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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背景下族际互动与民族和谐路径探索 ——基于西方“交往行动理论”

 作者:佚名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1-13 10:59:03

城市化背景下族际互动与民族和谐路径探索 ——基于西方“交往行动理论”

薛 莉

 

摘要: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穆斯林流动人口因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与流入地居民存在较大差异,在客观上存在着社会融入难的问题。本文拟以西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为分析视角,结合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发展特别是明清金陵学派汉文译著特点——用中国化的汉语体系以意译构建回教体系,试图通过“语言”媒介对今天族际交往中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途径作出尝试性地探索。

关键词:交往行动理论;伊斯兰教中国化;语言;族际和谐

 

世界是由多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在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跨民族的交往成为必然趋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回族(1058.61万)、维族(1006.93万),已经成为人口过千万的少数民族。[1]何立华、成艾华等人,在20002010两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增长为1683.86万,较2000824.43万,10年间增长一倍有余。[2]其中回族是穆斯林流动人口的主体,人口接近200万,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位居第二,达到81.52万。回、维等穆斯林人口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力和拉力交互作用下,从民族地区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穆斯林流动人口因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与流入地居民存在较大差异,在客观上存在着社会融入难的问题。根据季芳桐调查研究,指出回族、维族作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体,其中回族占898%。[3]回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主要从事民族餐饮等特色职业工作[4]。来自传统地区的回族、维族等流动穆斯林进入都市社会后,因语言、风俗、民族性格、宗教信仰等差异,出现了“文化震撼”现象。表现为外来穆斯林难以适应城市社会。不仅是这些文化水平相对低的流动穆斯林生活适应难,而且对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学习时,“也容易出现各种不适应现象,从而导致学习、交往困难、心理障碍等问题”[5]

“民族宗教无小事”,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族际交往与民族关系的和谐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民族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这关系到国家安危、社会治乱、民族兴衰。本文拟以西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为分析视角,回顾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发展尤其是明清金陵学派汉文译著特点,试图通过“语言”媒介对今天族际交往中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途径作出尝试性地探索。

 

哈贝马斯(1929—)作为西方“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影响遍及全球。曹卫东将哈贝马斯的思想渊源概括为六大部分:一是德国唯心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二是包括卢卡奇、柯尔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包括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发展心理学在内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四是语言分析学派。尤其是由奥斯汀、赛尔、阿佩尔思想构成的语用学传统;五是以胡塞尔、舒茨为代表的解释学现象学学派;六是包括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条路线的德国社会理论,以马克斯·韦伯、齐美尔和马克斯·舍勒为代表[6]

本文的中心概念“交往行动理论”就出自哈贝马斯1981年所著的《交往行动理论》(最早1996年由洪佩郁、蔺青译成中文,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共两卷:第一卷为《交往行动理论: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的合理化》。第二卷为《交往行动理论:论功能主义理论批判》。第一卷从微观阐释社会行动,常被看成是微观社会学;第二卷从微观转为宏观,引用了“系统”的关键概念。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方面的“生活世界”概念的再抽象化,认为“生活世界”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一个“预先解释的领域”[7]。那么什么是“生活世界”?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将“生活世界”解释为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库。哈贝马斯在引入生活世界关键概念基础上,又将“系统”概念同社会行动及互动的微观层面向连接,旨在探讨符号互动过程中的社会行动。众所周知,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当然不可能摆脱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批判的传统。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动理论,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来描述、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8]。他将“合理化”视作交往行动理论的重要问题,希望以此建立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理想模式的“自由”、“平等”、“民主”合理化社会。从这一层面说,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动理论的目标就是重建交往理性,希望行动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哈贝马斯基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通过语言、文化等媒介,对生活世界中的社会交往进行研究,旨在重建交往理性。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竞争”、“利润”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传统价值意识正逐步衰落和丧失。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目的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和价值非理性的社会,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可归结为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紧张和对立。换言之,韦伯认为现代人处于“铁笼”之中,来自个人主观信念的价值理性正逐渐衰落。正如他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所认为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9]。进而,韦伯认为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工具化和理性化。故此韦伯更为关注“工具理性”,认为理性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第一经济理性化。这在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企业是体现理性化特征的合理性组织,首先它把经营与家庭分离开来,家庭仅是一个消费单位;其次资本主义企业利用其健全的会计制度(薄记),在计算方面变得越来越精确,这使得资本主义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再者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合理组织在形式上的体现,它在技术上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依赖现代科学,尤其是运用以准确合理的数学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以上这几点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化的表现。第二行政理性化。韦伯认为,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同时需要一种可靠的按章办事的行政管理制度——科层制(官僚制)与之匹配。在韦伯看来,有关国家机构的诸构成部分中科层制集中体现为理性化的特点。科层制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类型。第三法律理性化。在韦伯的心中,法律理性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按章办事。行政理性化与法律理性化密不可分,法律理性化是行政理性化的保证。第四文化的理性化。文化的理性化实质指世界的“祛魅”,具体指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过程,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最后,就是个人的理性化。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个人的理性化集中体现为渗透在新教徒在生活中的伦理理性主义和行动的准则。韦伯便将个人的理性化概括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新教徒受个人理性化驱使,认为“信用”、“守时”、“勤劳奉献”、“对财富的积累”是一种天职,由此韦伯将其概括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只有当工具合理性的法理型统治(科层制统治)遍及现代社会所有领域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才能得以实现。

