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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发元:全国首部回族微型社区史---《呈贡—城内回族简史》序

 作者:高发元  来源:  点击:  评论:0 时间:2018-09-11 14:11:50


         我国回族史志编撰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云南启动较早,成果较突出,迄今已出版省(自治区)、州(市)、县(市)、乡(镇)、村各级史志20余部,结束了云南回族有史无书的历史,开创了回族民间编撰史志的新时期。新著《呈贡城内回族简史》是全国第一部城市回族史,也是全国第一部回族微型社区史,给回族史志的编撰提供新思路和有益启示。

   
       

        回族现有人口1千多万,“大分散,小聚居”于全国各地。“小聚居”以数十人和数百人的微型社区居多。这些微社区遍布全国各地城镇街道和乡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进一步扩大。虽然有回族社区消失,但更多的新的回族社区在形成,有的发展成规模较大的聚居区,如深圳市三十年前仅有回族1户3人,现在发展为10万之众。浙江义乌三十年前回族人口屈指可数,现在数以万计,成为打造闻名全球的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中坚力量。


        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形成,固然与其形成初期的历史有关,但商业活动才是根本原因。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鼓励经商。经商赚来的钱可改善生活,发展生产,缴纳税收,救济穷人和支持公益。商业不仅带动物资、资金和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整合,促进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还带来人口的迁徙。善于经商是回族的一大特点,可以说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回族穆斯林的身影。一个新兴市场的出现都有可能引来回族商人的光顾,一个清真餐馆的开张往往伴随餐馆老板举家迁移。回族穆斯林无论做生意或开餐馆,一旦站稳脚跟,就会逐步形成一个以清真寺、清真餐馆和小白帽为标识的回族社区。


        回族的高度分散增加了编撰回族史志的难度。所以,迄今编撰出版的回族史志均为人口规模较大的省(自治区)、州(市)、县(市)、乡(镇)、村级史志,微型社区则未进入编撰视野而处于空白状态。回族微型社区史志是地方回族史志的基础。没有以回族微型社区史志为基础的地方回族史志,就不可能有完整意义的全国回族史志。编撰回族微型社区史志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呈贡城内回族简史》无疑开了个好头,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史志的价值在历史积淀不在人口规模。呈贡城内回族虽然只有500多人,但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元代。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10万蒙元大军渡金沙江,平大理国,战事结束,随同征战而来的西域回回军也随处入社,落籍云南。这个庞大的穆斯林群体成为人数最多的云南回族先民。呈贡位于昆明滇池东岸,地理位置重要,曾处于古滇国核心区域。在这里落户的回回军娶当地女子为妻成家立业。在男权社会,非穆斯林女性嫁给穆斯林男性通常也随之成为穆斯林,孩子出生取得教名也获得了穆斯林身份。他们以族内通婚和有条件的族外通婚繁衍后代扩大族群和传承伊斯兰信仰。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主动适应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食稻米,吃炒菜,穿汉服,住汉屋,说汉话,读汉书,识汉字,凡是汉族等兄弟民族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只要与自己的伊斯兰信仰和生活禁忌无妨的,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他们与城内居民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为依存,同呼吸,共命运,除了宗教信仰和某些生活禁忌差异,其他别无二致。


        回族是最早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据史书记载,元仁宗皇庆三年(公元1314年),全国会试,云南所得5个名额,其中蒙古人1名,色目人(回族)2名,汉人2名。这说明元代中期包括呈贡城内回族在内的云南回族的汉文化水平已相当高。汉文化是国家主流文化。呈贡城内回族由于较早地学习和掌握了汉文化,所以,他们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达到了与城内汉族同样的高度。


