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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妮:我的异族兄弟 |第九届新月文学奖得奖作品

 作者: 彦妮  来源:新月文学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3-22 19:11:02




我的异族兄弟

 

彦妮(汉族)



进城十几年,认识了不少写东西的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没多少名气,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他们生活清贫、简朴,难入社会主流。他们一边竭尽全力承受着柴米油盐的物质压力,一边又点灯熬油开辟着自己的精神疆域。其实他们的文字大多难入编辑法眼,即使偶尔发一两篇,也时常被改得面目全非。但他们就是放不下。不是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他们内心早已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那怕前方布满陷阱或地雷阵,他们也不会轻言放弃。


井笑泉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回族。


难以记清我们究竟是哪年认识的,总觉得时间已经很久。我每次见他,他都似穿着同一件西服或衬衫。寸头。身板直挺。笑呵呵的。两手喜欢交叉抱在胸前。有时他手里会提着小布包,像是准备去市场买菜的样子。


我的报亭旁有个报栏,他除了去报栏前浏览,便会时不时过来跟我聊几句。他个头高,清瘦,走路又快,故感觉他每动一下都须提前多准备些气力似的。他比我大二十多岁,算是隔代人,但他还总是客客气气的,每次来都会跟我握握手,仿佛我们已多年没有见面。而且他还有意无意呼我“作家”,让我不好意思的同时,额外感觉出压力和惶恐。他会说看过我的哪篇东西,会说自己写过一些什么。提起当年的青葱岁月,他的语速会明显加快,说起现实,他又多少有些忧心忡忡。他说他写了一辈子诗歌,当年曾获宁夏“三大工人诗人”桂冠。可是现在,诗歌被边缘化了。他写的东西非但发表不了,那些所谓的先锋诗歌,他连读都读不下去。年轻人的诗歌他读不懂,自己的诗歌别人又觉得过于直白。写吧,只能给自己看;不写吧,又觉得不甘心,所以有时他不得不写点书评之类的短文。


见我每日起早贪黑打理生意,他也劝我找找人。他说人有时不得不放放自己的架子,他就是因为当初太高傲,没把工作当回事,结果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当时太过年轻,自负。以为工人阶级就是永远的老大哥,在火柴厂一干就是几十年。其实曾有人帮我调过工作,是个事业单位。就因为报名填表时一妇女咕哝了一句闲话,我就感觉伤了自尊,便头也不回地回家了。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傻!”


他不会旁征博引,更不会滔滔不绝。他说的都是浸透了他切肤人生的经验和教训,所以,人听着并无说教或生硬的成分。见我忙时,他便会迅速离开,生怕耽误了我什么。


有时文联组织采风,他也是一打电话就去,从不推辞。近70岁的人,我们去红寺堡采风时,还亲见他拿着小本子做笔记。贺兰县有本杂志,有时会发表他的诗歌或书评。故每出新书,他都要亲自到编辑部去拿。期间,他还时常义务帮忙给其他文友送《贺兰》,那种热心的样子,俨然他的文章上了《人民文学》。来回几十里路,他有时就会直接骑着自行车去。每当看到他在我的报亭前停下车子,一边从包里往出取杂志,一边擦着满头汗水的样子,我就想着世界上有哪一个发行员,能像他一样,积极推广一本没有公开发行的刊物?


每写出东西,他也须要将稿子亲自送到编辑手里,生怕中途出现岔子,给耽误了。开始还行,偶尔能发几篇回忆性的文字,尽管只有千把来字,他也显得很兴奋。后来因为编辑都用电子稿了,他的手抄稿便使编辑觉得麻烦。不得已,他就省吃俭用买了一台电脑。可自己又不会打字,每天对着电脑像是赶了一对难以驯服的骡子。但他并不气馁,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出敲。只要见我,他就跟我讨教诸如“粘贴”“复制”的操作方法,那种谦逊和好学的态度,宛如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慢慢地,他能打字了,家里又没装宽带,他只能将打好的稿件,求文友给辗转传过去。