与韦伯不同,哈贝马斯解释理性时,强调社会交往的重要性,而非客观外在的社会结构对个人价值的影响。哈贝马斯社会交往行动理论日渐成熟,是基于以下社会现实。从工业革命以后,当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发展时,直至水平高度发达,最后工具理性大势所趋,西方便处于理性主义的危机时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工人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0]。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反过来对人进行统治。由此工具的合理性变成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进而工具理性逐渐渗透到一切社会领域,包括交往的生活世界。人际交往趋于非合理性化,权利、利益取代了语言的沟通和交往间的理解和信任。因此交往被工具理性扭曲,社会陷入合法性危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哈贝马斯揭示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批判韦伯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强调人“生存”的重要性,重构生活世界,希望行动主体的人能运用语言、文化等媒介进行非强制性的协商与交流,达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以此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启发下,笔者开始思考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从唐朝早期传入中国,与中国主流儒家文化交流会通也经历1350多年,今天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已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谓任何一种文明的兴起与发展,都离不开沟通。就中华文明而言,它是一个包容性的文明,当然包括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而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经历千余年不断与儒家文化交流会通的产物。

宗教是人的宗教,离开人很难探讨宗教。就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而言也是这样,实质也是从人,即从穆斯林开始的,先由外蕃人转为中国人,语言从外番语言转为汉语。同时,习俗、思想观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大多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相结合。比如回回先贤用“回”指代伊斯兰教,就是既然符合中国语境,又能反映伊斯兰教核心的思想。第一,用“回”字表达了伊斯兰教义中真主创造万物-万物归真之意。个体通过信仰、做善事以及功修再回归于真主。因此,用“回”表达最确切。因为,包括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最根本的问题。第二,从中国语言表达看,以“回教”称伊斯兰教,简明扼要,符合中国宗教的命名特点。中国传统宗教都是用一个词(即一个字)来表达,比如:“儒教”“佛教”“道教”皆如此,因此用“回教”,来表达中国的伊斯兰教,完全能够反映其出中国的宗教特质。倘若用更加复杂的词汇或音译的称呼,反而没有中国味道。第三,先贤们用“回”概括出了中国穆斯林的族群特征。例如将宗教称回教,信众则称回民,普通人自称为回族。这种以“回”一词,可兼顾方方面面,也可以将宗教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视为一体。

通过回回先贤对“回”字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岱舆、刘智等回民先贤的重要的思想特点就是用中国化的汉语体系以意译构建回教体系,而非音译。比如,明末回民大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著述中构建了以“真一”(即真主)“数一”“体一”为核心的回回宗教理论体系。之后刘智在此基础上以“三乘功修”(礼乘、道乘、真乘)代表“苏菲”,以“念、礼、斋、课、朝”代表五功。相比之下,今人多好用“伊玛尼”代指信仰,“哲玛提”代指回回的基层社会组织,用“苏菲”代指神秘功修等。此类行为多注重音译,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王岱舆、刘智先贤毕生致力于回儒对话,注重意译,用儒家话语体系解释伊斯兰经典,寻找回儒对话的桥梁之处?其中重要特点就是王、刘等先贤以平等、开放的心态不断与传统文化互通互动、会通。比如王岱舆写《正教真诠》的初衷就是认为真主创造万物、创造人类,也创造诸教。因此儒、道、佛、回诸教,既源于真主,就应彼此为兄弟,故应该开诚布公地交流,取长补短,兼容并蓄。

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先贤留下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继承。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个体人“生存”的重要性,希望行动主体的人能运用语言、文化等媒介进行非强制性的协商与交流,重构生活世界,达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以此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明清之际王岱舆、刘智等回民先贤穷尽一生思索以儒家话语体系阐述伊斯兰教的微言大义,其目的当然是加强回儒文明对话,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长远发展。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突出强调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动者应该在语言、文化话语体系内进行非强制性的协商与交流。

 

