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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是回族发明的!回族对祖国科技发展还有哪些贡献?

 作者:佚名  来源:时光之盟公众号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7-11-02 20:26:23

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是回族发明的!回族对祖国科技发展还有哪些贡献?

科学是指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而技术更多的是指具体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科学技术是随着人类在自然界中求生存的过程而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属于广义上的物质与技术文化的范畴。脱胎于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的回族的先民们,在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交融过程中,以其睿智、勤劳的本色,对伊斯兰科技文化的传播、华夏科技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璀璨的回回天文学

回回天文学,脱胎于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学,即伊斯兰天文学,从时间上看,它上起公元78世纪,下至公元13世纪中叶蒙古统治者进入西亚,乃至其后的一段时间。伊斯兰天文学是在继承大量前人科学遗产基础上建立的,古代希腊-罗马、波斯甚至印度的天文学,都是它智慧的源泉。当伊斯兰天文学自成体系后,它又影响和推动了世界其他的文明进程。而在这一推动过程中,伊斯兰天文学以回族先民为载体,在和中华文明的交融中,极大地影响和丰富了中国的天文学。为了解伊斯兰天文学和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交融,我们首先梳理一下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的履历。

伊斯兰天文学向中华的传播,是从唐代开始的,因为此时已有不少的穆斯林移居中国,为了宗教生活的需要,天文学特别是以伊斯兰天文知识为基础而制定的“回回历法”也随之传入中国。唐代出现了一种《九执历》,《新唐书》记述:“《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而中国传统历法则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清代《历代职官表》明确指出:《九执历》是中国“回回星学”之始。


但回回历法在唐代对中华天文学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我们还得看一下天文学知识及其天文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的象征和地位。

从中国古代文明确立之时起,“天学”就一直被天子所垄断,是皇家的禁脔。既然天学为天子垄断,很自然,天学机构及其直接象征观象台(类似于现代的天文台,当然功能不一样)也为皇家独占,其他任何地方政权或个人都不能建立,否则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




与现代社会中天文学家的身份截然不同,古代皇家天学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属吏都是政府官员;天学机构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通常在地方上没有常设的下属机构和人员。不过这个部门在理论上的品级却一直不太高,最高时在唐代,曾达到三品左右,最低时在五品左右。所以,从天文学知识及其天文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的象征和地位来看,在唐代,来往于伊斯兰世界和中华之间的回族先民——“蕃客”们的天文学知识也只是为己所用了,很少能渗透传播到当政者的天学机构中去。但随着“番客”们的长期留居和身份的置换,伊斯兰天文学也开始逐步影响了中华天学。




据回族《怀宁马氏族谱》记载,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精通西域历法的阿拉伯人马依泽“应召入中国,修天文”。参与了由司天少监王处讷主持的《应天历》的编撰工作。《应天历》编成并奉诏颁行后,马依泽及他的儿子马额、马怀等留居中国,并长期在宋朝的“司天监”(天文台)中担任重要的职务。马依泽父子把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及太阳入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引进中国天文学。他的三儿子马忆在军队中任职,把占星术用于军事。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武经总要》中就应用了黄道十二宫,即今天我们熟悉的十二星座: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



时至元代,蒙古人对西方发动了多次征战,高原铁蹄在撕裂其他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的另一面,即加速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元代是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算方面做出了最全面最重大贡献的时期。