去年有一段时间不见,以为他去旅游或是去亲戚家了。后来相见,却知他是动了手术。人是愈发瘦了,西服袖子显得愈发宽大,真像装了两袖清风。他不再跟我谈写作,说是准备出书。他说正规的书号他买不起,要好几万,他准备找小印刷厂印上百十来本,分送给亲朋好友,也算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我说那容易,只要把电子版给他们,几天就能出好。他挠了挠头说:“以前的稿子都是手写,要全部打印出来,估计要很长时间。”我说实在不行就花点钱,交给打字复印部。他说回去考虑考虑。


但一“考虑”就是几个月。再见他时,提起他的诗集,只说还没整理好,他打字慢。我就不好意思再提打字复印部的事,估计还是怕花钱。听说他下岗早,退休金微薄,又没别的来钱路。后来他还征求过我的意见,问究竟是出一本还是两本?我说为了节省成本,就精选,出一本。


他便信心满满地回了。谁想,那一去便是永诀。


我们几个文友辗转去了他家。老筒子楼,随处可见“牛皮癣”。加之位居闹市,喧嚷不堪。他儿子说:“不行的时候,我赶紧去印刷厂,先印了一本样书回来,拿给老爷子看。他躺在病床上,高兴得很!结果,第二天就走了。”其老伴也说:“早知道就先不给他看那本集子了,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天。”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复杂得很。我觉得喜欢写东西的人都是痴人,自己视为生命的东西,在旁人看起来,其实不过就是几个字而已。


“谁看青简一编书”?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在浅文学弥漫的时代,在刷屏刷到手抽筋的当代,像井老师这般痴心不改的写作者,在这世间还有多少?他们对文字的热爱,对世道人心的忧愤,仿佛山岩缝隙里流出的清泉,一滴一滴,慢慢净化和渗透着周围日渐异化的土地,到头来,他们却是另类,是被OUT的时代淘汰者。这些人辛辛苦苦一辈子,苦心积虑费劲巴脑写出了许多忧国忧民的文字,结果,竟无法将其整理成哪怕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更深人去寂静,但照壁、孤灯相映”,联想到井老师的名字,我只能在心底默默祈祷:愿井老师到了那边,再也不用为一个字去绞尽脑汁;再也不用为一本书心心念念。

 


在乡村中学上初中的时候,我不过14岁。那时尚不懂物理为何物,却很快熟知教物理的老师是谁了。


都说此人抽烟很凶、脾气暴躁,像豹子一样威猛,动辄会用板凳腿打人,故称“马豹”。当时我还笑着跟同村的学长调侃:“咋不叫‘马虎’呢?”学长听了立刻噤若寒蝉,压低声音劝我:“别笑!小心让人听见了。他其实叫马宝,只因脾气不好,所以大家暗地里才叫……”


虽未谋面,也未领教过板凳腿与肉体起承转合的滋味,但内心已认定:此人天生冷血,不谙人情世故,非常人矣!


一晃一年过去。干巴巴的黄米饭和有咸盐没咸菜的生活,使我暂时忘却了马老师的存在。当时我对一块锅盔的渴求,远比了解一个物理老师的个性更为迫切。


新的学期如约而至。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要真真切切地面对马老师了。包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板凳腿不再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静物,它似乎被放大了数倍,在我的眼前一起一落地晃动。我一边翻看里面的内容,一边觉得屁股有些紧绷绷的。     


上课铃响了,该来的终究会来。我闭着眼睛,长吸一口气,感觉一股悲壮之气在胸腔里回荡。门开了,一个高个子目不斜视地猫腰走了进来。黑色中山装,大背头,两根粉笔,没带教案。也不看谁,也不自我介绍,转身在黑板上便写起字来。仿佛他十几年前就认识我们,都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他看上去50岁不到,讲一口方言,也咳嗽,也擤鼻涕,样子与村里的马家兄弟并无二致。于是,我才慢慢将悬着的心放下来,把屁股稳稳地落在板凳上,开始听他究竟在讲什么了。


第一节课下来,我终于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我发现许多同学也跟我一样,他们课后嘻嘻哈哈的样子,证明了传闻的夸大与虚假。日子一天一天往前过,我们的生活并未因物理课的介入而有丝毫变化。那个被人形容成豹子的老师,并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凶神恶煞的一面,相反,我倒觉得他和善、普通,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


