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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芒:走进田野 探秘回族 一一《双重文化影响下的回族婚姻》导言

 作者:​肖芒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1-07 17:58:47








走进田野 探秘回族

《双重文化影响下的回族婚姻》导言

肖 芒

    肖芒,女,汉族,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硕士点领衔导师。中医学学士,人类学硕士,民族学博士。曾任昆明市呈贡县龙街卫生院医生、卫生院副院长;共青团昆明市委、昆明市财委公务员;《东陆时报》记者、编委、副刊部主任;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编审、副主编;《中国中医药远程教育》杂志社常务主编;浙江传媒学院社科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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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开始从事回族学研究至今。撰写硕士论文《回族妇女健康与伊斯兰教》,博士论文《双重文化影响下的回族婚姻》。2000年以来,发表的回族学研究的文章有《回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伊斯兰教“五功”与回族妇女健康》《试析回族的亲属制度》《论伊斯兰教饮食习俗对回族穆斯林健康的影响》《学者的墨汁甚于殉道者的鲜血──纳忠传略》《走出山坳的回族骄子》《双重文化构建的回族婚姻——云南通海县纳家营村回族婚姻考察》《回汉关系的多元共生性分析——以云南通海县纳古镇为例》《小城镇建设与回族妇女就业》《都市民族社区的价值——以昆明回族社区为例》《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论民族文化价值与传媒互动发展》《回族文化生态圈的社会功能》《回族茶点文化变迁研究——以苏杭为例》《中国回族经济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基于“一带一路”的回族文化报道视角研究》。主编主笔“新民族志丛书”《宣礼声中的求索》,“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纳古镇回族调查分册主编之一,云南大学民族学纳古镇回族研究基地负责人,主持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杭州穆斯林思想现状调查》,主持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四川新媒体宗教现状研究》《基于社交媒体的伊斯兰教跨境传播暨川内舆情研究》,负责浙江省伊斯兰教协会课题《杭州西湖民族文化街区(回族)规划》等回族学研究课题。


好奇心趋使我探秘回族

    我对回族的兴趣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中医学院毕业到乡卫生院工作期间。当时,我所工作的昆明市呈贡县有一个叫回回营的回族村,村民的生活、风俗与汉族村寨截然不同,高音喇叭播出的除了新闻和通知,还有每天5次高亢悠扬的宣礼声。果园里采摘桃李的是一群群洁白盖头 遮发的羞涩少女,每天可见村民们上清真寺礼拜。我觉得好奇,常常利用医生的“职权”到该村去“出诊”,一方面是为了到回族家中“改善生活”,另一方面是想做点暗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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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特殊的妇女生育健康普查,让我对回族妇女有了新的认识。检查结果显示回回营回族已婚妇女的妇科疾病在全县各村中比例最低。这一结果引起了我的注意,追访各年龄段的回族妇女后,得知这与伊斯兰教关于穆斯林“大净” 、“小净 ”和 夫妻同房前净身的规距有关。

    1997年我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并调云南大学《思想战线》工作。期间受云南大学出版社委托,编辑我的导师高发元教授著的《穆圣后裔》一书,为此前后三个月到纳古镇核实书中的相关内容,结交了许多回族朋友,他们和我说心理话,请我辅导他们孩子做作业,我成了他们的边外“家庭成员”。我还有幸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采访书中的主人公纳忠教授。纳忠教授是从纳家营走出的中阿文化交流使者,20世纪30年代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了阿拉伯语系。纳忠先生得知我是他发小昆明中法学校同学肖沛的长孙女,喜出望外。他希望我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博士,深入研究伊斯兰文化,并送给我一套他翻译的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八卷)。在完成《穆圣后裔》内容核实的过程中,作为人类学研究生的我也在思考着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有与纳家营回族村民的交情,有纳忠先生殷切期望,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族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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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汉族学者,要真正了解回族,我还需要接触更大范围的回族同胞,我利用各种机会走访回族社区。在做硕士论文《伊斯兰教与回族妇女健康》时,本打算以纳家营为田野点,但因时间和交通问题,我不得不在昆明附近重新开辟“战场”。我遍访了昆明四区八县多个清真寺、回族街区和回族村子,采访了100多位70岁以上的回族老年妇女,对回族的了解不断深入,对回族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选点纳古镇

    因为看到身边婚姻不幸的人很多,所以我十分关注婚姻家庭研究,并选择了“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 为我攻博的方向,想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婚姻不幸者寻找一条阳光之路,这是我研究婚姻家庭的感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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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1]要考察一个民族,必须找到这个民族的根,追溯这个民族最乡土、最深层次和底层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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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选择田野调查点,在云南我寻访过滇东北的昭通鲁甸、寻甸,滇南的沙甸、平远街,滇西的巍山,滇中玉溪的大营、峨山的文明和大白邑,以及通海的纳古镇,相比之下,我对纳古镇更感兴趣,因为这个点我不仅非常熟悉,而且传统的回族文化保存得较好。这里有7000多人口,历史悠久,纳姓是元代云南平章政事、穆圣31世圣裔赛典赤的后裔,历史古迹多,有家谱,有碑刻,中国阿拉伯历史文化泰斗纳忠先生和《天方夜谭》的译者纳训先生都在这里诞生,这里有种养殖业和渔业,有传统的手工业、现代的大工业和新发展起来的股份有限公司,现代与回族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并折射到婚姻家庭方面使其形式繁杂、内容丰富。纳古镇是我博士生论文最理想的田野调查点。