元朝统治者对于穆斯林天文学家是非常重视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在没有继位之前,就任用了一批以札马鲁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继位,设立司天台,许多回回天文学家就在其中任职。至元八年(1271年),开始设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改为回回司天监,品秩升为正四品延祜元年(1314年),回回司天监品秩再升为正三品,并于四月设立回回国子监。从《元史•百官志》中可以了解到,回回司天监共编制有37人,其中监丞以上的负责人有8人,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等五科。札马鲁丁、爱薛、可马剌丁、苫思丁、赡思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任职,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元代穆斯林天文学家对中华天学的贡献主要为:首先,他们将大批的“回回书籍”和天文仪器从西域带到中国。这些书籍主要是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的,内容广泛,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为最多。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第七年(1267年),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七件,其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等皆载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这些书籍和天文仪器进一步促进了元代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札马鲁丁等人还亲手制造了许多新颖的天文仪器。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献出自己制作的七种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其次,元代穆斯林编修了较完善的历法。他们修订的历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札马鲁丁的《万年历》,一是可马剌丁的《回回历》。元代第一次正式颁用的,是札马鲁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的《万年历》。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之前,《万年历》在中国范围内通用了14年。比《万年历》稍后一些时期的,还有一种《回回历》,它实际上就是各国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阴历,即迄今一直使用着的伊斯兰教历。至元十八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万年历》停止使用后很长一段时间,《回回历》也依然在民间广为流传。如:仅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官府印刷出售的《回回历》就达5257册之多;而且科学家郭守敬编制出更先进的《授时历》时,也曾参用了回回历法;穆斯林传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群历法段数》7部等天文书,也都成为郭守敬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回回天文学的直接影响下,经过郭守敬的天才努力,推验出中国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授时历》,它施用了360年,比以往任何一代的历法都要精确。在称颂郭守敬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给这位中国天文学家以最大影响的回回天文学的丰功伟绩。

扎马鲁丁设计制造的天球仪与地球仪

明代在许多方面都直接继承了元代对回回天文学的态度和待遇,在长达三百年的历史中,对回回天文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首先,明政府也为回回天算家设立了专门的天文机构。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司天监外,又置回回司天监;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改名为回回钦天监,下设四科:天文科、漏刻科、大统历科、回回历科。此后不久,又在南京的雨花台建成回回观星台,作为回回钦天监天文工作的附设机构。这种天文机构的设置,直至明终。其次,明政府录用了大批的回回天算人才。如:洪武二年(1369年)夏四月,征元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11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的祖先,因精于天文历算,洪武中授为钦天监,子孙世受其职。第三,明代回回天文学者工作的重要性和科学性比元代强化了。明代所颁行的《大统历》,实际上是承袭元代《授时历》,而《授时历》受回回历法的影响已如前述。在编定《大统历》的过程中,更有回回科学家黑的儿、郑阿里等人先后参加。到后来,由于《大统历》的某些不足,明政府干脆又将《回回历》并入《大统历》,参照使用长达270余年。所以,明代回回对当时天文历法的贡献,实在不可忽视。

而回族对明代天文事业的贡献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洪武年间回汉学者在南京进行的对回回天文历法典籍的翻译介绍工作。此事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太祖朱元璋称赞“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令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翻译洪武初年得于元都之回回历等“秘藏之书数十百册”。翌年(1383年)五月,《回回天文经》译成,吴伯宗、马沙亦黑分别为本书作序。而马沙亦黑等人也因翻译了这批珍贵的阿拉伯文书籍,被皇帝誉为“不朽之智人”。马沙亦黑等回回大师得到这样崇高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明朝人对伊斯兰历法有了全面的、整体的认识。



当历史演进至清代,回回天文学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暗淡下来。清军入关之初,还设钦天监,内分天文、时宪、漏刻、回回历等四科,可知“回回历”仍在产生一定的作用。康熙八年(1669年),最后一任回族钦天监官员杨光先罢职,清朝废除回回科,专用西洋法。从此,回回历法自元朝起在中国官方行用的历史,便永久地被画上了句号。

总之,自回族先民踏上中华大地的那天起,他们就把在当时较为先进的伊斯兰天文历算知识带入中国,历经沧桑,回族先民始终把自己掌握的天文历算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华大家庭,辅助和补充了中国天文历算之不足,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回回天文学在中国的履历也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回族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除了以上比较突出的天文和医药领域以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值得一书的亮点。

二、先进的回回军事技术

在军事方面,回族先民对中华民族科技事业的贡献,是从元代发轫的。因为元代蒙古西征,中西交通大开,是大量的回族先民以军士、工匠、商人、学者等各种身份进入中华的最主要时期;同时,元代蒙古军队史无前例的征战也为回族先民所掌握的军事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回族先民在军事方面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兵器制造,突出地表现在造炮技术上。