然而,就在我们放弃了戒心,完全麻痹松懈的时候,传闻忽然变成了现实。那天,马老师还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依旧猫着腰,也不看谁。可是不过一分钟,他突然像是豹子发现了猎物,喉咙里发出爆炸似的一声长嘶,一手宛如拿着菜刀一般从空中砍了下去:“你,站起来!”我盯着他的手指,妄想它指的是别人,可是我的眼睛偏偏与他的手指形成了一条直线。我一下子哆嗦起来,感觉人都要瘫倒在地了。我屏住呼吸,闭上眼睛,等着一条板凳腿从天上飞下来。

教室里鸦雀无声,真的能听见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板凳腿迟迟没有飞出,却比飞出来还考验我的耐心。我两手紧紧抓住课桌,让所有的重心都转移在胳膊上,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论怎样,我都要坚强。又是一声嘶吼:“就是你!”我再一次试着睁开眼睛,正见一个拳头大小的铁疙瘩,似离弦的箭一般,从我的头顶飞驰而过。没有尖叫,没有哭喊,我记得非常真切,当时所有的同学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我的身后,传来铁与木头的撞击声……


幸亏那同学将身子一缩,才躲过一劫,否则,那七八斤重的铁疙瘩定然会惹出血的事端!那种脾气的老师,要是搁到现在,可能连半天也无法在学校立足,但在三十年前,却着实震慑了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再也没人把物理课不当回事,再也没人在马老师进门的时候还若无其事地在板凳上坐着。从此以后,我们上谁的课都可以掉以轻心,唯独物理课,是须要认真复认真的。


那时关桥中学的所有物理课都是马老师所教。初二两个班、初三一个班,虽然学生人数不能跟现在的大班额相比,每班也就三四十名学生,但是一人教三个班,而且还教得那般服服帖帖,想来并非易事。


不知是因为他课讲得好,还是因为他是回民的缘故,后来马老师就当校长了。但他还是教我们物理,每天带着几支粉笔,眉头紧锁,没有一点做官后的喜悦。他的脾气依旧那样,不生气时宛若大哥,可以坐在你身边听你问任何问题,倘若生气,便似咆哮的豹子,恨不得一把将你捏死。可能有人劝过他,有好几回,我都见他一边在地上踱步,一边气得浑身都在哆嗦。


对学生较真也就算了,他对老师也是一样,六亲不认。有一回,因为隋老师的女儿将尿撒在了蓄水池的盖子上,不知被谁发现了,就被反映到校长那里。其实那女孩不过3岁,尿究竟流没流进蓄水池里谁也说不清楚。可是,当他听到反映后,立刻火冒三丈。不顾其他老师劝说,他立即雇人将满满一池水都吊出来饮树了。那可是全校师生的吃喝用水,是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县城拉回来的,来回一百二十多里路程,一天仅能拉两车!


整整一下午,除了那些白杨树笑谈渴饮的样子,整个校园里都弥漫着强烈的火药味。为了对质,隋老师携夫人在校园里来来回回地穿梭。马老师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们时而在办公室争吵、时而到蓄水池旁推测、时而去初三班找目击者……而初三班的全体学生,那一下午几乎就没上课,都战战兢兢地躲在教室里,生怕哪个老师进来问到自己。最高潮的时候,听说是隋老师让他们坐下,而马老师却喊着让大家站起来;马老师让他们坐下时,隋老师又喊着让大家站起来。一个是校长,一个是班主任,究竟是坐下还是站着?不难想象,那个下午初三班的所有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经历了怎样漫长的考验和惊心动魄的场面。


眼睛里如此揉不得沙子的人,对学生的一点点进步,却又会表现出异常的欣喜。某天下午,距放学尚有一段时间,突然,屋檐下的钢管被骤然敲响。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便都迅速从教室里飞奔出去。跟着指令到了操场上,立正稍息之后,大家便都齐刷刷地站着。远远的,我们看见马老师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几页纸,一边与旁边的老师打着招呼,一边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来到了我们面前。平时看他最不喜欢讲话,常常能不说就不说,有时还卡壳,然而那天他却兴冲冲地讲了十几分钟:


“同学们,今天之所以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这是某某同学的荣誉,也是我们关桥中学的骄傲!……现在我宣布,我们学校的某某同学获得了上海《童话报》的优秀奖……”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至于这么兴师动众么?当他珍重而喜悦地把奖状发给那位同学的时候,许多人都在操场上窃窃私语。搁到现在,有哪一位老师会这么去做呢?