纳古调查

    Salmond1认为,人类学家做田野和写作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Structuralism)是人类学工作者把自己放在一个超越观察点的高度,把前人的理论和自己已有的观点带到田野中,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主观地观察对象后,将观察到的东西写成文本。第二种方法 (Ethnoscience) 是人类学工作者试图通过当地人的眼睛去看,用当地人的大脑去思考,然后完成文本,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方法,现实中难以实现;第三种方法(Hermeneutics)是人类学工作者把自己和当地人放在一个平面上,把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与从当地人口中说出来的想法结合起来,进行“录音”型或分析加工型写作,把作者自己主观的想象和田野中的客观实际融合起来。我认为,第三种方法更有实证性和科学性,所以,在调查中我主要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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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古镇调查中,我从洋楼豪宅到破旧老屋,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从清真寺到学校,从农贸市场到自选商场,从旅馆餐厅到地摊游商,从婚礼到葬礼,从操场到坟场,整个纳古的大街小巷不知走了多少遍,当地人说:“肖老师比纳古人还纳古”。甚至外地代表来纳古镇参观,镇领导没时间就让我去给他们介绍情况。 为了让回族村民从感情上接受我,我每天清晨到清真寺和他们一起念经,学习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频繁的活动参与,使我获得了许多信息和“内部情况”,收集了婚姻家庭的丰富资料。 

  

学习《古兰经》和《圣训》以及有关资料。

    从攻读硕士学位开始,我就认真阅读了《古兰经》和《圣训》,以及有关回族的书箱,订阅了《回族研究》、《阿拉伯世界》、《回族文学》、《宗教研究》、《中国穆斯林》、《穆斯林通讯》、《(临夏)民族报》等报刊,深化了伊斯兰教与回族婚姻关系的认识,并撰写了《平等与平权:<古兰经>对女性的权益保障》等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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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内外考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利用假期或开会或出差,先后到宁夏、新疆、黑龙江、辽宁、山东、杭州、苏州、河南、内蒙古、陕西、福建、广东、广西、北京、海南等省区的回族聚居区考察。

    我去过张承志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的沙沟,以及同心县和固原一带,还去过东北、中原和东南沿海等一些地区的回族村寨。我去福建泉州,打算在阿拉伯人最早登陆、落籍的口岸找一个回族村寨来研究。到了陈埭,却发现在这里除了政府大楼是阿拉伯风格外,已看不到多少回族的文化痕迹,由于历史的原因,清真寺已荡然无存,回族的服装和生活全部汉化。陈埭的经济非常发达,村中建了工厂,是旅游鞋生产加工基地,生产耐克、阿迪达斯等世界名牌旅游鞋。当问及他们是否有饮食禁忌,是否念经、做礼拜等问题,他们都怅然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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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到埃及考察,在那里,许多现象让我感到奇怪,同是埃及伊斯兰教徒的妙龄女郎,一边是全身黑纱只露眼睛的传统装束,一边是比基尼式的肚皮舞服;一边是烟酒不沾的生活,一边是沿街的咖啡厅酒吧。

观点

    我在本文中的中心论点是“文化与婚姻的关系”,围绕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对回族婚姻的作用分析婚姻的因果关系。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回族婚姻受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双重影响,这种双重文化影响,使纳古镇的回族婚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第二,回族婚姻既有伊斯兰文化的特质,又有汉族文化的特点,是一种复合型婚姻体系,伊斯兰教是其核心,汉文化是其某种仪式和形式;第三,回族婚姻受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四,回族婚姻是一种渐变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婚姻体系和结构,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和生活经历的人对其所持的态度和行为也不同,中老年人倾向于传统,而年轻人倾向于现代。

    此外,本文还有一些观点,如认为婚姻是能力和性格上的互补过程,是机会和感情的偶合,是动态的发展和再创造过程,而不是契约和交换;择偶是基于伊斯兰信仰的族内和有条件的族外选择;恋爱是双重文化同时控制的文化变动过程;结婚是多种文化因子的整合;离婚是文化的断裂和偏差;再婚是伊斯兰文化对婚姻的宽容;早婚和近亲婚是双重文化濡化的结果,等等。

    本文用“文化观”来对回族婚姻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其创新点在于:第一,提出了回族婚姻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同时作用和控制下形成的复杂的婚姻系统,既不同于汉族的婚姻形态,又有别于域外伊斯兰民族的婚姻形态;第二,回族婚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自主择偶,自由恋爱的自主婚突破了儒家文化下的包办婚姻,但伊斯兰教对婚姻仍起着束缚作用;第三,回族婚姻在吸收两种文化的同时,不是择优选用,而是把优秀和落后的文化因子都吸收进来;第四,在现代化进程中,除了双重文化外,其他外来文化也冲击着回族婚姻,使回族婚姻面临着挑战。

    在完成该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点:第一个难点是在婚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性”问题,因为回族非常忌讳谈“性”,所以,在交流中几乎得不到这方面的信息,只能通过其他方面来推断,如从妇科病情况看性卫生;从家庭纠纷的原因来主观地推断“性”的满意度。第二个难点是关于婚外情的内容,村民流传的婚外情没有实证证据,甚至当事者本人也否认,这就容易造成“悬案”。第三个难点是所采访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描述不同,无法确定准确性和真实性。第四个难点是调查的范围太大,如果对全镇回族调查必须进入1600多户人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210户人家的调查,只能说,这些家庭的情况基本上代表了纳古回族各个层次的婚姻家庭状况,而不能面面俱到。第五个难点是相关的、能与之吻合的理论太少。

无论客观原因如何,我希望通过这份研究报告能让读者了解回族婚姻家庭,为研究者提供一份参考资料。



参与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2]参见高发元著:《穆圣后裔》一书中第一部分的相关内容。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