蒙古骑兵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并不只是靠刀枪,还有“回回炮”和弓箭。在回回巨炮这种超大型投石机投出的巨型弹丸面前,再坚固的城墙和堡垒也能摧毁。史书记载,这种巨炮“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蒙古军队就是靠它,在公元1273年攻下了强攻数年而不克的襄阳城的,所以蒙古军队亦称此炮为“襄阳炮”。我们在肯定回回炮对蒙古军事胜利的贡献时,不得不提两位回回制炮专家——阿老瓦丁亦思马因

至元初年,元世祖大举伐宋,在襄阳、樊城遭到宋军顽强抵抗。襄樊战役始于至元五年(1268年),元军围城五年,却始终未能攻克。至元八年(1271年),世祖遣使到波斯,请来回回制炮专家阿老瓦丁及其弟子亦思马因。至元九年(1272年)十一月,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制成回回炮,奉旨在大都五门前试射成功。并于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以回回炮攻樊城,一举告捷。接着,又靠回回炮射程远、威力大和命中率高的特点,一举结束了相持五年之久的襄阳战役。由于回回炮在当时战争中无与伦比的作用,元政府对回回炮手和军匠的训练、组织、管理极为重视。

在攻破襄阳的第二年,设立了回回炮手总管府。1281年,设置回回炮手都元帅府。1285年,改都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品秩为正三品。1323年,派遣回回炮手赴河南汝宁、新蔡等地教习炮法。1328年,亦不剌金奉令率所部回回炮手军匠至京师,与马哈马沙的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合并,共同监造回回炮。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元代回回炮手军匠数目可观,规模庞大,在大都(北京)、南京(开封)、江南,到处都有回回炮手军匠的记录。他们以优秀的制炮技术和实践,填补了当时中国兵器史上的一项空白。

丁拱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兵器制造专家

随着时代的发展,火药武器出现,明朝时,中国回回兵器工匠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和材料改进兵器制造技术。在明末崇祯年间,纂修历法的回回儒士杨志国与工匠陈万全一起研制了一种新式火器及战车,史载“所造火器中,则飞帘苇为矢,体轻及远,且能陷坚,一人背负而发之,一发四十九支,透甲烧陈,莫可遮拦,又价廉工省,钻眼封喉,人马俱毙”;具有连珠火枪威力,就当时而言,无疑是一种先进的轻型火器。

所以,到明朝末年,回族匠士已经实现了从石炮向火炮的转换,他们制造的火炮、战车等兵器,技术精良,威力强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兵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在近现代史上,回族继续发扬兵器制造方面的优良传统,从当时救亡图存、反抗帝国主义的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兵器制造工业,涌现出了丁拱辰、刘庆恩等爱国兵器制造专家。

丁拱辰经历过鸦片战争,深刻感受到振兴军事工业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意义,他弃商从事兵器研究,编著了《演炮图说》、《演炮图说后编》、《增补则克录》、《西洋军人图编》等军事著作,并亲自领导铸炮四十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兵器制造专家。

刘庆恩,1915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

四川回族刘庆恩是又一位中国著名的兵器制造家,我国现代兵工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年,他曾参加过刘永福领导的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他还曾参加辛亥革命,并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到德国学习制炮、用炮技术。回国后,他领导兵器研究工作,终于1915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后来还制成大炮等多种新式武器,为祖国兵器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领先的回回航海技术

阿拉伯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之一。早在唐宋时代,回族先民就漂洋过海,历经艰险,从西亚来到华夏大地。而时至明代,征服海洋的重任又历史地落在回回人肩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1405年至1433年间先后统率由百余艘大小帆船和二万七千多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三十余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走向远洋的空前壮举。其航海规模之大、航行船只和人数之多、足迹之广,堪称世界远洋航海的千古绝唱。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小名三宝,云南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祖父、父亲曾先后赴麦加朝觐。明初,三宝被掳至南京入宫,成了燕王朱棣的侍童。他曾跟随朱棣出征“靖难之役”,充分展示了他的文韬武略,特别是“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之战的获胜,为朱棣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朱棣即帝位后,念三宝跟随左右,屡建战功,便赐他“郑”姓。郑和一生建树颇多,最伟大的成就是以其非凡的组织力和创造力,领导了这次轰轰烈烈的下西洋活动,成为中外航海史上的一代伟人。