学校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比赛,我得了头奖。拿着奖我的三块钱的文具盒,我还没品出什么感觉,他便悄悄让我在周末留下。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心怀忐忑地周末去找他。结果马老师说我普通话说得流利,他想让我教他普通话——那种谦逊和热心的样子,真是叫我吃惊!按道理,他记忆力那么好,要真正学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我早就听说,他能不看象棋盘,就可以蒙着头把对方杀得溃不成军。可当时当地,却看不出他有丝毫降低自己身份的难堪,相反,他两手搓在一起,俨然小学生一般立在我身旁的样子,叫我更加紧张和惶恐。


他让师母端了一些他们回族的炸油香让我吃,然后找出几本书,让我挑一些精彩的片段,给他录下来。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羞愧,一个初二的学生,给校长录了一盘蹩脚的“关桥普通话”磁带,竟然还能受到他的表扬。难道他就听不出什么破绽么?或者他就是为了鼓励我培养我才故意出此下策?他要真想学习普通话,听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或访谈,哪一个播音员没有我说得字正腔圆呢?

那时我负责管理学生宿舍与教室的电闸。虽然须要起早贪黑地把握好时间,但是操作却很简单,就是到时候把电闸推上去或拉下来就行了。他有一回巡查时,发现我在配电室里站着看书,二话没说,就急急忙忙去他的宿舍找出一把椅子,让我放到配电室去用。


我在关桥中学三年,马老师教了我两年。两年时间,我们虽然没有更多交流的时间,但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以及那种一竿子戳到底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没见他进过寺,也没见他戴过白帽,但是他比任何一个有信仰的人都令我敬佩。因为没有考上中专,我直接走上了社会。时间一久,便与那所乡村中学的关系渐渐淡漠了。很长的时日里,我都没有马老师的消息。后来偶尔听说他还教物理,却已经不是校长了。那样耿直和暴躁的脾气,在愈来愈先进的科技时代,仕途上遇阻是意料中的事。但我依旧觉得惋惜,总认为像他那样连一根针都不愿谋私的人,其品质应为全社会的师生学习和尊重。


再后来到了银川,便闻他内退以后率全家去玉泉营农场种地了,时间不长,便因胃病故去……

 


那时我在县城没什么亲戚,见过左老师后,他就握着我的手说:“这里你随时都可以来!”我以为他只是客套一下,也没在意。等我走出楼道,无意回首,竟见他还立在办公室的门口,跟我挥着手。


我们不过就见了一次面,他便记住了我的名字。他在文化馆上班,我是正经八百的农民,但在他眼里,从未见其流露出一丝轻看我的神色。相反,每次见面,他那嘘寒问暖的兄长样子,反倒使我觉得近乎客气了。


渐渐熟悉后,他处便成了我的落脚点,没事就过去坐一阵。不管人家忙不忙,我都要翻翻书看看报,现在想来,那时真是有些太过随意和散漫了。当时我还没有文字见诸报端,有时就拿出很不成熟的稿子让他看,他也没有半点不耐烦的样子,每次都很认真地指出其中的优劣,鼓励我要坚持多读多写。等到我发表处女作时,他已是宁夏有名的作家,可他还常常拿我当个人物似的,看他写的稿子,有时还征求我的意见,一脸谦逊和平易地听着我的乱说。


偶尔在街上碰见,他会笑呵呵地迎上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生怕把我弄丢了一样。有时拆楼回家,看见我的车把上挂着干粮袋,他就动情而怜惜地说:“你这才是沉甸甸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都有些飘。”若正逢他领了稿费,他便会拉着我下馆子。虽然只是一碗炒面,但是素昧平生,人家凭什么为我破费?听到我的孩子住院,他还非要塞钱给我——而他也有一大家子人,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经济其实并不宽余。


他结过两次婚,住着几间平房。在狭窄的小院里,有颜色的只是几株开着黄花的向日葵、以及两只“嘎嘎”叫着的大白鹅。尘世喧嚣,他却总是穿着那几件朴素的衣服,几十年都没有动过窝。他不是什么官员,所以从不为名利所累,不钻营、不攀比、不为前途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大凡有点能耐的,许多跟他条件差不多的,都去了省城或是被单位提拔或加薪,而他依旧是一个小小的、默默无闻的创作员。