        呈贡城内回族适应汉文化环境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过程。伊斯兰教本土化不仅使伊斯兰教在新的社会环境——汉文化环境中得以立足和发展,还造就了回族特有的文化——回族文化。回族文化不等同于汉文化,也不等同于伊斯兰文化,也不是这两种文化的简单相加。回族文化是以汉文化为生存土壤,以伊斯兰信仰为终极价值取向的新型文化。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同为世界上体系完备高度发展的文化,它们在非信仰的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源于这两种文化的回族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适应能力极强,所以回族千百年来与汉族等兄弟民族杂居既能保持自己的传统而不改变,又能跟上社会主流而不落后。呈贡城内回族的历史可以说是回族形成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对伊斯兰教本土化和回族文化生动的诠释。《呈贡城内回族简史》不仅开编撰回族城市史志和回族微型社区史志之先例,还为回族学研究回族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珍贵个案。


        编撰回族史志是一项系统工程,通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东西可写,二是有人会写,三是有人主持写。许多地方编撰史志不见动静,并非不具备这些条件,而是认识不到位,或者说缺乏文化自觉。有文化自觉,编撰史志就能攻坚 克难,把所谓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可能变成现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只有回族人口2万人,属国家级贫困县,然而就在这贫困之地先后编撰出版了《巍山回族史》、《大围埂村志》、《小围埂村志》和《马米厂马姓村志》四部史志,靠的是文化自觉。编撰史志向来是政府行为,包括巍山在内的云南全省各级回族史志则由民间自发编撰,显然也是文化自觉使然。


        史志乃国之重器,民族之根脉。有前人编撰的二十四史等史志,我们才知道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并为之自豪而凝聚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历史上,许多民族,包括回族,通常以口述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虽然也是一种传承方式,但负载毕竟有限,也不太准确,年代久了还会变模糊,有的变为可信可不信的神话。由于缺乏记载,人类不知有多少精彩的历史文化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文化生活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落,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瓦解,今天还可以收集到的事实,再过几年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印第安人的养子,破译了印第安人生活之谜,对印第安文化作了透彻的阐释。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印第安文化已灰飞烟灭。印第安人的后辈子孙们只能在路边树立一根图腾柱,或者在自己的衣服上画一只乌鸦以证明自己的印第安人身份。今天我们要了解印第安文化,还得去看摩尔根的书。万幸摩尔根给后人留下这一道暗夜中的星光。摩尔根堪称文化自觉的典范。


        当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传统文化在新的商业文明大潮中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人们惊呼,感叹,无奈,一筹莫展,似乎毫无办法。其实办法是有的。我们留不住昨天的历史,但我们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民国时期,白寿彝先生在战乱中收集整理的咸同西北回民起义和云南回民起义史料,已成绝世珍贵文献,其意义可胜于他主编的宏篇巨著《中国通史》。因为中国通史可重编,而回民起义史实不及时记录,就会随着知情人的去世而永远地消失。我主编的56本跨世纪中国各民族家庭实录,以及我主持的近400人参与的云南回族乡情调查,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和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对云南的10个回族乡和全国55个民族村寨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婚姻家庭、宗教、人口与计划生育和生态作了全方位的记录,出版图书数十部,文字总量2000多万,照片10000多张,录音和录像数百盘。这些家庭和村寨数十年、上百年之后必然发生变化,有的面目全非,有的消失。所幸我们已经记录下来。这就是记录的意义。   


        编撰史志是记录的一种类型,是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最古老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呈贡城内回族区区500人,不足挂齿,得以修史立传,起初是一位阿訇的提议,阿訇文化不高,却有不是高文化人都有的文化自觉。阿訇的提议与本书主编马宏谋不谋而合。宏谋呈贡城内出生,现任昆明市民委副主任,兼任云南回族研究会副会长,对民族文化情有独钟。在他的策划和主持下《呈贡城内回族简史》梦想成真。《呈贡城内回族简史》编撰出版也离不开同样热心的文化人,公务员和企业家的积极参与。回族微型社区史志作为回族史志的一种特殊类型,编撰既要讲规范又不能求全责备,其内容可多可少,篇幅可长可短,长则可数十万,短则可数千。编撰史志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回族民间编撰史志方兴未艾。编撰史志的人们记录了历史,历史也会记住他们。


高发元,回族,云南个旧人,中国回族学会会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婚姻与家庭、回族历史文化研究。