同时,郑和的航海事业,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瓷器之路”,发展了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华侨在南洋定居、生存、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航海活动,也刺激了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航海技术,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在下西洋的船队中,除郑和之外,还有一些回族人,他们也都在这空前的航海事业中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人,因才干优裕,通晓阿拉伯语,以通译番书的身份,先后参加了第四、六、七次远航。马欢是位有心人,在鲸波浩渺、历涉诸邦的同时,他注意采摭各式各样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曰《瀛涯胜览》。该书共计18篇,记述了占城、爪哇等19国,为这几次远航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郭崇礼,杭州仁和人,与马欢一样,因“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并轺,跋涉万里”。在《瀛涯胜览》的编写中,郭崇礼出力不小,特别是刻版印刷、找人作序,大都得力于他。费信,字公晓,吴郡昆山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晓阿拉伯文,先后四次随郑和下西洋,任通事之职。费信笃志好学,每到一地,即将那里的山关、人物、物候、风俗之事记录下来,以备采纳。在此基础上,他编写了一部名曰《星槎胜览》的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眼目睹之事,后集是采辑传译之闻。哈三,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掌教。14134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请哈三阿訇为之当翻译、作顾问。出访期间,哈三“揄扬威德,西夷震詟”。

蒲日和,字贵甫,泉州人,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家族后裔。他曾在元末与金阿里同修泉州清净寺。蒲氏家族为东南地区航海世家,故蒲日和被郑和起用,参加了第五次下夕阳,先后访问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和地区。归国后,蒲日和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并负责管理灵山圣墓。除以上列举的外,在郑和的下西洋船队中还有其他许多不知名姓的穆斯林。他们以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和熟悉阿拉伯语的专长,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另据《瀛涯胜览》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曾选懂阿拉伯语的七个通事,带麝香、磁器等物到麦加,往返一年,带回各种奇货异宝,并画了一幅《天堂图》。这事实上是组成了一支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团,他们携带回京的《天堂图》真本,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份麦加天房画图了


回回人郑和统领宝船七下西洋,不仅体现了郑和本人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更体现了回回先民在当时所拥有的航海经验和所掌握的航海技术。追溯历史,在唐中叶以前,往来于南洋的船舶大都是外国船,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西域舶”、“西来夷舶”、“蛮舶”、“蕃舶”等名称屡见不鲜。但是到唐末以后,中国海船的水平已经超越了外国。到了宋元时期,中国海船更是蜚声中外,几乎垄断了中国到南洋之间的航线。中国船舶业的的突飞猛进和回回先民对此行业的贡献分不开。


唐宋时的市舶司多由朝廷任命当地军事或行政长官兼任,有时也派宦官赴任。到了元代,市舶司的职务也启用回回人担任,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元世祖招降并重用南宋泉州提举市舶使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并设置海外诸蕃宣慰使与市舶使。其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司提举、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寿庚父子掌管海外市舶贸易三十年。


元朝政府除在广州、泉州设置市舶司外,又在杭州、澉浦(今海盐)、温州、庆元(今宁波)等海港城市先后增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其中担任市舶司提举的回回人除了蒲寿庚父子,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剌、忽都鲁沙等。在这些市舶司回回提举们长期的努力经营下,中国的海上贸易和航海业举世闻名。


要征服海洋,不仅要有能够扬帆万里的大船,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在郑和下西洋中,航海者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季风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

在定向定位技术上,除了应用指南针外,元、明时人们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航海天文学,并应用牵星术来观测船舶的方位。所谓牵星术,就是以“星高低为准”,通过测量方位星的高低位置,来计算船舶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和方向,从而确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


此外,航海者已经掌握了深水测量技术,可以测水深七十丈以上。在这些航海技术中,无疑有回回人的贡献。因为早在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就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拥有精确的海程记载。元代的回回人传承着唐宋时代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如《元秘书监志》记载,航海的回回们掌握有“回回文”(阿拉伯文)的“回回针经”,即海道针经,或可称为航海指南,要福建泉州负责搜集回回针经这方面的书,上报朝廷。这说明元代回回人有着较高水平的航海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