行省襄阳、云南行省乌蒙(昭通)一带分布;余则散布于湖南省常德桃源县、今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明初法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使得入明畏兀儿人婚姻取向发生了变化。固有的地缘、族源、语言关系,影响了其迁置地域的畏兀儿人。外部社会舆论与政治环境的压力,促使了一部分东迁畏兀儿人族群认同心理的变化。

元朝时期,源于政治、文化活动上的族群、文化取向涵化衍变,到了元末明初,一部分畏兀儿家族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其原先的族属——畏兀儿人的身份符号化了。入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部分东迁畏兀儿群体选择了结构性失忆,他们根据场景的变迁对族群归属做出理性选择,改换认同以求得缓解生存环境的转变与个体政治理想的伸张,正是此种政治经济利益的追求引导一部东迁畏兀儿人从原来群体中分离出来,入明以后他们“多改汉姓,与华人无异”。[[xlii]](卷109)历经岁月变迁,最终与周围民族融为一体。

五、结 语

元朝时期,内迁畏兀儿人缘于变故,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业已开始了适应性变化;入明以后,大批畏兀儿人失去元时的政治优势,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其生产、生活多元流动,使其生产、生活方式取向更加分散化。维系民族内部的心理、文化的断裂,群体生存中“民族”必要条件的褪却,使得杂处于整个大环境中的畏兀儿人顺应此种趋势,社会分层、流动的合理化、常态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地域化,原有的地域观念、族群意识进一步淡化。伴随着时间推移,内迁畏兀儿人在族群、文化上经历了长时期的涵化,最终成为了华夏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



[[i]] 马明达.元代亦都护家族的后裔[J].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马娟.元代高昌偰氏家族再探[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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