当今社会工具理性渗透到社会世界,城市人的日常交往表现为崇尚利益、权利的工具理性,彼此间逐渐缺乏基于语言沟通而建立的理解与信任。笔者认为当前流动穆斯林人口迁入城市速度加快,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在族际交往中发生族际冲突在所难免,陷入文化融入困难的困境。有效解决族际冲突问题关键交往双方彼此沟通和相互了解。而族际交往的重要媒介就是——语言。马克思曾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11]可见语言因需要而产生,是人们思想表达的载体,是打开人类心灵窗户的钥匙。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是族群识别的标志,又是族群认同的基础。在民族多样化的城市,由于语言差异,少数民族互动双方不能灵活自如的沟通,必然难以达到交往理性化。周大鸣也认为语言差异是影响民族交往的深层因素,阻碍城市族际交流与融合。[12]哈贝马斯对有关理性问题论述时,也将理性放到人际间的广泛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去考察,强调人与人之间在平等、互信、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交往,实现交往的理性化。在交往的过程中,又能增进彼此深层的了解。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通过对话的方式建立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对人际交往起着行为定向的作用,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促使个体交往行为的实践合理化。因此他主张以真诚的“对话”方式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使得个体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人们在交往时共同遵循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有效性的要求,就社会中的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最终达到相互理解或行动上的一致性,从而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在当前社会流动的背景之下,城市族际交往、异文化互动日益频繁。无论是西方学者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还是像王岱舆、刘智等回民先贤有关回儒对话等思想,此类观点对当前妥善处理民族矛盾、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有很多指导意义。依据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城市少数民族要做到彼此沟通无阻,必须通过对话建立起共同的社会规范,实现交往行动的合理化。而双方对话、理解的前提就是有共用的语言。因此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各个族群必须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逐渐形成统一的语言,为对话和理解及形成统一合理性规范奠定基石。具体而言:一方面,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要逐渐适应并融入新的环境。包括经济层面上,努力提高收入水平;在社会层面上,扩大人际交往范围,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同时,要扩大至业缘、趣缘等更广的人际关系圈中;在文化层面上,必须对传统文化有选择性的继承,逐渐摆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适应城市文化,融入城市生活。在心理层面上,更要走出靠血缘维系的单一关系圈,主动同“他者”互动交流,快速适应城市生活,增强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城市本地居民也要有包容的心态。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和伯吉斯在分析族群互动时提出互动四阶段说:竞争→冲突→顺应→同化。根据帕克的互动四阶段说,城市少数民族之间族际交往由竞争到同化要经历漫长过程,从趋势上也表现为交融的过程。依据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笔者认为民族语言的趋同是解决城市族际冲突的关键。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它是人类用以表达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工具,更是打开人们心灵窗户的钥匙,它也是族际交融的一座桥梁。在实践层面,这就要求城市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民族宗教机构和民间社会人士,创办外来少数民族语言培训班,提高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组织不同民族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活动,以增进理解,为推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总之,族际交往离不开语言媒介。日常生活世界中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都需要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和协商,才能达成互动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或行动上的一致性,促成交往行动的合理化,最终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金陵学派刘智学通四教,以“回”字代表伊斯兰教,身回心回回归真主,简洁扼要,既能够反映伊斯兰教核心思想,又符合中国的语境,不断推动回儒对话,从长远来开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刘智正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构建汉语体系,加强回汉对话,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现代学者高文远如此评价先贤刘智,“为真宰演妙理,为穆圣继绝学,为世人作先导——金陵刘介廉先生者,诚吾教之津梁,迷人之慈航也。著经传教,阐明至理,可谓功在万世,中国之一人耳”。[13]反观当下,尽管多年来政府在新疆实行了双语教学,但在新疆偏僻地区仍有不少维族儿童的汉语听说读写水平并不高。当维族儿童进入内地城市后,因语言障碍,要在平等、互信、理解的基础上与其他族群进行交往困难重重,从而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然而早在130年前,左宗棠奏请新疆建省时,就已指出新疆官、民语言不通问题成为诱发新疆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新疆北路为准部所聚集,南疆又为回部聚集,南北两路,“皆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久已概为边地。……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述,颠倒混淆,时所不免。……渐通其情实,去其壅蔽,广置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长治久安之效果,实基于此。”[14]

薛莉,回族。安徽天长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1] 王朋岗.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分析——来自六普数据的初步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131

[2] 何立华、成艾华.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变化及影响.民族研究,20166

[3]季芳桐.东部城市流动穆斯林人口的结构特征与就业状况研究——以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城市为考察点.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4]薛莉. 基于跨文化视角下对城市回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认知结构的研究.理论界,20139

[5]李德福. 内地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适应问题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3

[6]曹卫东.曹卫东讲哈贝马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7]哈贝马斯著,洪佩郁等译.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101

[8]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317

[9][]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8

[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4

[12]王琛,周大鸣.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广西民族研究,20042

[13] 高文远.“介绍一位沟通回汉文化的大师——刘介廉先生,《突崛》第三卷第九期。

[1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八(第八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19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