在创作上他是名人,学过哲学,写过许多优秀的诗歌小说,其精神生活可谓富有,然而,他的物质生活却是清贫的、差强人意的。以致有些亲戚都看他不起,觉得他窝囊、没啥出息,在清水衙门里干了一辈子。


赶上饭口,是须要吃一碗的,否则,他就会不高兴。因为我是汉族他是回族,所以我就尽量不去动他家的碗筷,生怕由于宗教习俗的原因影响了我们之间的交往。但他似乎并不计较这些。有一回我可能打了推辞,他便一边吃饭一边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人都非常虚伪!”我讪讪地笑着,看着他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就赶紧拿起桌上的馓子吃了起来。


后来我写了长篇小说,他高兴得好像自己写出来一样,珍重地握着我的手说:“无论怎样,这个长篇都把你往前推进了一步!”并且一边掂量那一千多页的手稿一边肯定地对我说:“我就不信,这么厚的一沓子,会挑不出好东西来!”

某年大旱,他见我灰头土脸的样子,就试着问我再写东西了吗?我吞吞吐吐把家里的拮据情况对他讲了,他沉默了一阵说:“你要多写东西呢!这样长期下去,定会一事无成的!”然后俨然下了很大的决心,拍了拍我的肩膀,竟然直接带我去了县长家,说要给县长说说我的具体困难!


幸亏那次县长没在家,否则,不知道我们在县长面前要经历怎样的尴尬。一个文化馆的创作员,为一个拆楼的打工者——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赤手空拳去求县长,搁到现在,有谁会去那样做呢?


孩子慢慢长大,左老师的生活便每况愈下。几番权衡之后,他不得不忍痛把那几间平房卖掉,又到郊区买了大一点的院子。盖新房的时候,他就睡在砖瓦临时搭就的帐篷里,我几次去看他,都见他的帐篷里散乱地搁着书本和方便面,帐篷外面有一层薄薄的寒霜。因为要省钱,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他便坚持自己干。他不抽烟,就喝点茶,平整院子的那段时间,他连茶也不喝了,就用白开水解渴。偌大的新院子,他一个人用架子车推土、一个人将水泥挪到干燥的地方——近五十岁的人,身材并不壮实,还生着病,居然就挽着裤腿蛮干!房子刚刚落成,围墙尚未砌就,他戴着白帽,一刻不停地在院子里忙乎。看着他满面尘灰的样子,再想想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当时真的觉得内心像是被火烤了,一阵比一阵痛。可他却并不觉得苦,依然信心满满地对我讲他新定的宏伟计划:“我要在院子里都种上蔬菜,除了茄子、萝卜和葱,我还要种西瓜和葫芦。秋天,我还想打个水窖,以便饮树或浇花……”


就是这般单纯得近乎透明的人,以他的憎恶黑暗有如魔鬼的品格,影响和教化了我。他的不求回报和良善的德行,使我在潜移默化中,也逐渐看淡了浮生的奢华,依然在清贫的家里,坚持写几个字、看几页书……后来,因为我在省城打工,便很少有机会再去探望他。尽管我从别人口中得知他的病情加重了,但我总觉得他住几天院就扛过去了,等缓一段时间再去看他。总以为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哪里想到,就在我还匆匆忙忙在外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报纸上却出现了悼念他的文章!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要怎样努力才能弥补我内心的歉疚?在暮色中,我常常怅然若失地望着故乡的方向,望着遥远的天际那些无法亲近的云海和星空。我只愿那个虚幻的世界,左老师再也无须低着头,鼓着勇气去替一个打工者求人;再也无须在清寂的黎明,面对人性的污浊而独自悲泣。


十几年过去了,当我被灯红酒绿的奢靡几至要蒙蔽的时候,当我看惯了世俗的嘴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当我在失意中几乎要消沉和退缩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左老师——我的兄弟和师傅!他的嫉恶如仇的胸怀、他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人精神、以及对文字和宗教的敬畏态度,都像一个路标,竖立在我的眼前,让我时时懂得感恩和布施、使我瞬间变得自信和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